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承包制”内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承包制论文,资产管理论文,内幕论文,公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消息人士透露，经过长时间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简称AMC）讨价还价之后，一份关于AMC“实行目标考核责任制的管理办法”近日已通过财政部和银监会的会签，不日将提交国务院定夺。
这个被AMC员工称为“承包制”的管理办法核心内容是，对各资产管理公司尚未处置完的近5000亿不良资产（债转股除外），将以三年为限，实行现金回收率和现金费用率“双率”包干，以利于国家财政锁定最终损失额。
这个新《办法》出台的一个背景是，近年来AMC-路走低的回收率和与日俱增的管理费用。
“双率”包干争取投资权
根据公开资料，截至2003年9月末，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除债转股外，累计处置不良资产4808.2亿元，回收现金861.6亿元，现金回收率17.4%，这一数字在去年年底是22.39%。
如果扣除AMC回收现金的费用率8.65%（每回收100元现金费用为8.65元），再加上财政部2001年11月通过的按年回收现金总额的1%到1.2%提取个人奖励的AMC员工激励计划，这个比率将进一步缩水到16%左右。如果再加上四家公司累计向国有银行支付债券和再贷款利息596.13亿元，四年间，AMC手中近5000亿不良资产带来的现金收入不足200亿。
算下来，四家公司万余员工每年三项费用（处置费、管理费、人员费）平均就要从国家财政的帐上划走20多亿元。
知情人士称，“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有关部门只是要求其尽可能回收资产，降低损失。但对其现金回收率及成本控制至今没有相应的考核标准。其结果是AMC回收率一年比一年低，管理费用却一年比一年高。”
于是，现金回收率和现金费用率“双率”包干的方案被摆上了台面。
据透露，新办法拟定的各资产管理公司的“双率”是综合了前几年的资产回收情况，以及未处置资产质量综合测算得出。信达和华融的现金回收率核定得相对较高，分别在18.5%和17.5%左右，东方和长城现金回收率相对较低，分别在9%和7%左右。对四大公司的现金费用率尽管各公司有所不同，但平均水平在7%左右，这一比例低于前四年的平均数8.65%。
“扣除三项费用后，乐观估计，AMC的平均现金回收率即使在15%左右，按1万亿不良资产计算，这部分不良资产的回收现金不过1500亿。而对4000亿债转股，AMC也很难按帐面价值回收，加上处置成本，即使按80%回收，1.4万亿不良资产的损失保守估计也近万亿。”某资产管理公司一位管理人员称。
据悉，在这份管理办法中，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完成核定的回收率之后，对超收部分资产将按照“国家得大头，资产公司得小头”的原则按比例分成。
此外，办法还将进一步推进AMC业务市场化。对AMC心仪已久的投资权，AMC一直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适度放开，并允许AMC开展商业性委托资产处置业务；允许AMC利用自有资金商业化收购不良资产；同时，允许资产管理公司使用资本金进行国债投资等。
在监管部门给四大公司念紧箍咒的同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简称AMC）不得不为今后的生计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
“这些政策与其说是监管部门给AMC松绑，不如说是监管部门扔给AMC的一只游泳圈。”一位AMC员工称，如果继续目前AMC机关式的运作模式，三年大限之后，AMC何以独步江湖？
AMC洗钱灰幕？
“如果回收100块钱你只能拿1块钱奖励，而制造100块钱费用你可能拿20块钱回扣，你选择哪个？”一位资产管理公司管理人员这样问记者。
“由于监管部门对AMC的三项费用（人员费用、管理费用和业务费用）是分开管理，管理的刚性只体现在了人员费用和管理费用上，而对不良资产的处置费用只有一个大致的指导性原则，并没有严格的控制。”这位人士称，一些AMC往往先斩后奏，追加预算相当普遍。事实上监管部门也很难确定多少算是合理。
“如果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运作低效的话，错不全在AMC自身，监管体系的薄弱亦有责任。”国务院派驻某资产管理公司的监事会一位负责人称。
“表面上看，AMC都有严密的监管体系，至少包括五层监管。首先是AMC内控系统，包括双人谈判制，三大委员会（资产处置审查委员会、资产评估审查委员会、资金财务审查委员会）审核机制；其次是国务院派驻监事会监管；银监会的行业监管；财政部的预算、决算管理；以及审计署的审计等。”
“但一些监管很容易流于形式。比如双人谈判，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只能查看是否有两个人的签字，至于是否由两个人共同谈判我们不得而知。况且，两个人共同谈判就一定能避免道德风险吗？”
“此外，我们在检查中也发现一些项目处置是事后补办的手续，并非事中审查。”
对于AMC员工在债务谈判中可能的道德风险，他表示，除非有债务人举报，否则，监管部门很难取证。而监事会往往把检查的重点放在了AMC各地办事处是否有“洗钱”行为。
他举例说，在一次某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的例行检查中，监事会发现该办事处大量存在造假行为，更有处置项目从项目评估到法律意见书到公开拍卖，甚至到银行账户全部流程都是造假。而一家与AMC关系密切的律师事务所帐面年收入40万元，其帐外收入却高达400万，其中200万由AMC贡献。
