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远东中苏美关系的战略演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远东论文,战略论文,关系论文,二战时期论文,苏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为纪念这场空前规模的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本刊特在第二、三期开辟专栏，刊发有关二战史方面的文章，以期警示世人：和平来之不易，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定是全人类共同的心愿；同时，历史就是历史，战争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中国是首先展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并承担了世界东方的战争重担。与其并行的，中国战场起则成为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支点，继之在客观上又是美国得以推行“先欧后亚”的战略基地，但其结局却使中国权益受到战略性重创；其直接根源来自“雅尔塔体系”的中苏美关系的战略变位。因此，有关二战时期中苏美关系不仅是现代旧的国际关系格局形成的枢纽所在，而且又是构建未来新的国际关系格局推进战略反思的首要起点。
一、中国——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支点
30年代，日本和德意法西斯先后在亚洲和欧洲发动侵略战争。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时刻，德国的侵略主攻方向是“西进”，还是“东进”；日本是“南进”，还是“北进”，成为苏联必须判明的重大问题。无论是从俄国历史上的警示，还是从现代苏联地缘政治所处的战略方位，当务之急必须在国家防卫上防止两线作战的危险，特别是要避免日本与德国从东线与西线对苏联造成夹击之势。
斯大林的国策构思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着力于调整中苏关系，使中国成为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支撑点，并在这个基础上，调整苏日关系，以从根本上免除远东法西斯的入侵之患。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正是中苏关系紧张时期。1927年，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断绝交往；中苏两国1929年的中东铁路冲突，严重地恶化了双边关系，从而引出了1930-1932年的中苏会议。这个无休止的会议在远东形势突变的情况下出现了重大转折。
1931年9月，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东北。日本在世界东方开战，令苏联政府对此或袖手旁观、或者联华防日；对中国政府来说，或是祸水北引、或者联苏抗日。日本的侵略战争使中苏关系到位，从1932年12月12日起，中苏两国正式恢复外交与领事关系。
促成3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正常化，从中国政府角度看，没有条件在实际上解决中东路问题，更无力威胁苏联。即使在中苏边境冲突中，蒋介石也一再指示东北张学良，强调对苏方针是“务须保我主权，决不受其胁迫，惟中俄接壤，绵亘万里，狡谋侵占，不可不防”。国民党政府对中苏边境冲突是持“终以不主开衅，惟以镇定不屈处之”的态度。特别是在日本已经发动侵华战争条件下，中国政府便因势利导的从以前的“防苏”调整为“联苏”的对苏联外交方针。
苏联政府长期非法坚持对中东铁路的某些权益，既坚持对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又相机扩展对中东铁路的管理权。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在中东路事件前，掌管铁路实权的苏方路局局长则握有较为独立的权利，在路局18个处级单位中，苏方处长为14个，中方处长仅有4个。在苏联政府实现对中东铁路共管后，其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曾说：“在理事会中，我们占有优势。局长是我们的人”，“恢复了我们在中东铁路的权力”。时至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苏联政府便把其爱不释手的中东铁路问题“录以备考”，迅疾地调整中苏关系，采取“联华防日”的政策。苏联政府认定，日本法西斯是其远东的一大隐患，一旦它恶性膨胀，终将危及苏联的国家安全，并将在未来遏制苏联在亚太的战略态势。同时，苏联对日本也不能引火烧身，因为苏联更面对德国法西斯的入侵可能。权衡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苏联政府便采取了援助中国抗日的政策，以求用中国拖住日本，使日本无力北上。这种构思在实际上就是苏联把中国作为它以后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支撑点。
