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为契机，深入开展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
——2018年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述评
李 文，苏丽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 要: 2018年，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领域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展开了广泛讨论。文章拟从理论与方法、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事业、社会治理和社会心态等几个方面进行总结。提出应加强中国当代社会史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构架更适合指导实践研究的“中层理论”；加强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对接。
关键词: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述评；“中层理论”
2018年，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研究成果的数量明显增多，研究质量稳中有升，在诸多方面有所推进。现将2018年的研究概况和学科建设综述如下。
一、理论与方法探讨
在2018年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领域，以地方档案为基础的个案研究和区域研究继续成为学界检讨较多的对象。李文等在关于2017年度学科发展的综述中指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构建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理论体系；把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个案研究要有全局观，区域性研究要有整体观；加强学科交流和史料建设[1]。苏泽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业技术的推广所引起的山西乡村社会变迁为切入点，探讨了区域社会史研究路径的问题，认为学术概念的提出有助于区域社会史理论与方法的建构[2]。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学和社会学对社会史研究的影响[3]。
β1～β12的权重可由前面的AHP-熵值组合赋权法得到，分别为:0.12，0.06，0.05，0.18，0.11，0.09，0.04，0.06，0.07，0.1，0.03，0.09。
李良玉对研究中国当代史的重要价值进行了总结，指出尽管当代人研究当代史存在很大困难，但是只要灵活运用事实判断、情感判断、价值判断、逻辑判断四种判断方法，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很多问题就能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4]。这四种判断法无疑也适用于中国当代社会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朱汉国指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应以剖析社会结构为基础，以论述社会建设为核心，以揭示社会生活变迁及其规律为目标[5]。历史社会学是近年来的一个初兴学科，从名称上来看与社会史极为相近，厘清二者的区别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应该颇有启示。李里峰对二者比较反思后认为，社会史注重回到特定历史场景，揭示历史事实，而历史社会学注重分析“不同社会的共同规律和相似机制”，二者相得益彰，无法替代[6]。当前，区域史(地域史)研究成为党史国史研究中的新兴领域，阮清华提出要加强毛泽东时代城市史的研究[7]。笔者认为城市社会史理应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的民生史是中国当代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喜平等初步探讨了民生史的言说方式，提出进一步明确改革开放前后民生思想的承继关系；民生建设的阶段性特征；民生建设历程的社会史属性以及民生建设成就的生活化叙事[8]。李成武对社会史的定位或属性提出个人意见，认为从本质上来说，“社会史”和“社会的历史”两者之间并无矛盾之处：一个指称研究领域，一个表示研究策略[9]。
学术会议是促进学术交流和学科发展的重要平台。2018年5月12—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省社会史学会在苏州市联合主办“改革开放与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综述会暨理论与方法研讨会第6次会议”。与会者结合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回顾社会史的复兴和发展，探讨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现状和前景，既有满足社会建设实践需要的现实价值，更有推进学科建设的理论和方法意义。如胡英泽介绍了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情况；满永探讨了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历史叙事的断裂与连续问题；苏泽龙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2)》一书从研究视野到研究范围的选取，再到资料的寻找和运用对现有的社会史研究都进行了一定突破；张瑜也从理论、方法、成果三方面思考了集体化时代资料的运用问题等。2018年10月20—21日，在石家庄召开了“改革开放与华北社会经济变迁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围绕华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思想观念、社会结构、生态环境、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变迁，进行了深入讨论，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改革开放与华北社会经济变迁方面取得的积极成就，为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分领域研究
(一)社会结构
在社会结构方面，人口结构和阶级阶层结构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在陆学艺先生去世五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为书名，再版陆先生生前倾注十多年心血而著成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当代中国社会建设》。这是对陆先生最好的怀念和追忆，也是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一大幸事。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李路路等对40年来阶层间代际流动的纵向和横向分析表明，只有继续深化改革和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才能破除社会阶层结构趋于固化和封闭[10]。柳建坤等通过对1949—2008年书籍大数据的分析，发现改革以来在公共话语中以“公众”为面向的阶层话语在不断提升，而以官方意识形态建构的“阶级”话语在逐渐消退。王春光[11]、王思斌[12]分别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化。盛明富在《中国农民工40年(1978—2018)》(中国工人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中，全面记录和系统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工群体从萌芽、发展到壮大的全过程。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结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家庭结构也呈现出多元化模式。吴愈晓等认为，这种多元化的家庭模式对青少年的教育发展和社会心理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应引起学界和社会的高度重视[13]。王跃生分析了生育目标上家庭与政府间的矛盾，指出“家”“国”生育目标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应当兼顾家、国利益，使官方政策与民间惯习有效衔接，才能减少政策实施中的“家”“国”矛盾[14]。林晓珊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家庭变迁的历史轨迹和逻辑，提出要重新审视国家、家庭和个人的关系，进一步完善家庭政策体系，防止因家庭政策的缺失造成家庭危机的蔓延[15]。改革开放40年来，人口结构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颜玮认为传统的养老模式已无法满足需求，必须将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产业养老有机结合起来[16]。
