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粮食消费与最低生活保障的关系_农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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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一种解决贫困问题的补救机制,是所有现代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基本组成部分。相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各发达国家都有较为完善的保障机制[1]。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政策,这主要是由于农村人口多,国家经济力量薄弱。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我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近些年我国学术界就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展开了有益的探讨和研究,杨翠迎(2003)以农村市场经济为出发点,采用实证、定量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系统剖析与研究,通过考察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与政策演变,并结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设计了衡量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指标体系和适度水平的测定标准,提出了适应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框架[2]:杨宜勇(2006)在总结和考察了我国农村救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现状的基础上,依据我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从城乡统筹的角度,分析了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现实紧迫性,并初步设计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框架体系和资金筹措等问题[3]。

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首要问题在于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和保障人口的数量。然而,我国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和保障人口的研究还较少,尚未形成全面、深入、有效的指标体系[4],为此,拟从食品消费的角度,对甘肃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标准和保障人口进行定量分析。

一、研究方法

以甘肃省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标准,以甘肃省各市(州)为单元,将甘肃省划分为较发达、欠发达和贫困三类地区;以人体每天必需的营养量为约束条件,根据各种食物营养成分含量建立线性规划模型,计算出甘肃三类经济区农民的最低食品费用;采用校正的恩格尔系数确定三类地区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和保障人口。

(一)资料来源

所用资料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来自《甘肃年鉴·2007》[5],农户收入分组来自甘肃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甘肃现行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试行标准来自甘肃省民政厅;食物价格为各地平均的市场价,资料来自甘肃省物价局。第二,各种食物所含的营养成份及热量和人体每天所需各种营养物质及热量指标来自《食品营养学》[6]。第三,数学建模所需的其他参数基于甘肃全省1023个农户的抽样调查和实地调查走访。

(二)线性规划模型的建立

1.变量及参数设置

设人体每天消费的各种食物量为,其单位价格为,各种食物单位重量中所含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热量、维生素、微量元素六大类为。由于微量元素的种类多,且在食品中总有一定含量,故模型中未考虑。而热量为人体所必需,由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转化而来,设为一个变量,因此,j=1,…,5,依次代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热量、维生素。指第i种食物中的第j种营养成份。

2.建立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

由于男性和女性、重体力型和轻体力型农民对食物消费的数量有明显差别,基于蔡威等(2006)对不同类型人口每天所必需的最低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热量、维生素的定量,作为线性规划模型的约束条件,见表1。

表内所列为18岁以上成年人的平均指标,由于未成年人对食品数量的要求较少,但对质量的要求较高,因而价格也较高,所以未成年人的最低食品费用按照成年人的标准确定。

根据实地调查,甘肃省农村各地食物消费结构虽有差异,但基本分主食、副食两类。主食以小麦、玉米、荞麦、豆类、小米等谷物为主,副食则以猪肉、植物油以及白菜、胡萝卜等为主,马铃薯则是主食、副食兼用。常用食物品种有34种,它们含有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热量、维生素的营养成份各不相同,市场价格也存在较大差异,见表2。

规划模型的目标函数为满足约束条件的情况下食物消费的总成本最小,即:

二、实证分析

下面在划分甘肃各市(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确定三类地区贫困人口及最低生活保障线。

(一)甘肃各市(州)经济发展水平的划分

以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基础,把甘肃划分为经济较发达、欠发达和贫困三类地区,详见表3。

(二)三类地区农村贫困线和贫困人数的确定

1.三类经济区食品需求的最低费用

应用Matlab7.0软件求解上述规划模型,分别得到甘肃三类地区、农民四种体力型的日最低食品费用(见表4)。由于农业劳动时间的季节性,农民大多在农忙季节从事重型体力劳动,劳动时间为8月/年,其余时间从事中型体力劳动,且男女性别比例大致为1∶1,故三类地区农民 每年人均最低食品费用分别为713.58元,606.53元,522.29元。食物消费仅是人们生活消费的一部分,贫困线可用恩格尔系数来估算。

2.用校正的恩格尔系数法确定三类地区贫困线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来自甘肃省农村贫困监测调查资料(2004~2006)显示(见表5),人均纯收入越低的农户恩格尔系数越高,符合一般定律。然而,当纯收入高于1500元时,恩格尔系数低于0.5,意味着这样的家庭已达到小康水平,且纯收入在200~1500元之间的农户都在温饱范围内,只有低于200元的农户进入贫困范围,数量很少。恩格尔系数偏低的情况不是甘肃独有的现象,青海、宁夏亦如此。而按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靠前的浙江、广东、天津等省份的恩格尔系数却较高。显然,用经典的恩格尔系数法直接计算我国西部地区的贫困线是不适宜的,需要依据实际情况进行校正。

根据甘肃农村贫困监测调查,相应的恩格尔系数为0.55(见表5),结合三类地区人均最低食品费用,估算出三类地区农村贫困线分别为1297元/(人·年)、1103元/(人·年)和950元/(人·年)。总体而言,人均纯收入不足1000元的为贫困人口,1000~3000元的为温饱人口,3000元以上的为小康人口。根据各分组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推算,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27%,温饱人口占54%,小康和富裕人口占19%,比较符合甘肃实际。

3.三类地区农村贫困人口

基于上述以食物消费为标准的农村贫困线,根据三类地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分组加权计算出各区的贫困人口(见表6),得到甘肃较发达、欠发达和贫困地区的需要保障最低生活水平的贫困人口分别为17.28万、73.61万和392.84万,共计483.73万。这个估算值远大于贫困监测调查的特贫人口139.41万人,也略高于特贫和低收入人口总和455.9万人。这是由于用数学模型求出的虽是“最低”食品费用,但营养构成全面,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指标,事实上许多贫困和低收入农民在食物消费方面很少考虑营养成份。依据“最低”食品费用标准确定的三类地区农村贫困线,在较发达和欠发达地区这个贫困线都高于2006年甘肃划分低收入人口的上限(956元),在贫困地区刚好持平,贫困人口的数量随之增加。

