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文人崔致远与唐末文士的交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士论文,新罗论文,文人论文,致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崔致远是唐代最为杰出的新罗文人，他于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十二岁时渡海来华，唐僖宗中和四年(884)二十八岁离唐归国。在留唐游学出仕的十六年中，他与唐末文人诗客、幕府僚佐诗文酬酢，交游频繁，成为与唐代文人交游最广的新罗文士。本文拟以崔致远现存诗文及中韩有关史料为依据，对崔氏与唐末文人的交游分别作以考述。
一、崔致远与裴瓒
裴瓒（字公器）是对崔致远一生影响颇大的唐末文官。据《登科记考》卷二三及韩邦近代所编《孤云先生文集》卷一《与礼部裴尚书瓒状》载，乾符元年(874)他以礼部侍郎主贡时，崔致远得以进士登第，两人在长安有“座主”与“门生”之谊。本年春放榜后，裴瓒于七月调任潭州刺史（《旧唐书·僖宗纪》），崔致远则浪迹至东都。《桂苑笔耕集》卷一八《前湖南观察推官裴璙启》曾叙及，乾符三年(876)冬，崔氏曾南下潭州探望裴瓒，并在湖南观察使府结识了裴瓒之弟、时任观察推官的裴璙。有学者推测《孤云先生文集》卷一所辑《邮亭夜雨》一诗即当作于赴潭州途中（注：阎琦《新罗诗人崔致远》，《唐代文学研究》第5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48页。）。又有学者认为崔氏此行“当是赴溧水县尉任时特地绕道湖南的”（注：梁太济《崔致远及其笔下的唐和新罗关系》，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编《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第90页。），此说恐不符唐代吏制。
据《桂苑笔耕集》数文介绍，裴瓒在湖南因身处乱世，宦途未卜，遂“情疏宦路，性悦道风”（卷七《吏部裴瓒尚书二首》其一），希望“作山中宰相”以“高扬素节，夙避危时”（卷一九《上座主尚书别纸》），然济世之心并未泯灭。湖南观察使任满后，唐廷徵调他为礼部侍郎赴东都重掌贡举（卷一九《贺除吏部侍郎别纸》），赴任时因“道路不通”受困襄州，其弟裴璙乃“远将穷恳相告”已入淮南幕府的崔致远（卷一八《与恩门裴秀才求事启》）。裴璙则“自数年继遭剽劫，生计荡尽，骨肉凋零”，长期漂泊于江南，“不幸疾苦”，乃“近投”淮南使府谋求安身（卷一八《前湖南观察巡官裴璙启》），崔致远遂撰《与恩门裴秀才求事启》向淮南节度使高骈求助。唐军平定关中后，裴瓒转迁礼尚书，准备沿水道“远赴天庭”，前去就任。据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一五“辑考五上·礼部尚书”条考，裴瓒转授礼部尚书约在中和三年或四年（注：《唐仆尚丞郎表》卷一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841页。），崔致远在淮南“远聆美命，俯切欢心”，因“身拘碎职，末由陈贺”，乃写就《吏部裴瓒尚书二首》（《桂苑笔耕集》卷七）、《贺除礼部尚书别纸》、《上座主尚书别纸》（《桂苑笔耕集》卷一九）及《与礼部裴尚书瓒状》（《孤云先生文集》卷一）等文，向裴瓒表示恭贺。
又据《桂苑笔耕集》卷一八《前湖南观察推官裴璙启》叙及，裴璙获知兄长升迁的消息后，便转告崔氏“欲径往襄阳”迎接兄长，但“行至滁州，前去未得，道途既阻，沟壑是虞；况乃孤孀三十余口更无产业，未卜定居”。崔致远接到裴璙的书信后，深为同情，遂恳求高骈体恤裴璙 “程穷计尽”、“柱促声哀”，特赐在庐州、寿州“管内埸院，或堰埭中补署散职”，使其“月有俸入，便获安家”。在崔致远的帮助下，裴璙将其弟裴璹留在淮南“仰副驱策”，自己始“自到襄州”迎接裴瓒（注：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崔文昌侯全集》（下简称《全集》），1972年，第390页。）。
裴瓒赴任途经淮南时，曾亲往看望崔致远，崔氏在《桂苑笔耕集》卷一九《谢降顾状》中云：“伏蒙尚书念以远方，察其独立，俯怜素志，每煦温颜，听及阶及席之言，伫铭骨铭肌之恳。早来又蒙降三清之仙驾，顾一亩之穷居。”（注：《全集》，第395页。）可见裴瓒对这位异国文人颇为关怀。从《桂苑笔耕集》卷二○《奉和座主尚书避难过维阳宠示绝句三首》可知，裴瓒在扬州时还曾作七绝三首相赠，崔氏也和以三首七绝感谢裴瓒的知遇之恩，其一有“岂料今朝觐宣父，豁开凡眼睹文章”之句，其三又云：“济川终望拯烟沈，喜捧清词浣俗襟。唯恨吟归沧海去，泣珠何计报恩深。”（注：《全集》，第403页。）说明两人在扬州曾有诗文赠答。据《桂苑笔耕集》卷一九《迎楚州行李别纸》叙及，裴瓒到达楚州时，又派“专使”赴扬州向崔致远“特降尊诲”，崔氏则另撰别纸致以问候，并亲往楚州“伫迎”裴瓒，由此可知两人交情之深厚。
