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佛经疑问句语气助词初探_疑问句论文

东汉佛经疑问句语气助词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疑问句论文,助词论文,佛经论文,东汉论文,语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442(2004)04-0054-08

语气助词是古今汉语共有的一个词类，指位于句末、主语或短语之后，表示语气的虚词。即《马氏文通》所言之“助字”：“凡虚字用以结煞实字与句读者，曰助字”，如“也、哉、乎”之类的词语。（注：现在亦称“语气词”或“助词”，如郭锡良(1997)：“语气词又称助词或语气助词。”（49页））

本文对东汉佛经疑问句的语气助词（注：郭锡良(1997)：“汉语的语气是单功能的，任何一个句尾语气词都是表示某一特定语气的。一个语气词在不同类型的句子中所表示的语气可能有某些变化，但是它所表达的基本语气应该是固定的。”本文不讨论疑问句中的语气助词表示何种语气的功能问题。（59页））作初步探讨。

先秦时期疑问句语气助词的使用情况，已有不少成果。中古时期的情况，孙锡信先生《近代汉语语气词——汉语语气词的历史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语气词使用概况》一节，论述较多。东汉佛经的翻译时代在东汉末年这个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过渡阶段。我们认为，通过分析佛经，结合中土文献，参考前辈时贤有关先秦和中古的论述，对疑问句语气助词在东汉末年的发展，会有进一步的了解。

东汉时期的34部佛经，33部有疑问句3066例，15部的疑问句有语气助词。（注：句末的“为”不讨论）这些语气助词在202个句子中使用了209次。（注：有8个选择问句使用了2次语气助词，1个选择问句用了3次语气助词，另有3例使用了1次语气助词。）分布如表一所示。

为更好地说明这个时期疑问句语气助词的发展情况，笔者调查了与东汉佛经翻译时代大致相同的《潜夫论》。《潜夫论》的作者王符，“大约生于和、安之际，卒于桓、灵之际，其活动年代在黄巾起义之前。”（注：见《潜夫论笺校正》“出版说明”。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中华书局，1985年版。）其中疑问句195句，语气助词在136个疑问句里使用了145次。其中未出现的语气助词，参考其他中土文献。《潜夫论》疑问句语气助词的分布如表二所示。

壹　共性篇

——疑问句语气助词在东汉末年的发展

佛经疑问句语气助词“乎”、“耶（邪、那）”、“与”（欤）、“耳”、“尔”、“焉”、“矣”的面貌与中土文献大致相同。

一、“乎”仍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郭锡良(1997)统计了先秦文献的疑问句，“乎”使用了1938次，“欤”216次，“邪”280次。它们使用频率非常高，功能也很强，（注：这里所说的“功能”，指其运用于各个类型疑问句的功能。）可用于各种疑问句（比较问句一般不用语气助词）。

孙锡信(1999)指出，魏晋南北朝时，“‘乎’的运用大幅度增加”（26页）；“特指问、测度问和选择问用‘乎’的例证寥寥可数，多半是‘乎’用于是非问句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古时用‘乎’表示反诘的特别多，似已超过是非问句。从形式上看，大多有副词、连词如‘宁’‘不亦’‘其’‘岂’‘况’‘何况’‘安’等与‘乎’搭配，也有不用此类词语，直接用‘乎’表示反诘的。”（28页）

《潜夫论》“乎”的运用（参表二）已经出现了在反问句中应用较是非问句频繁的趋势，且均与“况”、“而况于”、“况于”、“岂可”、“曷足”、“何足”等词搭配使用；只有2例用于特指问句；未见《潜夫论》的选择问句使用“乎”，我们以三国魏王肃的《孔子家语》为例：

(1)子贡问于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将无知乎？”（《孔子家语·致思》）

东汉佛经中“乎”的运用（参表一）没有完全反映这一趋势，但总体使用频率很高：41%；而功能比《潜夫论》的“乎”还要齐全。反问句和是非问句“乎”的使用频率分别约为47%和50%；反问句“乎”没有超过是非问句，但二者非常接近；反问句运用“乎”时，也与“岂”、“安”等搭配使用；特指问句“乎”很少使用。选择问句“乎”使用较为频繁：12例“乎”有两种形式：“耶”、“乎”并用；只有一个分句使用“乎”。

二、“耶（邪、那）”日趋活跃

先秦时期，疑问句中“耶（邪）”没有“乎”活跃，使用频率和“与”（欤）平分秋色（参上文“乎”的数据）。孙锡信(1999)的论述表明，“耶（邪、那)”中古仍有较强的生命力（33-35页）。

