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斯汀#183;希尔《黄河》中的东方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尔论文,黄河论文,主义论文,斯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作家贾斯汀·希尔1971年出生在巴哈马，1993年和1997年作为志愿者先后两度来到中国，共约五年时间。1997年出版第一本书乡土风俗游记《黄河》(A Bend in the Yellow River)，2001年出版社会问题小说《品梦茶馆》(The Drink and Dream Teahouse)，2004年出版历史文化小说《天堂过客》(Passing Under Heaven)。此外他还出版诗集、散文等作品，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泰晤士报》、《卫报》、《华盛顿邮报》、《观察家报》、《出版周刊》、《每日邮报》、《星期日电讯》、《独立报》、《芝加哥论坛》、《亚洲书评》、《爱尔兰独立报》、《时代文学增刊》等世界知名刊物对贾斯汀·希尔的两本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品梦茶馆》两次被提名英国最高文学奖——布克奖（Booker Prize，2001年和2003年），2001年获贝蒂特拉斯克奖(Betty Trask Award)，2003年获杰弗里费伯奖(the Geoffrey Faber Memorial Prize)；《天堂过客》2005年获毛姆奖(the Somerset Maugham Award)。由于作品尚无中文译本，国内知道希尔的人不多，研究更是一片处女地。因为《黄河》、《品梦茶馆》和《天堂过客》，取材于中国现实与历史，构成了一组完整的“中国三部曲”。希尔中国题材作品的成功，表明了英语读者对中国的关注，他的作品甚至被西方读者和媒体认为是对中国既有陈旧题材的一付解毒剂；作为中国读者，我们更多注意到的是他笔下经过西方文化过滤的中国，以及这种过滤对中国现实与历史的扭曲。不能否认，希尔的作品确实有对西方偏见的反驳与否定，他试图将一个真实的中国及其历史文化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这与那些猎奇的东方神秘主义作者有所不同。但问题是，即使他努力客观再现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来自西方的东方主义偏见。本文就《黄河》进行分析，论证文本中体现的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及其背后深层的思想文化根源。
希尔来中国之前，阅读了他所能找到的介绍中国的书籍，内容严重地限于对中国的幻想或是文化差异。很多书中把中国人的典型形象概括为高深莫测，令人费解。1993年他来到中国后才发现那些书籍都已过时陈旧。通过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发现中国人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测，令人费解。为了向英国人提供真实的中国形象，希尔开始了他的第一本中国题材著作，向西方展示他对中国的感受，这就是1997年出版的游记性质的《黄河》。为了突出异域文化特色和增强真实感，原著每章均配有汉字标题，作者自译书名为《黄河》。这个书名显然比原文书名大了很多，但当我们读到贾斯汀认为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运城更“中国”的武断观点之后，便会理解这个译名的用意所在。希尔认为运城是中国历史的缩影，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地，是中国文化的摇篮。“无论是桂林的神秘山峦，还是杭州的水榭亭台，都没有运城和这条短短的河东东路更能代表中国。”①贾斯汀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撰写了在运城的生活、工作经历，讲述他的所见所闻，风土人情、城乡生活和诸多人物的心态。即便是我们习以为常甚至熟视无睹的一些现象，也给他带来了强烈的文化震撼。当发现中国与西方所熟悉和想象中的中国大不一样时，他心理上有接受，也有排斥，更多的是以他者的眼光来居高临下审视中国文化，作者与他笔下的世界有一种无法渗透交融的距离感。
希尔以教师身份来到中国，课堂内外接触得最多的是来自乡村的学生。农村的学生和城镇学生比起来心理较自卑，和西方人比起来更是自惭形秽。这并不是对学生的指责，而是中国文化中谦卑有加的产物。在师生交往，也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处于被动的学生不敢言说，在对话中总是保持少言寡语的听众身份。这既源于他们的心理局限，也源于他们的知识局限。所以作为说着霸权语言英语的白人，希尔无论在精神上、心理上、外表上还是语言上都觉得自己是“鹤立鸡群”。《黄河》体现出白人的优越性。“我们利用我们是白种人的优势来获得我的中国同事得不到的东西，由此也强化了一种观念：西方人优越于中国人，或是比中国人更能干”(89)。希尔在中国工作期间把同事的礼貌和谦让都看成了属于他白人独有的优越感。当学生们提到英国侵略中国时，希尔把英国侵略和日本侵略相比，认为中国人的不忘国耻只是“阿Q精神”，中国人统一的爱国热情是没有思想的激情。于是他搬出了“白人的负担”(White Burden)为英国辩护。
