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历史观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商君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1)01-0095-04
以往对《商君书》的研究多限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思想领域，其历史观虽有少量论著涉及，但大都未能系统论述，而《商君书》的历史观是全书思想体系的基石，更重要的是它给战国之际法家的变法宣传和变法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哲学理论基础。因此，系统而正确地把握《商君书》的历史观，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更全面地掌握全书的思想体系，而且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商鞅及战国中后期法家学派的政治、经济思想实质。
一、《商君书》对古史发展的追述
《商君书》历史观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不仅涉及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历史发展动力、国家产生等重大史学理论问题，而且对一些具体问题也有详实的论述，大致勾画出我国古代历史演进的基本轮廓，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很少的”[1](P232)。
（一）历史是进化发展的自然进程
社会决不是古今如一的“千古一世”或今不如昔的退化，而是在不间断地进化发展着，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自然进程。这就是《商君书》关于人类历史演进趋势的总观点，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把战国以前的历史划分为“上世”、“中世”、“下世”[2]三个阶段，三世依次发展，后世紧承前世。“上”、“中”、“下”三字说明作者抓住了历史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时间，并认识到时间的流动是历史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时，又从“下世”中分出“今世”，藉以区别历史与现实，“今世”包含于“下世”之中，意味着“今世”是“下世”的自然延伸，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历史是已成为过去的现实。这说明作者不仅已经懂得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发展关系，而且也认识到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前后相继、不可分割的自然进程。
其次，从三世说的对比分析可知，历史是一世比一世进化发展的。从人口上看，“上世”是“人民少而木兽多”。后来人口逐渐增多；从人们的生产活动看，“上世”人们“伐木杀兽”，过着渔猎生活，从“中世”开始人们过着“男耕而食，妇织而衣”[3]的农耕生活；从民智发展来看，“上世”和“中世”的人朴实而愚昧，“近世”以降，民智大开，“巧以伪”；从社会组织看，“上世”、“中世”之民“藂生而群处”，到“下世”始设国家机构；从人们的思想来看，“上世”人们“尊尊而爱私”，“中世”人们“上贤而说仁”，“下世”人们“贵贵而尊官”[2]。从以上各方面对比可以看出，三世历史是各不相同的，是一世比一世在前进，历史处于不断地进化发展之中。
（二）历史发展的动力论
对于历史发展动因的认识，主要观点有三个：1.英雄史观，即历史发展是英雄人物（“圣人”）推动的结果；2.社会矛盾是历史发展的直接起因；3.经济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因素。
英雄史观是先秦诸子共同的历史动力观，《商君书》中也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一观点。“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2]可见，正是由于“贤者”的“立中正”和“圣人”的“分定”、“设官”，历史才得以从“上世”进入“中世”，再由“中世”进入“下世”，历史演进的推动力来自“贤者”（“圣人”）。而且官吏、法令、爵位等一系列国家机关和政治制度，也是由圣人制定的。“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4]《画策篇》明确指出此圣人乃黄帝也，“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农耕也完全是圣人神农的杰作，“神农教耕而王天下”[5]。从黄帝以后的“下世”中，书中又列出尧、舜、汤、文王、武王及五霸等一系列英雄人物，他的英雄史观是显而易见的。
《商君书》虽然承认是圣人在推动历史的发展，但又同时指出历史一世一世的变迁直接起因于社会矛盾的激化。“上世”时，由于人们纷纷“爱私”，引起人们之间“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随着争夺的加剧，社会矛盾不断被激化，致使正常社会秩序发生混乱。于是，“圣人”才“立中正，设无私”，推动历史进入“中世”。后来又由于“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无道”，导致社会再次发生混乱，社会矛盾再度激化。为了解决矛盾，“圣人”又“立官”、“立君”，历史也就随之发展到“下世”。可见，《商君书》已初步认识到社会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虽然未能形成完全科学的认识，但注意从社会内部矛盾入手，分析社会变迁的原因，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其难能可贵的思想，是其他各家各派所不及的。
认识到经济利益因素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也是《商君书》历史动力观中的闪光之处。它首先从人的本性入手分析，认为“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是“民之情也”。人们为了追求利益，不仅可以无视礼制的规定，甚至可以“犯君上之所禁”，不顾“名辱而身危”的严重后果。人们活着就是为了获利（“民生则计利”）[5]，利益驱动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同理，国家的盛衰也是由经济实力的强弱所决定的。古代帝王之所以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富强，也在于他们让人民一心于农业生产，“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6]，“圣人之为国也，人令民以属农”[5]。今世要实现国富，也必须让民众致力于务农，“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5]。只有国家富裕起来了，才能达到“治”与“强”、“富者必治”、“富者必强”[7]。否则，“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结果只能是“土地侵削而不振”[6]，以致亡国。可见，《商君书》已认识到经济（农业）是国家强盛的基础，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