1.“耶（邪、那）”的使用频率提高

整体来看，“耶（邪）”的使用有所上升。郭锡良(1999)提供的数据表明，先秦文献“耶（邪）”的使用次数只相当于“乎”的14%。但《潜夫论》“耶（邪）”与“乎”的比率约为23%，参表二。佛经中“乎”83次，“耶（邪、那）”71次，二者平分秋色，参表一。

2.“耶（邪、那）”较多使用于是非问句

东汉佛经和《潜夫论》的“耶（邪、那）”与先秦时期的情形相似，（注：孙锡信(1999)：“耶（邪）”先秦两汉时“一般用来表示拟测未定的语气，也可用以表示反诘问、选择问和特指问。”（33页））都较多的使用于是非问句和由是非问句构成的选择问句。参表一、表二。

结合佛经和《潜夫论》看，东汉末年“耶（邪、那）”日趋活跃。

三、“与”已经衰落

“与”（欤）在先秦时期与“邪”平分秋色（参前二）。但《潜夫论》只1例，未见佛经使用“与”（欤）。孙锡信(1999)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欤’和‘夫’很少运用”。（25页）从佛经、《潜夫论》看，东汉末年“与”（欤）的衰落已经开始。

四、语气助词连用没有发展

佛经没有出现语气助词连用，《潜夫论》语气助词连用的使用频率不到3%。结合二者，我们看到：东汉末年，语气助词连用没有发展。

不过，不能据佛经说明口语中这种现象已经消失了。《马氏文通·虚字卷·合助助字》言：“助字之妙，惟古人能用之，周秦以下无继之者。”（381页）赵长才(1995)指出：西汉时语气助词连用的现象“已经明显地比战国晚期的语气词连用种类和连用次数减少了”，“随着语言的发展，一些方言和个人的不规范成分被淘汰了，继承下来的大多是最重要、最富表现力的连用形式”。《潜夫论》的语气助词连用全是继承下来的形式，符合这一发展趋势。

五、疑问句中不太常见的“耳”、“尔”、“焉”、“则”、“矣”的发展

“耳”、“尔”、“焉”、“则”等词，多用于其他句型，疑问句一直很少应用，佛经和《潜夫论》亦如此。

1.“耳”，先秦时期疑问句很少用“耳”。笔者所见，只有刘晓南(1991)列举了“耳”在先秦晚期用于特指问句的用例。孙锡信(1999)的论述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耳”用在疑问句中的例子仍比较少见。《潜夫论》疑问句中未使用“耳”，佛经有二例：

(2)当从何所说般若波罗蜜？菩萨转复相呼菩萨云何？天中天，想如字耳？（支谶译《道行般若经》，8/428/1），（注：文字以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为底本，不取其标点。8表示第8册，428表示页码，1表示在第一栏、即上面一栏。下以此类推。）“如”，怎样。用于特指问句。

(3)佛语迦叶：“人宁著痴，大如须弥山，呼为有其过，不足言耳？”（支谶译《遗日摩尼宝经》，12/191/1）按：呼为，认为。用于是非问句。

2.“尔”，孙锡信(1999)指出：先秦时期“尔”用于特指问句时，“句中有疑问代词与句末的‘尔’呼应”（12页）。魏晋南北朝时期没有明显的发展。《潜夫论》的疑问句没有应用“尔”。我们看《盐铁论》一例：

(4)盐铁之利……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百姓何苦尔？（《盐铁论·非鞅》）

佛经用例：

(5)释提桓因言：“何缘尔，人无底、波罗蜜无底？”（支谶译《道行般若经》，8/430/3）仍是“疑问代词……尔”，这可能已成为固定的格式。

3.“焉”，先秦时期，有时可用于疑问句（参郭锡良1997）。孙锡信(1999)指出：“中古时未见‘焉’用来表达疑问、反诘、测度等语气的用例。”（37页）佛经疑问句“焉”未使用，《潜夫论》有3例：东汉末年疑问句“焉”的使用频率很低。

4.“则”一直在疑问句中不太常用。《潜夫论》2次，佛经未见。

“则”在佛经的疑问句中不用作语气助词，与其常用于佛经问答句有关：

(6)若说之应时受言，便问伅真陀罗：“是叹声所从出？”则答言：“从一切人，声从彼出。”（支谶译《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15/352/2）

