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东北流人诗歌创作的精神特质——关于创作主体文化心理结构的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特质论文,主体论文,结构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初至中叶，由关内流放至东北的十余万众“减死免等”的流人中，就文人而言，顺、康、雍三朝，仅有案可查者，多达数百名。他们主要集中在盛京（今沈阳）、宁古塔（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尚阳堡（在今辽宁省开原县东清河水库地）、卜魁（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等地。这些不幸被遣的流人文士中，既有在关内就已才名卓著的名士，亦有事迹难考的普通布衣，但他们在长期的流放生活中，面对着艰苦环境的重压，出于各种原因，大都不忘读书治学，勤于写作，不废吟咏，为后世者留下了数目可观的作品，其中尤以诗歌最丰。这些作品虽多已散佚，但据张玉兴先生长期收集、考证、辑录、整理，“今天我们尚能见到的诗篇仍有近万首之多”。（注：《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前言。）他从中选录了有代表性的流人诗作者四十八位，诗五百五十八首，另附六位赴戍所探视者五十六首诗，共计诗人五十四位，诗歌六百一十四首，并加注释，完成了《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一书，（注：辽沈书社，1988年10月版。）因该书为“迄今为止搜罗流放诗人及其诗作最丰富、最完备的选本。”（注：见该书戴逸所作序言。）故本文所论诗歌大部选自该书。
一
清初时，战乱频起，社会动荡，时代的变迁和个人的沉浮甚为剧烈。由于时代、社会的影响以及个人遭遇的直接原因，使得整个东北流人文学中对家国之痛的悲愤、不甘屈服的叛逆性格的表达，在顺治朝的流人诗作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和浓烈，出现了一批具有民族思想和反叛性格的作品，而在这方面，成就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函可。
函可（1612—1660），字祖心，号剩人，自号
，俗名韩宗
，明末广东博罗人，诸生，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明崇祯十二年（1639）出家为僧。1645年请藏经到南京。在南京期间，编写私史，名曰《再变纪》，记载南明弘光政权的兴亡与各阶层抗清斗争的事迹。后此书被清兵搜出，“当事疑有徒党，”严刑拷打，而函可“但曰某一人自为。”（注：函昰《千山剩人可和尚塔铭》。）同年底被械送北京，仍旧不屈，誓死不招供他人，最后被流放至沈阳，时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函可平生著作颇丰，诗歌尤富，其弟子今羞和尚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编成的《千山诗集》中，收其诗1412首，数量之多堪称东北流人作家之最。体裁上也丰富多彩，五言、七言、杂体、乐府等均精。函可诗作内容广泛，思想积极，气势豪放，朴实无华。他的不忘家仇国恨，坚持民族气节之作，直抒孤愤，悲壮慷慨，如《辛卯寓普济作八歌》：“辛苦前朝老衲衣，十年与尔不相离。骨残心碎无完肌，至今襟袖血迹遗。谁云新者可代故，何忍抛撇冬夏披！”函可还有揭露清朝统治者对普通百姓残酷压榨的控诉之作，同样是函可诗极富现实意义的精华所在。如《老人行》，咏叹了一位在八旗官庄喂马的老奴仆的悲惨遭遇：“儿孙丧尽亲戚死，剩此零星干枯骸。”“堂上赫怒声如雷，叩头出血谁汝哀。”一生命运凄惨，但也只能“生守官园喂官马，死作泥土填官街！”以平白如话的诗句，悲愤难抑的情感，描绘出当时苦难社会中一个真实、悲惨的场景，真是“我闻未及终，贮泪已满腹，”具有很强的感情冲击力量。
