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赋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宗羲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黄宗羲在康熙年间创作的六篇赋，蕴含着不同凡响的思想内容。黄氏抒写现实人生的赋作，反映了他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和真实的胸襟怀抱，雕画出一颗兀傲不屈的灵魂，充溢着伤而不颓的情调。黄宗羲的赋识见高拔，尤其是宣扬无神论思想的作品，继梅臣尧之后进一步开拓了赋的题材领域。黄赋还散发着浓郁的浙东乡土气息，在表现形式上，努力求新求变，不走模拟一路。黄宗羲不愧为清初卓有成就的赋家。本文在马积高《赋史》专节评价黄赋的基础之上，对黄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作了更深入的挖掘。
关键词 黄宗羲 避地赋 无神论 乡土气息 主客问答 板块结构
明末清初是赋体文学的繁兴时期，黄宗羲是这一时期一位成就突出的赋家。他在康熙一朝陆续创造了六篇赋，数量虽少，却如老树著花，独具异彩。但是长期以来，学者们评价黄宗羲的散文，目光总是对准他的政论文和传记文，赋作却备受冷遇，只有马积高先生独具慧眼，在所著《赋史》中设专节评价黄赋①，见解极为精彩。本文在《赋史》的启发下，拟进一步挖掘黄赋的思想内容及其艺术特色。
一
黄宗羲在1669-1689年间创作的六篇赋，就其题材内容而论，大致可分为四组：《避地赋》为自叙传纪实赋；状物小赋中，《海市赋》和《获麟赋》属于言物理赋；《鸽赋》和《雁来红赋》属于传统的言情理赋；至于《姚江春社赋》可归为地方风土赋。
黄宗羲的赋当以《避地赋》为代表，此赋作于康熙十三、四年间。其时三藩乱起，曾养性诸部分陷天台、嵊县等浙东县邑，嵊县胡双期（奇）以及鲁朝集、褚子白等占据四明大岚山，接受曾养性转授的军职、封爵，绍兴府群众武装亦群起而应之。对于四明山的这次武装倡乱，黄宗羲直斥为“群盗满山”②、“蜂虿结队”，愤然之情，溢于言表。对此，马积高先生认为黄宗羲囿于地主阶级的偏见，故称胡双奇等为“群盗”。事实上，浙东的武装倡乱，名义上是反清兴汉，实际上以扰民害民为能事，他们“各拥众数千，连营结寨，乡域村镇，无一宁处”。③因此黄宗羲在《避地赋》中讥笑倡乱者不过是“蚍蜉直欲撼大树”，并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犯下的“桑梓涤而无类”的残暴罪行，我以为这并非“囿于地主阶级的偏见”，而是真实地勾画出了这伙倡乱者流于盗寇一路的真正面目。黄宗羲为避兵祸，不得不结束近十年的宁居生涯，奉老母于浙东海滨（泗门）友人诸九征寓所，干戈拢攘，转徒不宁，抚今追昔，感慨万端，遂“作《避地赋》以自伤”。④
《避地赋》是一篇自叙性质的骚体赋，它以明末清初的政治风云为背景，以自身的遭际为线索，描叙了作者从髫年家难到窜身泗门长达半个世纪流离迁播的不寻常经历（严格地说，应减去避地泗门之前近十年的安居生活），作者遭逢那个时代的风雨飘摇、波涛震荡、故国沉沦、社会动乱的现实，胸中无时不激荡起忧国思家、悲穷悯乱的思想情感。《避地赋》虽以“避地”为主线，但主要突出了黄宗羲积极投身的反阉和抗清的救亡斗争，如写南部覆亡前夕的名捕之祸，直刺阉官“私天下为一家”、“围门闾以戈予”的行径；写追随鲁王政权的经历，则联想到宋复宋亡，流涕未已，怅恨无穷；写避地万山，则放笔山景，以凄调冷彩映其埋名苦节，那在“处处哭声，朝朝丧槥”的严酷环境中兀傲不屈的民族气节更是熠熠生辉；当其在东山指点画江之役中屯兵击楫过的临山一带形势时，内心依然充满“此志未捷”的遗恨。从《避地赋》中我们可以强烈在感受到抒情主体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自尊心和孤贞爱国的情怀。赋的末尾写道：盖闻承平之父老兮，终身不见其兵革。独丧乱之于余兮，前未往而后迫。”这一沉痛的慨叹，透出了黄宗羲悯乱望治、对和平安宁生活的强烈渴望之情。
