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文莉[1]2002年在《《案例》：广东省电信公司》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一篇关于广东省电信公司在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而重新确定其战略重点后，作为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应如何整合其员工培训管理的案例。全文由两个部分构成，即案例和案例分析部分。 第一部分，作者在介绍了广东省电信的组织架构、业务发展，人员状况以及公司面临竞争压力而进行的战略调整，详细描述了其员工培训状况。 第二部分，作者指出了在企业战略调整后，员工培训体系必须进行完善，才能帮助企业实现其战略目标。首先，作者通过分析广东电信员工培训状况现状与企业培训理想发展阶段的差距，明确了广东电信员工培训体系的发展方向。然后，依据培训需求分析理论，从组织、任务、人员叁个层次，探讨了培训需求分析方法在广东电信的实践应用。最后，提出了完善企业员工培训体系的建议，包括完善培训内容体系的设计思路以及完善运行体系与评估体系的对策。
欧伟强[2]2006年在《中国电信战略转型的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战略转型是一项系统而持久的艰巨工程,是企业生存和发展必须面对的机遇和挑战。随着我国电信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中国加入WTO,我国电信运营业的竞争也日趋激烈,我国电信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中国电信的战略转型已经到了决定存亡的关键时刻。目前,作为中国电信的决策者,他们身处企业发展的危急关头,正以独特而前瞻的视角审视着全球电信产业发展的趋势,希望通过全方位的转型整合来保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首先阐述了企业战略转型的相关理论并概述了电信产业的发展现状,通过PEST、波特五力法、SWOT等方法对中国电信面临的环境进行了分析,探讨中国电信战略转型的必要性,文中重点研究了中国电信战略转型的对策:战略转型的思路和目标、战略转型方案的选择、战略转型的支持系统及影响战略转型的法律、市场、技术等转型风险管理。同时在论述的过程中结合了中国电信的实际案例,力图站在战略的高度,从实践的角度并结合战略管理的理论对中国电信战略转型所选择的对策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在对中国电信战略转型对策进行研究的同时,对战略转型中的有效性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电信战略转型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引用模糊评价方法建立了战略转型有效性综合评价的数学模型。
邓少君[3]2016年在《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文中认为社会治理是人类追求政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思路新理念。社会治理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是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之路的必然选择。中国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期,同时也全面进入风险社会。改革开放使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但是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治理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当下的中国面临社会矛盾多发、社会治安复杂、风险隐患凸显、社群融合困难等突出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发生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也相应地面临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全、管控社会风险等叁大基本任务,迫切需要在依法治国视域下,构建基层综合治理体系,在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首次指出,人类已进入全新的社会形态即“风险社会”时代。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双重转型并发生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也使中国同样迈进风险社会,并同时具有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共生的“断裂的社会”特征。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当今中国高发多发的基层矛盾纠纷,主要是涉及民生领域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相互之间基于权益基础上的民间性冲突和社会性对立。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当今中国社会矛盾风险类型,在类型特征上,可以从对抗性质、所涉主体、适用法律、对象规模、时代背景、主题归属等多重同角度,厘清各类矛盾纠纷的基本属性；在宏观表象上,可以归结为总量长期高企、递增幅度明显,扩散领域宽泛、发展向度多维,结构关系多元、所涉对象复杂,表现形式多样、触点难点交织,强度烈度扩张、社会燃点降低等特征；在发展态势上,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继续面临涉农纠纷量大面广、涉土纠纷对抗激烈、劳资纠纷高发多发、医患纠纷日渐严峻、金融纠纷破坏力强、环保纠纷成为焦点、群体纠纷组织化更加明显的发展趋势。探寻中国社会矛盾纠纷高发频发的风险源头并非易事。在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人们日益增长的权利需求与落后的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也越发明显。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纠纷“井喷”的源头性归因,可以从经济、社会、行政、司法、教育、党建等多个层面寻找症结所在,可以归结为经济快速发展与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变迁巨大与社会结构分化、政府结构膨胀与管理服务缺失、公平正义有失与法治权威有限、教育扭曲失范与文化精神失魂、基层组织涣散与先锋作用迷失等六个方面的基本缘由,当然每个层面的不同病灶相互交织、盘根错节、复合迭加、甚至互为因果,均会不断诱发、催化出新的社会矛盾。这样更多地从批判的角度对社会风险来源进行比较系统而又一定深度的剖析,对于建立完善中国社会转型期基层矛盾治理格局应该具有基础性的意义。面对社会矛盾纠纷的不同表征与多元起因,广东的改革开放和先行先试无疑做了积极而富于价值的风险调控探索实践。如建立了以行政为主导的制度化路径,通过着重顶层设计、明确责任主体、构建联调机制、改革信访机制等措施,使以国家行政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权主导的矛盾解决机制成为一种基础性保障；拓展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社会化路径,提出了坚定人民调解发展方向、拓展人民调解职责内涵、创新人民调解体制机制的思路,特别在如医患纠纷、交通纠纷、环保纠纷等社会矛盾风险热点领域,大力推进和发展第叁方专业性、行业性社会组织的治理思路显得更富创新意义；创设了以诉前联调为机制的法治化路径,矛盾纠纷当事人到法院起诉后、在法院正式立案前,以法院为主导,法院与各行政职能部门、行业组织协调联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共同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探究了以复合治理为基本框架的多元化路径,通过厘清各种解纷方式的主体与特性、关系定位与路径选择、探索经验与现实困惑,对多元解纷机制的未来进路和网络结构做了具有一定前瞻意义的探讨,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中国执政党一直在探求国家长治久安之道。