(7)文殊师利言：“今为尽不？”则答言：“不尽。”（同上，15/400/2）

问答句间用连词“则”连接，佛经中非常普遍。答句省略主语，“则”的位置就是语气助词的位置。如果“则”既可以作语气助词，又可以作连词，会造成理解的障碍。一方面，译经者可能对语气助词“则”并不熟悉，一方面，即使了解“则”的这一用法，也会因为力求表达准确对其略而不用。

5.“矣”呈现衰落的趋势

“矣”，先秦时期在疑问句中应用很少，中古时期，“矣”已明显呈现全面衰退的趋势，在陈述句中的地位也遭到“耳”（注：孙锡信(1999)：魏晋以后，“‘耳’的功能比上古时有所扩大，许多‘耳’字侵入‘矣’的地盘，用来表示事态的变化”。）和“也”排挤（注：孙锡信(1999)：“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渗透到‘矣’的语域已不足为奇。”（32页））。在疑问句中的应用没有发展。《潜夫论》疑问句“矣”2次，佛经未见。

贰　个性篇

——佛经疑问句语气助词的特殊现象

佛经疑问句“也”、“耶”、“哉”、“者”的有些用法与中土文献面貌迥异：

一、“也”

《潜夫论》“也”出现频率高，佛经很少。

孙锡信(1999)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不只用于询问人、事、物的特指问句中，还广泛用于是非问句，甚至测度问句中”。（30页）但从表二我们看到，《潜夫论）的“也”仍主要用于特指问句：12次。佛经中“也”使用了4次，只有1次用于特指问句。

二、“耶（邪、那）”

佛经与《潜夫论》使用“耶（邪、那）”的不同主要有两点：其一，佛经“耶（邪、那）”的使用频率比《潜夫论》高；其二，在句型分布上：佛经10例特指问句使用了“耶（邪、那）”，《潜夫论》未使用；佛经7例反问句使用了“耶（邪、那）”，《潜夫论》只有2例。

孙锡信(1999)的论述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耶（邪）”仍有一定的生命力，可用于各种疑问句。（33-35页）《潜夫论》的特指问句未使用，可能是个人风格。举《论衡》一例：

(8)夫天之取龙，何意邪？（《论衡·龙虚》）

另外，佛经“耶（邪、那）”的句型分布比较均衡。

三、“哉”

《潜夫论》疑问句“哉”的使用频率非常高：39次；佛经只1例。

孙锡信(1999)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反问句趋向于使用“乎”（见上文论述）和“哉”（35-36页），“在魏晋六朝时，‘哉’绝大多数用于反问句”。

《潜夫论》“哉”的运用出现了这一趋势，参表二。佛经中反问句不多，但“哉”确实很少，参表一。

四、“者”

“者”在“疑问代词……者”中是代词还是语气助词，各家的看法不一致。《古书虚字集释》、《词诠》、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汉语语气词的历史考察》(1999)认为是语气助词；《马氏文通》、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82)认为“谁……者”中的“者”是代词，“……”是动词短语；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认为这二者不易区分，但也举了可以作“语气助词”的例子。

诸家分歧是：询问事物和询问人物的疑问句句中的“者”是否为语气助词。

佛经47例“者”，本文视为语气助词：

1.“事物疑问代词＋动词短语＋者”，答句“是为＋动词短语”，17例。如：

(9)何等为不持戒者？……是为不持戒。（安世高译《七处三观经》，2/880/3）

从答句看，“者”可有可无，是语气助词。

2.“人物疑问代词／短语＋动词短语＋者”，19例。如：

(10)太子后来，问其仆曰：“谁抂杀象？”答言：“调达杀之。”谁复移者？”答言：“难陀。”（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3/465/3）前一句无“者”。佛经到竺大力、康孟详时代，已形成了四字一顿的格式。后一句的“者”，是增加音节的语气助词。

3.“其他疑问代词／短语＋动词短语＋者”，共5例。如：

(11)须菩提问佛：“弊魔何因常索其方便，不欲令有学诵受般若波罗蜜者？”佛语须菩提：“弊魔主行诽谤……令新学菩萨辈心为狐疑，便不复学诵书是经……”（支谶译《道行般若经》，8/448/2）“何因”，怎样，询问方式。

(12)何因缘生苦为生者？（安世高译《四谛经》，1/814/3）询问原因。

(13)舍利弗白佛言：“……若有菩萨摩诃萨，信深般若波罗蜜者，不说中短，亦不狐疑。其人何所来而生是间，为行菩萨道已来几闻解般若波罗蜜事，随教入中者？”（支谶译《道行般若经》，8/441/1）询问处所与数量。