苏联把中国作为自身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支撑点，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构造：一是强化中国战场的战略张力，其主要方面是援助中国抗日；二是把远东作为苏联坦克机械化集群的战略理论的演习场，以求直接遏制日本“北进”中，扩展远东的战略威慑力量；三是直接助推蒋介石抗日，并在助推中实施情报支持，以求相机调整苏日关系。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曾给予中国很大的援助。其军援主要是军用物资（贷款）和人员的援助。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曾说：“在外援方面，自1937年七·七以后，直至1941年苏德战争以前，整整4年间，我们作战所需物质，大部分独赖苏联的援助。”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苏方向中方提供信用贷款共3笔，总额为2.5亿美元，中方实际动用1.73亿美元。贷款均为低息（年息3%），规定中国以茶、羊毛等农副产品以及锡、锑、钨等稀有金属偿还。1939年初，苏联向中国派遣军事专家3665人。苏联向中国派遣志愿飞行员700人，其中约200人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同时，苏联政府还为中国培养飞行员，1938为200人，1939年为1045人。当然，按照两国政府协定，苏联所有这些援助，均不准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求实地说，苏联在当时比较困难的条件下，上述的援助是应该得到中国人民高度赞赏的。另一方面，它在客观上也该承认，扩大中国抗日战场的战略势能，同时也就是扩张了对苏联的最大的战略支撑。蒋介石曾向斯大林表示：“中苏两国唇齿相依，利害与共，而在外交上尤须共同一致。”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并在6月30日正式要求日本对苏开战，此事又一次激化了日本国策层的“北进”与“南进”之争。日军总参谋长杉山说：“现在，在中国使用了很大兵力，北进实际办不到。”事实一再表明，在客观上，苏联未曾陷入两线作战的深渊，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整个中国战场对日本军事力量的巨大牵制。
中国对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支撑的第二个层次，是在远东实践苏联现代军事战略理论。苏联权威的军事理论刊物也认为，“在西班牙战场上，在哈桑湖边，在哈勒欣河畔……这些都是严肃地考验我们坦克部队的里程碑。”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军界展开了未来军事战略理论走向的大论战，其焦点是固守一次大战防御战的“光荣历史经验”，还是在实践上捕寻时代性战略转机，展开以坦克机械化集群为突击兵器的进攻战。秉承世界性军事战略理论大跳跃潮流，并在1925--1929年军事改革的丰实基础上，苏联在1932年、1933年先后组建了世界第一个机械化军、世界第一个战略航空兵——轰炸航空兵军，并成为世界第一个拥有空降兵的国家，到1936年已有6个航空旅。但是，由于1937-1938年“大清洗”的重创，致使全国陈旧军事思想回潮，坦克机械化部队相继被缩编，并从主战降为辅助地位。苏联先进战略理论及其兵器从世界之峰惨跌近欧洲之谷。
在世界大战的沸点之下，苏联1936年投入西班牙战场的快速兵器有飞机800多架、坦克362辆，派去军事专家339名，其中有朱可夫。由于多种原因，苏联坦克战发挥的并不理想。在欧洲法西斯干涉西班牙内战之时，日本法西斯遥相呼应，仅在1936年，日军就在中蒙边界挑起33次边界争端。1938年，日本利用苏联政治与军事的危难，在中苏朝边境挑起了哈桑湖之战。在日方看来，哈桑湖之战主要是对苏联军事实力和主攻方向进行一次全面地试探，是所谓“限定战斗保持现有战线，且禁止使用飞行部队，以防止现地局面的扩大”。苏军的反击带有多兵种合成的战役色彩，其兵员与兵器都优于日军。尽管苏军赢得了哈桑湖之战，但日军认为苏军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强大，苏军通过军事专家评审也发现自身在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通过西班牙战场和哈桑湖之战，苏联大体感知了现代战争的某些征兆，及其自身一旦陷入两线夹击的可能险情。
苏联“大清洗”的余波严重地波及远东苏军，致使远东苏军绝密态势公开泄密。日本法西斯乘机于1939年挑起哈勒欣河之战。哈勒欣河位于中蒙边界，日军明显地带有“北进”的试探性，并投入了可观的兵员与兵器。鉴于态势的严重性，斯大林把力主坦克战的朱可夫派往远东指挥苏军。朱可夫主张，“一支善于同空军和机动炮兵协同作战的坦克摩托机械化部队，是实施坚决目的的快速作战行动的决定性武器。”现代化机动大兵团协同作战，是朱可夫战役法的象征，也是苏军推进现代化战略的一把利剑。
在朱可夫指挥下，苏军取得了哈勒欣河战役的胜利。哈勒欣河决战是苏军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至此为止的苏军现代化理论与先进快速机动兵器在战场上最完美的实践。