由于不良资产难以定价的特殊性，AMC通常要与各种中介机构发生关系，比如聘请评估机构进行估值；聘请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到拍卖行进行公开拍卖；法院进行仲裁等。这就为AMC洗钱提供了方便，加上监管部门对处置费用的控制相对宽松，这就加剧了AMC的洗钱冲动。
他说，随着监管部门对监控体系的完善，AMC洗钱的花样也在不断翻新。“逼得我们这些监管者个个都必须是反洗钱高手。”他笑称。
一位不良资产处置的资深专家则称，“为什么象高盛、摩根、花旗、雷曼兄弟、美林、所罗门美邦、瑞士一波这些国际投行都纷纷抢滩中国不良资产市场，只能说明这个市场利润相当丰厚，他们现在是在挣信息不对称的钱。”
“不良资产的投资价值，一定程度上取决于AMC想卖多少钱。”他说。
对即将推行的新规，他表示积极肯定。“从某种程度上超过承包比例进行分成，将提高AMC不良资产的处置积极性，而费用包干将有效遏止AMC的不规范运作及洗钱空间。”
不过他也表示，要防止AMC走向另一个极端。在AMC自身尚未公司化运作之前，过度放开它的业务范围，比如放开投资权是否会造成新的不良资产。
他认为，比之业务市场化，AMC自身的市场化问题更为迫切。加快AMC公司制改革，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引进策略股东，对AMC同样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二次剥离落空
变革的原动力不单单来自于业界的微词，监管者的不满，“三年之后出路何在”的问题无时无刻在困扰着AMC的每一位员工。
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工作提速，有关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两万亿不良资产是否二次剥离争论，再度升温。
12月1日，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透露，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第一个阶段就是要以“各种方式”来处置不良资产。这是近期高层对不良资产处置的首度表态。
从刘明康的表态中，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几乎都读出了两万亿不良资产不再二次剥离的思路。
据透露，对四大行帐上的两万亿不良资产，一种主流的思路是四大行改制成立控股公司后，将各自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处置。
“即使AMC想从这两万亿不良资产中分一杯羹，也只可能以一种市场化的方式从商业银行手中购买，而不是剥离。”有消息人士透露。
早在今年6月，业界就传出高盛与中国工商银行将建立合资企业处置工行的不良抵债资产的消息。尽管成立合资公司的申请报告至今还压在监管部门的案头，但有消息人士称，“获批是迟早的事情。”这无疑将极大地挤压AMC的生存空间。
12月4日，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朱登山在《经济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对可能存在的“各种处置方式”——予以评判：对银行自行处置，朱登山称，“如果银行自己处置自身产生的不良资产，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与信贷基本原则相悖。银行一手发放贷款、一手打折减免，不但会产生事实上歧视优质贷款企业的负面效应，而且还会引发信用危机。”
此外，“在资产管理公司之外重新设立机构，不但要支付组建成本，而且还要经历一个不短的业务熟悉过程”。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对AMC潜在的竞争对手——国际投行，他表示“国外投资银行机构对不良资产处置虽有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经验，但由于不熟悉我国国情特别是国企改革，而且要求予以高额回报，因而难以起到主导作用”。
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在处置不良资产方面已经取得不俗的业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认为，AMC的出路应该是一个“以处置不良资产为主业、具备投资银行功能和资产经营管理功能的综合性资产管理公司”。
与此同时，一个现实是AMC逐年降低的现金回收率和热衷于国际招标。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垄断经营的结果必然低效，何况这四家公司之间都不存在竞争。”一位银行人士称，“如果商业银行也拥有AMC的特殊政策，并且可以选择服务商处置不良资产，自己做二老板，哪家银行也不愿意把不良资产交出去。”
对现有的两万亿不良资产，这位人士称，极可能的结果是，AMc只能作为服务商与外资投行和其它投资机构一样，在一个起跑线上公平竞争，赢得自己的生存空间。
“如果说，当初把不良资产交给四大公司专门处置是圃于当时国内缺乏不良资产的处置环境，今天，国家财政上万亿的损失至少换来了这个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因此，他认为，AMC的当务之急是加快市场化进程，历练专业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