函可经历坎坷，命运凄惨，但他虽身处绝塞荒域，却决不自暴自弃而消沉，他的诗作中燃烧着矢志不移、苦苦不倦的精神追求的火焰，他在《辛卯生日》中吟道：“裂裾续欲西征记，破帽长歌正气篇。”他称与自己命运相似的流人为：“道同顽处合，诗向酒中深。”（注：《寄龚韩二子》。）“顽”者，顽固不化，顽冥不开也，于自嘲、揶揄的语气中直露出一种反叛的性格特征。这种态度、性格使得函可对自己的流放命运抱定了抗争的决心：“现身仍是旧王宫，荒草颓垣不厌穷。”“莫笑孤僧老更狂，平生奇遇一天霜。不因李白重遭谪，那得题诗到夜郎！”（注：《解嘲》。）函可诗中绝少哀婉颓伤的音调，相反却高扬着乐观、豁达的旋律，表现出如塞外青松般坚强的人格力量。
在清代东北流人作家群中，函可是颇具特色的一位诗人，这不仅因为其诗作的精神本质鲜明地呈现出与中原的明末遗民爱国作家同样的现实批判力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注：丁力在《清诗选》的前言中称沙张白、释函可、吴嘉纪为清初众星灿烂诗坛上的三颗巨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还在于他在对人生意义、 价值的探寻中，所体现出的愤世嫉俗、关注人际、追求超越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丰厚内蕴。函可的不妥协于现实的斗争精神，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不同流俗、不肯苟合的超人品格明显看出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如《寄龚韩二子》：“平生无半面，祸患每过寻。乱肆两枯骨，枯桐一片心。”显示的是道家思想对某种秩序和规范的怀疑、责难的精神构造。函可诗多次提及生、死，如《即事十首之十》云：“身死固足悲，身辱亦足耻。与其辱以生，毋宁饥以死。”这是面对死亡道家式的旷达，因而他执着于生死，却并不认为世界为虚幻，所树立宏扬的是某种理想人格，是某种人生价值的实现。所以在遭流放之后，仍然执着于自己的信念情感，仍然悲愤哀伤于人际世事，这是自屈原以来的情操传统，这传统为后世士大夫知识分子所承继下来，逐渐积淀为他们文化心理的一种特质，所以才会有“节旌既落心愈壮，诗卷犹存道未穷。”函可虽并未效仿屈原真的去自尽，但屈原所反复锤炼的那种“虽体解吾犹未变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心理情感却极大地影响着函可对一种人格精神的追求与恪守。
同时，函可的道家精神又是儒、道互补基础上的精神，即它已经与儒家精神交融汇通在一起了。他那积极入世，忧国济民的思想，他那始终关怀世事的顽强意念和忠挚情感，都与儒家有关。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其诗作的精神本质：寄情自然却未忘世事，遁世入佛仍不免感叹世态；是超度隐逸的思想与批判社会的精神同在，普济众生的佛祖与关怀苦难的俗僧共存。在函可诗中豁然而立的是对人品高洁的向往，这“人格”既出于民族气节，出于作为明末遗民对满清统治者的抗拒，但也并非全部是儒家的伦常标准，而是渗透了道家理想的遗世独立的人格精神；而他人品的建立既是基于儒家入世的人生关注思想，又充满着对世俗人际的抗议、超越和解脱，骚动着对脱离丑恶现世的渴求，因而它就不会是虚幻的人格自我完善，而这两者又统一在他那爱憎分明的炽热情感之中。概言之，函可诗的精神、气质、个性，既有道家的旷放豁达，又不离儒家的忧时忧国，感叹兴亡，加之“发愤以抒情”的屈骚传统，使得他的诗歌洋溢着傲岸不谐的气概、对现世生活的深沉感怀以及强烈的主体性抒情色彩。其诗的飘逸气势，刚健风骨和浓烈激愤的风格特点，大致均可以在上述的论析中寻到其文化思想、文化心理方面的根源。
二
