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公共性逻辑，深度阐释该逻辑需要回答两大基础性问题：(1) 在马克思指明的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逻辑是否具备现实基础？(2) 在以批判、对抗和斗争为主要话语范畴的唯物史观框架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逻辑如何安放？换言之，唯物史观何以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在抽象的价值观批判和资本逻辑一般批判语境中，这两大问题是无法深度澄明的，必须开启资本主体性的历史批判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性逻辑与资本主体性逻辑相对立。资本主体性发展至当前，面对普遍化、深层化的现代性危机，其强制性输出原则难以为继，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性逻辑的历史必要性由此得以显现。以主体性退缩为基本条件的资本创新推动了当代生产方式的新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性逻辑由此具备了现实可行性。马克思资本主体性批判的历史指向不是“主体性的黄昏”，而是共同体的公共性发展。这表明，公共性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范畴，公共性逻辑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向度。唯物史观的公共性向度不仅超越了现代主义哲学的单一主体性思维，也克服了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公共政治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在公共性问题上的虚幻性、抽象性、虚无性，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实哲学基础。
[关键词]资本主体性；历史批判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性逻辑；唯物史观
在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实践任务，还是一项迫切的理论任务。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系统阐释与深度论证这一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除了需要充分彰显其丰富内涵与基本理念、立场、原则之外，还亟须回答两个重大的基础性问题：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指明的资本主义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是什么？该问题关乎“中国方案”是一种调整与变革全球发展与全球治理的客观现实力量，还是一种仅仅对当前全球发展与全球治理状况进行反思与憧憬的主观价值设想。第二，“中国方案”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公共性逻辑，在以批判、对抗和斗争为主要话语范畴的唯物史观框架内，这种公共性逻辑如何安放？换言之，唯物史观何以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在“中国方案”受到以主体性强弱为根本尺度(丛林法则)的西方现代主义与以消解民族国家主体功能为旨趣的后现代主义的双重误解、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公共政治哲学争相抢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哲学基础的背景下，该问题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话语权。深度回答这两大基础性问题，需要开启资本主体性的历史批判视域。
一、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逻辑亟需开启资本主体性的历史批判视域
一般来说，资本主体性的历史批判视域是相对于资本主体性的一般批判视域而言的。后者注重于对资本主体性的一般本质进行批判性分析，包括资本主体性的实质、特征、原则、逻辑、效应等。前者注重于考察资本主体性的动态发展过程，包括资本主体性的原始发生、历史演变、未来走向以及演变的内在机理、阶段性差异等。在阐释和论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这两种视域都很重要，在阐释不同问题时所起到的作用不同。鉴于在相关研究中资本主体性历史批判视域相对缺乏，且对于亟待解决的问题至关重要，因而必须给予更多的重视。
另外，带教内容的丰富多样也利于实习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学习过程中，加强细致工作流程、护理制度学习及职业道德感建设，采取实习生为主体的模式及思想，可有效开拓其视野，增强自信心[10-13]。通过不同科室实习，实习生可掌握各个科室工作性质，对教学过程有一定了解，引导其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并通过反馈不断调整，保证带教方法多样性，利于调动实习生主动性及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学习效率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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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讲，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总体上看，理论研究是落后于实践发展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其把握对象的方式是穿透纷繁复杂的表象而达及对象的内在本质机理。因此，在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性阐释中，深度彰显其核心取向与内在逻辑，对其历史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进行前提性呈现，构成哲学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遗憾的是，在“中国方案”日益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情况下，哲学层面对该方案重大意义的论证和阐释却不够深入。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一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探讨更多地停留在主观的、非批判的陈述性描述层面，诸多不证自明的表述缺乏根植于历史和现实的深度理论逻辑支撑;另一方面，在批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对立的“西方中心论”有关方案时，我们的理论矛盾主要指向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和以单一主体性为内核的价值观念，而对这些文化价值观念的现实基础缺少深入考察。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及其重要价值在这种阐释语境下不仅无法深度澄明，反而更容易被模糊与遮蔽。“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2.，是唯物史观研究问题的基本立场与思路。依照唯物史观的逻辑，“中国方案”的必要性、现实性、优越性不仅取决于提出了什么样的理念和原则，更取决于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这些理念和原则是否能真正产生作用。