实力是外交的基础，利益是国策的准则。哈勒欣河之战提高了苏联在世界的声望，强化了它在中苏关系中的地位。同时，斯大林更从苏军在哈勒欣河战役中的问题感知，中国战场的浮沉，直接关联着苏联的安危，从而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但是，此时的斯大林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坦克机械化集群的战略地位。以后的事实证明，1938--1940年在远东参与对日作战的苏军兵团，当他们调至莫斯科附近对德军作战中表现得最为出色。从一定意义上看，苏联卫国战争也全方的受惠于远东这一演练场。
中国对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支撑的第三个层次是，苏联推动蒋介石抗日，并从中获得战略情报的支持。
由于极为复杂的政治、军事与国家利益等因素，斯大林长期注目于远东，更注目于中国。早在1926年，苏联就派崔可夫来华。1938年夏，斯大林亲自批准苏联军事使团前来中国，其中21名高级军官就有朱可夫和崔可夫，后者在1929年参与了远东之战。
1940年12月，崔可夫第三次来华。行前，斯大林同崔可夫进行了“绝密”的谈话。他说：“您和所有驻华人员的任务就是紧紧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崔可夫此番前来是担任驻华苏联军事使团团长，并任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崔可夫带给蒋介石政府的援助清单是：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近300门火炮、500辆吉斯-5型汽车及其相应的装备与配件。
苏联军事顾问遍及国民党的各个战区，自然容易把握蒋介石的军事态势。崔可夫可以出席参谋总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主持的每周一次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他广泛地接触各国驻华武官，大量搜集世界军事情报，并迅速地报告给本国政府。诸如国民党的兵力仅相当于日军在中国兵力的1／2，蒋介石还想与苏联促进新的“信任关系”，共同对抗日本法西斯。特别是在斯大林惊中生疑与日俱增之际，苏联政府急令崔可夫从速密报有关日军是“北进”还是“南进”的倾向性情报。这是涉及苏联战略方向的一大要务，与此息息相关的是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行将访苏。为应急用，苏联派来的专机在中国兰州待命。崔可夫在应急情况下，凭着他的特殊身分，终于把国民党政府获得的有关日本“南进”的日文文件弄到手，迅速复制，火速送往兰州待飞的苏联专机，同时还有崔可夫有关日本“南进”大于“北进”可能性的情报。随后世人看到了苏日中立条约于1941年4月13日面世。历史表明，在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已感知日本意在“南进”，就是避免了两线作战，从而使苏联全力的在一个方向上反击进犯之敌。从这个战略时机上看，中国对苏联的情报支撑是无形胜有形的。
二、中国——美国推行“先欧后亚”的战略基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奉行的是“先欧后亚”的战略。“欧洲优先”的战略是美国、英国与加拿大三国陆海军人员1941年3月秘密制定的ABC-1号计划所确定的，并为以后的“阿卡迪亚”会议再次所确认。
罗斯福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一直坚持“先欧后亚”的战略是基于他的政治判断与军事判断。在军事判断上，美国政府认为，先打败德国，日本自然失败；若先打败日本，德国会乘机扩展实力，再战败它就困难了。美国军界专家认为，在人才及其科技素质和战略资源上，德国远高于日本。先打败德国，才能尽早地结束这场战争。在政治判断上，罗斯福认为，美国的传统利益在欧洲，战后美国战略基点也在欧洲；美国控制了欧洲才能控制世界。
在美国推行“先欧后亚”战略条件下，中美关系就显得复杂和微妙。简捷地概括二战期间的中美关系大体可分为两段：第一段，美国决计把中国作为以后以陆基攻击日本的战略基地；第二段，美国把中国作为攻击日本的“备用”基地。两段分界的界标是德黑兰会议。
在二战期间中美关系的第一阶段，美国对蒋介石的审视基点是抗日，还是降日；只要他抗日就给予支持。但是，因为美国推行“先欧后亚”的战略，对蒋介石的支持是相当有限的。
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蒋介石政府主要依靠苏联的军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自顾不暇，已无力援助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尽管罗斯福从美国对日作战角度开始重视中国战场的地位，但终究是“先欧后亚”也是爱莫能助。所以，蒋介石从罗斯福那里得到更多的是空头支票，落到实处的军援微乎其微。甚至已提供给中国的货单，其军援也突然改为发往英国和苏联了。以至罗斯福的一个政敌在重庆谈话中说，给你们的东西被“英国人偷去了”，这种言论在1942年一时被搞得满城风雨。为了争取美援，宋子文持美国总统的“特批件”，又有宋美龄亲赴美国面见罗斯福，也是双双空手而归。
蒋介石政府深知，要改变无援的困境，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这也是宋美龄美国之行的一个目的。1942年11月27日，宋美龄对美国总统的代表及其“最信赖的人”霍普金斯说：“对德国的战争和对日本的战争都可以取胜。但是，取胜之道只有一个，那就是盟国应尽一切力量先打败日本。”但霍普金斯不与她争论，他只说一句话：“我想这样的战略是行不通的。”至于宋美龄建议美国政府在世界东方的战略重点应在“中国本部”，对此，霍普金斯甚至连一句话也没有回敬，因为这在美国政府中是件不说自明之事。