二、崔致远与顾云
顾云字垂象，又字士龙，池州秋浦（今安徽省贵池县）人。事迹散见《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四·别集类》、《唐诗纪事》卷六七、《全唐文》卷八一五小传、《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六《别集类上》等。但顾云与崔致远的交游则仅见于《桂苑笔耕集》及韩国有关史籍。
顾云为徽籍盐商之子，“风韵详整”，工于诗文，是唐末著名文人。在唐末江淮文人中，顾云与崔致远的关系最为持久深厚。从《登科记考》卷二三考知，他与崔致远於乾符元年(874)同榜登第，崔氏曾称顾云为“同年”（《桂苑笔耕集》卷一七《献诗启》），说明乾符初两人在长安时当已有交往。据吴在庆《唐五代作家生卒年考》“顾云之生年”考订，顾云约生於大中五年(851)（注：吴文载《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第3页。），以此推算，崔氏年十八与之初交时，顾云已二十四岁。
崔氏与顾云的交往以淮南幕府时期最为密切。顾云入高骈淮南幕的时间，有学者系于乾符二年(875)至乾符五年(878)高骈为西川节度使时（注：冯汉镛《新罗崔致远入唐事迹考》，《文史杂志》1998年第1期，第5页。）。但乾符初至乾符五年，顾云时在长安任试秘书省校书郎，据宋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一五“参佐·判官”条云：“顾云，乾符间高骈节度镇江兼江南行营招讨使，云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为行营都招讨判官。”（注：《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2479页。）高骈徙任镇海节度使乃在乾符五年六月（《资治通鉴》卷二五三），顾云当于是年入幕。乾符六年(879)十月高骈转镇淮南，顾云亦随迁扬州。崔致远于广明元年(880)冬初投高骈幕府时，曾得到这位故友的引荐与帮助。崔氏入幕淮南後，遂与顾云成为关系亲密的文友、同僚。崔致远对顾云的文笔诗才十分钦敬，他读了顾云献与高骈的“长启一首，短歌十篇”后，誉为“学派则鲸喷海涛，词锋则剑倚云汉，备为赞颂，永可流传”（《桂苑笔耕集》卷一七《献诗启》）。中和二年(882)七月，顾云升任观察支使，崔氏在《桂苑笔耕集》卷六《请转官从事状》中称赞顾云为：“东筠孕美，南桂抽芳，曳谢朓之长裾，从卫青之军幕，五羖皮之为重，岂谓虚谭；百鸷鸟之不如，方知实事。”（注：《全集》，第316页。）又据《桂苑笔耕集》卷一八《谢示延和阁记碑状》载，中和三年(883)，高骈筑延和阁竣工，为了树碑立传，遂命顾云“谨撰碑词”，并遣观察衙推邵宗将此“《延和阁记》碑本一轴”赠与崔致远，崔氏“披阅”之后，盛赞顾云说：“支使侍御，丘门颜回，融帐卢植，能挥直笔，妙写尊襟。……今者支使侍御以好善心得稽占力，骋真才子之藻思，辱大丞相之笔迹，推为宾席殊荣，别是儒家盛事。”认为该碑词使“四方舐墨含笔之士也，莫不竞效颦眉之态”。崔氏决定将其携回新罗，以“待过天池之外，遍夸日域之中”（注：《全集》，第388页。）。又据高丽李奎报《白云小说》称：“崔致远入唐登第，以文章名动海内，有诗一联曰：‘昆仑东走五山碧，星宿北流一水黄。’同年顾云曰：‘此句即一舆地志也。’”（注：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高丽名贤集》第一册，1986年，第574页。）可见顾云对这位异同文人的汉诗才华也颇为欣赏。