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综合治理,到中共十八届叁、四、五中全会相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无疑适应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同阶段的治理需求。然而,以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尽管历经多次改革,最终都是陷入了一种不良循环,特别是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镇街治理机构,由于强调与县级以上各职能部门的条条对接、垂直管理,反而造成基层治理部门分割、资源分散、单打独斗、效率低下。在这样的国情下,广东省创设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实战平台,通过有效整合基层社会治理资源,理顺治理机制,健全运行机制,凝聚了基层治理正能量,产生了1+1>2的治理效果。从广东经验中可以得到创新基层社会矛盾风险治理的五点启迪：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理念,强化“以人为本”价值观、推进“利民便民”服务观、践行“依法治理”法治观；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格局,盘活政府资源存量、优化镇街资源配置,培育基层社会组织,实现“官民共治共享”；创新基层矛盾治理体制,建立以县区为龙头、以镇街为支撑、以村居为基础、以网格为细胞的治理体系；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方法手段,推进指挥协调扁平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治理手段信息化、治理方式多样化；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目标管理,细化目标管理责任、强化综治政策工具、完善考评问责体系。这些思路和建议,体现了现代社会风险防控与治理的发展理念,对各地深化基层矛盾治理具有一定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王志民[4]2003年在《论“走出去”战略与制度创新》文中认为本文以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和“全球生产”理论，列宁、毛泽东的积极开展对外经济联系理论和邓小平、江泽民的扩大对外开放、全面提高开放水平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基本研究方法，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经营中的一些主要理论，紧密结合当前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对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投资与国际化经营发展迅速，也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上仍处于国际化经营的初级阶段，且存在不少问题。本文把“走出去”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开放改革互动不断加强的总体趋势中加以考察，通过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经营的比较和对中国企业最先与最大的“走出去”群体——香港中资企业的实证分析，深刻地阐明了实施“走出去”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揭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及其症结所在，强调了必须以制度创新为突破点，抓住当前契机，全面推进政府管理体制和企业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重大变革，完善各种支持、服务措施，才能保障“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使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取得更大的发展。
饶华[5]2002年在《《案例》：W培训中心》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我国的电信行业也加快了自身体制改革，在改革过程中，行业所办的学校、医院等企业就面临着经营模式的重大变革，W培训中心就是具有这样一个背景的教育企业，虽然企业相对大多数转型企业来说有着较好的经营业绩以及良好的财务实力，但随企业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发展存在了较多的问题，这就迫使企业对自身战略进行必要的调整。 本文分为两部分：案例和案例分析部分。在案例部分中，主要介绍了W培训中心的背景和组建、成立、发展的状况，以及企业目前业务及业务经营现状，并对企业所存在问题做简单描述。在案例分析部分，开始就指出企业发展所存在的重大问题，并进一步利用企业外部环境分析、企业资源与战略能力分析、SPACE矩阵等分析方法对W培训中心业务经营存在的问题以及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做更深层的阐述，提出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W培训中心应如何对企业现有的战略进行调整，并对企业近期发展给出建议。
胡伟[6]2008年在《广东省制造型中小企业转型模式及其结构研究》文中认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上企业变革实践经历了“重组”“再造”的热潮,于九十年代中后期进入到以“转型”为主流的时代。国内的转型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转轨背景下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上市企业的业务调整等方面,而对中小企业关注较少。由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在规模、机制、组织、市场方面有相当大的差异,现有的理论无法直接适用。因此需要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转型从转型动因、转型模式、资源和能力要素等方面的进行研究。这正是本文聚焦广东省制造型中小企业转型研究的意义所在。本文结合统计资料,对广东省制造型中小企业进行面上描述,找到企业转型的主要方向,借鉴现有理论研究提出以经营模式差异和行业领域差异两个维度构建二维矩阵,以划分叁类转型的模式。进而在每种模式下从转型的动因、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等方面论述主要的特点,概括性的得到转型模式与其主要能力要素之间的关系。在每种模式中还通过企业转型案例进一步剖析,支持了上述的特点归纳。由于在转型动因、转型成功关键因素等特点上有所不同,与每种模式相适应的能力要素和结构不尽相同,接下来本文还对叁种转型模式下各自的转型能力要素和结构进行探求,寻找每种转型模式的能力要素项目数量和要素项目以及这些要素强度或(和)要素主次关系。另外,本文还结合转型中的粤宝电器案例,对动态视角下的中小企业转型模型做一试探性的描述,展示变革代理人在“业务—组织—能力”这一转型过程中,如何及时发挥能力要素的作用、促进其互相交互,以形成一个合理的动态结构推动转型的前进。由于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因此将针对作为转型对象的广东省制造型中小企业,向企业的管理者、企业家的提出以转型模式选择和转型能力培育两大方面为主线的具体建议。以期对企业转型实践提供一些借鉴。
李虹[7]2006年在《广东电信转型期员工培训体系的构建》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电信从传统的“网络运营商”向“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转型,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人力资源的管理也必然要与时俱进。培训作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配合企业转型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而以运营商为服务对象的培训机构如何适应客户的变化,满足客户的需求并保持自身的发展,也是从事该项工作的人员长期面临的课题。本文从介绍培训的概念及理论研究的发展入手,分析国内外员工培训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针对中国电信在转型中的核心内容给培训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分析培训工作在新环境下的发展思路。然后运用企业资源基础理论,说明通过有效的员工培训,能提高员工素质,使员工适应市场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适应企业经营战略的发展。最后,通过对广东电信培训中心的实证研究和对比分析,提出适应新形势下企业战略调整后新的广东电信员工岗位培训体系,以期对转型期间培训机构的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能够为通信行业员工培训提供有效的借鉴。