这些“者”没有指代性，是语气助词。

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191页“何等作‘副语’”亦有2例：

(14)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汉书·外戚·孝宣许后传》）

(15)……今言男女倮相逐其间，何等洁者？（《论衡·语增》）

425页“何……者”下亦举(15)，又：

(16)年五十击壤於路，与竖子未成年为伍，何等贤者？（《论衡·语增》）

(15)、(16)的“洁”、“贤”是形容词，“者”为语气助词。

结合中土文献，这应该是新兴的用法。

4.“疑问代词＋（判断动词）＋名词（短语）＋者”6例：

(17)何等为行者？（安世高译《大道地经》，15/231/1）询问事物。

(18)须菩提问五百人：“谁是汝师者？”（支谶译《遗日摩尼宝经》，12/193/3）询问人物。

(19)何谓二十五人者？悉是菩萨。（支谶译《阿阇世王经》卷上，15/389/1）同上。

(20)须菩提言：“何所菩萨恶师者？”（支谶译《道行般若经》，8/427/2）“何所”，什么，询问情状。（注：下文：何所菩萨善师？同12）

《潜夫论》和《论衡》未见，是佛经特有的用法。

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中，“者”在疑问句中作为语气助词都只见于特指问句。

叁　佛经疑问句语气助词运用的特点及原因初探

我们主要把佛经与《潜夫论》对比，说明佛经疑问句语气助词运用的特点。

对比表一、表二，很明显，二者有相似之处：不同类型的疑问句使用语气助词的频率比较相似：是非问句使用语气助词的频率都比较高；选择问句也使用的较多；反问句使用的频率都居于第三位；特指问句使用的频率最低。

佛经的比较同句没有使用语气助词，和中土文献一致。

但二者的差异很明显：

一、佛经疑问句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很低

（一）对比表一、表二，非常明显，佛经中疑问句语气助词使用的频率非常低：

1.整体看来，《潜夫论》使用语气助词的疑问句占全部的74.2%，而佛经仅6.9%。

2.从各个句型的分布来看，无论哪一种疑问句，佛经中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都明显较低。

这一点，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学与佛典》第六节已论及：“吾辈读佛典，无论何人，初展卷必生一异感，觉其文体与他书迥然殊异，其最显著者：（一）普通文章中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佛典殆一概不用（除支谦流之译本）。”（198页）

（二）原因初探

1.用语气助词表达语气是外族学习、运用汉语的难点

《马氏文通·虚字卷·传信助字》云：“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穷。”（323页）东汉译经者母语不是汉语，准确使用语气助词无疑是他们的难点。这是佛经中疑问语气助词使用频率低的主观原因。

2.口语表达语气手段的多样性是佛经语气助词使用较少的客观原因

郭锡良(1997)指出：“汉语的语气表达手段并非只有语气词。”又引用黎锦熙、王力、赵元任等先生的论述，指出：“表达语气的语言手段是多种多样的。”

佛经3066例疑问句中，只用语气助词表达疑问语气的疑问句有52例，仅占总数的1.7%，均为是非问句，17例是非问句是通过上下文的语境表达的，53例使用疑问副词或疑问副词与语气助词搭配表达。40例选择问句只有5例两个分句都使用了语气助词，16例选择问句运用了一个语气助词；特指问句主要通过疑问词语表达，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最低；反复问句有形态标志“不”等；反问语气主要通过疑问代词、疑问副词、连词“何况”以及这些手段与语气助词搭配表达。

早期佛经是口头传播的，口语表达语气手段的多样性是其语气助词使用较少的客观原因。

口语性不强的《潜夫论》，尽管语气助词使用频率非常高，但语气助词并不是表达疑问语气的不可或缺手段：195个疑问句中，只有是非问句有仅用语气助词表达疑问语气的用例，共计11次，占总数6%；1例选择问句两个分句均使用了语气助词，1例前一分句使用。

这是佛经疑问句语气助词使用频率低的两个主要原因。

二、佛经疑问句的语气助词比较单调

（一）单调性

1.种类少

东汉佛经疑问句的语气助词只有7种，未见语气助词连用。

与《潜夫论》疑问句使用12个语气助词（含3种语气助词连用）（见表二）相比，佛经疑问句语气助词比较单调：佛经约30句使用1种语气助词，《潜夫论》约16句使用1种语气助词，大大高于佛经。

