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诗坛》中的中日古典诗歌交流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辽东论文,诗坛论文,中日论文,诗歌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4)01-0183-05 一、近代中日文学交流与《辽东诗坛》的创刊背景 无论是在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还是在这一体系被打破之后的东亚国际秩序当中，对于中国来说，日本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近代以来，随着中日国势的降升，中日士人间的交往也出现了本质的变化。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此后，众多日人来华，他们的游记记录了中国的落后与丑陋，促动了日本人中国观的转变。至甲午一战，中日关系彻底逆转。对中国人来说，“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1]日本“雄视东方”的事实，让中国朝野上下不得不向日本学习，张之洞、康有为等洋务派、维新派人士纷纷主张派遣留日学生，掀起了一次留学日本的高潮。日本国内虽也有人坚持“中日文化同一”论，但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战争的胜利更将日本整体上带入了“蔑华”时代。[2]实藤惠秀即认为： 大体上说，过去一千多年的日本文学都一直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从188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开始以前一段时期，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是日本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时代。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中国文学又重新影响日本文学。[3] 这种说法得到很多人的赞同。①实际上，若不以现代文学、古典文学的学科划分为壁垒，整体考察甲午战争后现代中日文学的交流，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象。靳丛林认为中日文学交流在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逆差”，他曾引述丸山升的话： 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但那研究有一种主导性的倾向，就是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而没有面向现代文学。这一倾向大约持续到战后。其主要原因如下：(1)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敬意，多半是和有着思想背景的对儒教的肯定密不可分。按照这种观点来看，从对传统，尤其是对儒教的批判为出发点的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就是被视为异端的。(2)在现代日本，近代中国只具有作为没有经济市场的政治军事扩张对象的意义，难以培育对其文化的正常的关心；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意同这一倾向并不矛盾，毋宁说是与其胶着，给其以补充。(3)日本有一种倾向，即自古以来创始的汉文的独特读法，亦即将中国的文言文多少有点强行置换日语的训读，这在日本的学院派中是主流，现代中国语仅仅是为了满足贸易、军事上的需要。和这互为表里的是中国语学科学研究的落后。[4] 丸山升的论述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所谓现代时段上，日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关注并未因两国国势变化而改变；二是与在现代时段上中国学界倾力于“现代文学”不同，日人的关注点在现代时段的“古典文学”；而尤其要注意的是丸山升对其中原因的分析：在现代时段上的日本意识中，“近代中国只具有作为没有经济市场的政治军事扩张对象的意义”，这与日本人对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的敬意是“胶着”一起的。这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以来中日在古典文学领域的频繁交流及日人在这一交流过程中的心态具有重要的启发。 