自美国《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和其它目的法》于1941年3月11日由总统签署为法律以后，这个代号为H.R.1776的“租借法案”令英苏受益非浅，以至美国评论家说“总统把美国军火库中所有的一切几乎尽数运给了英国”。然而蒋介石政府所得甚少，这使得中美关系蒙上阴影。
当然，美国虽自诩为“民主国家军火库”。但在世界大战条件下，也是国力有限。罗斯福不仅对中国的蒋介石如此，就是对本国的麦克阿瑟也是这样。美军在太平洋战争处于“巴丹死亡行军”的绝望中，总统也是给的空头支票，甚至一度想把麦克阿瑟将军送进永垂不朽的门坎。所有这一切都是“欧洲优先”所致。因为在罗斯福看来，“欧洲优先”就是美国利益优先；麦克阿瑟要服从这一国家利益，蒋介石政府也要服从美国利益。当然，把中国作为美国以后攻击日本的基地也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在美国看来，中国战场相当复杂，但在罗斯福看来还颇为“简单”：对这位总统来说，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但“可怕”；汪伪和日本那个傀儡用美国人话说是“杂种”；如此说来，美国只需和蒋介石政府打交道，其标准只有一条，看这个政府抗日是否卖劲。
面对日本抛出个所谓“东亚新秩序”的嚣张气势，罗斯福决定中国为“租借法案”受益国，并通过打开滇缅公路，每月供给中国物资从1941年5月的4000吨增加到同年11月的1.5万吨。1941年5月，罗斯福总统宣布，保卫中国对保卫美国是至关重要的。以后日军侵占了缅甸，滇缅公路被堵死，只能靠空运。先前那种杯水车薪的援助也难以为继了。客观地说，无论如何，美国在受制于“欧洲优先”条件下，还是给了蒋介石政府以某些援助。
众所周知，蒋介石政府着实是抗日乏力。这是美国新闻界、军界、乃至于政界所厌恶的，以至“相当反感”。这是二战时期中美关系不顺的国民党政府方面的“内因”。在一些权威的美国人士看来，在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认真抗日的集团”，他们提出“共产党是美国租借法案物质最有资格的接受者”。被罗斯福总统委以重任的史迪威将军，在华身兼五职，他居然把美国对蒋介石援助中的一部分武器交给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做出了苏联崔可夫所没有做到的事。史迪威说，“我是根据看到的情况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经济困境、空话连篇、没有行动、囤积、黑市、与敌通商。共产党的纲领是：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与政治；说到做到。”甚至美国驻华的外交官也认为，同“反动、腐败”的国民党完全相反，共产党是一支“有生气、进步的力量”。他们甚至主张，“美国应坚持国共联合和改组国民党，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美国就支持共产党抗日。”
从国民党政府方面的内因来分析中美关系，其自身的腐败何以支撑双边关系的引桥？一个“没有生气”的政府如何能博起抗日的“意志自由”？在苏德战争爆发不久的苏联“丢脸地溃不成军”的日子里，霍普金斯以罗斯福“私人代表”身份访问苏联，他看到了苏联的惨象，但他更看到了苏联“有生气”，他“对这条战线充满信心”。罗斯福总统由此加大了对苏联援助的力度。当然，苏联是美国援助的优先户头之一，有“欧洲优先”的根本性保障。但即使在“先欧后亚”的条件下，蒋介石政府也不得在抗日这一根本点上后退；即使在没有援助的条件下，也应该积极抗日。这样的政府才能在外交上获得主动权。以此审视蒋介石政府，它是有重大差距的。也就是说，在中美关系上，蒋介石政府是个没有国策质量的政府；在双边关系上缺乏国策质量的支撑。
从全局看，美国政府认为蒋介石基本上是抗日的，也展开了某些战役行动。然而，蒋介石行迹可疑。一是在1937年秋，南京注定陷落前，蒋介石有一定动摇。二是在1943年秋，蒋介石认为盟国置中国战场于不顾，对此非常不满；他暗示，盟国如不给予更多援助，他可能与日本单独媾和。由此引发美国朝野要求罗斯福总统以新的人选取而代之。罗斯福认为蒋介石对美国利益需要来说不尽人意，但又没有取代蒋介石之人；况且时至这一阶段，蒋介石已经没有与日本妥协的主客观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宋美龄的所谓“邮票外交”，美国也不会在中国走马换将的。
1943年11月28日，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在德黑兰举行首次会议。在会议期间，斯大林已表明苏联将在对德战争结束后参加对日作战的意向。这是美国所期望的。
11月29日下午，罗斯福交给斯大林一项备忘录，这是关于以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期间，美国空军和海军使用苏联远东基地及其探讨通讯与气象合作可能性的文件。有关这一问题，早在一个月前已为莫洛托夫所接受，但苏军总参谋部并不急于讨论，显然这是来自斯大林的直接干预。自德黑兰会议以后，罗斯福认为，把苏联远东地域作为美国攻击日本的战略基地远比中国本土好得多。美国军界，乃至于英国权威人士也认为，苏联远东地区海空基地设施比中国好，而要使用中国领土上的基地，甚至还得新修几个机场。美国政府的判断是，用斯大林打日本，比蒋介石打得好，比共产党打的快。从此开始，美国就把中国作为其攻击日本的“备用”基地。