崔永华[8]2008年在《当代中国重大科技规划制定与实施研究》文中提出科技规划,作为从国家层次促进和引导科技发展的重要举措,20世纪20年代首次在前苏联成功实施以来,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世界范围的科技与经济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普遍改变了过去长期采取的对科技发展不干预政策,纷纷制定科技规划或科技计划,大幅度增加研究开发支出,把争夺科技制高点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制定了八次重大科技规划。从中国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看,这些相继制定的“科技规划”虽反映着各个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国防建设等方面的需求和战略选择,但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相差很大,相比之下,1956年和1986年颁布的科技规划较为成功。但是,关于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学术界较多的是侧重在对科技史(包括政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而对科技规划的研究却很少。因此,本文尝试突破科技史的研究范围,采用“线上串珠”方式,以历史进程为线索,在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四个系统的框架下,对建国以来五个时期的科技规划递嬗和个案进行历史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以资益于我国当代。科技发展规划是以科技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科技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基础上,勾画未来科技发展以及以科技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蓝图,并通过规划的实施来推动这一蓝图的实现。科技规划的目标、期限、涉及范围、组织实施的机构和方法、评估与调整是构成科技规划的五大要素。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科技规划体制基本上是因循前苏联的科技规划模式。但是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干扰,我国科技规划体系从未达到与前苏联同等周密完善的程度。“一五”计划顺利完成以后,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和“双百”方针,制定了第一个科技规划(1956-1967),推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出现了新中国科技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1956年科技规划成功实施的主要原因,包括：国家化的科学建制、高效的动员机制、留学生的作用、前苏联的援助、科技工作者的爱国热忱和艰苦奋斗精神。这次科技规划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有突出国防重工业、轻视基础研究、农业付出沉重代价等局限性。自1957年夏起,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运动波及到科技规划的实施。一是来自国内。反右扩大化,使被错划为右派的科技人员受到压抑,“双百”方针受到损害；“大跃进”运动中大闹技术革命使科技事业元气大伤。二是来自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合同。中央在1960年冬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科技战线也随即进行调整,颁布“科技宪法”,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十年规划》(1963-1972)确定了“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键”的观点。规划方向明确,目标、任务合理,切实可行,执行措施有力,对指导我国科技事业的稳定发展,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国防科技规划特别是“两弹一星”取得巨大成功。“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使规划的执行基本陷入停顿,但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和为实现《十年科学规划》所制定的一些措施,其发生作用的时间并不局限在执行规划的那叁年,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十年科学规划》一直影响着中国科技发展的模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科技规划由“冒进”与调整逐步转变为比较完善的规划体系,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1978年,面临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冲击,邓小平成为科技事业的领路人,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拔乱反正,唤来了科学的春天。《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反映出的浮躁和不切实际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国人对于现实认识的深入,1982年对于“八年规划”的全面调整,也就不难理解了。回溯“八年规划”的制定及其调整。从八年规划的制定情况来看,科技和经济互相脱节,没有很好倾听经济专家的意见,没有真正吸收经济专家来参与科技规划制定,也就难以搞好科技规划。只有经济和科技部门共同努力,制定切实可行的科技规划,才能真正做到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0世纪80年代,国家确立了“依靠”、“面向”和攀高峰的科技发展方针。90年代,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把科技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落实这一战略。世纪之交,面对知识经济浪潮,我国科技政策进行了新的调整与完善,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时期制定实施了多个科学规划,开始了科技体制改革,把科技工作部署为四个层次,真正形成了全面而趋于完善的科技规划体系,即远景规划(15年)→5年滚动计划→专项科技计划→年度计划。其中,《1986-2000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影响深远,较为成功。这一规划摒弃“赶超”战略,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科学技术体系。突出特点：一是强调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推动了科技体制改革；二是技术政策的颁布实施,促进了科技成果迅速广泛地应用于生产；叁是相继出台了高技术研究发展(863)计划、推动高技术产业化的火炬计划、面向农村的星火计划、支持基础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技计划,保证了规划的实施,为国家管理科技活动、配置科技资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科学和技术R&D活动的全球化也在不断加快。