“流人”这一身份，应是我们分析和研究其文学创作的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它是包含了流人诗歌创作林林总总的内容、矛盾发展过程，决定其总体性精神特征的最本质、最普通的胚芽。绝大多数远谪东北的流人文士，是清政府专制统治、思想文化政策的牺牲品。在社会的现实性上，他们是遭放逐的“罪人”，是被排挤出上层士大夫生活圈子，打入“另册”之人；而在个人性上，他们的文化传统、精神气质、艺术趣味等更多地还属于他们曾跻身过的阶层，如此，当他们面对东北边荒之地艰苦的环境时，当他们开始平民百姓的普通生活时，他们就必须磨炼自己的适应能力，寻找和强化继续生活下去的精神力量，一种对自我心理、精神结构及功能的调整转换就尤为重要和迫切。当我们将东北流人的诗歌创作视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以清代诗歌创作的整体作为参照便会发现，与同时期关内的诗歌创作相比，反映阶级、民族矛盾，触及时代风云的作品很少，而倾吐个人的生活体验，抒发由个人的生活经历所产生的感情、意绪的创作倾向则成为了主旋律，这里除了有地理位置、生活环境、社会思潮影响的限制性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流人诗歌首先是作者个人经历所带来的情感、认知、心理等方面变化、调适和重组的艺术性外化，因而它就更带有创作主体个性化的色彩。
在创作主体与被表现的客观事物关系上，以往许多人只强调客体的丰富性，认为客体本身向主体呈现了多侧面、多层次的不同意义，而主体的每一次变化都是客体机械地向主体移位的结果，这就容易导向简单的反映论观点。具体到对东北流人诗歌创作的研究上，缺少从作者精神的重创、心灵的伤痕这一角度切入所进行的分析，而是单纯强调东北的自然和生活环境对流人创作的“规定性”影响，如此，便无法辩证地解释流人诗歌中包含着的一系列矛盾构造：对东北壮丽山河、辽阔边土的赞美——对东北凄清、荒蛮景象的诅咒；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愤不平——赞颂清廷的功业；祈望重被召用——淡泊名利、遁世隐逸；恶劣的生存环境所带来的紧张感——清新自然、轻松闲适的情绪；对边疆军民勇武精神的讴歌——思乡盼归，早日离开戍所等等。显然，流人诗歌创作的全部构造以及其中蕴含的丰富的精神、文化心理的内容，并不是以一种简单的平行排列方式所能说明的。这里所强调的，是从认识、感情建构的观点看，除了客体（东北具体的外部环境）为创作主体提供了变化的基础外，同时还应充分注意到主体也在不断改变自己，不断调节和整合自己与客体的关系——不断地以新的建构来替代旧有的建构，从而在新的意义上与客体发生关系。
流人作家主体精神结构重构的内在驱动力与导向质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以及在此思想熏陶下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流人文士们对凄惨命运所带来的失落感、极度的痛苦并未采取激烈对抗的形式，而是以情感的疏导和心理的调节来曲折适应。从外在层面看，它是出于适应现实性的流放生活的需要，但在这之中，还积淀着中国人对精神力量优胜于单纯的物质（包括肉体）力量这样一种较高层次的认识。中国传统思想中“外求不得反求诸身”的观念提供了太多的范例，无论是《天问》般的悲怆呼号，还是“悠然见南山”式的柔韧品质，都显示着精神世界的调适、整合所产生的力量，它聚积为一种超越，在高于物质层面处释放出维系平衡的能量，然后以一种富于弹性的、稳健的人格特点和行为方式去面对和参与现实。一方面它反映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事物“度”的重视与把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节制”感情的需要，便会导致在感情受到猛烈冲击后适时地对其进行重组，通过“物我交感、交流”（抒情诗的主要特点）这种中国古代艺术的主要表现方式释放出位于变化中的感情世界结构体系中不同功能点的情感，它是创作主体与客观对象间的一种动态化的契合、一种感应、一种寻求最能适合对方特质的主动。
从总体上看，在传统思想文化的统领和作用下，流人作家创作主体精神世界的调适重组，通过其作品主要表现为以下的三种方式。