多篇成果探讨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人口流动问题。叶敬忠等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劳动力乡城流动与农村留守人口的研究[17]、江立华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人口流动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研究[18]、郎晓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城”迁移及其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19]、王泽强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迁移人口生育率变动应成为农村老龄化演进机制的一个重要窗口[20]等，也有学者讨论了这种人口流动推动下的户籍制度变迁[21]。还有的学者考察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内蒙古对自发性移民的安置[22]、20世纪50年代国家针对“盲流”制定的政策，以及北京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城市人口疏解[23]和1959年的城镇人口精简[24]等。此外，也有研究基于1953—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考察了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与变动[25]。
知青、女性、农民工等都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类别。知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支特殊群体，也是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2018年是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发表50周年，《中共党史研究》在2018年第9期推出了一组知青史笔谈。金光耀、金大陆在主持人语中指出：知青史研究要积极发掘新史料；要在政治运动史和社会生活史“双重框架论”下开展，而且要以社会生活史为主导；还要关注知青家长、农村干部以及农民与知青的关系。“老中青”三代学人积极参与了此次笔谈。郑谦指出：知青史研究应准确把握历史背景、正确处理“当时认识”和“当下认识”、注意方法的科学性、深化对理论问题的研究以及后知青史时代的研究更要增加理性成分[26]。定宜庄详述了知青集体编写回忆录的历程和三个特点[27]。还有学者就华侨知青史[28]、知青史研究中的城乡经济关系[29]、知青史研究的农民视角[30]和“跨文化和跨地域”视野[31]进行了探讨。女性是家庭的重要成员，刘维芳系统回顾并评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妇女史研究[32]。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生存方式的变化及其社会意义[33]。
此外,收入分配结构也是社会结构的核心内容，权衡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收入分配改革的实践创新、发展经验和理论贡献[34]。
本实验所用的主要酶制剂有：木聚糖酶（固体型，30万U/g）、β-葡聚糖酶（固体型，3万U/g）和甘露聚糖酶（固体型，5万U/g），购自广州亿添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二)社会生活和社会事业
社会治理的研究方面，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是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史的指导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进社会治理实践和理论创新。魏礼群系统总结了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的主要依据、基本内容和全新境界[62]。也有学者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
庄龙玉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社区治理的模式演进、方法转变和联动机制[65]。王敬尧等回顾了1949年以来中国村庄治理结构随土地制度改革的三次嬗变[66]。关于城市社会治理，张海以上海市为例回顾了城市社区服务30多年的历史，认为新时代社区服务必须坚持以居民为中心[67]。吴超不仅系统梳理了西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历程、经验和基本路径[68]，同时也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治理历程、优势、挑战以及需要完善的方向进行了较完整的梳理[69]。
他撰写和翻译科普著作——《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就出自他的手笔，DNA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的传记《基因女郎伽莫夫——发现双螺旋之后》和访谈录《DNA博士》等书也是他和团队翻译完成的。博闻强识，幽默风趣，“钟氏”译笔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扶贫作为新时代三大攻坚战之一，学术界给予了广泛关注。贾玉娇认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于中国具有的道路优势，即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反贫困实践的连续性和整体性[38]。王小林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贫困治理方面的基本框架[39]。孔繁金围绕中央一号文件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扶贫政策历史演进的三个阶段及其创新之处[40]。李海金等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脱贫的历史进程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关系，并对中国未来的扶贫趋向做了初步研判[41]。李小云等从历史和社会学两个维度对中国40年的减贫之路进行了解释，认为“一方面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经济社会转型的突出成就，另一方面也是在中国特色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交织互动模式驱动下，贫困人口 把握发展机会、走出贫困的独特发展叙事”[42]。贺雪峰认为，中国反贫困的制度设计实际上是扶贫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两套不同功能的制度体系互补的结果，但是也存在因政策错位可能造成政策效率的损失[43]。还有学者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扶贫政策演进；中国贫困治理政策的历史和未来；中国扶贫开发理论演进、实践发展和思路创新以及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探索历程和成效经验等。
总而言之，我国财务管理工作的转型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未来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对于财务管理工作人员而言，要全面性地认知和定位转型发展方向，从对财务人员教育力度加大、专业人员素养提升和专业队伍建设等方面付诸努力，尽快实现财务管理各项工作的转型发展，为企业管理战略的制定和良性运营提供基础。