《避地赋》是在作者迭经磨难的心境下写成的，交织着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青年黄宗羲“窃自比管乐兮”，抱有经世济国有宏大志向，在明末危亡的历史关头，怀着“私天下为一家之忧”的高度政治觉悟，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反对阉党专权的斗争，然而他却因此横罹名捕之祸，差一点为此送掉性命。他在参加浙东抗清斗争基本失败之后，准备长期隐居化安山；结果两次故居大火，迫使他出山为生计驱驰。故黄百家在《感遇诗》中说：“原弃辞世路，甘守木石终。何期岁逢辛，出譆妒祝融。因之事愿违，强走红尘中。”⑤康熙三年黄宗羲终于结束二十年的流离迁播生涯，开始了近十年“歌哭之有常”的安定生活，谁料又遭浙东兵祸，不得不仓惶出避。《避地赋》充满着理想抱负不克获展所激起的深深哀伤。赋以“彼桃李之艳阳，阻风波而莫适兮”作结，既嗟叹壮志未酬、理想未遂，又似对美好未来尚存希望。《避地赋》以嗟叹起而又以惶惶何适结，将他艰苦求索，却又事与愿违的悲剧人生以及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写得非常感人。
《避地赋》融叙事、描写、抒情、议论于一炉，写来明畅自然，透溢出一股清新俊爽之气，不似王夫之同类型的《章灵赋》那样晦涩难懂。《避地赋》为避文网，在叙写反清斗争的经历时，间亦有闪烁其辞的地方，但我们结合黄氏的生平，仍能探知其本意。如赋中“东观□□兮，曾中流而击楫”一句，作者出于讳饰故意阙文。马积高以为□□是指黄宗羲“重临曾经进行过反清活动的舟山群岛附近之地”，实属误解。细玩文意，黄宗羲是在游东山时东观□□，与留于劫灰的老兵退卒指点残阳之下，则□□必在东山附近，故其所阙文实为“临山”二字。考画江之役，黄宗羲率世忠营依孙嘉绩，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鲁王移孙嘉绩于临山，梨洲从之，力陈西渡之策，并与王正中合师三千人，浙西义师朱大定、陈潜夫、吴乃武、查继佐诸部来受约束，劄临山以待发，后有中流击楫，西渡取海盐之举。临山是黄宗羲指挥的世忠营和火攻营的屯兵基地，也是直捣浙西的义师大本营。黄宗羲游东山而指点附近的临山一带，自会有“恨此志之未捷”的感慨。象临山这样的讳饰之处，《避地赋》中并不多见。
《避地赋》的自叙传写法，远祧庚信的《哀江南赋》。《哀江南赋》以闳大的气魄和雄伟的笔力画出了萧梁一代从兴盛到衰亡的整个过程，享有“史诗”之誉。明末清初，追攀庚信的史诗或辞赋有夏完淳的《大哀》、吴应箕的《悯乱赋》。黄宗羲的《避地赋》在揭露明末的腐朽政局时只将刀子刺向阉官，而将崇祯帝比之为“红日”，在描写战乱带给人民的苦难时亦仅寥寥数语，因此它在反映历史面貌的深度方面不及夏、吴之作深刻，但该赋从髫年家难写到窜身泗门，从中国之丧乱写到日本之销兵，从宋复宋亡写到故国沉沦，其时空更为广阔，自传性比夏、吴之作突出。作者将身世之悲与兴亡之变、个人的不幸与时代的丧乱紧密结合起来，显示了沉郁苍凉的骨力，故可视为清初殿夏、吴之后略具史诗内涵的优秀赋作。