依照罗莎·卢森堡的看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完成意味着资本空间界限的到来，也意味着资本积累到达其终极限度进而即将走向崩溃，资本“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18)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M].彭尘舜,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376.。卢森堡没有看到的是，资本对全球瓜分完毕之后，面对发展的实体性空间条件限制，又创造了虚拟空间这种新的空间形式，资本主体性依托类似的创新方式在很长时间内依然不会退场。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资本具有天然的创新逻辑，那么资本不断创新的结果是否意味着其主体性的不断增强呢？回答该问题的关键在于跳出直线思维模式。在地理全球化—商品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狭义)—新全球化的历史坐标中审视资本主体性，可以发现其发展脉络不是直线上升或者直线下降，而是呈现出了抛物线式的演进趋势。在前三个阶段，资本主体性在总体上是不断提升的，而我们指认的新全球化阶段则大致相当于资本主体性发展的“抛物线拐点”，也就是说，资本主体性自此将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在下降过程中，资本虽然不断创新，但创新的基本条件恰恰就是其主体性的收敛与退缩。在未来，如果资本依然坚持过往那种强制性的主体性输出方式，那么是不可能实现创新的，不论是科学技术创新还是管理方式创新，不论是转向文化领域还是转向生态领域，其基本趋势都是从单一性、排他性走向多元性、交互性。从总体上看，这也符合资本主义时代不断向前发展的基本事实。可见，资本主体性不断退缩与资本创新逻辑之间并不矛盾，在资本创新逻辑依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逻辑是存在现实基础的，并且这种现实基础还将随着资本不断创新而向更高程度发展。
资本主体性发展的当代状况，一方面表现为以往的强制性输出方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表现为向多元化、虚拟化、交互化方向转变。尽管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总体上看，这一变局依然处在马克思指明的时代，资本主体性并没有完全消解。因此，虽然我们已经指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性逻辑的历史必要性，但是，历史必要性并不等同于现实可行性，还必须深度阐明现时代的资本主体性发展是否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现实基础。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如果在当今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逻辑具备了生产方式基础，那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可行的，否则，它仍然不过只是人们面对严峻现代性危机的一种主观价值期望。
针对上述情况，需要加强监督与管理重视程度，规范管理，合理处理各类违建行为。申请人到土地管理部门补办土地批准手续后，可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超土地面积不能办理审批手续。集体土地办理期间，可实施实际测量。做好数据收集与信息整理工作，保证各项审批与管理活动规范、合理，降低不良问题发生率。
基于上述资本主体性一般批判视域，我们可以清晰地呈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逻辑的基本维度，但更为深入的问题是，阐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逻辑的基本维度及其与资本主体性逻辑的系统差异，并不代表阐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可行性，并没有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性逻辑具备了扎实的现实基础。近年来，从资本主体性批判视域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逻辑的相关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马克思资本主体性批判一般理论视域下的阐释与研究。通过解读马克思对资本本性及其运行规律、内在矛盾的分析，指认遵循资本单一主体性原则的全球发展必然导致严重的现代性危机，需要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进行变革。二是传统文化与资本主体性哲学对话语境下的阐释与研究。通过梳理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平型、公共性内涵，凸显其相对于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为本质的资本主体性哲学的优越性，进而指证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中国方案”更具有现实可行性。三是中国道路与资本现代性道路比较视域下的阐释与研究。基于中国道路相对于资本逻辑规制的经典现代性道路的不同，阐明以资本主体性为原则的发展道路不是现代化的唯一选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道路在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中的推广，因而必将成为超越资本主体性原则的新文明类型。诚然，这些研究成果是极其重要的，开拓了多种阐释视域和论证进路。但问题在于：第一，基于马克思资本批判一般理论对当今世界发展的性质和特征进行宏观把握，并不能说明“中国方案”具备时代基础；第二，阐明传统文化与西方主体性哲学的差异性，并不代表“中国方案”具有被广泛认可的可能性；第三，阐明中国道路与资本现代性道路的差异性，并不代表“中国方案”解决了全球层面发展需求无限性与发展条件有限性的矛盾进而具备生产方式基础。
众所周知，康德在1795年就写下了《永久和平论》，不仅提出公共性逻辑的先验公式(6)康德提出的先验公式包括消极(否定)公式和肯定公式两种，前者是“凡是关系到别人权利的行为而其准则与公共性不能一致的，都是不正义的”，后者是“凡是(为了不致失误自己的目的而)需要有公开性的准则，都是与权利和政治结合一致的。”(参见：康德.历史批判理性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48.)，还提出了保障公共性逻辑运行(世界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但由于缺乏深入到历史发展本质一度的分析和考察，反而被黑格尔讥讽为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因为在那个资本主体性快速发展阶段，黑格尔的观点——“国家是个体，而个体性本质上是含有否定性的”(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388.，符合那个时代全球体系的本质特征。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54-655.很显然，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时代已经与黑格尔所处的那个时代大不相同。在当今时代，如果我们指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对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产生变革性的作用，那么仅仅将思维触角静态地或横向地达及资本主体性批判的一般理论视域是不够的，无法揭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到资本主体性历史发展的视域中去，准确把握资本主体性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当代变化，深度阐明资本主体性发展至当前，其既有的单一主体性原则是否难以持续、为何难以持续，是否要向共同体公共性方向转换、为何要向共同体公共性方向转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本质地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中国方案”的出场背景，进而深刻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性逻辑何以具备了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能性。