加入WTO后,中国的开放速度进一步加快,需要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自己的创新和突破,从而解决中国发展问题。《2006—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特点包括：第一,明确国家目标,即为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强大的科学和技术支持。第二,突出战略重点,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第叁,重视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第四,强化制度创新。第五,体现区域特色。第六,注重开放环境,在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中找到中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位置。同时,规划制定的过程面向国际开放。第七,鼓励公众参与,使得规划制定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本文最后从共性与变化、时间维度、偏误现象等几个角度对建国以来重大科技规划进行整体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技规划制定、实施、评估等方面的几点建议：重视技术预见在科技规划中的作用,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要服务国家目标,构建基于Web Services的科技规划专家咨询系统,加强科技规划法制化和程序化建设,建立和完善评估体系和评估制度等。
王子玲[9]2013年在《信通公司移动互联网业务战略研究》文中指出信通公司作为电信领域知名的大型系统集成商，是一家从软件集成和服务、电信移动互联网业务的高科技企业。2010年以来，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面对这一大好机遇，信通公司大力开展移动互联网业务，拓展新的市场空间，实施技术创新，增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然而，随着及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信通公司移动互联网业务存在的问题也日益突出：（1）以电信集成为主体的业务结构利润空间越来越低，项目管理难度也逐渐增大。（2）信通公司相对少的资金投入到移动互联网项目，技术开发和创新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在核心技术上缺少竞争力，使得公司移动互联网项目在价格竞争中苦苦拼搏。（3）公司没能掌握和开发出持续发展的移动互联网核心技术，移动互联网运营和服务的产品市场占有率较低。（4）当前的企业体制和人才管理机制难以留住人才，移动互联网优秀人才不断流失。本文就是在这样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期，对信通公司移动互联网行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回顾，分析了信通公司移动互联网战略优化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接着，本文重点通过对信通公司移动互联网的优势、劣势、机遇、威胁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信通公司移动互联网战略优化的指导思想和转型模式选择，制定了信通公司移动互联网的战略目标，并对战略优化的业务进行了重新界定；最后，本文针对信通公司移动互联网业务现状拟定了实施战略优化的保障措施，为信通公司参与新一轮的移动互联网战略提供方向性指引，使信通公司在未来的移动互联网领域把握商机，取得移动互联网新市场的成功。
王鹏飞[10]2014年在《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世界,在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信息越来越展示出其无所不在的特征,电子信息产品已经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集成电路是处理信息的基础设备,因此,集成电路被公认为信息技术革命、信息化、信息时代的动力系统。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全球信息化、网络化和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以其无穷的变革、创新和极强的渗透力,推动着电子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就电子信息产品而言,集成电路不仅是电子信息设备的核心,同时也会起到很明显的辐射效应。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集成电路产业1元的产值可以带动相关电子信息产业10元的产值,带来100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电子信息技术的战略性、基础性、渗透性首先体现在集成电路产业,很多精密设备都需要性能强大的集成电路产品作为坚强后盾。集成电路产业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核心和基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信息产业结构、扩大信息消费、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集成电路产业是现代电子信息产业的基础和核心,其发展程度会对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竞争中所处的地位造成极大的影响。一方面,工业化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会应用到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成果,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影响和推动了-系列传统产业的革新和升级；另一方面,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发展都是需要建立在集成电路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的,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能够有力地推动国家信息化进程,这就使得集成电路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愈发重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2000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00]18号),自文件颁布以来,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速度加快,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产业规模迅速扩大,技术水平显着提升。此后十几年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获得了长足进步。从产业规模来看,中国集成电路产量增长11倍,占全球产量近10%,销售收入翻了叁番,占全球产业比重达8.6%,已经成为世界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要一极。从产业链来看,在一系列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下,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在设计、制造、封测、材料和设备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距离逐步缩小,企业实力得到明显提升。