此外，在论著方面，冯彦明在《西藏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中全面调查和反映了西藏的民生问题，为进一步制定援藏政策、改善西藏民生提供了现实依据。宋学勤在《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社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中叙述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情况，中国社会改革的各项政策以及成果经验等。毕竞悦在《中国四十年社会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从宏观角度和热门事件两个角度反映了四十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变迁。
此外，也有学者分别考察了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儿童照顾政策体系的变迁[52]、供销合作社在救灾工作中的作用[53]、制度变迁下新中国救灾主体的演变、20世纪50年代的街道托幼机构、“大跃进”时期的基层社会福利事业、改革开放40年来残疾人社会保障事业的历程、社会保险发展历程以及中国社会建设改革进程、特点和经验等。还有学者分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抗美援朝期间、改革开放以来的就业问题做了研究。
在教育和健康方面，苏泽龙认为，20世纪50年代山西农村扫盲对农业生产和农业合作化都产生了重要促进作用[54]。胡艳等利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还原和总结了1949—1976年中国乡村教师补充任用的历史状况及成效[55]。刘亚娟以上海地方性实践为例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劳动教育兴起的历程[56]。此外，也有探讨过去30年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布局统筹的价值定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义务教育政策的变迁的特征、问题和改进的思路；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历程、成绩和经验教训。郑功成探讨了健康中国建设的历程和全民医保制度的完善[57]。姚力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工作方针的历史演进及经验，认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58]。还有学者研究了中国全民健身治理历程及其未来的发展路径。
唐琦等分析了1995—2013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消费结构，认为住房消费占比不断上升挤占了其他家庭消费，不仅降低了总需求，同时也会增加工资上升的压力[37]。此外，还有学者分析了近十几年来中国城镇居民的阶层地位与消费偏好。
生存环境是影响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因素。王凛然通过对改革开放环境史研究的现状进行考察后认为，环境史与改革开放史结合将成为一个极具潜力的学术生长点[59]。李荣华回顾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黄土高原从制度建设、典型树立、技术推广等方面水土保持体系的构建[60]。祁建民以山陕地区水利社会史的变革为中心，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土地改革中，通过水利民主改革彻底实现了水资源的公共性本质[61]。也有学者从“河长制”演进的角度来评析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
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社会保障建设，王延中等总结出了五大特点[44]；郑秉文分析了其缘起与动因，总结了经验，提出若干建议[45]；郑功成不仅讨论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46]，也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生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47]。关于住房问题，杨宗儒回顾并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北京市的住房问题与住房保障[48]。有学者采访了上海市的相关领导回顾了上海率先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并推广至全国的历史过程[49]；孟延春等回顾和分析了渐进主义视角下中国棚户区改造政策[50]。关于社会救助方面，高冬梅对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救助研究进行了评述；还有学者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救助政策变迁的历程、原因和趋势；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通过社会救助减贫的实践历程、成效和未来发展。林万龙回顾了中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从城乡分割到一体的变迁过程[51]。
(三)社会治理和社会心态
民众的社会生活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领域。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刊发了三篇讨论集体化时代农村“阶级成分登记表”的论文。行龙指出，“阶级成分登记表”是开展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的重要文本，因为它对每个家庭的变迁过程记录的时段长、内容丰富而且具有可靠性[35]。倪志宏运用量化的方法对单个村庄进行了研究[36]。苏泽龙在《晋祠稻米——农业技术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一书中，通过晋水流域的稻作生态来反映集体化时期的乡村社会变迁，是近年来一部研究区域社会史不可多得的佳作。
关于乡村社会治理，李文通过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演进梳理后认为，撤村并乡、吸引劳动力返乡创业和培育新型农民将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攻课题[63]。李文还通过回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内涵丰富，要统筹城乡融合发展[64]。
老陈虽然当过侦察兵，但他还是被暗算了。如果我不告诉他那辆肇事车的车牌号，老陈哪会打电话举报那个家伙，他不举报也就不会被撞伤住院了。我觉得我应该去医院看看老陈，不然我内心会感到愧疚的。在去医院的路上，我买了一篮鸡蛋，一挂香蕉。到了医院，老陈见到我后，说你看你，破费干什么啊。老陈躺在床上，一条腿打了石膏。我问他没什么事吧。他自我解嘲地笑了笑，说想不到这次马失前蹄了。他们要是明着和我干，还真不是我的对手呢。
社会史领域的学者多数还是聚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具有的市民社会特征的观察、对城市基层治理机制构建历史的梳理[70]，以及政府对上海民间慈善组织的处理的研究[71]等。毛丹通过梳理1949—1954年居委会档案后认为，城市基层社会始于国家型构街居制，基本规定了以后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走向[72]。此外，有学者梳理了近年来城管与摊贩的关系从广泛冲突到合作的演进过程，认为这为理解城市治理和国家治理转型提供了经验和启示[73]。
孟永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人的心态也经历了一场“解体与重建”，因此将社会经济变迁与社会心态结合起来研究，可以深化对改革开放史的认识[76]。
在社会心理、心态研究方面，郑清坡等以邢台专区为例考察了1963年海河水灾后邢台专区受灾群众产生消极心态的主客观原因，以及各级党委政府开展的心理救助[74]。李飞龙利用社会心理和行为选择的角度分析了合作化时期各阶层农民的经济状况[75]。
受访学生中平均年龄在16岁，日常交流中不会使用英语，只有在英语课上会使用英语与外教或与同学进行交流。本文作者通过在外教课上的实地观察，将学生与外教在交流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学生所使用的交际策略进行收集和记录，根据Dornyei和Scott(1997)的交际策略分类，得出以下结论：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机场企业的市场竞争压力也逐渐增大，成本已成为企业竞争的基础，作业成本法由于其自身较强的优势作用，当前已经被逐渐的应用到机场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对机场企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具体的应用中还需要保证资料的准确性、作业划分的科学性以及成本动因的合理性，这就需要机场财务人员继续探索科学有效的成本管理模式，实现对成本的有效控制，提升企业竞争力。