中国从美国攻击日本的战略基地降为所谓“备用”基地后，中美关系也随之演化，并更加受制于美苏关系的利益需要。在开罗会议期间，有关军事问题研究上，涉及亚洲主要是扩大“安纳吉姆”作战行动计划，其目的是把日本驱逐出缅甸和开辟中国陆路上的交通线。蒋介石在会议上强调，“缅甸系整个亚洲战局的钥匙”，其以下抵抗点依次是华北和东北，为此要求美国予以大批军援。罗斯福在丘吉尔对此“没有热情”的情况下同意英中在缅甸展开战役，这也是美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方案。
但是，在1943年12月4-6日开罗会议的第二次会议上，罗斯福否定了前10天对蒋介石的承诺。这是因为在两次开罗会议之间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要求美英必须把实施向法国进军的“霸王计划”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并明确地提出欧战结束后，苏联将在远东展开对日作战。显然，罗斯福要保障“霸王计划”的实施，就不可能对蒋介石地面战役和英国的“海盗计划”提供支援。罗斯福“不得不背弃”对蒋介石的承诺，不仅是中美关系更加淡化的又一标志，也是罗斯福图谋侵害中国权益的实际起点。
三、雅尔塔——中苏美关系的战略变位
1945年2月在苏联克里米亚召开的所谓“雅尔塔会议”，是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在二战期间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并形成了当代人们所说的“雅尔塔体制”，也就是二战结束后一直运行的国际关系的总格局。雅尔塔会议是美英苏三大国的利益分流。二战期间，美英苏三国首脑的德黑兰首次会晤，是在世界人民反抗法西斯主义侵略大潮推动下，“联合对敌”也是与会国利益决定的。德黑兰会议在联合抗击法西斯侵略这一点上是“志同道合”，三国领导人是“事实上的朋友”，即三国利益的合流。雅尔塔会议召开之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成定局，在他们共同敌人行将不存在的情况下，其可能的结局必然是志不同，道不合。这也是国家利益决定的，而国家利益永远是国际关系的核心所在。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人们既要看到国家利益的实质属性，又要遵守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从这个角度深入地开掘雅尔塔会议的内核，它在实质上是战时三大国对战后世界的“市场交易”，是全方位的“超级市场”。丘吉尔基于传统的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政策，既不希望出现一个被分割的德国，也不希望出现一个位卑的法国，进而在未来被用于遏制苏联，其起点是在波兰问题上示警于苏联。苏联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在欧洲要取得一个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安全带”，而在亚洲要在“清算”历史的陈帐中谋求实际利益；以求在全球东西两个方位上构筑自身的国际战略支点。罗斯福既要在尽快结束远东之战中少牺牲兵员，更重在于设计与实施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的结构，以确保美国对战后世界的控制，令美国成为“世界领袖”。
我国学术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突出的弊端是忽视有关国家级领导人外交品格的探讨。求实说来，在主权国家的正式交往中，国家领导人品格及其物化成的条约等是国际关系中具有法律效用条文的一个重要来源。以这一思维与概念光点扫描雅尔塔会议中的美英苏三国领导人，有益于人们对雅尔塔这个“超级市场”秘密交易的认识。
在“超级市场”交易原则的理解上，斯大林基于苏联在欧洲战场上的“决定”作用，以及随后在远东战场上的“关键”作用，明确地提出“按功分配”。丘吉尔鉴于英国的实力与贡献的局限性，以及对斯大林的挑战性，针锋相对地提出“按需分配”。而罗斯福显得有远见，更具有“巨大的内在力量”，他表示美国不求索赔，实际上是在“分配未来”世界。在罗斯福的概念中，事关美国利益的小事也是大事，有损于他国权益的大事也是小事；小事当然可以忽略不计。
在领导人品格上，与罗斯福相比，斯大林“务实”而“近利”，更多地注目于在历史陈帐“清算”的增值中为子孙后代留下几处丰实的固定资产。与斯大林相比，罗斯福“大度”而“超脱”，更多地着眼于从未来世界大格局中为美国谋求根本性利益。正因为这样，雅尔塔会晤的外在映象就是，斯大林漫天要价，丘吉尔说三道四，罗斯福信手“付货”。漫天要价者基于自身的宗旨，况且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能要就要。说三道四者基于西方的“市场观”，无非是“压价”、“限价”的某种手段，进而在政治上示警于斯大林。信手付货者安于其中，他的市场哲学是，既然在客观上未来世界这一特大超级市场为美国总揽，此时此地有人信手拿走几件衣服无所谓。当然，美国也深知同苏联人做买卖并非易事，正如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所说“同俄国人做交易，你得掏两次腰包才能买到同一匹马”。