二、资本主体性的历史演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性逻辑的现实基础
提及唯物史观对社会公共性状况的分析，人们很容易想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那段经典论述。在那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一切社会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离与矛盾是一种基本事实，由于存在着私有制和非自愿的分工，普遍的公共利益往往是虚幻的，“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4.，在本质上不过是统治者维护自身私人利益的意识形态口号而已。诚然，唯物史观对阶级社会中普遍意义上的公共性的虚假本质的揭示是正确的，对蒲鲁东、拉萨尔等人的相关理论——从抽象的公共性理念出发来改变现实社会的非公共状况——的批判是深刻的。但是，如果据此就否认唯物史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哲学层面的内在一致性，就未免太过肤浅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和原则，绝不是要回到青年黑格尔派或有关道德主义批判者的那种脱离客观实际的分析路径，“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时代的药方或公式”(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3.，正如前文所述，其恰恰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把握，并且具备了扎实的生产方式基础。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尽管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普遍意义上的公共性是虚幻的，但是绝对意义上的私人性也是虚幻的。任何事物都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相对意义上的公共性是存在的。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要“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财产”(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5.，“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2.。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将俄国原始公社表述为“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79.。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拉萨尔“把劳动资料提高为公共财产”的论断，指出“应当是把它们‘变为公共财产’”(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0.。很明显，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公共的资本、公共的教育、公共的土地、公共的财产等，都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阶级社会语境中使用的(25) 除此之外，马克思恩格斯还使用过公共福利、公共场所、公共团体、公共集会、公共财产、公共利益、公共政权、公共权力、公共权利、公共事务、公共理智、公共道德、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基金、公共用途、公共建筑物、公共纪念物、公共工程、公共需要、公共占有、公共生活、公共的存在、公共的关系、公共的事业等数十个与“公共”相关的概念，这些概念也大多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阶级社会语境中使用的。。这表明，相对意义上的公共的东西在阶级社会是存在的。“公共性”是“公共”的延伸概念，因此，相对意义上的公共性在阶级社会也是存在的。
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体性的历史演变是资本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价值增值条件为持续获得最大化利润而进行的主体性呈现方式的调整。考察资本主体性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视角是全球化进程，因为自资本主体性产生伊始，其历史演变就以空间化或全球化的方式经验地表现着，“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8.。故此不难发现，从资本开启世界历史脚步至今，全球化进程清晰地呈现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地理空间发现、货币和劳动力掠夺、土地和生产资源抢占为主要方式的“资本全球化”阶段，也就是所谓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资本原始积累以占有大量的货币和劳动力为前提，而这些前提在那个阶段都是不充分的，因此这一阶段资本主体性的主要表现方式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描述的田园诗式的东西，而是“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21.。概言之，直接性的“武力输出”或“战争输出”是地理全球化阶段资本主体性的主导逻辑。第二个阶段是以不断开拓商品销售市场为主要方式的“商品全球化”阶段，也就是所谓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正如《共产党宣言》描述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4.很显然，这一阶段资本主体性的主要呈现方式是“商品输出”，“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4.第三个阶段是金融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布展的“资本全球化”阶段(狭义)(13)在这里，用“资本全球化”来指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全球化拓展形式，这一概念是在狭义上讲的，目的是为了阐明这种全球化是以“资本输出”而不是以“商品输出”为主要标志。从广义上讲，自世界历史形成以来，一切全球化都是“资本全球化”。后文在讨论“资本全球化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时，就是在广义上使用“资本全球化”这一概念的。，即所谓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全球化发展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扩大商品的销售市场，而是将原本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建立在全球各个地方。也就是说，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其对外输出的不再主要是商品，而是金融资本。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所言：“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14)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26.可见，在资本全球化阶段(狭义)，资本主体性的主导逻辑是“资本输出”。第四个阶段是当前的全球化阶段或新全球化阶段，也就是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阶段。与前述三个阶段相比，这一阶段资本主体性发展产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再是以一种新的输出方式代替前一种输出方式，而是整体输出逻辑的变化。