感伤暗淡情绪的渲泄 对流人诗歌作品进行粗略的统计分析后可以发现，写愁、写悲、写忧、写怨的篇章占了相当的比例。可称是风花雪月，春夏秋冬，人情世态，旧日故交，古迹废墟，边疆风光，处处染上了伤情，历历可见愁绪。“雪霁山城月色新，天涯怜汝倍沾巾。家残已恨无归日，道远空怜梦故人。尺素三秋凭去雁，短衣十月叹悬鹑。伤心同是他乡客，偏是相思隔塞尘。”（注：吴兆骞《寄怀陈子长》。）冷落的秋景与伤感的别离的交织，身处逆境的愁闷与失去温情慰藉的冷寂，在一唱三叹中层层展现出来。诗歌作为艺术的一种，即是文化的载体，当然就体现着特定的文化思想性格。流人诗作中那数不尽，道不完的忧愁，正表明着中华文化存在的所谓多悲多愁、思虑深重的“忧患意识”，并且中华民族强烈的群体感，使个人往往把朋友的愁、亲人的愁、天下的愁统统化在自己身上，愁上加愁，以愁体愁，提笔写诗自然愁绪满怀，无可排遣。流人的特殊经历，加之身处荒凉寂寥的自然环境中，其愁、其悲就愈发显得凄凉、暗淡和伤感，别有一番打动人心的感染力量。
流人诗歌中还有相当数量的怀古之作（或直接的，或通过咏眼前之物的咏怀形式这种间接性的），它们的出现亦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渊源关系的。从宇宙自然中去努力领会、捕捉其内在的蕴藏，用一种同构形式再将此体现和展示出来，这是中国古代诗歌一种普遍的审美途径或方式。流人文士们登古迹，神思徜徉，极目四望，目击道存，于是兴发感动，感叹仕途坎坷，倾诉个人牢骚，于渲泄情感的同时，在对宇宙时空的永恒和个人孤寂的体味中获得一种启悟。他们追怀历史，体咏变化，发出的是“人生若旅”、“人世如梦”这样的人生短暂、盛年不再的悲哀。他们从往事的追索中寻找范本，于物化的历史中叠印心灵的依据；将自我幻化为历史时空状态中的人，在带有凭吊意味的苍茫寂远的距离感中淡化对个人命运的沉重背负和浓浓的苦愁。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回避激剧的痛苦、冲突而满足于自我虚拟的宁静世界，以求得精神平和的文化意识，但人在遭受了命运的重创之后，不可能径直就从一种尖锐、紧张的境地进入平稳和圆满，这中间需要一种缓冲过程，需要一种媒介物来寄托感情和由命运突变而获得的某些领悟，以完成精神和心理的转换。因此流人文士们是以咏物、怀古的形式，意在通过自然、宇宙来反悟人生，将自己个人命运的悲哀溶入到某种变化和流动中去，以一种“无限”去拆解由个人性而导出的精神桎梏。从这个意义上讲，流人诗作中的一部分怀古、咏史诗亦可归入感伤暗淡情绪的渲泄之范围了。
关于流人作家描绘东北的自然风光的作品，以往曾有人将其主要内容概括为描绘了东北的壮丽山河，表达了对辽阔边土的热爱之情等，其实这是一种表面化的判断，亦不准确。实际上，流人作家所描绘的东北自然景色，是多侧面、多色彩，纷呈丰富的。在有些诗篇中，作者状写了东北地区高山的雄伟、大川的奔腾、原野的辽阔和森林的幽深，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东北大地古朴、苍莽、浩茫的自然地理环境的特色。然而，还有另外一种相对的情况，即在绝大多数此类诗作中出现的自然景色是暗淡的、阴霾的、压抑的形象和氛围，作者笔下东北的山是“寒峰”、“崖冰”、“乱山”、“重山千仞”的“阴崖”；地是“荒沙”、“鸟道”、“野荒”、“万里昏”的“莽莽惊沙”；风是“朔风”、“悲风”、“惨秋风”；云是“愁云”、“暗云”、“半昏”的“浮云”等等。他们所描绘的荒原、大坂、峭崖、陡壁，均染上了灰暗、清冷、寂寥的色彩，给人以阴沉的、寒冽的、严冰般凝固了的直感，可以说，通过写景诗所展示的流人作家的基本审美特征是带有悲苦、愁郁感的对阴冷、荒凉景象的强烈共鸣或互感，而并不主要是对雄伟壮阔形象的热情或偏好。
流人作家将东北的自然景色描绘为阴冷的、荒寂的，将他们的具体生存环境视为艰难的、险峻的，这是与作者的生活经历相一致的，与他们从人生的险途感受到流放生活的“畏途”相通的，他们笔下的“陡崖”、“黑雾”、“荒草”、“冷霜”等物象，传递出这些敏感而又脆弱、复杂而又破碎的知识者们的心灵感受，是这些心灵的物态化的对应物。他们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作如此的描绘，还在于他们欲从客观存在的极度艰苦中调动起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那些渲染勿宁说是对置身于险境中心理的一种锤炼。面对着不可抗拒的大自然，他们时时感到个人的渺小、生命的脆弱，他们欲从这大自然中汲取一种原始之力，那其中渗透了作者在困境中自我积聚起的一种悲壮感，因而才有了由“瘦骨可堪边塞苦，敝裘宁耐朔风寒”的诘问到“临岐不洒伤心泪，忧国当年泪已干”（注：陈梦雷《东行口占三律》。）的决心，那是人在预感到要受到有形和无形的伤害时所作出的调动起自我的全部精神力量来进行抵抗的反应方式。