崔致远与顾云在淮南幕府曾屡有诗歌唱和，《孤云先生文集》卷一所辑七律《暮春即事和顾云友使》（《孤云先生续集》重录为《和顾云支使暮春即事》）一诗云：“东风遍阅百般香，意绪偏饶柳带长。苏武书回深塞尽，庄周萝逐落花忙。好凭残景朝朝醉，难把离心寸寸量。正是浴沂时节日，旧游魂断白云乡。”（注：《全集》，第30-31页。）此诗即崔氏与时任观察支使的顾云在淮幕中的唱和之作。《桂苑笔耕集》卷一七《七言纪德诗三十首谨献司徒相公》之十四《天威径》诗云：“凿断龙门犹劳身，擘分华岳徒称神。如何劈开海山道，坐令八国竞来宾。”其二十三《筑城》诗云：“一心能感众心齐，铁瓮高吞剑阁低。多上散花楼上望，江山供尽好诗题。”两诗皆颂高骈功绩；《全唐诗》卷六三七则录有顾云所作《天威行》和《筑城篇》二诗，前诗有“风定云开始望看，万里青山分两片。……云南八国万部落，皆知此路来朝天”句；后诗有“画阁团团真铁瓮，堵阔巉岩齐石壁。……散花楼晚挂残红，濯锦秋江澄倒碧”句，其诗题和旨趣与崔诗颇为类同，可能为同时酬唱之作。又崔氏在《桂苑笔耕集》卷一五中编选了代高骈所撰黄ｌù⑦、禳火、天王院等十五篇斋词，《北梦琐言》卷七则亦称：“黄箓擅场，星辰备位，顾云博士为高燕公草斋词……”（注：（宋）孙光宪著，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中华书局，2002年，第161页。）说明两人当同为高骈撰道教斋词。另外，韩国古籍《十钞诗》卷中录有崔氏所作《和顾云侍御重阳咏菊》佚诗：“紫萼红葩有万般，凡姿俗态少堪观。岂知开向三秋节，独得来空九夕欢。酒泛余香薰座席，日移寒影挂霜栏。只应诗客多惆怅，零落风前不忍看。”（注：韩国外大柳晟俊《论晚唐罗隐诗与新罗崔致远诗的关系》，《国际中国学研究》第3辑，第27页。）此诗无疑是两人在淮南幕中赓歌唱和的重要补证。
崔致远中和四年秋将返新罗时，顾云作为幕友曾赋诗相送。此事仅载於韩邦文献，但所载稍有出入，《三国史记》卷四六崔氏本传曰：“又与同年顾云友善，将归，顾云以诗送别，略曰：‘我闻海上三金鳌，金鳌头戴山高高。山之上兮，珠宫贝阙黄金殿，山之下兮，千里万里之洪涛。傍边一点鸡林碧，鳌山孕秀生奇特。十二乘船渡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十八横行战词苑，一箭射破金门策。”（注：《三国史记》卷四六，韩国明文堂，1988年，第534页。）李奎报《白云小说》题为“同年顾云赠《儒仙歌》”，并补记崔氏“自叙”云：“巫峡重峰之岁，丝入中华；银河列宿之年，锦还东国。”李仁老《破闲集》卷中所载略同，但顾云所赋诗却为五绝《孤云篇》：“因风离海上，伴月到人间。徘徊不可住，漠漠又东还。”（注：《破闲集》卷中，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高丽明贤集》第二册，1986年，第95页。）李朝徐居正《笔苑杂记》卷一采录了《三国史记》的记载，题顾诗为《送崔致远还乡诗》，又以“巫峡高峰之岁，丝入中华；银河列宿之年，锦还东国”骈句并非崔氏自叙，而是“赠言者”之语（注：《笔苑杂记》卷一，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第6页。）。顾云两诗俱不载于《全唐诗》，谢海平《唐代诗人与在华外国人之文字交》将前一诗题为《儒仙歌送崔致远归新罗》（台湾文史出版社，1981年，第155页），陈尚君又以《送崔致远西游将还》之名录于《全唐诗续拾》卷三四（见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中册，中华书局，1992年，第1192页）；《孤云篇》则被韦旭升收入《朝鲜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70页）。尽管诸书所载顾云赠诗略有歧异，但仍可觇知崔致远与顾云交情之深。
三、崔致远与张乔
张乔为池州青阳（今安徽省青阳县）人，事迹散见《唐摭言》卷一○、《唐诗纪事》卷七○、《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等。张乔以擅长律诗驰名，“诗句清雅，
无与伦”（《唐摭言》卷一○），应举前曾与许棠、张
、周繇同隐九华山，时称“九华四俊”。他平生喜广交新罗文士及僧侣，留下了许多赠答新罗人的诗篇，《全唐诗》录有《送宾贡金夷吾奉使归本国》、《送朴充侍御归海东》、《送棋待诏朴球归新罗》、《送僧雅觉归海东》、《送新罗僧》（卷六三八）、《送人及第归海东》（卷六三九）等诗。但崔致远与张乔的诗歌交游，中韩史籍皆无载，今所见仅有《孤云先生文集》卷一补辑崔致远《和张进士乔村居病中见寄》一诗：“一种诗名四海传，浪仙争得似松年。不惟骚雅标新格，能把行藏继古贤。藜杖夜携孤屿月，苇帘朝卷远村烟。病来吟寄漳滨句，因付渔翁入郭船。”（注：《全集》，第31页。）此诗是崔氏酬和张乔“村居病中见寄”之作，原诗下注“松年”为张乔字，然《登科记考》卷二三据《永乐大典》引《池州府志》则称张乔字伯迁，有学者认为“致远与张乔为知交，‘松年’必有所据，或张乔先字伯迁，后乃改字松年”（注：阎琦《新罗诗人崔致远》，第554页。），此说虽有待补考，但仍可证明两人间的诗友关系。张乔对中唐诗僧贾岛（字浪仙）其为推崇，崔氏在诗中将其与贾岛相比，盛赞张乔名扬四海的诗名，标举其以“骚雅”翻新的格调及进退有度的古贤遗风；诗末借用汉代刘桢卧病之典，又转用贾岛《送令狐绹相公》之“鸿舂乖汉爵，桢病卧漳滨”语意，颂美张乔闲吟烟月的隐者风范，足见崔致远对张乔的诗歌趣味颇为了解。