全球化进程的阶段性变化是由资本逻辑推进的，是资本为了持续获得最大化剩余价值而采取的空间生产或空间修复方式。原始积累阶段的“地理全球化”在获取大量货币和劳动力方面对于资本主体性发展的基础作用无需赘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商品全球化”是资本为了克服地域性商品生产过剩以持续获取高额剩余价值而推动的，“资本全球化”是资本为了缓解区域性资本过剩和严重的生态条件制约而推动的。资本主体性呈现方式的变化——从“武力输出”到“商品输出”再到“资本输出”，在本质上是资本面对不断变化的价值增殖条件而进行的资本创新的结果。在过往的全球化阶段，资本主体性的每次演变都极大地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壮大，其独立性和个性都得到了显著增强，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全球化阶段，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不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资本主体性发展所导致的危机，不论是生产过剩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还是环境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都不再是原来那种区域性、地方性危机，而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整体性、世界性危机了。由于资本主体性自我修复的实体性空间条件已经饱和，过去各种行之有效的主体性输出方式，不论是“武力输出”“商品输出”还是“资本输出”，都无法有效解决这些日益严重、普遍、深层的全球发展危机。也就是说，以牺牲他者的主体性为代价的发展方式无法持续提升资本自身的主体性(15) 比如，在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一味地将高污染、高耗能的资本增殖方式向外投放，不仅会对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也不再能保证自身的生态安全了。。随着资本主体性的各种输出方式日渐式微，以资本主体性逻辑为基础的丛林法则将会逐渐失去效力，主体间关系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转向共商共建共享也就成了时代发展的选择。这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逻辑也就具备了历史必要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了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07.在资本主义时代，这种“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就是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07.。这表明，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取代了人成为生产和交换活动的真正主体，连资本家都不过是“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8.。既然资本在资本主义时代获得了独立性和个性，成为真正的主体，那么西方相关文化和价值观念所高扬的主体性在实质上不过是资本主体性，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相对立的“西方中心论”相关方案所遵循的逻辑不过是资本主体性逻辑。资本的本质在于价值增值，在其编织的“普遍有用性体系”中，一切事物，凡有助于其实现价值增殖的都会被纳入，否则它都是漠不关心的。因此，资本主体性在发展中必然呈现出单一主体、文明输出、强制扩张、零和博弈等特征。基于此，可以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与资本主体性逻辑根本不同，其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和原则鲜明体现出多元主体、文明互鉴、内涵辐射、合作共赢等特征。相对于资本的单一主体性逻辑而言，我们可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称作公共性逻辑。
在当前，阐释与论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遭遇的问题与挑战，除前文提到如何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阐明其历史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之外，另一个重要挑战便是如何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总体上看，现有研究在阐释“中国方案”哲学基础时，要么倾向于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找依据，认为“中国方案”内在根植于崇尚公义、兼济天下、和合大同的传统文化基因，要么倾向于援引西方公共政治哲学理论，将阿伦特、哈贝马斯、罗尔斯等人相关思想稍加改造后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失语风险，我们亟须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唯物史观的内在统一关系。
任何共同体都以发展为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例外。一切发展都是需要条件的，包括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两个部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用于发展的客观条件总是有限的。面对有限的发展条件，武力输出、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等资本主体性输出方式都是为了更多地抢占有限的发展客观条件，其结果必然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也就是说，如果现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缓解发展需求的无限性与发展客观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那么与公共性逻辑根本对立的单一主体性的弱肉强食逻辑就会始终存在，并且其效力会随着客观条件的减少而日益增强。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不上真正的公共性逻辑。当然，现实并非如此。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随着非物质劳动和虚拟空间生产的兴起，在全球发展的实体性条件日益达及其极限的情况下，网络化、虚拟化、绿色化、可再生的发展条件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并且其规模和所起的作用日益扩大。当各个国家都不再将争夺有限的自然资源作为发展的首要条件进而从激烈争夺生产条件转向自主创新时，弱肉强食、零和博弈、非此即彼的单一主体性逻辑将会真正走向弱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便真正具备了物质生产方式基础。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逻辑并不完全绝缘地处在资本主体性逻辑的彼岸，资本主体性逻辑的退缩尤其是强制性对外输出方式的收敛，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逻辑开辟现实可能。
前文提到，在现代性危机普遍化、深层化的当前，资本主体性既表现为强制性输出方式难以为继，又表现为不断创新并为公共性发展创造现实条件。前者强调资本主体性由强到弱的不断退缩，后者强调资本依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那么，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呢？我们认为这并不矛盾。从未来走向上看，资本主体性将依托其创新逻辑缓慢退场并最终走向崩溃，其结果是彻底的、积极的公共性逻辑的实现(17)彻底的、积极的公共性逻辑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的公共性运行方式。与之相比，现代社会的公共性逻辑还是不彻底、不积极的，不仅表现为受到资本主体性逻辑的掣肘，更表现为其仍然以资本创新和资本主体性运行方式的调整为前提条件，在一定意义上说，其仍然是资本为获取剩余价值不得不采取的公共化方式客观形成的公共性逻辑。。
