向玉琼[1]2004年在《全球化与公共政策的适应性分析》文中提出本文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公共政策的适应性问题。受到生态学与行政学相结合来研究行政系统这一新视角的启发，本文在系统论思想的指导下，将生态学与公共政策学结合起来研究公共政策。借鉴行政生态学的观点，本文形成了政策生态学的观念。所谓政策生态学，在本文中指在系统论的观点的指导下，从生态学视角出发，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主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策系统与社会圈的相互关系，即通过生态系统的模拟来研究政策生态系统，研究政策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平衡关系。这就包括几个要说明的问题：一是何谓政策系统?二是何谓环境系统?叁是如何使政策系统适应于环境系统?这些都是在本文中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加入WTO后，公共政策系统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全球化的大背景，要求树立全球化的全局性观念；经济环境的变迁，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并遵循WTO的规则；公共管理体制、理念、方式的变化，要求公共政策担负起重塑公共管理体制的任务；全球化对高效科学的政策制定系统的要求。 针对环境的变迁，本文认为公共政策应从叁方面进行调整：首先是政策理念上应树立规则观念、公正观念、谈判协商观念以及互惠观念，这些都是WTO规则所要求的。其次是政策能力的适应性，政策能力包括政策的有效性和制定与执行的能力，政策的有效性要从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出发来考虑，只有正确处理叁者之间的关系的政策才是有效的和高效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能力指政策具体的行为能力，要注重政策创新能力的提升。最后是政策体制的调整，要遵循精简效能、协调规范、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原则，应以决策子系统为核心，以信息子系统，咨询子系统和监控子系统为支撑来建立政策制定系统，并且要注意维持政策系统之间的协调。
曹堂哲[2]2002年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公共政策的适应性——一种“系统范式”的宏观视角》文中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政府公共政策的适应性受制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体制、权威性的世界经济贸易规则、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公共政策制定系统四层级的变量 ;这一适应性包括经济全球化对政府公共政策适应性的一般要求和中国政府公共政策在新的条件下公共政策适应性的特殊要求。
姜国俊[3]2009年在《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以来,中国的行政改革一直在持续而高调地进行。前后相继的大规模行政改革就有六次,行政改革在全方位改革格局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并逐步跃升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但是,在行政改革30余年取得不少积极进展的同时,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政府职能和行政行为的现实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甚至在主要方面是相对滞后的,从应然的高标准来看,行政改革尚未取得根本的突破性进展,而只是取得了相对滞后的成果。引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1978年以来中国的行政改革成为了一个持续推动而又相对滞后的有限改革?这就直接涉及到行政改革的动力学问题,并由此成为本文研究的缘起和贯穿始终的一个中心问题。理解和把握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的动力学,离不开四个紧密关联的核心问题:谁改革?为何改革?如何改革?改革产生何种影响?分别涉及改革主体、改革动因、改革路径和改革效果四个方面,其中最首要的方面就是改革主体。只有牢牢把握改革主体的行为逻辑这条主线,才能清晰地解释行政改革的动力学。由此,本文将行政改革动力学分析的关键视角放到了作为当代中国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行为逻辑之上。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在革命党的思维惯性牵引和以党建国的建政逻辑推动下,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党-国高度一体化的政治架构,而在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党-国相对自主化的调适性改革过程,但党-国一体化的总体架构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转型期中国特定的政党-国家政治架构,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唯一的执政党地位和全方位改革的主导者身份,也就决定了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鲜明的执政党主导特征,因此,本文将转型期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行政改革特指为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党内权力结构,决定了中央政治权威作为党的最高权力中心和最主要人格化代表,是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最高决策者、总体设计者和主要推动者,充当了核心动力主体的角色;党的各级政党-政府官僚作为中央政治权威的政治代理人,是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次级决策者、局部设计者和主要执行者,充当了执行动力主体的角色。