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尽管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也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仍然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在高端集成电路产品及技术方面对中国仍然实行禁运政策,使中国对近邻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处于不利地位,这也对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自主发展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企业技术创新力量薄弱,能与国际领先水平抗衡的国家队尚未形成,致使中国集成电路市场长期大量依靠进口,国内产品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尚不足20%。集成电路产品高度对外依存严重影响了中国电子整机产业以及经济信息安全等领域的自主可控发展。中国要以新的面貌、新的视角、新的思路,追赶和缩短与世界集成电路产业水平的差距,走上自强、自立、自主地快速发展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大道。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指出：“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两化融合、叁网融合、物联网和云计算、电动汽车、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成为推动集成电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动力,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广阔前景正在逐步实现。展望未来,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新的历史征程开始之前,需要认真梳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沉着应对国际风云变幻,抓住技术升级和商业模式转变所带来的历史性发展契机,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推动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让集成电路产业在实现中国工业化和信息化、带动其他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发挥排头兵的作用,为中国在全球信息化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提供保障。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研究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研究课题,也是一个具有很强现实指导意义的研究课题。本论文应用相关经济学理论,采取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及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进行系统分析,在现有集成电路发展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集成电路的发展现状、产业结构、区域布局等,论述了集成电路产业的地位和作用,并对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国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经验和启示,分析了国际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趋势,重点研究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其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此基础上从政策扶持、技术创新、产业链、区域布局、商业模式、市场环境、人才激励、国际化等角度提出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论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六章。论文阐述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的思路、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并提出了研究的创新点及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论文阐述了集成电路产业的相关概念和发展情况,介绍了集成电路产业在对电子信息产业、国民经济发展以及国防与信息安全的地位和作用,并结合国际上先进国家和地区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经验及启示,客观分析了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趋势。论文研究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历程,从国家相关政策、技术创新、公共服务、人才培养、产业链、区域分布等角度评价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现状。论文研究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分析了造成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中存在问题和差距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论文研究了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状况,总结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主要经验和对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启示。论文重点从全球产业转移带来的发展机遇、国内巨大市场需求带来的发展机遇、国际政策支持带来的发展机遇、技术进步和两化融合带来的发展机遇、以及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发展机遇等客观分析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面临的战略机遇；与此同时,分别从全球市场平缓增长、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产业模式不断创新、全球产业加快重组,技术革新步伐加快、资金门槛不断提高,以及知识产权竞争加剧、产业生态深度演变等方面分析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论文在全面分析国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趋势及中国集成电路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包括加大政策扶持、完善配套政策体系,强化技术创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整合产业资源、做大做强产业链,优化区域布局、统筹规划资源投入,创新商业模式、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改善投融资体系、培育健康市场环境,健全激励机制、吸引聚集高端人才,着眼国际市场、积极实施国际化战略等。
参考文献：
[1]. 《案例》：广东省电信公司[D]. 蒋文莉. 暨南大学. 2002
[2]. 中国电信战略转型的对策研究[D]. 欧伟强. 北京交通大学. 2006
[3]. 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D]. 邓少君. 武汉大学. 2016
[4]. 论“走出去”战略与制度创新[D]. 王志民. 福建师范大学. 2003
[5]. 《案例》：W培训中心[D]. 饶华. 暨南大学. 2002
[6]. 广东省制造型中小企业转型模式及其结构研究[D]. 胡伟. 北京交通大学. 2008
[7]. 广东电信转型期员工培训体系的构建[D]. 李虹. 北京交通大学. 2006
[8]. 当代中国重大科技规划制定与实施研究[D]. 崔永华. 南京农业大学. 2008
[9]. 信通公司移动互联网业务战略研究[D]. 王子玲. 华南理工大学. 2013
[10].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研究[D]. 王鹏飞. 武汉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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