近代日本的对外扩张依循所谓“大陆经略政策”[5]，经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已经在中国东北建立起庞大的势力。《辽东诗坛》的创刊既与日本的扩张政策相关，也与此一时期日本人对中国古典诗歌所代表的古典文学与文化存在的浓厚兴趣有关。在扩张政策的支持下，1870年代兴起的来华游历之风，此时仍盛行不衰，同时又有大量的中国文人赴日游学，这极大地促动了两国文人的交往。这成为《辽东诗坛》出现的重要背景。 《辽东诗坛》杂志1924年10月创刊于大连。其时，日本经营大连已近20年，日人侨居大连者日众，其中不乏精通汉学、汉诗的文士。《辽东诗坛》的主要创办者田冈正树1903年来中国，先就职于上海东亚同文院。在《辽东诗坛》第20号起连载的《长安纪行》中，他自述：“明治四十二年二月，余时就聘于陆军学堂。在保定府以暇时为出游，以恣游观。先是四十一年一月以年假游开封洛阳，同行者为陆军多贺少佐，黑川大尉。是岁年假又游西安，同行者为农物学堂高桥，师范学堂柏原两教习”[6]。其在《燕齐游草》小序中又说：“大正八年十一月，自大连启程。海路抵青岛，更由胶济铁路。小住济南数日，并游泰山曲阜等处。遂经天津赴燕京，勾留十余日。十二月上浣，由京奉铁路起行。下车榆关，游览一日。过沈而归焉。”毕乾一在序其《燕齐游草》时则说：“田冈先生者，东瀛名宿，而兼通中外学说者也。就任满铁西席，来连埠者，今既十年矣。”1926年，田冈正树遍游蜀湘吴楚。这种在中国内地广泛游历的经历，使得田冈正树与众多的中国文人都有交往，并对中国文学兴趣日浓、精研日深，积累了深厚的汉学功底，为当时旅居大连日本文士之领袖，始终是《辽东诗坛》的核心。 不可忽略的是，《辽东诗坛》从创刊伊始就有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文化侵略的背景。田冈本人具有典型的“东亚一体”思想，作为资深的汉学家，被日本在日俄战争后设立的侵华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聘为顾问，而《辽东诗坛》背后的浩然诗社中人，有很大一部分为“满铁调查部”的成员。[7]考察《辽东诗坛》上的中日古典诗歌交流，若没有这些底色，便难以有清楚的认知了。 二、《辽东诗坛》的中日诗人与其办刊宗旨 《辽东诗坛》创刊的时代，正是中国古典诗歌在民国初年呈现出繁荣之时。晚清民初的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同光体诗人、诗界革命派诗人、南社诸子等同在诗坛角艺争采，为古典诗歌创作留下了一抹靓丽的晚霞余晖，宗宋之风仍为主流，影响巨大。1920年代，新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但古典诗歌的创作群体仍在，其创作生命和影响力也因报刊这种新的传播媒介而延扩。而对于日人来说，中国的新文学“和懦弱的近代中国一样，处于落后的地位，”他们“对五四新文学视而不见”，热衷于“到中国古典文学中去寻求意趣”[8]。《辽东诗坛》秉持“诗坛大同人，同人小诗坛耳，不必分为谁何”[9]的理念，宣扬所谓“大同”思想，意欲以文字亲善国交。以田冈正树为代表，浩然诗社与中国诗人广泛交游唱和，《辽东诗坛》选登刊发了中国各派诗人的诗作。既有倾向前清乃至积极于复辟活动的前清遗老，也有民国的政要乃至军阀。前清遗老如溥仪帝师陈宝琛，同光体巨擘陈三立、郑孝胥，以及其他倾向前清的如罗振玉、王季烈、陈曾寿、杨钟羲等诗人和升允、宝熙等宗社党诗人；入仕民国者如晚清状元张謇；革命党人、民国政要如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戴季陶、于右任等，民初政要军阀如冯玉祥、吴佩孚、杨森、段祺瑞、李烈钧、唐继尧等。 《辽东诗坛》1931年第68期特别推出“时局要人集”特别辑刊，刊出蒋介石、汪精卫、阎锡山、何应钦、张学良、吴稚晖等人的作品。其中如蒋介石挽谭延闿联：持颠扶危，一片丹心在党国；忧时痛世，百万同志哭先生。除时政要人诗作之外，《辽东诗坛》对中国诗人的诗作推介范围也极广。如在1926年第10期，《辽东诗坛》经过休整复刊，田冈正树在第一门中选刊了王国维、赵熙、吴昌硕、康有为、姚永概、汪精卫等14位当世名家之作；女诗人吕碧城②1920年代后已旅居欧美，逐渐奉佛，《辽东诗坛》1927年第22期刊发其作品《题凌楫民云巢诗草》。另如著名学者吴宓，当时应东北大学教授聘，其间结识《辽东诗坛》的主要作者杨成能，继而在《辽东诗坛》发表诗作。③其时吴宓方届而立，由此可见，《辽东诗坛》对中国诗坛的推介并不限于诗坛硕老，而是力求对中国诗坛全面反映。 当然，作为大连一地的诗社同人刊物，《辽东诗坛》刊发更多的是诗社唱和和在连诗人的作品。尤其是是在1920年代，《辽东诗坛》既刊发革命党人如傅立鱼等人的作品，又刊发来连谋求复辟的郑孝胥等人的作品，可见，《辽东诗坛》的根本目的即在于田冈正树的“尝谓凡欲谋两国之亲善，必先图两国思想之融合；而欲图两国思想之融合，尤必先谋两国文人学士之接近。