对绝望的顽强抗争 流人文士们采用的抗争绝望的方式仍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机制所规定了的。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忧患意识”的重压下，建构了极富民族文化个性的心理调节机制，那便是“以理节情、自我超脱”，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很少有发自内心的大欢乐、大喜悦，亦极少见悲天怆地般的哭喊或近乎疯狂般的呼号，但却能看到“乐以忘忧”、“自得其乐”、带有揶揄、解嘲意味的诗篇，流人诗作亦是如此。不论是“不因李白重遭谪，那得题诗到夜郎”的“豪壮”，抑或“相逢乐事夸边土，翻笑书生苦忆家”的“轻松”，从本质上看，都是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态度，把人生的愁苦哀怨以不经意的口吻道出，骨子里虽极沉痛、严肃，但表面上却以一笑置之的态度应付，愁虽愁，忧归忧，但绝非要将惨不忍睹的场面和对人生命运的恐惧暴露无遗，相反要显出豁达、镇定、安详、彻悟、忧伤而不绝望的态度，这才有了“龙庭亦是豪游地，海月边霜未觉愁”，（注：吴兆骞《赠人》。）有了“莫言穷塞苦，随俗即吾乡”（注：张贲《莫言》。）这种自我安慰之作，与其说是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不甘沉沦”的人生态度，莫如说那是他们用来对付愁苦悲伤的手段，是对绝望进行的一种曲折抗争。“远窜来殊产，深恩率土同。比邻滇蜀语，欢笑鹿麋中。”（注：张贲《宁公台杂诗二十二首》之十九。）它是遁逃，更是一种征服，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心理、情感，恐怕早就难以承受这愁苦悲伤的重负了。“静对读书老，闲留面目真。塞尘吹不入，闭户即桃津。”（注：方登峄《构小屋成适乩降，题以诗并颜之曰葆素斋》。）把愁化作诗，把苦难化为欣赏对象，本身就是一种极为高明的解脱办法，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锤炼了流人作者的这种能力：从容地从忧伤中走出来，由当事者的位置挪到“局外人”的位置，巧妙地将人生苦难淡化和稀释了。
流人文士们强化自我的精神力量以抗争绝望，除了由自我主体精神世界结构的调适和整合来达到这一目的外，从外界、从与自己命运相似之人的互相交流、关怀、鼓励中获取力量亦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渠道。在地处偏远的戍所，他们诗酒唱和、作诗应答、相互倾倒、赞赏推引，实际上是通过这些方式将每个个体的精神重压在诗文互答中扩散减轻为了一种群体共负，或言之，是在他人对自我情感内容的确认中不断地获得新的精神力量，因之，便产生了占流人诗歌总量相当比例的赠答唱和诗，这类诗尽管表现形式不一，但从整体上看，不消沉、不颓丧，基本上是积极的向命运抗争信念的表达，是依靠群体的力量来驱赶孤立无助的感觉，并且，它在更深的层次上应和着当时的社会情绪要求：在沧桑巨变般的改朝换代后，面对着个人命运已经或可能发生的剧变，一种精神上、心理上的准备或抵御素质的锤炼，因而它就不再是作者个人独特经历的反映和情绪的渲泄，而是具有了某种知识阶层普遍心理的非约定的集体一致性，它真实地展示出一部分失意的上层士大夫在困境中的心态以及他们为抗衡这困境带来的精神压力而作出的努力。