同时,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分别在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起着辅助动力主体、基础动力主体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特定的行为主体,其行为无疑有特定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只有从多元目标导引和多重条件约束的结合入手,才能完整深入地把握其推进行政改革的特定行为。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居于党-国科层体制的顶端,其自身利益与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具有高度的共容性,党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也主要通过中央政治权威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体现出来。结合执政党的共性和中国共产党的个性,本文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和“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以及其行为的初始条件约束、知识约束、博弈约束和意识形态约束。由此,本文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演进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基于自身目标函数的渐进理性选择过程。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基于“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选择和改革经济体制,基于“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选择和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选择和改革同时又都会不断受到“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和“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的制约和校正。而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选择和改革,共同决定了行政体制的选择和改革。沿着上述思路,本文着重论述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以后为实现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逐步启动和持续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轨和适应性行政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为实现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逐步启动和持续推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并从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和政党-政府官僚四个主要动力主体的“上下互动”视角,对适应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滞后根源、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推进梗阻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就是分别论述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市场化动力学和民主化动力学。其中,适应性行政改革指称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对行政体制进行的具有“适应性”特征的改革,先导性行政改革指称1978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带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并规避可能的政治风险而对行政体制进行的具有“先导性”价值的改革。本文这两个概念主要是基于动力学意义上的区分,而不是基于内容上的区分,因此,本文虽然对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在内容上也作了一个大致的区分,但这种内容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二者的具体内容不免存在相互交叉的部分。本文进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目标而于1978年后逐步启动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日益主动融入全球化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指出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行政改革,无论是适应性行政改革还是先导性行政改革,总体上都具有应对全球化竞争压力的显着的“压力性”特征,由此可以称之为压力性行政改革,并从发达国家的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文化学术交流者等国际行动者和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和政党-政府官僚等国内行动者的“内外互动”视角,对压力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就是具体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全球化动力学。压力性行政改革是本文为了便于表述全球化竞争的外部压力转化为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内部动力而界定的一个概念,其与适应性行政改革、先导性行政改革的概念区分同样是动力学意义上的,若就内容而言,实际上涵盖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全部内容。