当今时代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指明的时代，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时代。正如《共产党宣言》指明的那样——“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1.按照唯物史观的致思方式，既然我们要立足当代社会历史条件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阐释和论证要从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本质原则即资本逻辑的批判性分析出发。依照这一思路，无需赘言的理论逻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在本质上是有别于资本逻辑的。在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直接、最现实指向是应对全球发展的各种危机，而这些全球性危机不论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还是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在本质上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差异是非本质性的，那么指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现代全球发展危机的有效治理方案就缺乏足够根据。
三、马克思资本主体性批判的公共性指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
酒鬼也好，赌徒也罢，当他们沉迷于不良嗜好时，没有责任感，更谈不上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浑浑噩噩，恍恍惚惚，连自己的生命都漠视。
在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时，唯物史观之所以容易被忽视或者被牵强附会地嫁接与标贴，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人们在唯物史观理论框架内难以安置和解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公共性逻辑。在以批判、对抗、斗争为主导逻辑的唯物史观话语体系中，不仅无法找到关于“公共性”的直接表述，公共性的核心概念如共商共建共享等范畴似乎也显得格格不入。这些范畴好像只会出现在蒲鲁东、拉萨尔抑或修正主义者的理论话语中。这表明，从深层的理论逻辑来看，如何说明公共性可以成为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范畴，如何说明公共性逻辑可以成为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维度，是澄清唯物史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在一致性的关键所在。
经核算，机组90%THA负荷以上工况时，0号高压加热器投入运行给水温度升高有限，且影响机组出力，优化方案考虑90%THA负荷以上工况切除0号高压加热器。
通过资源整合，广垦旅游集团争取在酒店、旅行社、出租车队三大核心板块上实现效益较大突破，力争在“十三五”期末营业收入达到五亿元。
如前所述，在资本取得独立性和个性的现代社会，如果要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种概念、词句以及观念上的行动，还是一种可以解决全球发展难题、变革不合理格局的现实性力量，就要历史地澄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对资本主体性逻辑的道德批判，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在资本主体性的历史演进中已经呈现出来。
唯物史观不仅是对人类社会一般状况的科学分析，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正确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前进方向。按照唯物史观的分析，相对意义上的公共性不仅在现代社会是一种现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程度和水平的不断提升更是一种客观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在相关论著中对人类社会发展形态演变进行分析和考察所得出的结论便证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篇”中，马克思围绕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将人类社会界划为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物的依赖性阶段和个人全面发展阶段，对应的共同体形式分别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体。在共同体的演变中，公共性毫无疑问是向前发展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考察共同体形式演变及其公共性发展的基本线索是资本逻辑的形成、发展及其衰亡。同时，马克思还充分论证了资本逻辑对于现代社会公共性发展的决定作用、辩证效应及其为人类迈向更高社会形态所准备的公共性条件。这表明了一个基本理论事实：唯物史观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语境中蕴含着一种公共性向度。
唯物史观的公共性向度立基于资本逻辑批判，更准确地说是立基于对资本主体性发展的历史批判。之所以如是指认，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公共性危机的批判，无论是价值维度层面的还是事实维度层面的，其着眼点都是资本主体性的历史批判。只有深入到资本主体性历史批判语境中，我们才能跳出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公共政治哲学的道德的、伦理的批判视域，进而真正把握唯物史观公共性向度的现实性。另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体性历史演进的现实指向必然是唯物史观理论语境中的公共性，而非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所指认的那种主体性的黄昏与公共性的迷失。
从前一个方面来看，尽管国内外理论界讨论公共性问题的学说并不少，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大量类似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论述，西方理论界李普曼、阿伦特、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等人也都阐发了较为丰富的思想，但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抽象化、外在化的缺陷。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性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可能并不真实存在，因为在古代中国，“公的道路就是官家所有的道路，或者皇帝所有的道路”(26)金耀基.中国的现代转向[M].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4:165-166.。当然这种特点主要是由前资本主义社会性质决定的。而现代西方公共政治哲学虽然直面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重构公共领域、达成重叠共识、恢复交往理性等一系列方案，但相关讨论在总体上却滞留在政治的、道德的、伦理的层面，脱离了对现代社会主导原则即资本主体性的历史批判，回到了唯物史观创始人当年极力反对的立场。正如哈贝马斯自我反思的那样：“我们依然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当代同人。”(27)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61.