黄宗羲的其它赋作内容远不及《避地赋》丰富，但亦非等闲凡品。他的状物小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海市赋》和《获麟赋》，立意不凡，别开生面。《海市赋》是康熙己酉(1669)年十一月黄宗羲登慈溪达蓬山观看海市蜃楼的自然奇象而未果后写成的，这是黄宗羲最早创作的一篇赋。赋中解释海市的成因，不过是气的一种机巧变化，完全是一种自然景象，与蛟龙、天吴、蝄像无关，更非海蜃吐气所致。康熙己已(1689)，黄宗羲又作《获麟赋》，赋写余姚乌山胡氏家的牛生下一头怪兽，它“狼项马足，麋身牛尾，遍体肉鳞，间以金紫，口如喷血，声函宫征”，这引起了远近震惊，凶祥之辩，纷然而起。黄宗羲认为，牛产下怪兽，完全是“物理之自然”，是因为母牛在与异物交合时感受到了“和气之氤氲”的缘故，跟“马牛虎鹿之胎脤”没有什么两样，“祥不祥之辩，徒为瞽说之纷纭”。此外，黄宗羲还在《姚江春社赋》中指斥祠神，解释姚江神灯的成因是“灵气发泄于山川”，决非“神之往来”。赋写奇异现象的作品，宋人就曾作过尝试，如梅尧臣有《鬼火赋》，其反对鬼神迷信的用心固佳，但简短单薄，缺乏情韵，刘敞的《奇羊赋》虽也写生物变异，但立意平庸，实无足称。黄宗羲继梅尧臣之后，用赋的形式宣传无神论思想，获得了成功。《海市赋》重在借僧人之口图写海市的“穷奇极变”，令人耳目一新。《获麟赋》以说理为主，是黄赋中仅见的，文辞稍作粗率，但却刚劲有力，它不象宋赋那样雄辩滔滔，而是直陈己见，寥寥数语，切中肯綮。黄宗羲以前的赋家固不乏说理赋，但这类赋多数讨论人生宇宙问题，黄宗羲却具哲学家的睿智和科学家的严肃，用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观点解释海市蜃楼、生物变异、神灯这类奇异的自然现象，成功地运用辞赋的形式来宣传无神论思想，这在赋史上是不多见的，也是黄宗羲在赋的题材领域的深入开掘。
黄宗羲另外两篇言情理的状物小赋也很有新意。一般而言，这类小赋的写法，魏晋六朝的作者基本上是以比喻、象征的意义来传达作者的感情，在赋陈物性中虽有所寄寓，但所赋之物与作者本人无必然联系。宋人为赋，继承前人借物言情的传统，又别开赋物以人格的新风，所咏之物已不再只是象征、比喻之义了，而是与抒情主体有着直接的关系。黄宗羲的言情理赋，于写物图貌中表现出鲜明的个性，流露了作者晚年孤贞郁结的情怀，悲婉哀切，真挚动人。《孤鸽赋》最早见于康熙二十八年前后刻成的《文定四集》中，从结尾“唾壶不缺，昨梦已残”看，应是晚年的作品。《孤鸽赋》写吾庐之鸽“昔啸侣而命俦”，一朝星散，遂成孤鸽，失侣之痛，缠结心头。孤鸽不杂啁噍之群鸟间，宁肯孤影自吊，决不妄交匪类。作者将孤鸽的品性与孤鸿、鹦鹉作了鲜明对比：“彼孤鸿之不偶兮，犹逐队而南北。嗟兹鸽兮，飞不出于一域，花是悲条兮，怠为恨色。彼鹦鹉之失群兮，犹淫声以媚人。嗟兹鸽兮，死别而声吞，似息夫之之郁结兮，遂终身而不言。但见其日登屋脊兮，举头而望乎天外。朝云夕阳，风饕雪害，羌独立而不移，若有所而期待。”黄宗羲刻画出失侣孤鸽的生动形象，在于表现作者晚年“块然独处”、“怀旧维故”的孤郁心境和不淫声媚人、羌独立而不移的节概，深沉忧伤而又不低沉颓废。《雁来红赋》最早见于康熙十七、十八年结集的《南雷文案》中，以简练生动的笔墨展现了雁来红在孤老萎悒之前的全部美艳，这种病态、没落之美，却被人误认为是“畅发其精华”而受流俗赏叹。作者用训子的口吻指出，的些植物表面上看来妖光夺目，冶色欺人，实际上却有“其所不得已者”：“方其云惨惨而欲凝，月黯黯而将压。莫诉霜饕，谁怜雨劫？襍粉染于凄露，酸心幻为媚叶。秋风宛转，原是哀魂；夕阳陆离，但有啼颊；相对吟虫，时来病喋。”而不知者反赏之以目睫，以为雁来红“不能安静待时，急流俗之喧哗”，“羡荣柘于外境”。结尾作者揭示了“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的哲理，马积高先生以为此赋“识见自高，文亦生动”，评为“赋中佳品”，十分确当。但我想进一步指出，此赋刻画的雁来红形象：“根老无花，条孤不蔓，埋菭藓所不辞，招苋陆以为伴”，未斯不可看作是作者晚境的自我写照。赋末所谓“达人苦富贵之桎梏，世方以为庆；修士伤声名之顿撼，世方以为盛”，则作者俨然以达人、修士自许，表现了他不羡富贵、自伤盛名的晚节，并以此教育儿子谨守不取妍于人的立身之道。