崔致远与张乔交往的时间已难确考，韩国学者金文经推测当在崔氏出任溧水县尉时，张乔正隐于距溧水不远的九华山（注：《七一十世纪新罗与江南的文化交流》，载《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第92页。），此说较可信。据有关学者考订，广明元年(880)九月，黄巢率军渡淮北上，十一月攻克洛阳，十二月进占长安，张乔即在此期归隐于九华山（注：参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四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301-310页。），与隐居该山的李昭象、顾云为方外诗友（《唐诗纪事》卷六七“李昭象”条），张乔作有《赠进士顾云》诗（《全唐诗》卷六三九），他与崔致远的结识或许有顾云的引荐。广明元年冬崔氏便离开溧水转入淮南幕府，张乔乃有抱病寄诗之事。
四、崔致远与杨赡
杨赡事迹无考，《桂苑笔耕集》卷二○录有两首崔致远与之酬别的诗篇，其一为七律《酬杨赡秀才送别》：“海槎虽定隔年回，衣锦还乡愧不才。暂别芜城当叶落，远寻蓬岛趋花开。谷莺遥想高飞去，辽豕宁惭再献来。好把壮心谋后会，广陵风月待衔杯。”其二为七绝《酬进士杨赡送别》：“海山遥望晓烟浓，百幅帆张万里风。悲莫悲兮儿女事，不须怊怅别离中。”“芜城”和“广陵”皆扬州别称，说明崔氏于中和四年秋离开淮幕归国时，杨赡曾依依送别。崔氏在两请中表达了离别之际对故友的勉励、对重聚的期待及对离别的宽慰，由此可知杨赡是崔致远在淮南幕府中过从甚密的诗友。
《酬杨赡秀才送别》之“谷莺遥想高飞去”句下有小注，朝鲜徐有矩活字本《桂苑笔耕集》和《四部丛刊》本作“时杨生有随计之计”，但清潘仕成《海山仙馆丛书》本则改作“时杨生有随行之计”（注：清道光丁未(1847)镌《海山仙馆丛书》第四册，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第10页。），《丛书集成初编》本和《扬州历代诗词》皆从之（注：《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1866册之册三，第204页；李坦主编《扬州历代诗词》（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31页。）。有学者据此认为杨瞻欲与崔氏同赴新罗（注：臧嵘《唐时来华的新罗国诗人崔致远》，见《隋唐五代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64页。）。但唐人常以“随计”指州县乡贡士子入京应试，如《旧唐书·武宗纪》会昌四年条载李栖筠“天宝末……勉强随计，一举登第”；陈鱣《续唐书》卷六六亦载唐末京兆人尹玉羽“天复中，随计京师，甚有文称”（注：《丛书集成初编》，第3849册之册三，第571页。），可证原注当作“随计之计”，崔氏意谓杨赡时有入京应试的打算，遂以谷莺高飞予以鼓励，并非欲随崔氏同赴新罗。
五、崔致远与吴峦
吴峦字宝川，汶阳卢县人（一作郓州庐县人），年幼好学，唐未曾应明经试落第。事迹见《旧五代史》卷九五、《晋书》本传等。崔致远留唐时与吴峦曾交游频繁，据《孤云先生文集》卷一所辑《送吴进士峦归江南》诗云：“自识君来几度别，此回相别恨重重。干戈到处方多事，诗酒何时得再逢。远树参差江畔路，寒云零落马前峰。行行遇景传新作，莫学嵇康尽放慵。”（注：《全集》，第30页。）崔氏在诗中自述与吴峦屡次阔别的惆怅，期盼在乱世中诗酒重逢，劝勉好友善自珍重，勤作新诗，勿以慵懒蹉跎年华。又据《孤云先生续集》补辑《辛丑年寄进士吴瞻（当作峦）》诗曰：“危时端坐恨非夫，争奈生逢恶世途。尽爱春莺言语巧，却嫌秋隼性灵粗。迷津懒问从他笑，直道能行要自愚。壮志起来何处说，俗人相对不如无。”（注：《全集》，第208页。）此诗作於中和元年(881)，崔氏向吴峦倾诉了淮南幕府善恶不分的风气，表明恪守直道、守拙傲俗的孤高心志。说明吴峦是崔氏平时关系笃深的益友。崔氏中和四年离唐时，曾赋《酬吴峦秀才惜别二绝句》（《桂苑笔耕集》卷二○）与之作别，其一云：“荣禄危时末及亲，莫嗟歧路暂劳身。今朝远别无他语，一片心须不愧人。”其二云：“残日塞鸿高的的，暮烟汀树远依依。此时回首情何限，天际孤帆窣浪飞。”皆可证两人在淮南时私交深厚。
关於吴峦的文籍出身，《旧五代史》卷九五本传仅云“以经业从乡试下第”，《续唐书》卷六六略谓“少举明经不中”，皆不载其进士登第事，《登科记考》亦失考。然据崔氏《送吴进士峦归江南》及《辛丑年寄进士吴峦》两诗推知，其人亦为唐末进士，及第时间当在中和元年之前。
六、崔致远与周繁