本文进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而着力于不断巩固和重构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政治逻辑,指出行政改革是转型期中国共产党重构和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命题乃至关键环节之一,强调执政逻辑是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主线。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和“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之间既存在一种相互支撑的耦合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冲突关系,但从根本上说,其他目标统一于和服从于“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与此相应,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持续推动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化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全球化导向的对外开放和相应的行政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通过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明水准和民族复兴的实现程度来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不断延续长期执政的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谋求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一方面提供了党推进行政改革的持续动力,另一方面又划定了党推进行政改革的基本限度。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本文从宏观动因与具体行动者两个层面对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图景进行了一个总结性的系统分析。一方面,市场化、民主化与全球化的叁重变奏,集中地给中国共产党执掌下的政府自身从结构设置、职能履行和行为方式提出了变革的要求,可谓是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宏观动力学图景;另一方面,党的中央政治权威与其他国内行动者的“上下结合”互动以及国内行动者与国际行动者的“内外结合”互动,可谓构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微观动力学图景。贯穿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动力学主线,无疑是作为关键行动者和核心动力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治权威谋求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首先是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多元目标导引特别是执政逻辑驱驰下,基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融入全球化的渐进理性设计而强力推动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是,这种强制性制VII度变迁很大程度上只是反映了中央政治权威的主观愿望,至于制度变迁的客观结果,还取决于其他各方行动者基于自身的意愿和利益所采取的相应行动和由此发生的“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同时,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连续性互动中,包括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内的国内各方行动者的行为逻辑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各方国际行动者的推动和影响。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正是在这种市场化、民主化和全球化叁元契合、国内外行动者“上下结合”与“内外结合”两相互动的过程中得以发生和演进的。需要强调的是,在对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中,本文实际上用很大的笔墨从各方具体行动者的视角,从认知、利益和体制叁个层面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滞后机理。关键的一个影响因素是,政党-政府官僚在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扮演着执行动力主体和主要阻碍力量的双重角色。政党-政府官僚在行政改革的动力大系统中处于“上下夹击”的中间位置,在行政改革中所持的立场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随官僚的类型或个体差异以及特定阶段行政改革的特定内容对于特定官僚利益的影响变化而变化。政党-政府官僚作为政治代理人,既具有与中央政治权威的部分共容性利益,也存在着其自身的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而且随着官僚层级的降低,其自身利益与党的长期执政利益乃至国家全局利益之间的共容性利益也相应减少。特别是,随着行政改革的基本阶段从“放权让利”演进到“制度创新”,基本主题从结构调整演进到职能转变与行为规范,从总体上说,各级政党-政府官僚的既得不当权力日益受限、既得不当利益日益受损,其行政改革的阻碍角色日益凸显。现实政治实践中,既有不少政党-政府官僚基于民主集中制的权力结构规制、晋升锦标赛的政治激励机制、财政联邦化的经济激励机制和自身的责任感使命感,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有众多政党-政府官僚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和政治晋升博弈中采取了大量的与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方向相悖的机会主义行为,成为了行政改革的主要阻碍力量。