(三)三类地区较为合理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2006年,甘肃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际执行的情况是,农村“五保”人口11.28万人,低保人口129.17万人,合计140.45万人,与贫困监测调查的特困人口十分接近,实际支付的低保资金3.97亿元。

其中,“五保”人口是全额补助的,其标准在各市(州)有较大差异,表7中给出了补助的范围,较发达地区较高,欠发达地区居中,贫困地区最小。这类人口包括老、弱、病、残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和贫困家庭的儿童以及赡养人无赡养能力且单独居住的老人等,给他们提供全额的基本生活费用。

低保人口以纯收入低于685元为标准,实行差额补助。实际补助额=685-年人均纯收入(元),见表7。这类人口包括年老体弱、家庭缺少劳动力、劳动力残疾、长期患病、无力保证子女享受义务教育或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而无法达到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困难家庭,给予差额补贴,使他们的生活水平达到贫困线标准以上。

以上分析表明,甘肃目前实施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仅保障了数量较少的特困人口,而且保障水平不高。还有超过2/3的贫困人口没有纳入保障范围,事实上这部分人口尚未实现温饱,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因此,像甘肃这样的贫困农村,应对现行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予以调整,调整思路是:扩大保障范围,适当提高补助标准。较发达、欠发达、贫困三类地区分别按1297元/(人·年)、1103元/(人·年)和950元/(人·年)的标准予以补助。对原补助水平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五保”人口增加到这个标准以上,将685元的原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这个新标准。对三类地区需要保障的人数和金额估算值如表8,483.73万贫困人口共需11.34亿元,比2006年实际支付资金高出7.37亿元,差额较大(见表8)。

三、结论

基于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以人体每天所必需的最低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热量和维生素为约束条件,用线性规划模型求出甘肃农村较发达、欠发达和贫困地区三类地区农民每年人均最低食品费用分别为713.58元,606.53元,522.29元,作为估算贫困线的基础。

第二,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用恩格尔系数划分贫困、温饱和小康的标准,结合甘肃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和食品消费支出的实际,对贫困人口的恩格尔系数进行校正。校正后的恩格尔系数为0.55。据此估算出甘肃三类地区农村贫困线分别为1297元/(人·年)、1103元/(人·年)和950元/(人·年),贫困人口分别为17.28万、73.61万和392.84万,远高于甘肃贫困监测调查的特困人口数据。

第三,将以上标准与甘肃现行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比较,目前实施的保障制度仅保障了140.5万特困人口,且补助较低而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没有惠及到大量低收入人口。年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生活较为困难,需要政府予以补助。

第四,像甘肃这样贫困面较大的西部地区,应对现行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予以调整。按照“扩大保障范围、适当提高补助标准”的思路,加大对农村收入低群体的支持力度,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食物消费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消费。以最低食物费用为基础测算贫困线具有可行性,但需要利用恩格尔系数,它的准确性对贫困线的界定有较大影响。恩格尔系数虽能够在宏观上表现人民生活水平的一般差异,但由于消费习惯和消费结构、收入水平和增长速度的差异,在衡量贫富程度时会或高或低的偏差。甘肃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与实际的贫困程度明显不符,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校正。甘肃及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整体消费水平还较低,生活较节俭,生活消费的各方面都没有满足基本需求。尽管他们的食物需求还没有达到“最低”费用,由于在住房、能源、衣物、医疗、教育等方面还有一些必要的支出,有限的收入还不能较多地用于食物消费,这正是他们贫困程度较深的所在。

甘肃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范围小的主要原因是财力有限,无法做到“应保尽保”。甘肃农村的贫困人口483.73万,占全省农村总人口数的1/4以上,贫困面大。2006年实际用于支付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为3.97亿元,不足应保资金的35%。甘肃经济欠发达,财政收支入不敷出。2006年甘肃大口径财政收入为294.82亿元,占同期甘肃国内生产总值2246亿元的13%,远低于全国20%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财政支出的压力大,2006年甘肃的财政支出为528.64亿元,财政赤字高达233.82亿元,拿不出足够的资金用于农民最低生活的保障。显然,依靠甘肃自身的经济力量来全面解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问题是有困难的,也不可能一步到位。

四、对策建议

从食品消费的角度对甘肃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及人口进行定量分析后,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要加快脱贫致富、改善民生,必须调整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逐步扩大保障范围,把所有贫困农户纳入低保范围,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提高补助标准,努力做到“应保尽保”。鉴于甘肃财政困难和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缺口巨大的实际,建议中央财政给予支持,形成中央、省、市(州)和县多级财政负担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结合国家实施主体功能分区、生态保护等项目,加大财政转移和生态补偿的力度。就甘肃而言,贫困人口多分布于涵养水源的陇南山地林缘区、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丘陵地区以及风沙沿线地区,都是生态脆弱、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强的地区,通过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水源涵养区林草地的保护和农村能源建设,既扶持贫困人口,也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恢复。

(二)提高物质消费水平和教育投资

贫困地区的人们生存型的消费限制了人们以物质消费为基础的健康水平和以教育为基础的智力水平的提高,也是这些家庭长期陷入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对贫困农民进行最低生活保障的同时,不断提高他们的物质消费水平和教育投资就成为缓解贫困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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