盖思想之为物，虽不有形体之可以摸捉，而在典籍章句之间，成之于文人学士之手。随时传播，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其行甚速，其力甚伟，其效甚大也。”④正是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辽东诗坛》对中日两国诗人诗作的刊发，并不拘泥和汲汲于政治上的亲善态度，而是力图从文化上促进两国文人、诗人的接近。 《辽东诗坛》不遗余力地大量刊发日本诗人作品，用古典诗歌这种中国文人所认可的、能促使其体认两国文化亲近的形式实现它所鼓吹的“若就我佛无边际言，辽东藏世界，世界缩辽东耳，不必泥其地点。以佛之无执著言，诗坛大同人，同人小诗坛耳，不必分为谁何”[10]的目的，以诗文相联系，而不以其政治态度、对中日关系的观点为评价标准。 《辽东诗坛》在1929年发表西园寺公望的诗作。西园寺公望1906年、1911年两度出任日本内阁首相，1920年代受封公爵，在1924年松方正义去世后，更成为仅存元老。西园寺与当时控制中国东北的日本陆军在政策方向上是有矛盾的，有着满铁背景的《辽东诗坛》刊发西园寺的诗作，不仅表明对这位日本政坛元老的敬重，更说明《辽东诗坛》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采取的是一种对政治比较疏离的态度。这种态度，尤其体现在其对日本诗人金子平吉的态度上。 金子平吉久居大连，与大连文士交往颇多，1908年，创办大连《泰东日报》并任社长，与黄兴、宋教仁等为故交。他与傅立鱼为知交，他们主持下的《泰东日报》是一份思想倾向中国和进步的报刊。金子平吉汉学修养深厚，秉持中日一体的大亚洲主义态度，反对对中国赤裸裸的侵略[11]，具有同情中国、支持正义的一面，为日本殖民当局所忌恨，遂于1925年遭毒杀。金子雪斋在大连很有影响力，时常参与嘤鸣、浩然两社的中日诗人雅集活动，《辽东诗坛》亦时常发表其作品，如1925年《辽东诗坛》第7期发表其《追悼孙中山挽联》：民主先锋，共和远导，论生前事业优隆，宜与华盛顿列宁合为一传；春风送泪，夜雨吞声，看死后哀荣备至，定知大英雄毅魄自有千秋。1928年第31期发表其遗作《清风明月集序》，1929年第29期刊发其遗诗《壬戌十二月三日泰华楼雅会：得陌》。他逝世后，《辽东诗坛》连续发表了陈林格、阎稻农、山田芙峰、野村直彦等人的挽诗；其后，逢其忌日，《辽东诗坛》年有哀悼。可见，金子平吉及《泰东日报》与殖民当局的紧张关系并未影响《辽东诗坛》对金子平吉的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金子平吉的思想和对华态度与田冈正树等人相近，他们都有着极深的汉学修养，思想中都存在以温和的态度、文化的方式来实现“中日亲善”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金子平吉在中日文人当中有着很高的声望，欲笼络中日诗人，则他的号召力不容忽视。[12] 在近代报刊上，时见日本文人同情中国、反对对中国赤裸裸侵略的诗文，甚至常有在日本势力范围内，对日本武装侵略中国表示不满的诗文，不惟《辽东诗坛》如此。[13]对这种现象，以金子平吉为例可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即，日本有相当数量的文人、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有着高度的认同，在19世纪末西方崛起、日本自强的世界格局中，又生成了以日本为核心的大亚洲主义观⑤，他们持着“要实现真正的中日亲善……就必须立足于人道，将两国人结合起来，改变历来日本人所持态度，变‘强要’为‘给予’”的态度⑥，虽仍是扩张与殖民主义的取向，但与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者的态度是有区别的。 三、《辽东诗坛》上中日诗人的交流 《辽东诗坛》作者中计有日本诗人589名，中国诗人494名。⑦中国诗人方面几乎囊括了其时中国诗坛的重要诗人，而日本诗人方面虽参差不齐，但仍有一些在日本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诗人，可以说，《辽东诗坛》展现并且极大地促进了中日诗人间的交流。 《辽东诗坛》上中日诗人交流的一种重要的情形是两国著名的诗人、学者间的交流。比如日本著名学者长尾甲、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君山)等人，他们与中国诗坛、学界有着密切的关系。 长尾甲通称长尾稹太郎，1902年移居上海，与吴昌硕为诗友，并入西泠印社。长尾与郑孝胥、罗振玉等人多有交游。内藤虎次郎曾九次来中国，与罗振玉、王国维、严复、郑孝胥、张元济等中国学者皆有交游，是日本汉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辽东诗坛》刊发了多位日本诗人、学者的悼念诗文，其中包括京都学派的巨擘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以及长尾甲等人的作品，从中可见中日诗人交流的情况。 