为了不使行政改革停滞不前和流于形式进而影响到党的执政全局,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层级委任体制的总体框架内采取了多种手段,力图有效地激励和约束各级政党.政府官僚、确保行政改革的战略贯彻,其中政绩考核和权力监控是两个最基本的制度化手段。但是,由于现行政绩考核体制和权力监控体制“自上而下”运作的体制性困境,不仅政党-政府官僚追求政绩最大化的不少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基本方向,而且官僚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蔓延也未能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因而政府职能的实质性转变仍然困难重重,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实际成效仍然不容乐观。由此引申出作为本文结束语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诺斯悖论”及其克服问题。本文的一个政治前提和研究假设是,党的中央政治权威本身是超越了统治者自利性的、以立党兴国和执政为民为己任的政治企业家,从而把“诺斯悖论”的克服问题简化为一个官僚控制的问题。从适应性行政改革的滞后根源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推进梗阻来看,如果缺乏横向层面的其他政治权力主体对政府官僚的有效控制,如果缺乏公民“自下而上”的对政府官僚的有效监督,单凭党的中央政治权威的“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和单向监控,难以有效地激励和监控政党-政府官僚真实的行政行为,从而难以有效地推动中国行政组织体系即狭义政府从结构、职能到行为方式的实质性变革。因此,即便从官僚控制的简化视角来看,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到位,仍然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王中德[4]2010年在《西南山地城市公共空间规划设计的适应性理论与方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南山地城市的公共空间系统无论从城市规划,还是社会、文化等角度看,都表现出一种令人着迷的复杂性特征。它的形成与孕育城市的山地环境,以及在西南地域延绵了几千年的人类聚居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这种复杂性不单是一种需要被理解的现象,它所涵盖方方面面的问题更是城市规划,无论是理论研究、工程实践还是城市建设与管理都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因此,解析这种特质对于推动山地城市公共空间发展,建设美好山地人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就像任何具有生命体征的系统一样,西南山地城市公共空间这一“人工生命”系统在传统老叁论的研究体系剖析下,人们可以追寻到一些空间结构、空间形态的规律性,但却无法显现出其演化过程中的生命本质。令人欣喜的是,在工具理性的余光尚未散尽,建立在复杂系统理论认知上的城市空间研究已开始展现出其稚气但极具未来的力量。因而,以复杂系统理论来解析西南山地城市公共空间的复杂性,并探寻隐藏在其背后规律的渴望构成了论文研究最初的动机。任何一个研究都必须通过某一核心问题来展开它自身,而西南山地城市公共空间的核心问题就是其复杂性以及表现出的复杂问题。论文即在紧紧把握这一核心脉络的基础上,以复杂系统理论思想展开对西南山地城市公共空间系统的剖析,并将研究内容聚焦在这样几个问题上:首先,西南山地城市公共空间有着怎样复杂多样的表现,它的系统又是怎样的一种构成?其次,系统产生这种复杂多样并有着自组织演化的内在作用机制是什么?在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与复杂适应性系统特征相互耦合、相互印证,论文对西南山地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的适应性理论进行了解析,搭建出以适应性为核心思想的规划体系框架,进而提出相应的规划对策以回答这样的现实问题:城市规划应如何参与到该系统演化过程中有效解决复杂问题,并促成它向着符合人类意愿的方向发展。最终,论文形成以下几点重要结论。第一,复杂性是西南山地城市公共空间系统的本质表现,而适应性则是形成复杂性并影响该系统自组织演化的根本内因。西南山地城市公共空间的演化中受到来自以特殊的自然环境、经济条件等因素为主的制约和限定,但同时也因受限而表现出适应性发展,正是这种不断的适应过程造就了丰富多样的公共空间要素以及复杂多变的公共空间结构,并与山地自然环境构成了唇齿相依,具有多样变化的公共空间格局。第二,西南山地城市公共空间是典型的复杂适应性系统。虽然人类的主动行为在其形成、演化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宏观上看,该系统在长时期内表现出明显的自主性组织行为,遵循着复杂适应性系统的演化规律。因而,遵循适应性理论思想,构建具有适应性的规划体系,将城市规划纳入公共空间系统内部,给予其主体地位是解决西南山地城市公共空间复杂问题的关键。第叁,加大城市规划的主动学习能力,使其具有适应性是促进西南山地城市公共空间发展的有效手段。作为山地城市公共空间复杂适应性系统主体之一的城市规划,应以适应性为核心思想,从多种情景、渐次时序上发现与公共空间系统其他参与主体相互交流、相互适应、主动学习的规则,以战略、策略及方案等多种组合来应对不同层面的复杂问题。当然,加强以公共政策为理念的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组织运行体系的相关建设将是规划目标得以实施的必要保障。显然,面对西南山地城市公共空间的复杂性及复杂问题所展开的任何理论研究,其本身就是对研究对象抽象化、概念化、理论化的过程,真实信息在这过程中的损耗是必然的,因而即使已经做出了上述结论,也不能完全确定其准确性,但所有的努力是期望在理论的前瞻性和创新性上,可以为山地城市公共空间规划设计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和启迪。事实上,通过研究我们更希望接近这样一个事实:城市规划遵循的原理是属于“经验世界”的,在这个世界里,比逻辑的严格性更合理的要求是布迪厄所说的“实践理性”——它满足于实践与应用,而不追求逻辑完美。这蕴含了论文研究西南山地城市公共空间规划设计的适应性理论与方法的全部意义。