（三）关于国家产生的论述
国家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是历史发展中的质的飞跃。先秦诸子对国家的产生问题多有论述，而《商君书》中同样也有独到见解。
第一，关于国家产生的时间。《商君书》认为，国家不是自人类一开始就存在着的，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上世”时，民藂生而群处”。用现在历史学术语讲，就是那时人们生活在群居或氏族、部落组织之中。到“中世”，这种状态仍没有改变，“刑政不用”，“甲兵不起”[3]，国家机器仍没有出现。“上世”和“中世”也即所谓的“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当历史发展到“下世”，圣人“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立禁”、“立官”、“立君”、“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4]可见，国家机器到“下世”才出现。国家的产生又是历史进入“下世”的重要标志。这说明《商君书》已经认识到国家的出现并非与人类同步，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
第二，国家产生的原因。《商君书》认为国家产生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圣人”（黄帝）的重要作用。由于“圣人”（黄帝）分定、“立禁”、“立官”、“立君”、“列贵贱”、“制爵位”、“别君臣上下”，从而创立了各种国家机器和等级差别。可见，国家完全是“圣人”一手制造出来的。这是《商君书》从英雄史观出发所作出的结论。其二，国家的产生是现实需要的产物，是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虽然它承认国家是“圣人”创造的，但它又认为国家不是“圣人”凭空臆造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因为“中世”上贤，人们“久而相出无道”，导致社会混乱。同时神农之后又出现“以强胜弱，以众暴寡”[3]的现象。为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平息混乱局面、拯救民生，“圣人”才因时而制国家。“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是因为“民乱而不治”；“分五官”是因“地广、民众、物多”；“立法制、为度量”是因为“民众而奸邪生”。[4]可见，各种国家机器都是现实社会需要和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
二、关于《商君书》历史观的评论
《商君书》的作者不是历史学家，他们对历史的论述是为其政治、经济学说服务的，加之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决定了他们对历史的认识不可能达到科学的境界，但作为时代精英，他们的历史观中也不乏智慧之光，许多认识不仅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而且有的几近科学。
第一，评《商君书》进化的历史观。书中的历史分期并不是对历史发展阶段的科学划分，不能反映出人类社会发展中真正的质的飞跃。这说明它没能真正抓住社会性质转变的关键因素，不曾发现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但分期的本身，不仅反映出它认识到历史进程是一个前后相继的、不可分割的、自然的进程，而且也说明它已经认识到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不仅存在着量变，更存在着质的变化，质变比量变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商君书》“从客观的历史过程去肯定历史的变化发展，肯定古不如今”，同时“又注意了不同时期的特点而给予阶段性的划分，在当时都是相当进步的”。[8]比老子、孔子、庄子等人的历史退化论，孟子的“千世一世”、只有量变而无质变的历史变化论等，都进步得多，已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历史进化论是《商君书》历史观中最为闪光处之一，标志着人类对自身历史的理性思考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应正确看待《商君书》的英雄史观。书中极大地夸大了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来源于“圣人”，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商君书》不仅没有认识到他们的重要作用，而且把他们置于历史前进的对立面。“中世”贤者之所以要“立中正，设无私”，是因为人民“以别、险为务”，以致社会发生混乱。“下世”圣人之所以要“分定”、“立禁”、“设官”、“立君”，又是因为“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无道”，社会再起混乱。可见，它认为民众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只有消极作用，是圣人挽救了人民和社会。基于这样的认识，书中提出了一整套愚民措施，从思想和行为等方面全面箝制人民。《商君书》的英雄史观不符合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它未能找到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及其后继者，不应作出不合实际的苛刻要求，不能超越时代去评价他们，更不能对英雄史观一笔抹杀。虽然英雄史观歪曲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但它与商周之际言必曰上帝，行必称天命的神秘主义天命观相比，用人的活动来代替神的意志，圣人终究是人而不是神，它承认历史是由人而不是由神创造的，主宰人类命运的是人类自身，而不是某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这一认识无疑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