《辽东诗坛》上的中日诗人交流，还有一种重要的情形，就是中日诗坛、政界要人行经东北、大连时，《辽东诗坛》诸诗人为之举行的迎送雅集。比如，1924年汪精卫到大连和1926年日本前首相清浦奎吾访华时，在连中日诗人即举行了迎送雅集。 《辽东诗坛》从1924年第1期便刊发汪精卫作品。1924年11月，汪精卫到大连。在连诗人雅集欢迎汪精卫。1925年第4期专发《汪兆铭氏欢迎诗稿》，首篇为傅立鱼(西河)诗《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汪精卫先生赴北京途次，路经大连，特约集嘤鸣、浩然两社同人，开欢迎诗会于登瀛阁，即席志赠即呈精卫词宗斧正》，并有荒木天空、原田恕堂、张君度、林酸叟、水木豁堂、王健堂等人的作品。1926年，张作霖打败冯玉祥后入北京，东北对日本态度趋强硬。清浦奎吾受命来华，考察中国政府对日态度，与梁启超等中国文人皆有接触。清浦奎吾1924年出任日本第23任首相，1907年受封子爵。[14]清浦到东北后，在连诗人雅集欢迎，《辽东诗坛》1926年第17期刊发《奎堂子爵欢迎雅集诗稿》，当中有黄越川、毕大拙、李文权、原田恕堂、立川卓堂、荒木天空、福田象外、和多野姑洗、阎稻农、上中剡溪、吉川铁华、杨凤鸣、王健堂、杉原游鹤、傅立鱼、圆山太岭、许学源、金念曾、吴遯叟等中日诗人的作品，可见当时诗人交流之盛。 《辽东诗坛》的刊行与1920年代旅大地区中日文士萃集密切相关。吴宓在其日记中说：“大连之中日人士，有诗社之组织，月出《辽东诗坛》一册”[15]，正是此谓。《辽东诗坛》上中日诗人的交流更多的是这些诗社当中、诗社之间的雅集、诗钟等诗歌唱和活动。有学者指出，其时大连诗社中影响最大的是嘤鸣社和浩然社。⑧在嘤鸣社和浩然社全盛时期，两社诗人经常雅集唱和，切磋诗艺，《辽东诗坛》作为浩然社主办之刊物对嘤鸣、浩然的雅集唱和多有记录。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两社诗人对苏东坡的偏爱。 与江户时代日本文坛排斥宋诗的风气不同[16]，受中国诗坛宗宋诗风的影响，同时也受中日诗歌交流中“寿苏会”传统的影响⑨，两社诗人对苏东坡情有独钟，年有东坡生日雅集活动。在《辽东诗坛》创刊之前，东坡生日雅集由田冈正树倡起，已活动有年。1925年以后，《辽东诗坛》连年刊发两社雅集之诗作，直至《辽东诗坛》第42期刊发《嘤鸣社东坡生日雅集诗稿》。其时，嘤鸣社诗人凋零，1929年3月《嘤鸣社东坡生日雅集诗稿》序中说：“嘤鸣诗社，诞生于连滨，已有年矣。社中同人，谢世者有之，离连者有之。一时颇有寂寞之感。”所以，1929年12月29日虽仍有雅集活动，《辽东诗坛》第53期也刊发《大苏生日雅集诗稿》，但在这次雅集中，嘤鸣、浩然两诗社合并，成立以文社，连滨诗事，已远非昔日可比。田冈淮海曾在《辽东诗坛》第53期《诗坛漫笔》栏《大苏生日雅集》纪事中回顾九年前倡起东坡生日雅集之盛事，更谈及当前两诗社人物或物故或离连后的寂寥状态。随着日本于1931年大规模入侵东北，黄伟伯等人离连南归，田冈淮海亦垂垂老矣，此类雅集便盛事难再了。不过，嘤鸣、浩然两社对苏东坡的推崇，影响很大。在《辽东诗坛》上，除上述东坡生日雅集活动外，多有以东坡为题的诗作发表，便是此种影响的产物。 《辽东诗坛》刊载在连中日诗人之间结社唱和的雅集活动较多，却也并不限于在连诗社。如1927年第19期《辽东诗坛》发表田冈正树《入蜀诗记》、《上海同人欢迎会席上书怀》、《汉口福宫楼欢迎会赋以致谢》等诗作，从中可见田冈正树入蜀之游途中与中国诗人交流的景况。《辽东诗坛》对于在连中日诗人与其时旅居大连的孙宝琦、黄炎培等人的交往均有文章记录，而其刊发的数量众多的欢迎诗稿、挽诗、送别诗等，更可见出当时中日诗人之间交流之频繁。 四、余论 1930年以后，随着嘤鸣诗社的凋零，中日嘤鸣、浩然两社诗社合并为以文社，虽也时有雅集唱和活动，但已大不如前。1931年后，日本大举入侵东北，更于1932年扶植伪满洲国，《辽东诗坛》自是年第77期始，发表的诗社诗友作品大大减少，刊物文学性减弱，逐步沦为政治鼓吹之刊物。《辽东诗坛》的这种消沉，与此一时期中国旧体诗词创作的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⑩ 从现代报刊刊发旧体诗歌作品的历史演变来看，《辽东诗坛》是诗词报刊经历了20世纪初诸彩纷呈的报刊繁荣阶段之后，进入专业化阶段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与《青鹤》、《同声月刊》等诗词刊物有着共同性，然而由于东北地域性及日本殖民扩张等历史特殊性影响，《辽东诗坛》更成为报刊诗词专业化时代的一个特殊存在。作为现代东北第一份诗歌专刊，《辽东诗坛》是在大连中日诗人的诗歌发表阵地，这至少对于了解1920—1930年代大连乃至东北古典诗歌创作情况和文学文化价值有着重要的史料意义。 内藤湖南认为：“日本文化是东洋文化、中国文化的延长，是和中国古代文化一脉相承的。”