曹堂哲[5]2002年在《中国加入WTO后政府公共政策的适应性问题》文中指出本文以“系统范式”和适应性作为指导理念 ,引入比较分析的方法 ,阐述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政府公共政策的适应性问题。这一适应性受制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体制、权威性的世界经济贸易规则、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公共政策制定系统四层级的变量。这一适应性包括经济全球化对政府公共政策适应性的一般要求和在新的条件下中国政府公共政策适应性的特殊要求
曹堂哲[6]2002年在《试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公共政策的适应性——一种“系统范式”的宏观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系统范式"和适应性作为指导理念,引入比较分析的方法,阐述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公共政策的适应性问题。这一适应性受制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体制、权威性的世界经济贸易规则、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公共政策制定系统4层级的变量;这一适应性包括经济全球化对政府公共政策适应性的一般要求和中国政府公共政策在新的条件下公共政策适应性的特殊要求。
马亭亭[7]2015年在《公共价值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虽然有关什么是公共行政的规范性价值的讨论自现代公共行政学诞生以来就连绵不绝,但学界始终未有定论。上世纪70年代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合法性危机第一次在实践层面将公共行政的价值问题凸显出来,并逐渐成为了公共行政学需要迫切研究的理论任务。围绕如何突破传统官僚制和建构民主行政,诸多理论范式与流派相应产生出来。在传统公共行政已经无法适应新变化的同时,新公共管理运动通过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重新定义了公民在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和作用,但基于“顾客”身份的民主行政将民主本身囿于狭小范围的做法则更加凸显了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公共行政的价值问题因而被持续激化。上世纪末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在寻求核心定义的理论诉求下,公共价值的概念被提出。公共价值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是治理理论自身发展需要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对社会变迁过程中变革传统管理方式和进行政治重建的回应。本世纪的最初十年,公共价值的概念被欧美学者广泛加以拓展,并最终形成了包括服务、结果和信任的有关公共价值的管理框架,即公共价值管理(Public Value Management)理论。公共价值管理是由企业价值管理和公共部门战略管理发展而来,并借鉴了新公共管理有关民营化的理论内容,结合新公共服务关于治理民主的论述,通过对网络治理内涵的归纳与综合等基础上所形成的公共行政理论。虽然正在进入主流公共行政学研究领域,但至今学界尚未形成有关公共价值管理的统一话语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理论本身的发展创新和规范建构。因此,本文基于规范的研究方法,通过梳理现存研究成果,尝试对公共价值管理做初步的理论架构,包含多维度的概念框架和构成要素;公共管理者角色和使命的转变;对管理过程中政治因素的重新评估;以及基于治理的公共价值管理的实践框架。相较于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公共价值管理在政府核心职能的转变、国家治理关系的重组以及政策过程的调整等方面体现出了超越现存理论的创新性。总的说,公共价值管理重新定位了政府的核心职能,在国家治理结构关系重组的基础上统一了科学管理和人本主义的价值标准,并重新塑造了公共管理者的角色与使命,使行政文化从关注技术转向关注人本身,本质上是一种对现代公共行政的价值重塑。具体来说,一方面,公共价值管理重新建构了决策过程,使公民从权力客体的地位转变为治理主体的地位,并从专业理性的确定转变为对公众真实偏好的探寻,分配效率的获得以政治协商网络的构建为依托,分配效率与民主结成了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公共价值管理重新建构了执行过程,不仅在目标上更加凸出了民主价值;也从政府垄断供给公共服务转变为在公共性规范下的多中心合作供给,而在程序设定上则打破了传统官僚等级制的封闭性而体现出了公平与开放的原则,在公共性的价值规范下内在的指向了治理绩效的获得,技术效率与民主结为了合作关系。基于此,公共价值管理又可被看作是契合后现代社会的政治重建。综合来说,公共价值管理充分体现了治理民主的精髓,不仅拓宽了民主的内涵,使民主从政治领域拓展至行政领域,并在理论上实现了从间接民主到直接民主的转变,使民主在现代公共治理过程中更具操作性和现实意义,为缓和效率与公共性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水平看,围绕公共价值的理论假设依然存在诸多限度,并严重影响了其理论解释力。此外,学界对公共价值管理是否具备范式转换与替代的能力也存在较大争议。同时,合作与竞争、开封与封闭之间的矛盾;治理结构关系之整合的限度;公民参与存在的失败可能以及责任和评估问题的复杂化等都会使公共价值管理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作为一个长在成长中的公共行政前沿理论,虽然其理论发展还较不成熟,但公共价值管理在哲学与价值层面对现存公共行政学的反思,以及基于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高度所做的政治重建努力,无疑对转型期中国公共行政学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但需要明确的是,对西方理论的参照必须落脚于本国传统文化和现实因素上。因此,本文在对理论本身研究的基础上思考了公共价值管理的中国语境,包括开掘传统中国儒家政治哲学所蕴含的公共价值要素,通过分析阻碍公共价值生成的伦理困境,尝试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价值管理的理论体系,并依序从路径、政治伦理、管理者个人、政府及公民社会的角度逐一分析。