2.分布集中

正流行的语气助词使用频率愈高，反之愈低。

佛经疑问句使用语气助词非常集中：“乎”、“耶（那、则）”和“者”（注：“耶（邪、那）”、“者”见下文。）三个“占据”了97%，参表一；《潜夫论》的分布分散：“乎”、“哉”、”也”、“邪（耶）”、“者”五个“占据”的比例约为92%，参表二。而“耳”、“尔”、“焉”、“则”、“矣”、“与”（欤）、语气助词连用这些生命力不强的，佛经中很少使用或不用。

（二）原因分析

这种单调的局面，和其翻译文学这个特点密切相关。

1.语气助词种类单调是早期佛经翻译者行文时必然出现的特点，这与使用频率低的原因一致。上文已论述。

2.佛经大量选择生命力正旺盛的“乎”，也与其翻译文学这一特点有关。

东汉译经者的母语不是汉语，学习汉语时最先掌握的，当然是生命力正旺盛的语言现象。“乎”这样活跃的语气助词，在口语中使用的频率应该比较高，自然被首先掌握。

但佛经疑问句的语气助词如此集中于“乎”，与其功能齐全不无关系。东汉译经者准确使用汉语特有的语气助词是有困难的，在没有熟练掌握汉语的时候，翻译者对汉语复杂的语气助词，一是尽量不用（使用频率非常低），二是使用时自然趋向功能较多的语气助词，这样既不会对交流造成障碍，也免去了选择之苦。

3.当时可用于其他句型（陈述句、祈使句、感叹句）或语境、在疑问句中使用较少的语气助词佛经很少应用或不用。

“耳”、“尔”、“焉”、“矣”这些可用于其他句型的语气助词，其众多的用法自然是早期翻译者较难掌握的。佛经疑问句语气助词的大多数“领域”已被“万无一失”的“乎”、“耶（邪、那）”侵占，较难掌握的语气助词只能居次要的位置。

“则”一直很少在疑问句中作语气助词，译经者用“则”作语气助词的可能不大。又因其常用于问答形式，作语气助词的机会也减少了。（注：见上文“壹·五·4”。）

4.佛经中没有出现语气助词连用的现象，我们以为原因有两点：

①佛经翻译者掌握语气助词连用有一定难度

郭锡良(1997)专节论述了几种语气助词连用时表达的复杂的语气。对今人而言，这种复杂的语气尚且需要学者细细讲解，对当时母语不是汉语的译经者，明白自然比较困难。早期的译经者在选用单个的语气助词时已趋向使用功能较多、毋须细细琢磨的语气词，更不要说运用难以领会的连用形式了。

②佛经的内容及叙述方式不太需要语气助词连用

赵长才(1995)指出：先秦时语气助词连用“口语性越强的作品越常使用，而客观叙述或思辩色彩浓的作品则出现较少”。这可以解释佛经中语气助词连用较少的现象。东汉佛经大多是宣传教义、阐明佛法的“客观叙述或思辩色彩浓的作品”。同时，尽管早期佛经是以口头宣讲的形式传播的，但佛是无所不知的，某人未开口佛已知道他要说什么，话语的主动权总在佛一方，这是早期佛经中常见的叙述。对话和辩论不需要，毋须丰富的语气。

三、佛经疑问句语气助词特殊现象原因分析

朱庆之(2001)认为汉译佛经的语言是一种“佛教混合汉语”，“与其他中土文献语言有明显的差别，是一种非自然产生的独特变体。这主要表现在两种混合上，一是汉语与大量原典语言成分的混合，二是文言文与大量口语俗语和不规范成分的混合”。佛经疑问句语气助词特殊现象产生的原因与佛经的内容和译经者的“错误类推”相关。

1.“也”、“哉”使用频率低与佛经内容相关

也

《潜夫论》“也”在疑问句中使用了15次，但有12次使用在特指问句中；佛经以宣传教义为主，特指问句有2509例，约为总数的82%，但仅有3%使用了语气助词，1例用“也”，这无疑冲击了“也”的出现频率。

哉

孙锡信(1999)指出：先秦两汉时期，“‘哉’用在问句中多数是表示反诘语气，往往用‘哉’先提出一个问题，而后推言事理作答，反诘语气引起对方的注意，因而使事理的阐述达到更好的效果”（16页）；《潜夫论》着重针砭时弊，反问句使用大量的“哉”，既是主观需要，也是语盲发展的必然选择。以宣传教义为主的佛经，反问句仅有98例，使用语气助词的仅19例，又有“乎”、“耶”的挤压，“哉”的运用自然就少了。

