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1]2011年在《“理论旅行”——“新批评”的中国化研究》文中指出“新批评”从20世纪20年代末传入中国,一度影响了中国的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和文学教育,在中国现代批评史上占重要一章。但这一西方外来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并未化中国,而是快速被中国化。本文将“新批评”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下进行考察,深入分析“新批评”中国化的内在动因,系统梳理“新批评”中国化的学术路径,以见出在历史的视角下“新批评”中国化的丰富性与立体感。同时,以“新批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为关切点,描述中国文论在接受“新批评”的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揭示“新批评”的中国化给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范式重建带来的意义与价值。第一章考察“新批评”中国化的创生动因。“新批评”得以实现中国化的内在动因在于“新批评”文论范畴与中国古典文论范畴的同质性。其中包括文本观的相合,语义观的相似、修辞观的相近,批评方法的相通。第二章考察“新批评”中国化的传播路径。“新批评”在中国的“理论旅行”通过叁种路径实现：一是“新批评”在中国的实践,主要是梳理瑞恰慈与燕卜荪在中国直接思想传承过程；二是“新批评”在中国的译介,即在整理译介历史的基础上讨论翻译角度的“误译”；叁是“新批评”在中国的研究,即在中国语境下对“新批评”的重新解读。第叁章考察“新批评”中国化的学术影响。“新批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表现在文学观念、文学创作、文学教学等方面。“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在文学观念上唤起了从语言载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中国学术语言意识的自觉；在文学创作上实现了从词句模仿到诗学重建的创作革新;在文学教学上实现了从观念教育到实践教学的方法转换。第四章考察“新批评”中国化的话语误读。“新批评”在中国的话语误读,有文学观念上的,也有具体范畴的,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超越性阐释,本章着眼于“新批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影响较大的四个观念的误读来进行分析：“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误读；“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的误读；“反讽”的误读;“文本细读”的误读。第五章考察“新批评”中国化的理论建构。这部分着重于研究“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在理论范式、观念、方法上建构的一套中国化的理论形态,这是“新批评”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新批评”中国化所引起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范式的建构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第二个层面是中国现代新诗理论的建构。“新批评”作为一种批评学派虽已衰落,但其思想方法对西方文学理论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仍有深远影响,在后理论时代研究“新批评”的中国化问题,有利于纠偏中国文学批评对“新批评”的误解,正视“新批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所起的积极作用,从而为完善当前的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和文学教学,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新的观念与范式,提供参考与借鉴。
王海铝[2]2005年在《意境的现代阐释》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以梳理“意境”概念的发生、发展、演变脉络为起点,通过比较、对照“意境”的各种阐释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展开论述“意境”研究的现代发展与“意境”阐释的现代深化,探索“意境”的多元内涵与审美特征。 第一章旨在从史学的角度梳理“意境”概念的发展史,这一章以“结胎与孕育”、“汲养与催化”、“分娩与命名”为主线,勾勒“意境”概念形成的主要脉络。“意境”的含混性与多元性给后人的阐释提供了多向度的可能。 第二、叁两章构成本论文的主要部分。第二章着重研究意境范畴的现代发展,主要从传播学、文艺学、心理学、符号学的维度展开具体研究。该章的第一节分析与比较了古代意境史料与近现代意境研究在传播学意义上的不同效果,论述王国维、李泽厚、宗白华等“意见领袖”在意境传播链上的重要作用,在本论文结构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叁章着重透视意境理论的现代阐述,主要从生命哲学、接受美学、现象学、文化学的维度展开论述。这一章既是对第二章的多元拓展,也是对意境研究的深入与探索,中西比较、古今对照的维度在这一章里更为明显,并一步步突破传统意境论的古典维度、艺术维度、作者维度,融入当代意境论的生命哲学维度、接受美学维度、现象学、文化学、人类学的维度。意境存在于我们的体验中,恍惚幽冥,生生不已,我们置身于意境的生成之中。 第四章聚集于意境研究的众多争议之处,辨析意境被视为古典理想与现代追求、佛学境界与诗学概论、民族话语与世界范畴的立场争论的各自理论依据及其利弊得失。余论“说不完的‘意境’”,包含了我对于几年来对意境领域的关注、思考、研究的简要总结,也包含了我对于意境阐释没有定论的坦诚告白:意境是难的,无法界定,不可穷尽。
赵耀锋[3]2014年在《民国时期唐诗学研究》文中认为民国时期是唐诗学史上的一个关捩点,此期古典唐诗学走向终结,现代意义上的唐诗学处于开启阶段,随着陈寅恪、闻一多、杨启高等学者对唐诗的深入研究,“唐诗学”学科得以形成。此期唐诗学思想丰厚,当时的诗话、唐代诗歌史、唐诗选本、唐诗研究专着及研究论文中包含着丰富的唐诗学思想。对这些唐诗学思想进行挖掘,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唐诗学的研究。本论文拟在从唐至清学术史梳理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的唐诗学进行系统研究。本论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综述唐诗学的研究现状、选题意义,界定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分析研究的可行性及论文的创新、价值与不足。第一章民国时期唐诗学形成的社会背景。本章从民国时期的社会环境、本土文化思潮与外来文化思潮叁个方面分析了民国时期唐诗学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第二章民国时期唐诗研究的方法。论文从把民国时期的唐诗学方法分为社会学研究法、文化学研究法和文艺学研究法叁种,分别对这叁种研究方法进行了理论总结。第叁章民国时期唐诗学的发展历程。论文把民国时期分为叁段,对每一段的唐诗学成果进行了详细统计,在此基础上,对每一阶段唐诗学的概况进行了系统总结。第四章唐诗史论。