段宇波[8]2016年在《制度变迁的历史与逻辑—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制度分析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了显着的位置。在政治学中,作为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的反动,历史制度主义深刻的反映了西方政治的传统与现实。在对西方社会展现出强大的整合能力的同时,历史制度主义也对中国正在经历的人类最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有积极贡献。认真关注制度变迁命题,并深入思考其对政治过程的重塑作用,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制度变迁理论反映了政治理论发展的最新趋势,与政治现代化、民主转型理论一脉相承；从政治现实角度,制度变迁问题回应了要求制度向民主化、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的诉求。具体而言,本论文的研究价值体现在叁个方面：第一,通过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发展历程的回顾,探析其制度变迁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二,通过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探究制度变迁分析的逻辑框架；第叁,通过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方法建构的剖析,总结制度变迁研究的方法论价值。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提供了一种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框架,如同一把打开政治世界的钥匙,关注了制度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认为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既是理论逻辑的持续积淀,也是历史过程的不断沉积。文章紧紧围绕制度变迁,关注了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历程、逻辑框架、主要动因、变迁方式、行动者作用和理念等问题,试图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和方法做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具体而言：绪论重点对研究背景和选题价值、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主要创新与不足及进一步研究的思路等进行阐述、分析和说明。第一章,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过程。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四次回归,即国家回归、行动者回归、理念回归和资本主义回归,涵盖了制度变迁分析的主要因素,反映了制度变迁理论热点的转移、交织、重迭和此消彼长。重点分析了四次回归蕴含的理论冲突以及制度变迁理论对本体论、研究主题、新制度主义流派、方法论的整合过程。第二章,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逻辑框架和方法构建。分析了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分析的问题意识和概念内涵；探讨了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逻辑框架的基本要素；归纳了制度变迁分析的演进逻辑；对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的方法构建进行了总结。重点分析了动态的、综合的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制度变迁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结构、历史和制度体系相整合,理念、利益和制度相互作用形成“制度复合体”；在环境、行动者和制度互动,构建多重的、综合的制度逻辑框架。第叁章,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分析的模式。分析比较了制度变迁逻辑框架所衍生出的四种制度变迁模式：路径依赖、断裂均衡、关键节点和渐进转型,四种模式相互交迭,不同要素组合共同解释制度稳定、持续和变迁等核心问题。从对制度规则“有”与“无”变化的截然分立,转变为制度规则变化强弱程度的密集分布,形成制度变迁模式的完整谱系。在方法论上超越了变迁与稳定二分法,拓展了制度变迁类型。这四种模式从多维度考察制度变迁,不同模式的边界正变得模糊,模式之间区别但相互借鉴,丰富和完善了制度变迁分析框架。第四章,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分析的动力理论。首先,分析了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动力的理论来源,对比了多种流派的制度变迁动力来源；其次,结合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区分了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动力的分类,对制度属性、行动者、环境变化引起的变迁进行了详细分解；第叁,关注了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动力的分析框架,对动力主体、基础、机制、结构进行理论分析；最后,结合制度变迁的四种模式分析了制度变迁动力的选择。第五章,围绕理念在制度变迁分析中的作用,主要阐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分析新制度主义各流派的理念转向特别是历史制度主义和理念的关系,重点分析了历史制度主义对理念的整合；其次,探究了理念和制度的关系,分析了理念和制度之间复杂的关系模式；第叁,厘清了理念在制度变迁分析中的作用,运用理念解释制度变迁；最后,分析了理念主导制度变迁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价值。