大英帝国不是为了提高世界别的民族的生活水平而作过不少慈善事业吗？使别的民族达到西方文明的水平是白人的负担吗？(93)
英国关于中国的记录很不显眼。我上学时教科书上只把英军轰炸中国沿海城市称为“炮舰政策”。而中国花了比例失调的时间来研究西方在华的帝国主义政策，这样做只能解释为“受伤的骄傲(wounded pride)”。一百多年前，中国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开化、最文明和最先进的国家——是蛮荒世界里唯一的文明地带。反反复复惨败在西方人和日本人手里的事实深深地刺痛了中国人的心。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英国人对中国的入侵和1937年日本的侵略比起来简直不算什么。(94)
希尔没有从流变的视角看待文化，而是将中国文化的符号与贫穷落后的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黄河是古老文明的摇篮，诞生了尧、舜、禹、汤等大贤，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符号。他一方面向西方读者宣称，只有在他的笔下才是中国文化的本色，另一方面出现在他笔下的处处是贫穷落后、愚昧和停滞。学生们邀请他和马里奥一起到乡下做客时，他没放过任何细小的机会来描绘乡村生活的肮脏和贫困。在中国北方贫困乡村映衬下，希尔更显自己格格不入的优越和居高临下。“我们的到来让整个村子沸腾起来了，人们兴奋、困惑，更多的是因我们的来访而倍感荣幸。我们能听懂他们的方言，用普通话回答他们各种问题，这让他们兴高采烈。他们围着我们笑着，夸奖我的普通话比他们讲得更好。这种当名人的感觉我喜欢”(111)。希尔笔下的政府为了经济发展处处急功近利。狡诈的小商贩、油腻的修理工、头脑简单的乡民、丑陋无比的水泥盒子拥挤在一起……整个运城杂乱无章地陈列在路人面前。思想和文化素养上的贫乏必然导致社会的杂乱无序：电影院、剧院、歌舞厅、邮局都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肮脏、拥挤和嘈杂。由此希尔认为“中国社会有组织、有秩序只是徒有其名，中国人在维持秩序方面令人惊讶的无能。给我一百个英国最好的排队者，我就能治理好这个国家”(185-185)。希尔的这种评论与丹尼尔·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续集》(The 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1719)中的描述何其相似。“为了抵御蒙古人入侵而修筑的绵延在崇山峻岭之间的长城，除了用来对付鞑靼人外别无用处，因为鞑靼人比汉人还不如。我们的矿工十天就可以把长城打垮或炸得粉碎，不留半点痕迹，更不用说西方的炮兵了”(Aitken 267-268)。中国人值得骄傲的壮举，英国人轻而易举就可以使之灰飞烟灭。
中西文化的一个重大差异，在于西方文化首先是人与上帝的关系，而中国文化首先是人与人的关系。西方人通过上帝得以超越生命的短暂，中国人则在群体中，在传宗接代的伦理链条和国家振兴的整体中得以超越。所以在中国，人际非常重要，它一方面舍弃了虚妄的上帝，使人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够得到生命的超越，另一方面又使人在人际中付出大量精力，甚至能够导致腐败。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但是在希尔的笔下，中国人重人际关系，却成了毫无道理可言的弊端。
来中国前已经听说过关系在中国的重要性，但那时似乎觉得只是英格兰书本上的说法。直到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关系充分弥漫在全社会的每个角落。基本说来就是，如果你帮助了别人，他们就欠你一个人情。如果你要保持友好，那么人情是要偿还的。随着我对中国了解的加深，关系就像挥之不去的臭味盘绕在看似温馨和谐的文化里，这种想法使我不得不带着某种颜色去看待周围的一切。关系是中国的万恶之源——导致腐败，贪欲、压抑和摧残。最糟糕的是，它使我玩世不恭地对待别人给予我的慷慨大度：我总是要揣摩他们行为的背后用意，想知道他们到底要向我索取什么。(89)
小说还写道：“苍白的文化和腐臭的关系带来了灰色的世界，一切都是灰色的。天空是灰色的，空气是灰色的，植物是灰色的，人们的表情是灰色的：所有的颜色都还原成了灰色。哦！上帝，再也不要让我在中国多呆一天了。这样的日子唯有家书可以带来安慰”(205)。“我的心早已离开中国，等着身体快点赶上来。”这样令人窒息的景象描写正如英国作家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想象中令人发疯的中国（葛桂录15）。②