黄宗羲的《姚江春社赋》作于康熙二十五(1686)年，赋写余姚民间赛社的情景，是一篇饶有情趣的地方风土赋。这篇赋一开头就斥责祠神收吕魂魄、主帅魍魉的怪书僻说，批评“黔首之无知，唯祸福之是仰”的民风，中间穿插解释神灯之成因，这都表现了作者的无神论思想，难能可贵。但作者对姚江迎赛的人情狂荡持否定态度，其实姚江春社，除了娱神之外，还展现了竟渡、踏青、演戏、歌舞、观灯等民间文化的多姿多彩，黄宗羲却一概斥之为“黔首之无知”、“伧父之春游”，这不能不说是作者思想的局限。值得指出的是，作者不以民间的春游狂荡为酿乱之兆，其政治识见自比施邦幺曜高出一筹。然而川原依然，风物如故，哲人已逝，言犹在耳，此赋主旨归结为“悲哲人之箕尾”，可说是风土赋的别格。
通过以上对六篇赋题旨的论析，不难看出，黄宗羲的赋以其丰富广阔的生活阅历为依托，蕴含着不同凡响的思想内容。黄宗羲的赋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展现了坎坷不平的生活历程，坦露着他的胸襟怀抱，往往直抒对现实人生的真切体验。黄宗羲的这类赋不时地咀嚼着人生的苦辛，“凄怆满怀”⑥，但他并没有因不幸而颓丧，因失败而消沉，因流年而委靡，他不是一味地自唱哀歌，而是雕画出了一颗孤贞自守、兀傲不屈的灵魂。黄宗羲的赋探究人生哲理和自然物理的真谛，也颇见深刻，闪耀着哲人的沉思火花。
二
黄宗羲的赋在艺术上最鲜明的特色是散发着浓郁的浙东乡土气息。在黄宗羲之前，带有泥香土味的赋或许并不鲜见，但象黄赋那样篇篇散发出乡土气息的作品，则是赋史上难求的。
黄宗羲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战斗在浙东，“脚底草鞋断四明”，⑦礁洋波涛逝风帆，他的屐痕历遍了浙东的山山水水。他虽多次发愿远游名山，终因种种掣肘未能如愿，转“念头胪如雪，远游志愿，何可必遂”，觉得倒不如身边的“一丘一壑，光景绝可怜爱”。⑧他太熟悉浙东的山川景物、社会风习、人情世态，故他的诗文常于“有意无意之间，便透出浙东的泥香土味来”，⑨这在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黄宗羲的赋将舟山群岛、四明山、姚江平原的自然景物形诸笔墨，于中多渗透着危苦凄怆的情感；他展现了达蓬海市、乌山怪兽、姚江神灯这类浙东奇异的自然现象和姚江春社的“人情狂荡”，于中却闪烁着一代哲人破朦发聩的启蒙火花；黄赋还展现了浙东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方方面面，也多少触及了浙东人民的乱离苦难。
黄宗羲的《避地赋》涂刷着一层浓浓的浙东地方色彩，其中赋绘舟山群岛的海景和四明山的山景更为生动。他为了探监国之消息，经历文山竭蹶的乱礁洋，“草木无所附丽兮，但见饥鹰千群之倏忽”，不禁悲概交集；他驾风帆出没于东海逶迤岛屿之间，顿生“视人世之竟殊”的隔世之感；那“百妖露，天水同，群鱼飞雾，海市当空，帆俄顷而千里兮，浪百仞而万重”的神秘、浩瀚、险恶的海象，暗示着作者此行的不测命运。黄宗羲返旆之后，避地于“万山”之中，他对“万山”的感情可谓既爱又憎。黄宗羲“支土锉于岩畔，接十寻之瀑布”，采集岩洞边琐碎的查梨、妩媚的丹合为食，度过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岁月。