2.“耶（邪、那）”、“者”使用频率高与译经者的“错误”类推相关

鲁国尧(2000)指出：“我们在批改外国留学生的作文时会发现，他们往往利用类推率或因其他原因造成某些汉语不见的词儿和语法格式。”现代的中介语理论也认为，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对目的语的规则加以内在化处理时常会产生一些错误。

耶（邪、那）

佛经疑问句中“乎”很活跃，各种句型均有使用。而“耶（邪、那）”与“乎”并驾齐驱。我们认为这是早期译经者的“错误”类推：(1)“乎”和“耶（邪、那）”都用于疑问句的不同句型；(2)尽管二者使用频率有差别，“耶（邪、那）”在东汉末年还是比较常用；(3)是非问句中，二者并驾齐驱；(4)因为(1)和(2)，加上(3)的推动，译经者将其由是非问句类推，均衡地使用于其他疑问句句型。

者

“疑问代词＋名词（短语）＋者”句式的“者”是纯粹的语气助词。我们初步认为这种句式是这样产生的：“事物／人物疑问代词＋动词（短语）＋者”判断意味减弱，直接导致了“者”代词性减弱，由此产生类推：“非事物／非人物疑问代词＋动词短语＋者”出现，译经者进而类推，产生了“疑问代词＋名词（短语）＋者”句式。

四、佛经疑问句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前低后高

东汉佛经的翻译者不同，语言风格前后不同。早期译经的语气助词使用频率较低，支曜之后的译经较高。安世高21部译经，19部经有疑问句，但只有《七处三观经》、《长阿含十报法经》、《大安般守意经》这3部经有语气助词；安玄、严佛调译经只使用了2次；支谶的译经，除《内藏百宝经》外，其他8部经都有使用；之后的3部译经，篇幅不长，但每部经的疑问句都有语气助词。

从表五我们看到：东汉佛经疑问句使用语气助词的频率从支曜开始明显攀升了：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支曜的译经，为安世高和安玄、严佛调的11倍。这是多方因素综合的结果。

1.译经者使用汉语日益熟练

许里和(2001)指出：“早期佛经风格：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尽管译经者使用汉语语气助词有种类单调、使用集中等非典型汉语以及一些“错误类推”的用法，但使用频率的逐渐攀升，确实也反映了译经者对汉语日益熟悉起来。

“者”的使用也可以说明这一点：首先，总体上，特指问句的“者”的使用减少了；其次，“者”的在佛经中特有的用法（第4种用法）、新兴的用法（第3种用法），都只见于支谶以前的译经中，而在竺大力共康孟详译的《修行本起经》中，“者”使用了2次：一例见(10)，一例仍为事物疑问句，和中土文献一致。

2.译经内容和表达方式

早期安世高和安玄、严佛调的译经，着重宣传佛教教义，思辩和客观叙述的色彩非常浓。支谶的《道行般若经》中，72个疑问句使用了语气助词，约为其680例的10.6%，《遗日摩尼宝经》13个，约为其79例的16.5%，这些译经已经显露了语气助词使用较为频繁的迹象。《道行般若经》是以群体对话的形式叙述的，有些篇章具有明显的故事性；《遗日摩尼宝经》中充满了叙述性极强的比喻和描写。它们语气助词使用较为频繁应当与这种表达方式有一定的关系。《成具光明定意经》、《修行本起经》、《中本起经》充满了生动的对话，还有心理描写，使用语气助词有助于传达更细微的感情。

3.不同译经疑问句句型的分配比例

由于译经内容和表达方式的不尽相同，各个译经者在选择疑问句时，对类型各有偏重。观察表三、表四，我们发现：如果将支曜先去掉的话，使用疑问语气助词的频率与特指问句的数量成反比，和是非问句成正比。

前面我们提到，是非问句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最高，特指问句最低。佛经的这种现象与不同类型疑问句使用语气助词的频率的差异密切相关。

4.译经者的风格

这主要是就支曜而言。支曜译经更趋文言化，与东汉其他译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没有使用“者”的情况下，特指问句使用语气助词的频率约23%（见表五）。许里和(2001)认为：“他的《成具光明定意经》表现出另一种高度的个人创造性……语言比以前任何一部译经更为典雅。”支曜译经的特点更多是个人风格。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以为，利用汉译佛经进行汉语史语法研究时，应当充分认识其翻译作品这一特点；同时，佛经的内容以及译经者对汉语语法特殊现象的掌握也会影响其译经反映汉语口语的程度。总之，从语法研究的角度看，东汉译经不能简单地看成口语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