希尔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有个人认识的局限性。充满优越感和好奇心的希尔来到中国，但异质文化在希尔这里的初次遭遇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惊奇欣喜。希尔来到中国欲彻底抛弃成见，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去感悟中国。但是，陌生的环境、人物和文化，工作中的不尽如人意使得他熟悉的历史文本印象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在他的思想领域里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和理解，也无法在短时间里接纳与西方文化基本对立的中国文化，于是在初来乍到的日子里，他以自己的文化视域来框定中国文化，跨文化交际的矛盾便悄然而生。中国人的热情好客、豪爽大方都让以绅士风度为标准的他难以接受，在交往中便产生了对中国人的恐惧和不信任。在使用体力和私人空间这两个概念上引起了极大的误解和不快。中国人热情好客，礼让为先。在礼让时有身体的碰触是任何中国人和了解中国文化的人都能接受的。希尔的大惊小怪甚至小题大做是两种文化碰触中的畸形反应。如果希尔真正能了解中国文化，做到入乡随俗，那么这些交际误区也就可以避免。当然入乡随俗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由于语言和文明行为的不同而产生的与中国人交流的困难也给希尔提供了足够误解的空间。语言不通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只能间接地通过别人的介绍和道听途说。希尔最初的中国印象来自西方文本，来到中国后深感文本与现实的差距，但又无法深入透彻地吸纳中国文化，于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和已有的陈见混合在一起。
希尔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有西方先在的文本渊源。希尔来中国之前，大量阅读西方关于中国的传统书写。欧洲思想家很多都将中国看作是停滞不前、落后、固执和丑陋的国度。法国的孟德斯鸠说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由于需要或由于气候性质的关系，中国人的贪利之心是不可想象的(129，316)。黑格尔认为中国人缺乏独立的意志和人格，没有荣誉心，人与人之间没有一种个人权力，自贬自抑、自暴自弃随处可见。因此中国人不道德，以撒谎著名，欺诈朋友也不觉可耻。欧洲人与中国人打交道得时刻提心吊胆。中国人道德放任可从鄙视个性和弃绝人生的佛教流行得到证明(174)。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出了“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转引自萨义德xii）的东方主义名言。这种哲学上的东方主义偏见对文学领域也深有影响。在西方文学中中国形象被刻画得黑暗、可憎和不可思议。桂冠诗人丁尼生在诗歌中感慨“在欧洲住五十年也强似在中国过一世”（转引自葛桂录14）。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1883-1959年）笔下的连续出现了系列傅满楚(Pu Manchu)恶劣形象更是让西方人家喻户晓，成为了中国负面描写的典型。③一些夸张虚构的中国野蛮、不人道、无理性的负面文学形象长久地萦绕在西方人心中。西方塑造的中国形象难以短时间内改变，这正是希尔创作的文化文本语境。尽管当代世界相对主义的文化潮流对基督教的文化绝对主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是正如T.S.艾略特所说，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造就伏尔泰和尼采一样，文化背景对于文化创新具有制约性的作用(205)，希尔也并没有超越这一点。在英国文化和文学中浸染成长的希尔不可能逃脱历史文本的影响。当然他会用他自己的判断去取舍其中的真伪，但毕竟无法洗净先入为主的铅尘。
希尔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源于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在东方主义话语根深蒂固的西方社会，希尔不可能生活在东方主义无法渗透到的真空里。他误读中国文化的更深层原因是受到了东方主义的桎梏。在笔者对希尔的访谈中，希尔直言他的中国题材作品不可能摆脱东方主义的影响。但他很讨厌那些关于中国的陈词滥调，他需要新鲜的空气。由此可见，他对自己作品深受东方主义的影响是直言不讳的。东方主义影响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虽然有所减弱，但还远未消亡，它在文化实践中依然活跃。萨义德认为，“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即以二者之间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有大量的作家，其中包括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以及帝国的行政官员，接受了这一东方／西方的，并将其作为建构与东方、东方的人民、习俗、心性和命运等有关的理论、诗歌、小说、社会分析和政治论说的出发点”(3-4)。东方学的思维模式和观念使西方作者无意识中受制于政治、文化、心理偏见，难于公正处理笔下的中国形象。希尔在创作过程中也许并没有刻意灌注东方主义的思想，但作品中西优东劣的东方主义痕迹比比皆是。这正是西方自我知觉中东方主义的无意识性、内在性、普遍性和多样性的体现。