另外，还应该特别注意《商君书》英雄史观中的一个独到见解。在承认英雄创造历史的同时，又给它提出了限制条件。认为英雄（“圣人”）不能无条件地、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社会矛盾的激化。如前所述，“圣人”推动历史由“上世”进入“中世”，再入“下世”，以及国家机器、等级制度的创造等等，都必须是发生在社会矛盾激化，正常社会秩序发生混乱的时候。也正是由于社会矛盾发展的需要，“圣人”才能推动历史变迁。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商君书》又从英雄史观中向前迈进了一步，已在初步探求英雄与时势的关系。“这种分析与科学的历史观还有遥远的距离，然而我们应该承认，在这种认识中包含着科学历史观的萌芽，是人类走向科学历史漫长道路的起点。”[9]
第三，闪光的历史哲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商君书》不可能形成这样明确、科学的认识，但《商君书》作者们已经初步触及到这个问题，并形成了一些在那个时代中闪光的论述。其一，认识到经济力量在国家富强、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其二，法律、礼制、官吏、爵位等一系列国家机器并非只是圣人的虚构，而是根据客观现实的需要和社会矛盾的发展所制定的。其三，人们思想、行为的变化，也是随社会发展而变化的。“上世”之民“亲亲而爱私”，“以别、险为务”，“务胜而力征”；到“中世”，随着不偏不邪和无私的原则确立，人们的思想就由“亲亲”变为“上贤而说仁”；而到“下世”，随着官设和君立，人们的思想也就由“上贤而说仁”变为“贵贵而尊官”。思想的发展与时代步伐是统一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思想内容，正如书中指出，“世事变而行道异也”[2]。其四，统治措施应根据现实需要来制定，并要根据时事的变化而变化。“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否则“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5]，“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不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10]这些见解，不仅体现了《商君书》作者的超人的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而且标志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新飞跃，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第四，重视《商君书》对原始社会的概述。《商君书》不可能提出“原始社会”的概念，但它已经认识到远古时存在一个“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最初人类是“群处”，“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过着“伐木杀兽”的生活。后来才产生了原始农业和原始手工业，“男耕而食，妇织而衣”。这些对早期人类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描述与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大致相符的。当然，其间也有错误的论述。如，人类并非一开始就进入母系社会的；把这时期人们思想的变化，概括为从“亲亲而爱私”到“上贤而说仁”，分明是受到儒、墨两家的“禅让”说和“选贤”说的影响；男耕女织的小生产方式并非启始于原始社会，只能存在于封建自然经济之中。《商君书》把这种战国之际刚刚产生的、并为法家所极力推崇的生产方式移入原始社会，以此来论证这种新兴生产方式的亘古不变性，是为他们的变法实践服务的。
第五，《商君书》中的古史人物。在古史人物上，《商君书》并没有什么发明创造，而是承袭了儒、墨、法诸派所创造的、并为其大谈特谈的、被当世人所普遍接受的一批传说中的英雄，诸如：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等。但它又没有完全照搬儒、墨的论述，而是对这些圣人进行改造，使他们成为只讲农战和法制的先圣，以适应自己变法的政治需要。
第六，鲜明的目的性和时代性。《商君书》的历史观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为当时的变法提供历史理论根据。春秋以降，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各国都力图在残酷的战争中求得“国安主尊”，先后进行变法以图强。以商鞅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亲自参加并领导了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运动，而且还积极地为这场运动制造历史理论根据。《商君书》的进化论历史观就是他们变法运动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彻底破除了甘龙、杜挚等反对派的“不易民而教，不变法而治”和“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谬论。商鞅从“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事实出发，大声疾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11]。其二《商君书》重视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也是因为作者们看到要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保持不败，并进而王天下，不仅要靠强大的军队，更要靠强大的经济实力。故而《商君书》仅把农、战列为本，其余皆末。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在它的古史观中古圣先贤也都成为只讲农战之人了。其三《商君书》的英雄史观是人本主义文化的产物，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商周之际是处于神支配一切的神本主义文化中。春秋以降，随着人们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深化，人们的视野开始由天国转入人间，逐渐认识到人类自身的力量。人的价值的发现迫使上帝让位于人，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文化就取代了以神为中心的神本文化。英雄史观应是人本文化下的产物，它代表着战国之际人们的认识水平，其时代性是非常明显的。
[收稿日期]200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