周繁为池州至德县（今属安徽省东至县）人，与温庭筠皆“以词赋标名”（《剧谈录》卷下）。乾符四年(877)获京兆府解，因故未赴礼部试，后转入高骈使府，遂与崔致远结识于淮南幕府，成为同僚和文友，据《桂苑笔耕集》卷一九《谢周繁秀才以小山集见示书》介绍，中和年间某日，周繁曾亲携所撰《小山集》专程至崔致远居所拜访，因崔氏外出“早谒玄成”未归，遂手书“留示”，留下该集后离去。崔氏“晚归”寓所后，“觉户庭之发光彩，闻机案之散馨香”，经“惊讯仆夫”，得知周繁来访及留赠《小山集》之事。崔氏捧读之后，顿觉“粲然受益”。周繁《小山集》乃以汉淮南王刘安之淮南小山旧典为名，开元间诗人万楚《小山歌》有“人说淮南有小山，淮王昔日此登仙”（《全唐诗》卷一四五）句，罗隐《暇日投钱尚父诗》亦有“名重淮南大小山”（《甲乙集》卷六）之语，表明《小山集》作于淮南幕府。但原集已佚，崔氏称其为“温辞一幅”、“雅什几篇”，又盛赞“莫不振纪纲于六义，饰冠冕于七言。既崇大雅之基，实播中和之响”（注：《全集》，第398-399页。），可知该集是由九首七言诗自编的诗歌别集，其内容有《诗经》“六义”的旨趣和《大雅》之风韵。其后崔致远因公私事烦，“末获面申感谢”，曾“专修状启”向周繁致谢。
七、崔致远与李展
李展生平事迹皆无考，其人与崔致远的交游，仅可据《孤云先生续集》所辑《和李展长官冬日游山寺》诗略加补考，诗云：“暂游禅室思依依，为爱溪山似此稀。胜境唯愁无计住，闲吟不觉有家归。僧寻泉脉敲冰汲，鹤起松梢摆云飞。曾接陶公诗酒兴，世途名利已忘机。”（注：《全集》，第207页。）可知两人有游心佛禅，寄兴诗酒，忘怀名利的共同意趣。《孤云先生文集》卷一补辑崔氏所作《秋日再经盱眙县寄李长官》一诗：“孤蓬再次接恩辉，吟对秋风恨有违。门柳已凋新岁叶，旅人犹著去年衣。路迷霄汉愁中老，家隔烟波梦里归。自笑身如春社燕，画梁高处又来飞。”（注：《全集》，第29页。）盱眙属淮南道辖县，是唐代东南通衢和江淮胜境，此诗系崔氏秋季重游该地时所作，诗中流露出重逢故友的感激之情和羁旅之愁。有学者认为此诗是崔氏“观光六年”期间漫游江淮所作，而前一诗作於新罗（注：阎琦《新罗诗人崔致远》，第556页。）。但“李长官“当即李展，崔氏应在游宦江淮时与李展交游於盱眙，故两诗皆应作於留唐后期。又有学者认为《秋日再经盱眙县寄李长官》一诗是崔氏中和四年归国途中绕道盯眙探望李展时所作（注：韦旭升《崔致远居唐宦途时期足迹考述》，《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第21页。），然盱眙地在扬州西北，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载，“从煦（盱）眙县至扬州，九驿，无水路”（注：［日］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9页。），崔氏离唐时以国信使之职乘船自运河北上楚州入海，当无绕道盱眙访友之便。
八、崔致远与罗隐
罗隐字昭谏，号江东生，浙江新城人。罗隐是唐末著名的江东诗人，他与崔致远的交游，今仅见於《三国史记》卷四六本传：“（崔氏）始西游时，与江东诗人罗隐相知，隐负才自高，不轻许可人，人示以公所制歌诗五轴，隐乃叹赏。”（注：《三国史记》卷四六，第534页。）可知两人相交於崔氏留唐之初。据有关学者考明，罗隐咸通末全乾符元年曾入李蔚淮南幕（注：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而乾符元年至三年已往游大梁（《旧五代史》本传），故两人初交当在咸通九年(868)至乾符初年(874)，即崔氏“观光六年”期间。罗隐生于大和七年(833)（汪德振《罗隐年谱》，何炳松主编《中国史学丛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6页），则崔致远于咸通九年(868)十二岁入唐时，罗隐已三十六岁，比崔氏年长二十四岁。韩国学者柳晟俊推测崔氏曾得到罗隐的文学指导，两人很可能有师生关系（注：柳晟俊《论晚唐罗隐诗与新罗崔致远诗的关系》，第26、29页。）。罗隐为人“介僻寡合”（《唐才子传》卷九）、“恃才傲物”（《五代史补》），但当他品读了崔氏所作“歌诗五轴”后，对这位新罗学子的汉诗才华大为钦重。有学者称罗隐以所制歌诗五首请崔氏斟酌（注：杨通方《中韩古代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6页；冯汉镛《新罗崔致远入唐事迹考》，第6页。），恐系对崔氏本传的误读。又有韩国学者认为罗隐与崔致远曾同为高骈幕僚，“同苦同乐，诗文相交”（注：柳晟俊《论晚唐罗隐诗与新罗崔致远诗的关系》之“结语”，第37页。），但崔氏广明元年冬入淮南幕时，罗隐于广明至中和间仍隐於池州梅根浦，并游于窦潏宣歙观察使幕（《吴越备史·罗隐传》），据《唐方镇年表》卷五载，窦潏以池州刺史迁宣歙观察使乃在中和二年至三年。《唐才子传》卷九、《鉴戒录》卷八及《十国春秋》卷八四载罗隐与顾云曾同谒高骈，因未受礼遇而作《后土庙》诗挂帆离去，此事据考约在中和全光启初（注：参见《唐才子传校笺》第四册，第126页。），说明罗隐并未入高骈幕，显然与崔氏并无幕友关系。