从后一个方面来看，尽管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体性的形而上学表征即现代主体性哲学进行了猛烈批判，提出了一系列消解主体性的口号，如拉康的“主体之死”、福柯的“人之死”、巴尔特的“作者之死”、多尔迈的“主体性的黄昏”等，但并没有准确揭示资本主体性历史发展的真正趋势。诚然，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现代主体性哲学单一主体性思维的把握和批判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尤其是对绝对意义上的科学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批驳对于当代公共性建设有着重要启示意义。但问题在于，资本主义时代中人和资本的关系是颠倒的，资本主体性的退缩并不代表人的主体性的退缩，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代表人的主体性的增强，而不断摆脱资本主体性统治与制约的人的主体性的提升，也就是共同体公共性的提升。简言之，资本主体性衰退的现实指向是共同体公共性的发展。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在观念上对资本主体性进行历史批判，所得到的结论也只能是从资本主体性到共同体公共性。可见，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理论逻辑(从主体性到后主体性)是严重不符合现实的。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哲学并不是一般地批判资本主体性，它批判的只是以强制性输出为主要发展方式的资本主体性，而当前依靠创新逻辑维系的资本主体性却恰恰是它所极力维护的对象。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后现代主义不过是资本逻辑在当代发展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而已。”(28)丰子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J].中国社会科学,2005(4):53.忽视这一点，便很容易陷入当代资本主义编织的意识形态陷阱。
基于资本主体性历史批判视域可以发现，公共性完全可以成为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范畴，公共性逻辑亦完全可以成为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向度。唯物史观的公共性向度不仅超越了现代主义哲学的单一主体性思维，不仅能够克服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公共政治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在公共性问题域中的虚幻性、抽象性、虚无性，更是深刻把握与揭示了资本主体性历史演进以及共同体公共性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充分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实哲学基础。而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资源，构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理论框架，将唯物史观的公共性向度清晰完整地呈现出来，已经成为一项亟待完成的重要理论任务。
Historical Criticism of Capital Subjectivity and Public Logic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Also on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ANG Mingxu
[Abstract]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ollows the public logic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To interpret this logic in depth, two fundamental questions need to be answered: (1)In the capitalist era indicated by Marx, does the public logic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ve a realistic basis?(2)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th criticism, confrontation and struggle as the main discourse categories, how to place the public logic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other words, how ca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ecome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he context of abstract criticism of values and general criticism of capital logic, these two problems cannot be deeply clarified, so we must open the historical critical horizon of capital subjectivity.The public logic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opposite to the logic of the capital subjectivity.When the capital subjectivity develops to the present, its compulsory export principle cannot be sustained in the face of the generalized and deep modernity crisis,thus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of the public logic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s emerged.The capital innovation with capital subjectivity weakened as the basic condition has promoted the new change of contemporary mode of production, thus the public logic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s acquired practical feasibility. The historical direction of Marx's criticism of capital subjectivity is not "the dusk of subjectivity", b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ity of community. This shows that publicity is a basic categ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pubic logic is a basic dimens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publicity dimens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ot only surpasses the single subjectivity thought of modernism philosophy, but also overcomes the shortcoming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western public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ostmodern philosophy in public issues, Characterized by illusory, abstract and virtual.Therefore,it forms a soli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capital subjectivity; horizon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ublic logic;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资本主体性的历史批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逻辑研究”(项目编号：19ZXC001)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9)06-0001-12
DOI：10.3969/j.issn.1009-105x.2019.06.001
引用格式：桑明旭. 资本主体性的历史批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逻辑——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 [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12.
Citation Format:SANG Mingxu.Historical Criticism of Capital Subjectivity and Public Logic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lso on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J].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2019(6):1-12.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
(责任编辑：肖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