对流人作品中边塞诗的产生，我们同样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来分析。一种题材内容类型的出现，并不是由作家个人决定的，它是历史情势、文化环境、社会氛围在作者那里能动的综合作用，换言之，是作者个人通过他特有的方式对一种带有时代感的情绪作了程度不同的表达。感伤、悲凉与滞重以及由焦躁所带来的急迫感，是流人诗整体中反复出现的双重变奏。感伤、悲凉的原因及具体表达的内容、形式已如前述，而如果说“滞重”是对感伤悲凉绵绵无期的历史长度的清晰认识，是对正走向“盛世”的、自己曾置身其中的王朝政权与现实性的年复一年单调、流年逝水般的个人流放生活之间巨大落差的实感，那么可以说这“急迫”便是对动摇“滞重”感的一种心灵渴望，是相当程度上与当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溶合在一起的、不甘于被时空所僵固住的一种情绪、感情的骚动。东北边疆的具体境况为流人作者提供了实现上述可能的客观条件。东北边疆蕴藏着无限生机的大自然提供着丰富的创作素材，流人作家从它的气势、神韵，从它的生生不息、变化流动中汲取着一种原始之力。他们对东北的大自然中所包蕴的雄大、壮阔、苍莽、刚健之气的摄取，正是对生命活力的渴望赞美，是对一种不可扼制势能的向往，是对由社会性的命运安排所带来的“死寂”氛围的一种冲击。边塞诗的产生，还由于作者受到当地文化环境粗犷、豪放氛围的感染和熏陶。边疆军民那豪爽、直率的性格群体特征，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中的内在阳刚之气，生产、生活内容的多姿多彩、质朴奔放，都感同身受地逐渐使流人文士们眼界开阔，心胸豁达起来，潜移默化地带给他们以一种无形的扩张力和冲击力，作家们便以与具体地域的、文化的大环境相同构的艺术形式传递出自己新的生命感受。概言之，与前述流人作家在怀古诗中，通过对历史时空感的体悟来淡化个人性的哀怨一样，边塞诗的出现，从历史情势给作者个人造成的精神世界构成的角度看，它是作家通过对大自然中某种势能的把握来抵御现实性的沉重和呆滞，是通过对生命力鲜活、跃动的歌咏对弥漫于当时知识阶层中感伤情调的一种反拨。
主观精神世界的内在支撑 如果说“感伤、暗淡情绪的渲泄”和“对绝望的抵抗”是流人文士们面对新的生活环境和前途命运不得不进行的心理平衡和精神重构，那么支撑着他们主观精神世界、给这一“平衡”和“重构”以内在动力的，仍然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哺育出的，通过流人诗歌透现出的中国封建社会特定阶层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流人文士所写的抒情诗，相当多是以反省的形式出现的，如陈志纪的《塞外岁暮枕上作》：“普天皆王土，万里犹比邻。狂言不加诛，蒙恩为戍民。”《宁古塔春日杂兴（二）》：“罪比丘山重，恩同覆载宽。”丁澎的《东冈（其四）》：“疏拙违明主，胼胝愧老农。”作者忏悔自责，对因自己的“过错”而遭流放后悔不迭，深感有愧于朝廷的信任和皇帝的浩恩。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每个人的行动行为、思想意识以至于生命旅程都已被秩序化了、规定好了，在这中间若发生了什么，那一定是个人的某些方面出了毛病，于是就需要继续“吾日三省吾身”，更加努力地“修身养性”，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所要求的规范。反省的结果并没有导致出彻底的悲观，一方面将悲伤凄婉的感情意绪倾吐出去，另一方面则始终保留着向往和祈盼。联系到流人文士们对历史往事、历史古迹、历史人物更感兴趣，便会明白他们之所以感叹兴亡，嗟叹古今，是因为他们总能从历史中感受到循环轮回的味道，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相信时世沧桑，来日方长，总有一天会否极泰来，时来运转的。于是，我们在流人诗作中读到了大量的颂圣诗，既便如吴兆骞这样才华横溢的诗人也不例外。这里有追怀往事，感念皇帝曾对自己的赏识：“当年献赋傍辽川，笔札深蒙圣主怜。不觐天颜三十载，梦魂常绕蓟门烟。”有直接向皇帝献颂的：“白云横千丈，青天泻二流。登封如可作，应待翠华游。”（注：吴兆骞《长白山》。）有为清军击败郑成功等残存的抗清势力而欣喜，颂扬皇帝的英明伟略的：“欣闻奏凯纾宵旰，到处长扬簇管弦。”（注：方拱乾《得江南消息》。）以传统的批评原则，将上述诗句判定为流人诗作中的“糟粕”是很容易的，但若仅止于此，恰恰又难以准确地诠释如前所述的流人文士们复杂矛盾的精神世界构成。