但崔致远与罗隐仍似有诗歌交往，罗隐善作近体七律，尤擅长咏物，如《牡丹花》、《鹰》、《鹭鸶》、《蝉》等，崔氏亦喜作七律咏物诗，《桂苑笔耕集》卷二○就录有《石峰》、《潮浪》、《沙汀》、《杜鹃》、《海鸥》、《山顶危石》、《石上矮松》、《红叶树》、《石上流泉》等。罗隐有《题磻溪垂钓图》（甲乙集》卷一一），崔氏则有《磻溪》（《桂苑笔耕集》卷一七），两诗意趣颇为接近。罗隐《经张舍人旧居》有“一榻已无开眼处，九泉应有爱才人”之联，崔氏《再献启》有“人间之要路通津，眼无开处；物外之青山绿水，梦有归时”（《桂苑笔耕集》卷一七）之骈句，皆以青眼未开喻难得赏识。又罗隐代吴越王钱镠所作《谢表》有“天寒而麋鹿曾游，日暮而牛羊不下”（《唐才子传》卷二○）之语，崔致远《姑苏台》诗则有“荒台麋鹿游秋草，废院牛羊下夕阳”（《孤云先生文集》卷一）残联，皆取意於《诗经·王风·君子于役》之“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藉以描写姑苏台的荒凉景象，可谓异曲同工，说明两人在诗文创作上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九、崔致远与杜荀鹤
杜荀鹤字彦之，池州石埭（今安徽省石台县）人，事迹见《唐风集序》、《旧五代史》卷二四、《唐才子传》卷九等。杜荀鹤是唐末颇有诗名的徽籍诗人，与崔致远好友顾云及张乔关系密切。他喜好结交新罗文士，有《送宾贡登第后归海东》一诗传世（《全唐诗》卷六九一）。
《全唐诗》卷六九二录有杜荀鹤所作七律《赠溧水崔少府》一诗曰：“庭户萧条燕雀喧，日高窗下枕书眠。只闻留客教沽酒，未省逢人说料钱。洞口礼星披鹤氅，溪头吟月上渔船。九华山叟心相许，不计官卑赠一篇。”少府是唐代县尉的别称（宋周辉《清波杂志》卷一○“县尉”条），杜荀鹤曾与顾云同隐九华山，自号九华山人（叟）（《唐诗纪事》卷六七“顾云”条），崔致远则于乾符四年(877)至乾符末为宣州溧水县尉。有学者认为《赠溧水崔少府》是杜荀鹤三十岁左右在池州所作，“崔少府”即是崔致远。因宣、池两州相邻，杜荀鹤对这位新罗人的到来感到好奇倾慕乃与之交游，崔氏时年十八九岁（注：吴大林《晚唐诗人杜荀鹤赠溧水崔少府诗》，江苏省溧水县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溧水古今》第十辑，1992年8月，第125页。）。但此说需要补正，杜荀鹤一生久困场屋，曾于乾符三年(875)冬赴长沙投奔裴瓒，《全唐诗》录有《冬末投长沙裴侍郎》（卷六九一）和《投长沙裴侍郎》（卷六九二）二诗，裴侍郎即裴瓒，其人于乾符元年至三年任潭州刺史（《旧唐书·僖宗纪》），而据《桂苑笔耕集》卷一八《前湖南观察巡官裴璙启》叙及，崔致远亦于乾符三年(876)冬由东都“到湖南起居座主侍郎”裴瓒（注：《全集》，第389页。），两人在潭州当已有交往。崔致远任溧水县尉后，杜荀鹤正隐于池州之九华山，遂得以再次以诗相交，然崔氏时已二十余岁而非十八九岁。
十、崔致远与裴拙
裴拙生平事迹史籍无载，有学者认为崔致远在长安国学附读后期，裴拙时任国子司业，两人乃有师生关系（注：梁太济《崔致远及其笔下的唐和新罗关系》，第92页。）。但据《桂苑笔耕集》卷一九所录崔氏《答裴拙庶子书》之“不遗异域之人，特辱同年之字”语可知，裴拙与崔氏应为乾符元年同榜进士，似不属师生关系。又据《旧唐书·僖宗纪》载，乾符二年(875)五月，裴拙始以国子司业出为洋州刺史（注：《旧唐书》卷一九下，中华书局，1975，第694页。），则司业一职当为及第后累迁而授。《答裴拙庶子书》约作于中和末，庶子为太子属官，唐时分掌左右春坊事，《甲乙集》卷八录有罗隐《霅溪晚泊寄裴庶子》和《裴庶子除太仆卿因贺》二诗，疑庶子之职是裴拙中和年间内调长安后所授。据崔氏答书提及，“前年”（中和某年）裴拙因避战乱而飘零淮南时，曾特地“九降刘笺”向崔致远深表问候，随后又“兼蒙贤弟起居，未移曩顾”，到扬州探望崔氏，崔氏乃撰此文向裴拙的“旧恩”表示感激。
十一、崔致远与高彦休