在方法论上,本文坚持逻辑和历史相统一,强调制度方法和历史方法相结合。运用逻辑方法,由简入繁,对政治世界的制度变迁现象进行逻辑规律的找寻；同时运用历史比较方法,以质性研究为主,少量的案例比较分析为辅,在复杂而多重的关系中探究制度变迁的因果关系,在对制度的变迁分析中强调因果机制、诠释主义、中层理论、时间和空间的统一。重点运用了文献分析的方法,对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有关制度变迁问题的发展做全面的、深入的分析,做到理论分析和价值判断相结合。同时,对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采取跨学科分析的方法,以政治学学科取向为主,综合运用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与制度变迁相关的学科进行了超越和融合,多学科方法使得研究更具有全面性和深入性。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可能的创新和贡献在于：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概念进行了归纳和梳理,针对现有研究缺乏整合性分析框架和概念杂乱的问题,本文从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的历史和制度变迁的逻辑双重维度出发,独创性的指出制度变迁是在特定的制度情境下,以利益、理念和制度形成的制度复合体为内核,强调行动者、制度和环境叁者之间互动,在历史和结构约束下多重互动、不同的变迁动力重组,形成不同的变迁模式、最终推动制度动态变化的综合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这种历史制度主义的综合性分析框架,有效的解释了结构与能动、物质与理念、变迁与稳定、时间和结构等多种本体论冲突和融合,解决了制度变迁的多样性和趋同性矛盾,并且为复杂的变迁动力重组过程提供了资源,还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断裂均衡、关键节点、渐进转型等变迁模式进行了拓展和丰富。本文主张不同的变量序列结构在不同环境中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变迁模式和制度格局,突出强调了行动者能动和理念交织对不同制度要素组合过程的影响。本文认为有效的宪政制度安排、民主宪政理念、合理的权力配置和利益划分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和制约力量。最后,本文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通过分析制度变迁的综合框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逻辑和历史规律,提炼了制度变迁的方法论,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制度建设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上回应制度变迁的内外需求,有效的吸收基层制度实践创新并学习国际制度模式,为中国宏大的、综合性的制度矩阵变迁进程提供方法论支持。
李小宇[9]2014年在《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关注中国互联网监管的热点话题——内容监管。旨在通过历史回顾和现实评价,发现互联网信息内容监管的过程、参与者、方法和机制,结合当前网络环境为网络内容监管机制的改进作出建议。本文采取的研究模型是改进了的金顿多源流政策分析模型。基于政策体制适应与演化的视角,本文将我国互联网内容监管的功能、主体和策略的演化脉络视为政策过程模型中的叁大源流,将当前互联网发展状况视为机制革新的政策之窗,并以此为契机指出了当前的监管机制改革的要点,对改进的可能做出建议。选取我国1994年至2011年颁布的195条与互联网信息内容监管相关的政策文本作为数据源,本文借助情报学的文本挖掘和内容分析方法建立了叁维政策演化模型,揭示网络信息内容监管体制的功能结构特征和演化脉络。同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提取并分析了监管主体的结构与合作关系,构建了叁层级的策略体系结构以描绘监管策略的历史演变。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政策适应机制和演化途径,提炼了我国互联网内容监管机制模型。继而通过对10位网络内容监管参与者进行的开放式专家访谈,总结了当前网络内容监管的特点、难点,评价了当前监管机制的适应性,并给出了改进建议。最后,本文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将网络内容环境视为复杂系统,揭示其中的涌现机制和自组织临界性条件,提出了互联网信息内容复杂适应性监管机制。本研究发现,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体制并非独立的政策集合,而是与网络监管其他方面工作紧密相关的一种功能。内容监管以直接、间接、辅助叁种程度分布在不同的监管政策中,并依据监管政策主题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十四个功能领域。不同领域中的监管功能彼此联系、相互支持。有些领域的监管关系到整个监管体制的基础,有的则更关注具体监管措施。政策引用类型的演化说明,监管力度和办法在不同时间上呈现出直接-间接、强力-柔性的周期性交替。互联网内容监管由大量不同的监管主体承担。通过提取监管政策的发布单位,统计得到58个监管主体。这些主体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领域中参与网络内容监管。信息产业部(工业与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部是网络内容监管的核心主体。在2004年至2007年之间,主体合作规模达到顶峰。这些合作并非依据分工职能在具体监管领域中自发形成。而是多种不同职能的部门在统一安排指挥下针对特定的监管领域大规模的展开。互联网内容监管在历史上采取过大量监管措施,可以划分为七类中观监管策略和五类宏观管理方略。通过内容分析和统计发现,在互联网发展早期,内容监管依赖于前置审批等制度化监管策略。随着时间的发展,制度化监管逐渐让位于运动式监管。这说明了旧有监管制度对新兴网络服务的不适应,监管主体通过建构在行政体制上的管制力量应对新的监管问题。将监管工作外包给互联网企业的代理式监管同样也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监管办法。通过以上叁个方面的总结分析,发现互联网内容监管肇因于发展需求与管理需求之间的政策价值矛盾。当传统管制模式不适应复杂多变的网络内容环境时,就促使监管主体调整政策。通过政策工具与政策学习构建的政策循环过程,监管主体与客体按照各自的价值目标相互适应演化,构成了共演化的复杂适应系统。在回顾复杂性科学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发现互联网信息内容环境是具有涌现机制和自组织条件的复杂适应系统。由此建立了网络内容复杂适应性监管机制。在该机制下,传统治理理论中的治理重心转变为激励主体,保障流动,促进优质信息生产。政府监管部门从网络监管者的地位转变为网络信息内容复杂系统有序化过程中的主体之一。政府主体主要关注信息生产主体的激励、信息流的畅通均衡。用户主体和企业主体则承担起自我决策、自我治理的责任。同时通过组建多种类型的用户组织,作为系统内的用户聚合、目标协商和信息流动传播机制,促进系统自组织有序化的进行。