在雅尔塔这个“作出决定的会议”上，罗斯福的作用显得更加突出。综合罗斯福总统的国内外政策，他至今仍是个众讼纷纭的人物。针对罗斯福的“新政”，国内大资产阶级咒骂他是“穷人的总统”，孤立主义者针对他力主投入二战，把他斥之为“战争贩子”，极端主义者就其创建联合国，说他是“卖国贼”。然而，所谓“穷人的总统”却使富人更富了；“战争贩子”却主动参与构建世界的和平结构；美国的“卖国贼”却赢得了对全世界的某种控制。
国际战略深化地研究一再表明，一位世界级的大政治家的力量就在于他爆破巨大内在力量中重塑外在世界。作为这类大政治家的典型代表罗斯福就是以其国内“新政”折射的凯恩斯经济理论改变了战后西方的社会发展面容。他又以战争中的“联合国”构造了战后联合国，并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重新构建了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无论是国内政策的外延，还是战争中的和平物化，其传动性主轴则是美国在二战中从大西洋战场到罗斯福舰队转进太平洋的战略效能——从战争的投入中提取“和平红利”的历史哲学。
在罗斯福这一历史哲学的起点上，他输入的核心要素，就是在国家权益上损人利己；其行为方式是几个大国在中国代表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决定该国某些权益的重大问题；其直接目的就是以中国权益为交换条件，诱使斯大林同意创建联合国。从1941年12月29日罗斯福创造了“联合国”这个词，到1943年11月29日斯大林同意建立联合国，双方的诸多活动串联在一起，就是这样一种“大交易”。当然，其中也把欧洲的波兰问题交叉其中。
罗斯福前往德黑兰是要提出联合国问题，他来到雅尔塔是要“决定”联合国事宜。他深深知道，本次会晤前几年的政治和军事进展已经深刻地奠定了战后世界的格局。当务之急是，必须在敦巴顿橡树园所确定的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在三大国会议期间，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至于罗斯福事后遭到“最猛烈攻击”的“求得”斯大林出兵中国东北条件也服从于建立联合国的需要。美国与会的高级官员也认为“总统总算做成了他所处情况下的最好的交易”。实际上，正如哈里曼所说，“他们的最大利益决定了要采取这种政策”。
罗斯福处理中国问题的总的原则是，在战争期间，让中国权益主要围绕着苏联转，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利益；在战后的温长时期里，让中国的利益围绕着美国市场转，借以强化美国的“世界领袖”的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罗斯福对中国既“害”又“扶”，以“害”中国权益诱使苏联在远东对日作战，以“扶”中国成为“四个警察”中一员来制衡它国的一个筹码。罗斯福构建联合国的一个重大因素是，反法西斯侵略的主要大国只有在“战时体制”中做出不同色彩的重大贡献，才有可能在“和平体制”下分享可观的“和平红利”。这是当代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产生的助产因素。这个崇高地位对战后来说，它是先天的，具有不可替代性；而对后天妄为者，它没有生的权利，因为它选择了侵略战争。中国同美苏一道为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它们同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当然的历史性界定，这是现实中沿续的历史荣光与庄严重任。
罗斯福把雅尔塔会议说成是整个世界的“转折点”。求实地分析，雅尔塔会议是中苏美关系的决定性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的决定，使中美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它令中国从美国攻击日本的“备用”基地沦入被支配的方位，从而冷化了中苏美之间的关系；同时又使美苏关系走向了冷战，进而使中苏美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与微妙。由此开始了战时中苏美关系的战略变位，并使中国权益受到重大的侵害。
四、权益——美苏对中国的战略重创
在二战期间，中苏美三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是处于支配地位，它是“支配”中国的权益，用以“利用”苏联的兵力。在权益这一核心点上，中国遭受了美苏的重创，并加剧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美国参战初期形成了一份“绝密”文件，其标题为《俄国的地位》。此件由罗斯福最信任的霍普金斯与总统同行出席最重要的双边与多边会议时是必带的。这份“绝密”文件载明：“俄国在这次战争中是决定性的因素，它必须取得一切援助，而且每一步都必须是为了同它搞好关系。”这份文件特别强调：“美国在对俄国关系中必须考虑的最重要因素是太平洋战争的进行。有了俄国作为对日作战的盟国，这场战争将比没有俄国参加而能在更短时间内，以更少的人力与物力的代价来结束。要是太平洋战争在进行时而俄国的态度不甚友好或消极的话，那么困难将大为增加，而且作战行动也可能遭遇失败。”有关其前瞻性方面指出：“俄国在欧洲的战后地位将是一种占优势的地位。”