他欣赏寒食之时四明山“青松散粉兮，黄雾弥天；杜鹃环冈兮，红霞匝地”的色彩缤纷，那麋鹿、甘露、古松、流水都曾慰藉着那颗泣血的心灵。然而他也惊心于苦苦鸟的凄厉夜啼，与“处处哭声，朝朝丧槥”的人间惨剧，他听惯了秋夜高冈之麂且咳且行与猛虎呼啸绕座隅的可怖之声而反不以为怪，当雪合空山之时，便有断炊之虞，只有那傲然挺立的梅花支撑着他的灵魂。《避地赋》中“黄独无苗，梅花有骨”八字，是写景，也是写心，他对四明山的梅花情有独钟，是因为它具傲兀有骨的品格。《避地赋》赋绘四明山的四时景致，爱憎情感借落相间，不但脱去了辞赋家惯用的模式化套语，而且令人强烈地感受到浙东景物的独特之处，那是作者长期来特有的生活体验所带来的。
我们再看《姚江春社赋》描绘的姚江平原的暮春景色：“芳草烟交，桃花红染。柳同心而未折，莺乍娇而犹慊。”寥寥数语，即见景物的旖旎明丽。而《雁来红赋》泛写家乡的初秋是：“寸寸寒烟，山山灵雨。水潺谖而无极，天廖泬而如暮。嘹亮兮声满长空，参差兮景留古渡。蕙兰心死，芙蓉肠断。草则萤去情亡，叶乃根离恨绊。”明丽之态一变而为满纸秋声，并融注了作者的危苦凄楚之情。
黄宗羲的《姚江春社赋》集中地展现了余姚的民间风情，其笔墨最奇特处无疑是赋绘士女出游的一段：
红尘四合，歌吹沸天。则有漂絮村姬，膏粱纤弱，娣姒乎襄王巫，姊妹乎陈思洛。已捐团扇，不施绀幕；脸汰芙蓉，气澄兰萼；发光可鉴，流波似锷；钗则紫玉槃龙，裙则金泥簇蝶；綷縩之声，若风度壑。平日红闺深闭、锦车呵道者，至此而游人不走，不免肩挨而履错，真粉黛之如土，目睛为之销铄。
如此浓腻的施彩藻绘，读者仿佛步入了“彩丽竞繁”的南朝文学檐廊，真有“目睛为之销铄”的感受。当然，南朝文学病弱浮艳，而黄宗羲笔下所绘的是县邑开放的民风，两者面目宛如，而骨格自别。但如此的丽辞藻彩，竟出自一代大儒之手，竟出自晚年黄宗羲之笔，真可谓是“老树春深更著花”了。
黄宗羲对浙东奇异的自然现象海市和神灯也极尽藻绘之能事。《海市赋》通过山僧四五辈各述达蓬山海市的穷奇极变，用了几乎一大半的篇幅。《姚江春社赋》将灯火连延与神灯明灭潋滟结合起来写，别出心裁。
至若夜以继昼，素月流天，士女杂沓，灯火连延。暗中环珮，陌上金钿。而江上神灯，复显异其间，初明灭于空翠，旋潋滟于野田。大炬前导，碎火分传，若近若远，若散若连，声啾啾而似语，焰冷冷而无烟。
这段新颖脱俗的赋绘，将姚江特有的热闹而神秘的暮春夜景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黄赋没有集中描写自己的家庭，但若将赋中点缀的零碎片断的景头组接起来，却让读者了解到了明末清初浙东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方方面面。如《避地赋》述及他在三藩乱前近十年的宁居安顿生活时写道：“何坠简之纷如兮，留久湮之秘。圈鸡牧豕其间兮，不辞为乡里之所鄙。”经笔者考订，赋中所指隐然就是续钞堂看他的自状，续钞堂是在普通民居中辟出一角作为藏书之所，是书房与生活用房合而为一，并非专门的藏书楼建筑。黄宗羲避居泗门，也是“一室分为庖湢井臼兮，盈丈而鸡犬图书。”黄宗羲的家里还养有鸽子，为其块然独处的寂寞晚景增添了无穷慰藉，也为研究浙东养鸽史提供了宝贵史料。黄宗羲还是个花卉爱好者，曾创建过微型植物园。他的庭院点缀着各种花草。黄宗羲将庭院花草雁来红摄入篇中，并着我之凄楚郁结的情怀，信手拾来，自成佳品。
在赋的形式方面，黄宗羲不主故常，变化多端，对前人赋有继承也有所革新，这是黄赋艺术上的又一大特色。