罗依平[10]2006年在《政府决策机制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府决策是政府实施有效管理的首要环节和重要基础,政府决策的优劣与否是决定政府行政管理成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管理职能日益复杂,政府决策的范围和难度愈益扩大,政府决策的地位与作用更加凸显,由此也对政府决策机制的优化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本文研究的主题是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以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代中国的政府决策机制,以及如何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变化,通过不断改革与创新,逐步建立起一个权威精干、反应灵敏、监控有力、功能齐全、整体优化、运作高效的现代政府决策机制。这一课题的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与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主要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政治分析与生态分析相结合、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植根于中国特定社会环境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我国政府决策机制的基本架构、生成背景、运作效能、发展模式和完善方略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阐析和探究,并提出了个人的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思路、见解和观点。本文共包括6大部分内容。第一章导论部分简要阐析了本文研究的主题和出发点,界定和论析了“政府决策机制”的基本涵义和研究状况,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本文研究的重要意旨、主要方法和篇章结构。第二章从评述当代西方国家及我国所形成的政府决策理论模型出发,对政府决策机制的一般原理进行了探讨,对其主要内涵、构成要素与功能作用等进行了初步界定,并对当代西方国家政府决策机制的发展进行了理性的审视,对其价值目标、构成要素与借鉴意义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第叁章对我国政府决策机制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疏理,探讨了我国政府决策机制的基本特征与取得的主要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存在弊端与形成原因展开了理性反思。认为我国现有的政府决策机制是在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需要。其政府决策理念的不成熟、政府决策权力配置的不合理、政府决策程序的不完善、政府决策责任追究机制的不健全、政府决策辅助、监督与评估机制的滞后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决策的质量与效率,不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实现。因此本文主张将政府决策机制的优化看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多视角、多层面、多方位展开综合性的研究,认真地揭示其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以找到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和改善方略。文章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政府决策机制的发展态势,进行了分析与探讨,提出我国政府决策机制的变革与发展必须凸显服务行政的内在需要。第四章从生态环境变迁与价值取向定位两个层面对我国政府决策机制的变革展开了分析。首先探讨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变迁对政府决策机制变革带来的影响与挑战以及应采取的应对策略。认为,研究当代中国的政府决策机制,必须以我国特定的经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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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公共政策的适应性——一种“系统范式”的宏观视角[C]. 曹堂哲. 入世与政府先行. 2002
[7]. 公共价值管理研究[D]. 马亭亭. 上海交通大学. 2015
[8]. 制度变迁的历史与逻辑—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段宇波. 山西大学. 2016
[9]. 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机制研究[D]. 李小宇. 武汉大学. 2014
[10]. 政府决策机制优化研究[D]. 罗依平. 苏州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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