美国有关权威人士认为，“这个估计显然具有重大意义，它所表明的政策对德黑兰会议和稍后的雅尔塔会议所作出的决定都起着指导作用。”这一评论已为历史所证明。苏联事务在罗斯福政府战时政策中起主轴转动效用，不管是英国，还是中国都得围绕这个主轴转，而这个主轴就操在罗斯福总统的手里。三者之间这种关系的典型体现就是1945年2月11日《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中的有关涉及中国权益的条款。在这个秘密协定里，规定了欧战结束后苏联在远东对日作战的条件，其中主要有：“维持外蒙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的海军基地”，设立中苏公司共管中东铁路，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秘密协定明文规定，“根据斯大林元帅的建议，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还规定苏联这些要求“应在战败日本后毫无条件地予以满足”。即使从上述的行文中，人们也可以明显地看见，这是美国背着中国政府“自由地支配”中国的权益，以“利用”苏联在远东对日本作战；而且一旦“战败日本”，此协议便立刻生效。人们从中不难窥见强权政治的味道。
这个秘密协定的文本是美苏秘密交易的结果。即使这样，苏联在事先没有征求美国意见的情况下，又在美苏协商后的文本上加进了几句关键性的文字。一是苏联对满洲铁路和港口部分等加写了“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美方有人对此提出异义，并报告了罗斯福。这位总统却认为，这几个字无非是说苏联人在这里比美国人和英国人有更大的利益罢了。他说不要为这几个字大惊小怪，更不想为“几个字”和斯大林去争论。还有苏联在远东的领土要求“应在战败日本后毫无条件地予以满足”，罗斯福认为这只不过是个行文而已，照例不与斯大林去争论。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行文，而在于雅尔塔的最后一幕，罗斯福不想在远东的中国问题上引发出斯大林对联合国组建一事加大要价。在罗斯福看来，联合国问题更加重大，而中国权益问题颇为“细小”；对美国的利益来说，不能因“小”失大。对这个协定的文本，当时与会的李海海军上将在以后的回忆录中说：“目睹雅尔塔会议商定的这些条件被认为是罗斯福对敌人所作出的一些可怕的让步，再也没有谁比我更感到惊讶的了。”
现代世界公认的准则是主权原则，“主权是凌架于法律上的权利”，主权的行为不受另一个权力的限制与支配。只有国家才享有主权，也只有国家才构成为国际法主体。主权被视为国际关系的最高原则。国际法的特性是“非强制性”，这是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最大区别。如此看来，雅尔塔“超级市场”的秘密交易侵犯了中国主权，也自然地违反了“国际法”是不说自明的。而三大国背着中国政府明目张胆地侵犯中国主权是公然地践踏《大西洋宪章》和他们拟议中的战后联合国准则的体现，即《联合国宪章》。
《大西洋宪章》宣称“世界上一切国家”，都“尊重各国人民选择他们将在其管辖下生活的政府形式的权利”。这个由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1年8月14日签署的宪章，苏联政府随后也加以确认。《大西洋宪章》阐明“名民族中的主权和自治权有横遭剥夺者，两国俱欲设法予以恢复”，并“使各国俱能在其疆土内安居乐业”。从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的《大西洋宪章》来看，他们以后签署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就是践踏了前约。《联合国宪章》明确确认了“主权平等的原则”，早在德黑兰会议前罗斯福就一直倍加确信，而在雅尔塔会议上却被粗暴地践踏。
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超级市场”上的秘密交易，简捷地表述是：苏美英三国是“损人利己”，苏联是“索偿出兵”，美英拿中国权益做交易，给予苏联的是“酬劳丰厚”。中国是世界东方抗击日本侵略的主要国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令人永世不得理解的是：中国这个战胜国，为什么又一次胜而不利？
苏联索偿出兵的直接表现是从中国东北勒索了大批财物，并制造出来一个“合法战利品”的借口。在战胜国中勒索“合法的战利品”本身就是离奇的神话。即使按那个非法的雅尔塔交易“清单”也没有这一条款。这里没有必要转列苏联勒索的清单，但特别有必要澄清国际关系上一桩铁的事实，那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固然得到了苏美政府的某些援助，然而其根本上还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战的结果。
仅就中国东北地区来说，苏军坦克机械化集群迅速地突破日军防线，从整体兵力上已交汇成势不可挡的钢铁洪流。中国人民，其中特别是东北地区人民长期前仆后继、艰苦卓绝地浴血奋战已在实质上瓦解了日军在东北全境的根基。在中国的东北大地上，貌似强大的日本关东军已经沦为“泥塑巨人”，它在苏军坦克机械化集群摧枯拉朽地猛烈突袭下，必然是倾刻间土崩瓦解。
正因为如此，1946年2月11日美英两国政府公布了雅尔塔秘密协定全文，西文传媒相继报道苏联对满洲的新要求和拖延撤军中勒索财物的情况，引发美英公众严厉地谴责其政府在雅尔塔“出卖”中国权益。中国主要城市相继展开抗议苏联掠夺中国的大示威，要求政府不受该秘密协定的约束。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所有日本的公私财产，凡是在中国领土上的都应作为赔偿，为中国政府所有；这些财产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作为苏联的“战利品”。