将感情寄托在皇恩那里，自我意识消解于正统的封建意识中，是与流人文士封建士大夫的社会身份，思想意识完全相一致的。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何以身处边陲的流人文士们一如既往地关心时政，赞扬清朝的安边政策，何以当时发生在江南、西北、西南等地的重大事件会那样迅速地在其诗歌中得到回应。这里有描写清代边疆地区的安宁与巩固的：“女墙不盈尺，兀立控诸番。始觉皇威远，弥钦地势尊。”（注：方拱乾《宁古塔杂诗》之五十三。）有赞扬清朝迅速地统一了中国，祈望今后能民安国泰的：“禹贡山川指顾里，周官礼乐绘图初。千秋王气维盘石，五色卿云捧日车。”（注：董国祥《盛京纪述》。）还有对朝廷取得平定西北边疆噶尔丹叛乱胜利的颂扬，有欢呼三藩之乱最终平定，入云南平叛大军凯旋班师等等。若将此判定为是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固然不无不可，但除此而外，在这里不是还能强烈地感到那种一个人只有自觉置于某种秩序与和谐中才能生存的生命本体的自觉需求吗？作为生命个体的人可以受磨难、遭折磨，但相对于巨大的社会机体的巩固和平衡，相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个人的遭遇永远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个人的出头之日是以国家（王朝）的巩固和强盛为前提的，只有与一种主宰物（皇朝）相联系，个人才可能摆脱孤立无助的境地，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在流人文士那里表现得是如此鲜明而深厚。
流人的诗歌创作是中国封建时代一批遭贬谪而中断了仕途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剖白与写照，它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向我们展示出生活于17—18世纪中叶的一批具有特殊经历的中国封建文人复杂多样、情感丰富的内心世界。他们忠实于现实政权（函可等极少数作家除外）、现实社会而又为其所抛弃，热爱生活、追求美好事物而又被打入生活的底层，满怀爱国热情（当然与忠君联系在一起）、渴望建功立业而又怀才不遇……。流人的诗歌展现出作者面对着这些矛盾而不得不经受的精神苦难。概言之，流人的诗歌创作反映了那些曾经依属于清王朝但又被摒离出上层士大夫阶层的文人士子的思想和愿望；体现出这部分人的失落感、委屈不平的情绪而又不得不于无奈中面对现实所进行的自我心理调适整合的轨迹；传递出他们祈盼早日复归原有生活而不愿被士大夫阶层所遗弃的焦灼、担心和忧虑的情绪。流人作家所受苦难虽然极为沉重，但流人诗作中却几乎见不到那种极度的颓废绝望之作，也没有那种病态的呻吟和嘶叫，这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巨大苦难的顽强耐受力，以及通过此所显示出的民族性格的坚韧和深沉。流人文士们通过多种方式去承受苦难、反抗绝望并顽强地坚持下去，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不屈服命运的优秀品格的具体体现。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流人诗歌整个精神特质的复杂性：它是一种交织着妥协性的奴隶精神和顽强深沉的力量在内的交织综合，它是一种士大夫的思想倾向、感情趣味、审美意识和在某些方面冲出了这些正统规范向下层人民接近的错综扭结，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积淀、储存与流放生活这一全新经历的相互碰撞、作用，是后者给创作主体带来的别样的感受、体验、认知并促使主体的情感结构、心理机制产生变化，才造就了流人诗歌创作如此的整体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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