高彦休(854-?)，自号参寥子，乾符间随乡荐应进士试，后以朝议郎守咸阳尉。中和年间“旅泊江表”（《唐阙史序》），为高骈幕府从事，中和四年编成《唐阙史》上下卷。从居幕时间看，他与崔致远应为淮南幕府同僚，高彦休出摄淮南道盐铁巡官时，崔致远曾代高骈撰《奏请从事官状》（《桂苑笔耕集》卷四）和《请高彦休少府允盐铁巡官》（《桂苑笔耕集》卷一三）两文，对其大加荐扬。崔氏在前状中介绍高彦休为：“训禀儒宗，才兼吏术，正畿结绶，早见勤劳，宾席曳裾，颇多婉画，望宪台之清秩，助榷莞之重权。……又如教以义方，退而学礼，至于仕宦，力行有规，能遵严父之训。”（注：《全集》，第305-306页。）后牒中又盛赞：“少府学麟成角，词凤传毛，偶轻桂客之游，暂乐梅仙之侣。鹤唳而月笼寒野，万里清音，鹏飞而云簸长天，九霄高躅。”使高彦休得以“幸联宗党，得接徽猷”，出摄本道盐铁巡官（注：《全集》，第356页。）。由此推测，两人在高骈幕府中应当有一定的公私交往。
十二、崔致远与张义府
张义府其人事迹不详，据《桂苑笔耕集》卷一九《贺楚州张义府尚书》所云“今则尚书以累世勋望，以数年战功，始假使符，旋迎真命”之语，可知他曾以战功调授楚州地方长官。楚州号称“淮水东南第一州”（白居易《赠楚州郭使君》），又是淮南道属州，崔致远“获听好音”后欢欣雀跃，乃致书称贺，认为“非独喜尚书展龚黄之美政，实乃贺圣天子之得良二千石也”。《桂苑笔耕集》卷一二录有崔氏代高骈所撰《楚州张义府》委曲一件，说明崔致远与张义府有日常公务往来。又据《桂苑笔耕集》卷二○《楚州张尚书水郭相迎因以诗谢》诗曰：“楚天萧瑟碧云秋，旗隼高飞访叶舟。万里乘槎从此去，预愁魂断谢公楼。”此诗是崔氏中和四年秋东归路经楚州时所作，张尚书即当为张义府。据诗意可知，崔氏乘船至楚州时，张义府曾亲临水郭迎送，崔氏在诗中抒发了拜别好友的惆怅，说明两人尚有深厚的私交关系。
十三、崔致远与蒋泳
蒋泳字越之，乃故相蒋伸之子（《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其父曾任太常卿（《唐摭言》卷三）。据《登科记考》卷二三考订，蒋泳与崔致远曾为乾符元年同榜进士，两人当相识於长安。《桂苑笔耕集》卷一○《考功蒋泳郎中》称：“郎中学士暂避艰时，偶劳侨迹。今者官清司绩，职峻集仙，麟趾殿中，久侍骖鸾之客；螭头阶上，则亲吐凤之才。……讵可守三径之寂寥，虑千山之险阻，许垂访别，专冀祗迎。”（注：《全集》，第333页。）冷国栋《令唐文职官丛考·僖昭哀三朝翰林学士辨疑》“蒋泳”条以为：集仙即集贤旧号，泳盖以郎中兼集贤学士也。黄巢之乱，泳殆奔过淮南，故曰侨迹，泳授考中时犹未北归，故书末又云“讵可守三径之寂廖，虑千山之险阻，许垂访别，专冀祗迎也”（注：《〈全唐文〉职官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53页。）。说明黄巢之乱中，原为科场故友的蒋泳曾避难淮南，两人又有过交游。
十四、崔致远与李琯
李琯生平事迹唐史无载。据《桂苑笔耕集》卷一三《请节度判官李琯大夫充副使》所云“钜野卑栖，剑川远役，察俗而唯资婉画，犒师而不乏丰储。果得入奏玉阶，出悬金印……一来淮甸，四换星霜”之语和《请副使李大夫知留后》“五镇相倚，一纪于兹”之语，可知李琯在高骈任西川节度使时已入高骈幕府；后随高骈移镇东南，为淮南节度判官。崔致远在前件举牒中赞扬他：“天芝禀秀，霜桂含贞，蔚尔芳猷，每见用和为贵，凛然直气，终能疾恶如仇，信知贤良，实救凋弊。……判官德以润身……莅事实繁，在公非懈，笔直而吏多畏色，鞭轻而狱绝冤声。”又在后件举牒中称其：“剑横天外，珠媚水中，雄棱则仰决浮云，温润则旁无枯草。深藏利器，久佐远藩，每施婉婉之谋，共化蚩蚩之俗。……尝于折狱按刑，唯遵直道；纵至旬休节暇，不离公门。”（注：《全集》，第355-356页。）李琯因此被高骈奏请为摄节度副使及知观察留后。又据《桂苑笔耕集》卷一九《谢李琯书》追叙，崔氏在初投高骈使府时曾得到此人的帮助，转入淮南幕府后，时任节度副使的李琯又“不遗薄艺，累发重言”，为崔致远延誉褒扬，使崔氏深得高骈的信任和器重。故崔氏中和四年离唐之际，特撰此书向李琯致谢道别，可知李琯乃崔氏在淮幕时结识的上级僚友。
十五、崔致远与宋绚
宋绚字韬文（《新唐书》卷七五“宰相世系表”），余皆不详。据《桂苑笔耕集》卷四《奏请从事官状》介绍，其人以将仕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为淮南道营田判官。崔致远在该状中称其为：“相门传庆，词苑成名。退居安东郭之贫，就养奉南陔之咏。自参戎幕，备见良筹。佐理而星霜屡迁，清勤而风雨不改。”并赞扬他具有“择邻卜居，断织励学，至于成立，色养无亏，能报慈母之恩”的美德。又据《桂苑笔耕集》卷一九《谢宋绚侍御书》云，崔致远转入淮南幕府时，曾承蒙宋绚“俯念移居，借赐官车”，在生活上提供具体帮助，崔氏才“得离旅馆，簦笈则免劳自负，箪瓢则各识所安”。可见宋绚亦是崔氏在淮南幕府时的益友。