世人皆知，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损失是极为惨重的，而对战败国的索赔又是国际社会的一个起码的准则。战败国的赔偿也是其承认侵略性质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赔偿中省悟其侵略罪行总量度的经济指标。但是，主要被美国控制的“盟国间处理日本赔偿问题委员会”对中国索赔问题并不重视。根据中国政府的估算，中国在二战中的损失在620亿美元以上，这个统计还不包括人员与更大数量民间蒙受的巨大损失。中国得到的赔偿物资按帐面计算仅约为2250万美元，而实际得到的又远未达到这一数字。看来，纵然中国实得巨额赔偿，世人也不难以领悟到：岁月易逝，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罪孽难消。时至1946年，苏联居然还到中国这一战胜国中勒索所谓“战利品”，安知还有《联合国宪章》？
对雅尔塔有关维持外蒙古现状的解释，罗斯福在1945年3月表示，其主权仍属中国。但苏联则说是指承认外蒙古独立。在法律上，即使雅尔塔秘密协定签署之时，外蒙古的宗主权也属于中国。斯大林强调“外蒙古之独立对中苏两国均较有利，使苏联遭遇日本威胁时，可有权通过外蒙。”这样看来，斯大林并非考虑外蒙古人民的意愿，而是为本国设置“安全防御带”。由于复杂的原因，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之地，随即成为中国的邻国。当然，时至今日，中国人民尊重历史，尊重那里人民的选择。
关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问题，中国政府在法律上是其建造者和经营者。但是，长期以来，苏联既要攫取其所有权，又要扩大对其经营权，从而引发了多起严重冲突。特别令人愕然的是苏联政府居然背着中国政府在1935年把属于中国的2489公里铁路卖给了日满，而在雅尔塔协定中还要“失而复得”，并在“提货”中谋求利益增值。
关于旅顺口与大连港问题，中国政府在确认其主权与行政权完全归属中国的前提下，大连港为自由港，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同时苏联政府在这里也得到了相关的权益。
中东铁路区，按1896年合同规定，区内主权概属于中国。至于沙俄非法攫取的一切，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早在沙俄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时，其财政大臣维特就公开宣称，俄国的目的就是使“满洲永远保持在俄国手中”。俄国谋求“东省铁路公司”也是谋求图谋吞并东北，将其作为同美日等国争夺远东和亚太地区的战略基地。
时至苏维埃俄国，列宁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中国历届政府均未收到有列宁签字的有关文本。至于苏维埃俄国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所“放弃”的，有的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有的又被第二次对华宣言所否定，如中东铁路，前者为“归还”中国，后者改为另行签订“专门条约”。而且从条文看，它并不包括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所订立的不平等的中俄条约。还由于其它复杂因素，斯大林便认为，“我毕竟把一半股权给了中国并恢复了中国在满洲的主权”。还因为美国在日本爆炸原子弹，斯大林唯恐日本抢先向美国单独投降，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受挫，所以强化了其在远东的政治、军事的力度。
中国东北也是美国所谓“门户开放”利益的注目之地。1945年8月13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米尼兹海军上将，“应先于俄国人占领前日军基地旅顺及附近的大连港”。这也是苏军迅疾突袭旅顺与大连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在罗斯福逝世后执掌白宫权柄的杜鲁门虽然在遏制斯大林胃口上多有言行，其目的是为美国同苏联在中国东北争夺权益。
中国东北在东北亚，乃至在亚太地区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国际战略全局的重要侧翼，是世界两栖战略基地。这是苏美特别注目于中国东北的一个重要原因，况且这里还拥有丰富的战略资源。在二战期间，也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既恐惧苏联红军滞留在东北，又得听命于美国政府的随意支配，致使中国政府在1945年8月14日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使美苏重创中国权益得到了法规性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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