李路路等探讨了2005—2015年转型中国社会态度的变迁情况，认为“中国人的社会态度整体呈现出一致性的变化趋向，自我认知中幸福感提升明显且群体间差异缩小，情感性评价方面社会公德感和政府满意度在提高，行为倾向方面公众的政治参与和行为开放性也都有所提升；社会态度的极化现象在中国并未出现”[77]。
三、几点反思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学术界以此为契机推出大批纪念性作品，当代中国社会史领域也不例外。通过对2018年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现状的梳理，笔者发现，虽然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明显增加，但是同质性的文章较多，其研究深度和广度仍需加强；学科理论与体系研究较为薄弱。针对以上问题，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从学科理论指导上来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加强中国当代社会史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科的分支学科，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潮而诞生，虽起步较晚，但方兴未艾，大有前途。所以必须立足中国国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体系的中国当代社会史。尽管社会史研究在西方已经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但是也要防止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食洋不化。理论来源于实践，西方理论当然也产自西方社会实践，所以任何不假思索就拿来的理论，在复杂的中国现实面前是一定会跌跤的，这一点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
第二，从学科方法上来说，中国当代社会史需要构架更适合指导实践研究的“中层理论”(方法层面)。李文曾在学科建议中指出：关键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整体框架来认识、分析和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史，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认识、分析和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史，既不能脱离一定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不能忽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关系，同时须重视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同地位，以及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在社会发展一定时期的特殊作用[1]。笔者以为可以继续将这些分析具体细化为一个个研究方法，这样在实践研究中更容易操作。尽管理论决定高度，适宜的理论更利于指导实践。
从已有的文献看，工作室制教学模式在艺术设计类课程、信息技术类课程方面已经获得了很好的成效，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实践策略，为企业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但具体到电视制作类课程，其在师资形成、工作室文化建设及科学评价方面仍有待提高[7-9]。
第三，从学科社会功能上来讲，中国当代社会史需要加强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对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当代社会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科的分支学科，以期研究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民生问题为切入点，更应该发挥自身优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撑。美国新史学的代表鲁滨逊曾说：“历史可以满足我们的幻想，可以满足我们急切的或闲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检验我们的记忆力……但是历史还有一件应做的而尚未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所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产生的最大效用。”[78]因此，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应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更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生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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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ening the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History by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Commemorating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Chinese contemporary social history in 2018
LI Wen ,SU Lijun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China )
Abstract: In 2018, the research field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social history took the opportunity of commemorating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launch a wide-range discussion. This paper intends to draw a summariz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theory and method,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life and social undertaking, soci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mentality.It also proposes to strengthen the localization study of the theor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social history,to construct the "middle-level theory" more suitable for guiding the practical research and to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history;research review;"middle-level theory"
收稿日期: 2019-05-05
作者简介: 李 文(1963—)，男，山西大同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当代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
苏丽君(1987—)，女，河南安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从事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
DOI: 10.16396/j.cnki.sxgxskxb.2019.06.004
中图分类号: C9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285(2019)06-0016-06
[编辑 王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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