除上述诸人外，《孤云先生文集》卷一所辑崔氏佚文《上襄阳李相公让馆给启》曾自称留唐时，“久役旅游，又萦微恙，精神沉顿，气力疲羸，未获走拜旌幢，整持簦屩，犹滞身于客舍，惟恋德於高门”，为摆脱困境，崔氏曾投信向襄阳李相公求助，得到接纳后，崔氏遂“整尘衣之陋质”，携笠登屩投奔襄阳。李相公怜念崔氏“来从绝域，远诣乐郊”，乃“特赐奖怜，荣垂抚恤，厚沾馆谷”，使崔氏无食宿之忧；又“再赐支给，遂使息燃桂之穷愁，饮燀橙之美馔”。崔致远因在襄阳“仅历五旬，常沾三饭”，便“辄具恳诚，敢陈辞让”，请求李相公将“所赐馆给熟食，伏乞处分停供”，希望“免耗稻粱，暂安萍梗”，却“未蒙允诺”（注：《全集》，第73-74页。）。崔氏所称之李相公，有学者以为乃襄州刺史李蔚，并称崔氏应进士试前一年(873）曾到襄阳，得到李蔚的接待（注：阎琦《新罗诗人崔致远》，第539页。）。但崔氏原文有“敢矜穿叶之功，惟切断根之叹”之语，唐人常以“穿叶”之典借喻科举及第，说明该文当撰於乾符元年及第后。据《旧唐书》卷一七八《李蔚传》载，李蔚出仕襄阳仅有两次：一次是开成五年(840)登进士第后释褐为襄阳从事，另一次是咸通六年(865)后罢相出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其时崔致远尚未入唐。咸通十四年(873)至乾符四年(877)，李蔚已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及淮南节度使（注：《旧唐书》卷一七八，第4624-4627页。），并未驻节襄阳。考《旧唐书》卷一七二及《新唐书》卷一三一所载，乾符元年至五年任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节度使者为李福（字能之，人和七年及第），崔氏所言“襄阳李相公”或即此人，投奔时间也当在进士及第之后。
崔致远与唐末其他士人的交游，因史料阙遗已很难确考，如据《孤云先生文集》卷一所辑《长安旅舍与于慎微长官接邻》诗云：“上国羁栖久，多惭万里人。那堪颜氏巷，得接孟家邻。守道惟稽古，交情岂惮贫。他乡少知己，莫厌访君频。”（注：《全集》，第28页。）原诗作於游学长安时，于慎微其人无考，诗中用孟母三迁之典，说明两人因互邻而往来频繁。又日本大江维时《千载佳句》卷下录崔氏所作《成名后酬进士田仁义见赠》残联（见《全唐诗》附日本河世宁《全唐诗逸》卷中，中华书局，1985年，第二十五册，第10193页），这位与崔氏以诗相酬的唐末进士田仁义也无考。又据《桂苑笔耕集》卷一七《七言纪德诗二十首谨献司徒相公》之《收城碑》诗云：“功业已标征北赋，威名初建镇南碑。终知不朽齐铜柱，况是儒宗缀色丝。”原注：“碑今度支裴仆射撰词。”有学者认为“裴仆射”为裴铏，其人随高骈移镇淮南并负责幕府财务，因此与崔致远有过往来（注：冯汉镛《新罗崔致远入唐事迹考》，第9页。）。裴铏是晚唐著名文人，编有短篇小说集《传奇》。其事迹阙载，《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引陈师道《后山诗话》皆谓“高骈从事”，《郡斋读书志》称《传奇》“所记皆神仙诡谲事，骈之惑吕用之，未必非铏辈导谀所致”，皆断定裴铏曾入淮南幕。但据《全唐文》卷八○五“裴铏”条及《唐诗纪事》卷六七载，裴铏咸通中为静海节度使高骈幕府掌书记、加侍御史内供奉，乾符五年(878)即以御史大夫任成都节度副使。有学者已考明，《传奇》乃裴铏早年作品，高骈调镇淮南时，裴铏并未随迁。清王士祯《五代诗话》乃将其归入前蜀人物类，可证裴铏任成都节度副使后一直未离蜀中，唐亡后即改仕前蜀，其晚年与高骈并无关系（注：周楞伽辑注裴铏《传奇》“前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页。）。此说如是，则可证崔、裴二人并无从游关系。
韩国学者金文经等又据《桂苑笔耕集》卷七《郑畋相公二首》、《史馆萧遘相公》、《度支裴彻相公》、《前太原郑从谠尚书》，《壁州郑凝绩尚书》，卷八《史馆萧遘相公》，卷九《壁州郑凝绩尚书二首》、《太保相公郑畋》，卷一○《萧遘相公二首》等，认为崔氏与郑畋、郑凝绩父子，萧遘、裴彻、郑从谠等唐末名宦有交往（注：《七一十世纪新罗与江南的文化交流》，第69页。）。然此类别纸皆崔氏代高骈所撰幕府公牒，难以据之断定彼此间曾有交游。另有韩国学者认为：“东诗文学的鼻祖崔致远滞唐时，以具文名誉满天下，应与老杜有所酬唱，竟也不见有只字记载，洵使后人不胜嗟讶。这大概是因为当年战乱频仍所致，真令人深感可惜。”（注：李丙畴《韩国汉文学里的杜诗》，载［韩］郑判龙、李钟殷主编《韩鲜—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98页。）此说实难成立，杜甫生活在盛中唐，自不会与唐末来华的崔致远相交并“酬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