欧洲作家向他自己的社会提供东方形象，东方知识和对东方的洞见。作为作家的希尔向西方所提供的东方中国形象打上了西方传统偏见的烙印。尽管他声称《黄河》的所有选材都是百分之百真实的：人物是真实的，发生的一切事情也是真实的。但真实的素材通过他的建构、取舍和表述就难以摆脱主观色彩。《马可波罗游记》物化了中国形象，对中国人和中国精神都视而不见。《黄河》在某些方面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看不到中国的物质文明，聚焦在中国人怪异空虚的精神层面。在西方价值坐标下，中国抗拒变迁，抗拒西方，中国乡村小镇落后、贫困。中国人懒惰、倦怠、狡诈，无个性。这些观点并非希尔首次提出，但他依然强调他展现的是不同的中国，他有意识地使自己与别人对东方的看法不一样，却又不幸落入了同一窠臼中。希尔希望更多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他为了别的西方人而旅行写作。不管他以何种方式切入中国文化，从何种角度接纳或拒斥，美化或丑化中国形象，他都把中国文化和精神视为与自身相异的“他者”。他乐于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类比，以自身的文化来衡量参照他者的文化。《黄河》带给中国读者的距离感是难以消弭的。
作品的选材和情节构思是体现作者写作动机、目的和意图的首要因素。材料的取舍与作者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情趣意志、心理欲求等主观因素密切相关。所有这些主观因素与作者所受的文化熏陶息息相关。希尔对中国题材的选择体现的不仅仅是他个人对中国社会状况及文化的了解和感悟，透过这种个体的了解和感悟，更多的是跨文化视角的选取，这种视角的选取透露出跨文化交融与冲突的诸多信息。《黄河》在全球化跨文化语境中，对于如何理解异质文化、追寻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实现文化共融富有警示意义。
注释：
①参见Hill 4，下文出现《黄河》引文时只在圆括号内标明页码。
②英国作家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年）认为，东方中国是一场恐怖的噩梦。他说如果被迫离开英国住在中国，生活在中国的生活方式、礼节和景物之中，准会发疯。在他眼里，中国人非常低能，甚至就是原始的野蛮人。所以他不仅支持向中国贩运鸦片，而且主张靠军事力量去教训那些未开化的中国人。
③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1883-1959年）的文学创作生涯长达五十五年（1904-1959年）。在他传奇文学生涯里，出版了41本小说，11部短篇故事集。从1913年到1959年他先后发表十三部傅满楚系列长篇小说，销量达到数百万册，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文字，改编成电影、电视和广播节目在全世界广为传播。他说是义和团的暴行和伦敦唐人街给了他创作灵感，使他终于可以为大众创造一个中国恶棍形象。于是他不知疲惫，花费毕生精力来虚构傅满楚中国恶魔形象。他的傅满楚系列作品有：《神秘的傅满楚博士》(The Mystery of Dr.Fu Manchu,1913)、《傅满楚归来》(The Return of Fu Manchu,1916)、《傅满楚的手》(The Hand of Fu Manchu,1917)、《傅满楚的女儿》(Daughter of Fu Manchu,1931)、《傅满楚的面具》(The Mask of Fu Manchu,1932)、《傅满楚的新娘》(The Bride of Fu Manchu,1933)、《傅满楚的踪迹》(The Trail of Fu Manchu,1934)、《傅满楚总统》(President Fu Manchu,1936)、《傅满楚的鼓》(The Drums of Fu Manchu,1939)、《傅满楚的岛屿》(The Island of Fu Manchu,1941)、《傅满楚的影子》(The Shadow of Fu Manchu,1948)、《傅满楚重现江湖》(Re-enter Fu Manchu,1957)和《傅满楚皇帝》(Emperor Fu Manchu,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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