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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乐的今天让人们感到十分惋惜，它就像一个天才的殒落一样。事实上，施乐完全有机会垄断整个计算机和互联网产业，施乐位于美国硅谷的PARC计算机科学实验室曾经贡献了这个数字时代所需要的全部关键技术：首台命名为“图”的个人电脑、第一个商用鼠标、图形用户界面、激光打印机以及许多因特网上的基本通信协议、信息可视化技术、页面描述语言等等。哪怕施乐抓住其中几个甚至关键的一个，现在都不会因为业务滑坡而被迫做假帐。相反，它会成为微软思科那样的公司，是新经济时代的宠儿。
PARC实验室：噩梦的开始
“施乐完全可以比现在的规模大上10倍，完全可以成为90年代的IBM，甚至于90年代的微软。”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在一次关于个人电脑话题的电视节目上惋惜地说。
是的，施乐先是把自己发明的个人电脑市场拱手让给了IBM，然后又把自己发明的计算机图形用户界面拱手让给了乔布斯。1979年11月，乔布斯对施乐PARC实验室进行了拜访，当他看到施乐开发的软件中可移动的层叠窗口及弹出式菜单的图形界面时，几乎跳起来大喊：“为什么你们不利用这些！这简直太棒了！简直是革命！”不久，这些特性就成了苹果公司曾经大获成功的Macintosh计算机的一部分。
1969年，施乐着手组建PARC实验室，当时请著名的ARPA信息处理技术处处长泰勒负责组建工作，他召集了美国大量优秀的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全世界100名顶尖计算机研究人才中有58名在PARC工作。”一位当时在PARC实验室工作的计算机科学家阿伦·凯说。
现在的事实证明，施乐的PARC实验室是十分成功的，那些超前的技术奠定了互联网时代的坚实基础。然而，施乐却没有从中得到多大的好处，原因在于施乐的决策者对PARC的研究成果表现得十分冷漠，他们只看到这些研究成果无法在当时给施乐带来丰厚的利润。并且，更为严重的是，施乐的决策者及产品部门负责人和PARC实验室存在严重的沟通障碍，这使这些意义重大的技术根本得不到施乐决策者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表明施乐的体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并且PARC实验室的负责人泰勒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傲慢地说，“我的任务是创造我力所能及的最好的技术，如果产品部门无法利用我们的技术，这不是我的罪过。”
结果什么发生了呢？PARC实验室的关键技术全部躺在实验室里面，无法得到产品化。PARC实验室发明了第一台个人台脑，却是IBM在市场上发布了第一台个人电脑；PARC实验室创造了带鼠标、图标和视窗的图形界面用户系统，却是苹果第一个发布Macintosh图形界面操作系统；PARC实验室发明了“所见即所得”的文字处理，结果微软的office办公软件大胆使用，从此整个办公软件市场只剩微软。诸多业界人士扼腕叹息：假如PARC实验室这些领先时代的技术能够迅速有效地推向市场，而不是躺在实验室的灰尘里，那么整个计算机历史将被改写，施乐将统治整个信息产业。
毫无目的的战略
如果施乐的PARC实验室再多一个有远见的市场战略家，那么PARC就不会是施乐的遗憾了。《商业周刊》把“施乐错失个人电脑”评为十大最愚蠢的商业决策，它说麻木的施乐由于不能够拥抱市场变化错过了最好的机会。
施乐当时根本没想过把诸如个人电脑、网络、图形操作系统等技术产品化，它没有任何准备。管理学者道格拉斯·密斯评价道，“施乐不知道该怎样去生产电脑，他们的销售队伍也不知道该怎样去卖电脑。他们眼中除了利润，还是利润。”
事实上，问题的根源出在施乐毫无目的的战略上。PARC实验室所有的研究都是毫无目的的，施乐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那些技术，当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技术研究出来之后，施乐根本就没有任何市场准备，以致于错过良机。只要当时施乐能确定一个方向，PARC实验室就能为它提供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但施乐一个都没有，结果那些计算机精英们研究出来的一切在施乐看来都没有任何价值可言。
施乐公司当时只是有一个大的战略——在计算机领域一展身手，以打破施乐仅仅只是复印机的观念。
PARC实验室没能挽救施乐，但它培养了一大批硅谷的高科技企业，而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受益PARC实验室的企业创造的数字时代毁掉了施乐。到80年代，PARC的人事斗争及施乐的业绩收缩摧垮了PARC。泰勒在受到排挤后提出辞职，精神领袖一走，PARC的那些精英们已经没有任何留恋，很快他们纷纷离开，加盟到其它公司或自立门户。到此为止，施乐投入几十亿美元的PARC实验室已经倒塌了，它没有实现施乐的期望，却在为其它公司开花结果，为计算机革命做无偿的铺路石。
而正是这时候，施乐在复印机市场的好日子到头了。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佳能、理光等公司便宜精巧的小型复印机开始大量流入美国市场，它们推出的复印机的销售价格仅相当于施乐公司的生产成本，使其从9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下降到42%。
穷途末路虚报假帐
在复印机市场落败迫使施乐进入金融服务业，收购和开办了三家分别从事投资银行、共同基金和保险业务的公司。金融服务业的利润一度占施乐总利润的50%，这使得施乐缓了半口气。
90年代初，施乐从金融服务业全身而退，把换回的资金用于复印机行业。然而，数字技术发展很快使施乐公司的复印机业务受到威胁，一方面打印机开始取代很多复印机成为办公室的新宠，另一方面数字复印技术开始取代传统复印技术。当时施乐根本没有意识到办公数字化已经深受欢迎，传统的复印打印产品必须纳入到企业数字化的电脑网络中，把电子化的材料如电子邮件等根据需要随时复印或打印出来。施乐的无动于衷，使得惠普等竞争对手远远的把施乐甩在后面。
施乐公司在这个时候又一次失掉机会。到90年代中后期，复印机市场开始渐渐萎缩，激光和喷墨打印机的销售量却逐年大幅增长。在美国喷墨打印机市场和激光打印机市场惠普分别控制了60%和55%的市场份额，施乐只有一个小指头。
这时候施乐营业收入大量下降，为了使财报不是特别难看，施乐唯一的办法是装聋扮哑做假。过时的商业模式，庞大臃肿的官僚作风等问题造成了施乐的困境，所以在这五年间，施乐的业绩变得越来越糟糕，这样施乐虚报金额的雪球也就越滚越大。在1997年至2001年间，施乐虚报的营收金额高达60亿美元。事实上施乐的管理者从来不认为施乐的衰退是内在存在严重的问题，而认为是短暂的外在环境造成了糟糕的业绩，如货币波动和恐怖主义等。这些一过去，施乐的业绩就会得以恢复，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虚报的金额补回去。
这就是施乐的悲剧所在，它所有的改革都是放在一个旧体制里面进行，看看PARC实验室的那些技术吧，放到哪怕什么都没有的新公司都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但在施乐的旧鞋筒里，却只能永远被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