[17]即便是近代以来，“由于西化加剧，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摄取转入低潮，但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却继续深深地影响着明治以来的日本近代作家”[18]。这充分说明了东亚文化圈中，传统文化在各国存在的稳定性。从东亚文化交流的历程和发展来看，中日诗人之间的诗歌唱和传统源远流长，《辽东诗坛》在1920—1930年代的出现，正是这一传统的现代延续。在这样的意义上，《辽东诗坛》便成为一份完整记录中日诗人在现代语境中利用古典诗歌这一传统形式进行交流的典型样本，如果将这一样本，放置在复杂的中日关系背景下，放置在当今世界东方文化和文明的价值再次显现的时代环境中，则《辽东诗坛》的意义便不限于此了。 注释： ①陈子善在《对20世纪中日文学交流的四点思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开篇即引用这一观点，并认为“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靳丛林在《平衡与差异：五四时期中日文学交流史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期)中也认为“五四以来中日两国间的文学交流，不平衡状态是极为明显的，落后了的中国文学界，译介近代日本文学的态势，是远甚于日本译介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并以文学交流史上的“贸易逆差”来形容。 ②吕碧城(1883—1943)，名兰清，字遁夫，号明因，后改圣因，晚年皈依佛门，号宝莲居士，安徽旌德人，是清末民初中国诗坛、女界的名士，樊增祥诗称“绛帏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 ③杨成能在大连期间与田冈正树等时相唱和。王玉霖在《吴宓在大连》(《万象》2006年第3期)一文中对杨氏与吴宓之交往，以及《辽东诗坛》刊发吴宓诗作情况，有较为详细介绍。吴宓在日记中也记录了其在大连期间与日人的交往，并提及《辽东诗坛》与田冈正树之《淮海诗钞》。 ④傅立鱼：《清风明月集序》，田冈正树：《清风明月集》，1922年刻本；亦载《辽东诗坛》1929年第40期，第6-7页。 ⑤大亚洲主义观与日本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并不相吻合，可参考翟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论》，《日本学刊》2010年第5期。这一观念对中日两国相当一部分人士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⑥金子平吉：《日华之贸易》，1923年5月号，转引自张晓刚、张琦伟：《金子雪斋与傅立鱼合作时期的〈泰东日报〉》，《日本研究》2012年第4期。 ⑦孙海鹏：《〈辽东诗坛〉研究》，大连图书馆网站：http：//www.dl-library.net.cn/publication/pub_content.php?id=422。该文为目前仅见对《辽东诗坛》杂志进行综合考察的中文论文。 ⑧孙海鹏：《〈辽东诗坛〉研究》，大连图书馆网站：http：//www.dl-library.net.cn/publication/pub_content.php?id=422。其时大连地区诗社有四：嘤鸣社、浩然社、以文社和宗风学社。这些诗社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如主持宗风学社的杨成能曾任1956年成立之沈阳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与孙赞周、沈延毅等唱和，有《鸣盛诗稿》。而浩然社虽是由侨居大连的日本诗人组成，但其影响力并不局限于东北地区，在京津地区也得到中国诗人如郑孝胥、孙雄、郭则沄等人的唱和。浩然社以田冈正树为核心，以《辽东诗坛》为阵地，吸引了一大批日本汉诗诗人向《辽东诗坛》投稿。 ⑨陈友康：《中日文学交流中的诗词唱酬问题》，《学术探索》2009年第5期。陈文认为，在中日诗人雅集酬唱中，“最具特色的是‘寿苏会’”。 ⑩参见薛勤：《“九一八”文学旧体诗词初评》(《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认为“九一八”之后，中国旧体诗词的创作出现20世纪以来的第二个高峰，在这种宏观背景下反观《辽东诗坛》，对于其性质的理解无疑会更清晰。标签：泰东日报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大连历史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中日文化论文; 诗歌论文; 汪精卫论文; 雅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