在表现手法上，先唐赋多用假托人物的主客问答之法，宋人以抒情主体代替了子虚乌有的虚设人物，将主客问答之法导向复杂多样化，或自问自答，或客问我答，花样翻新。黄宗羲赋对传统的主客问答手法运用得极为灵活。《雁来红赋》采用父子对答，不算新鲜，但《海市赋》和《获麟赋》则不同。《海市赋》引入对话手法，先让山僧四五辈各以所亲见描述海市奇观，赋末则用主（山僧）问客（黄宗羲）答，揭示海市成因。这样的结构安排，不仅是对主客问答手法的变异，而且非借山僧四五之口的匍排夸饰不足以再现海市的变幻多端，增强了文章的生动形象感。《获麟赋》则先客观地记录了祥与不祥者的议论，然后放过一边，直陈己见，至文末才一语点醒：“祥与不祥之辩，徒为瞽说之纷纭。”作者不象一般言理赋那样议论纵横，他之所以将祥与不祥之辩放过一边，意在表明自己不屑对此作深层批驳，赋中有答而无问，这也是对主客问答手法的一种革新的运用。这种革新又完全服从于表达的需要。
黄赋结构上的创新主要表现在《避地赋》一文上。《避地赋》创造性地运用了板块结构，按照时间顺序，将党祸之害、流亡海上、避地万山、置建续钞堂、窜身泗门这一系列事件有机地衔接起来，每一大板块一般将避地的起讫因缘或明或暗有所揭示。如“避地于万山”这一板块，作者叙其始于东渡日本而返旆西行之后，盖为躲避北兵的追捕，后又打算终生隐居于此，“盖将埋名于草腐兮，不虞为野火之所妒”，康熙元年化安山丙居的两次大火才迫使黄宗羲改变初衷，出山谋生。作者在铺叙避地万山的起讫时，将短暂的柳下、西园避居一概略去，使“避地万山”构成一有始有末的完整板块。作者于赋中涉及的经历、事件也不是平均用力，而是有详有略，凡是有重大政治背景的避地经历，采用大板块的形式，而一般性的避地经历则仅作概括性的叙述。如因故居遭火后被迫出山的两次经历，作者写道：
悲药辅之就茺兮，听流水之侵路。仿依斋之易卦兮，聊避地于市廛。求昔时之屠狗兮，游酒人以亡年。释亡命之疑兮，因避地于城郭，守不见诸侯之介兮，齐咎誉之寂寞。”
赋中所云“避地于市廛”显然是指壬寅九月徙住蓝溪市。至于“避地于城郭”一事，黄丙垕撰《黄梨洲先生年谱》缺略未载，笔者苦苦查证，发现黄宗羲所作《答何令见讯》一诗言及其事。《答何令见讯》是壬寅年黄宗羲避地城郭期间为了答复何缙知县的探询而作。三、四联云：“卖药修琴才入市，谈僧算客与同盟。岂期好事如明府，累向人前举姓名。”意谓黄宗羲入县邑卖药修琴以谋生，与衲子卦算之徒为盟，不愿与冠缨者为伍，这也就是他在赋中所说的“守不见诸侯之介”即坚持不与当局打交道的原则。由此可见，康熙元年故居火后，黄宗羲先是徙住于蓝溪市，旋又避地于县邑，时间均很短暂，而且也没有什么重大政治背景，故与避地万山相比较，就显得概括而简略，只能算作是小板块。《避地赋》以“避地”为红线将大小板块串连起来，凡与避地无关的，如组织世忠营、四明山结寨、扈从监国行在等事，虽然是黄宗羲抗清生涯中的重大经历，却一概略去不写。这就导致了《避地赋》的大小板块间在时间顺序上不免存在着某种跳跃性。板块结构可以说是黄宗羲为他的自传纪实赋设计的富有独创性的最佳结构模式显示了大手笔严密组织、精心剪裁的出色功夫。
黄宗羲虽然是大学问家，但他的赋却没有堆垛学问、怪奇僻涩之病，他也决不走模拟一路，努力求新求变，奉献出了俊爽精拔、情文并茂的佳品，他不愧为明末清初卓有成效的赋家。
注释：
①马积高《赋史》第十一章《明清赋（上）》之三《明末清初的繁兴·黄宗羲》。本文凡引自马积高先生的观点，均出自该书，不再列注。
②黄宗羲《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事略》。
③魏源《圣武记》卷二《康熙勘定三藩记下》，《固山贝子平浙纪略》。
④吴之振《黄叶村庄诗集》卷首黄宗羲题辞。
⑤黄百家《黄氏续录》。
⑥黄宗羲《姚江春社赋》序文。
⑦黄宗羲《南雷诗历》卷二《哀章淡如》。
⑧黄宗羲《明州香山寺志序》。
⑨朱承辉《浙东的泥香土味——梨洲诗文散论》，载《宁波师院学报》1986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