在回溯唐诗分期及各期地位论学术史的基础上,首先,论文对民国时期唐诗分期及各期地位论的相关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其次,论文对民国时期学者关于唐诗历史地位论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再次,论文对民国时期学者关于唐诗兴盛原因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梳理。第五章唐诗艺术论。在回溯唐诗艺术论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学者关于唐诗艺术论的相关学术观点进行梳理。第六章唐诗体派论。在回溯唐诗体派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唐诗体论和流派论的相关学术观点进行梳理。第七章,唐代诗人个案研究。对民国时期对唐代五位大诗人李白、杜甫、李商隐、李贺、白居易研究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梳理。第八章唐诗学思想分论。论文以民国第一期、民国第二期、民国第叁期主要学者的唐诗学思想为线索,分别对每一时期的唐诗学思想进行了阐释。其中论文重点对王国维、闻一多、陈寅恪、黄节、钱钟书、胡云翼、杨启高七位学者在民国时期的唐诗学思想及其唐诗学方法进行了系统阐释。总之,民国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科学的学术方法被运用于唐诗学研究之中,现代唐诗学研究学术规范逐渐形成,唐诗学的理论体系得到确立,出现了一批唐诗学专家,唐诗学研究走向了自觉。此期历史学、文艺学、文献学、社会学研究的融通拓展了唐诗学研究的理论境界。民国时期的唐诗研究在方法论和理论建树方面对当代唐诗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赵霞[4]2015年在《思与诗》文中指出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古代诗学的现代研究至今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诗学的范畴与思想得到了深入的挖掘和研究。然而,在中国古代诗学研究中,还有一种领域的研究几乎为空白,那就是,中国古代诗学的思维方式以及其对诗学话语方式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思维方式入手,探寻中国古代诗学话语形成的思维路径,追溯中国古代诗学的运思方式和话语方式,从而揭示中国古代诗学内在的精神实质和民族特色,为中国古代诗学价值的重估与当代文论的构建提供一定的参照作用。本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叁个部分。绪论部分梳理了本论题的研究现状,对本文所讨论的叁个核心范畴——中国古代诗学、中国古代诗学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诗学的话语方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对本文要解决的问题、研究目标、思路及意义进行了简要的说明。正文部分由五章构成。第一章,论述语言对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及诗学的影响。包括两节内容,分别讨论了汉字和汉语对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及诗学的影响。通过论述,揭示了中国古代语言强化了中国古代的象思维、整体思维、关联性思维,并影响了诗学的话语方式。第二、叁、四章是文章的核心部分,分别论述了象思维、整体思维、关联性思维对中国古代诗学话语方式的影响。每章的主要内容包括:某种思维方式的根源和特征、这种思维方式对诗学话语方式的影响、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下的诗学话语方式的优点和局限性。通过论述,明确象思维、整体思维和关联性思维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叁大思维方式,它们影响了中国古代诗学的话语方式,在带给诗学话语方式诸多优点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第五章,对中国古代诗学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进行反思。包括四节,首先论述了在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影响之下,诗学话语方式所具有的简洁性、含蓄性、主体性、流动性、诗论合一等诗性特征。其次分析了中国古代诗学话语方式所具有的简单化、模糊性、随意性、散漫化等局限性。再次,对中国古代诗学和西方诗学的思维方式及话语方式进行了比较,指出中国古代诗学与西方诗学在思维方式、话语方式以及知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最后,探讨了以诗学为典型形态的中国古代文论对当代文论建设的价值与启示,提出当代文论应植根于文学实践,应富有诗性。结语部分,总括全文。简要概括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创新点与意义、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研究存在的不足等。在笔者看来,中国古代诗学的内容丰富而庞杂,要在丰富而庞杂的内容中探寻出像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这样普遍性的东西绝非易事。探寻的过程是艰苦的,但结果却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孙丽萍[5]2004年在《古典诗学的现代阐释》文中认为朱光潜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不仅在美学方面贡献巨大，在诗学研究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建树。他是20世纪我国运用西方现代美学观点整理中国古典诗学并进行中西古典诗学比较成就最卓着的学者之一。他出版于1943年的《诗论》从比较诗学的角度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本质特征及创作欣赏规律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为我国建立现代诗学体系做出了开创性工作。温儒敏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朱光潜的《诗论》更注重学术的周密系统，把实际批评与一般创作经验的探讨引申归纳到其美学研究的构架之内。比起其他诗论来，朱光潜的这本《诗论》有更多的理论自觉，他是自王国维以来最热诚也最认真地把诗歌理论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的学者。”近年来，对朱光潜在诗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愈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大都限以《诗论》为主，集中在对其“境界说”、“声律论”等问题的评说上，对其诗学理论的系统研究和全面的探讨尚待深入。本文从朱光潜的诗学思想入手，力图全面评述朱光潜在诗学研究方面的成就，重点分析、探讨朱光潜在诗学研究中主要运用了哪些方法？解决了哪些问题？并提出了哪些新问题？全文共五节，首先从“诗的本质的心理学探源”、“诗的表现的生理学研究”、“艺术活动的整体考察”和“中西诗学比较”几个方面对朱光潜的诗学贡献加以梳理，进而从“自觉的方法论意识”、“批判与综合的研究方法”和“深沉的文化批判精神”叁个方面揭示朱光潜诗学研究方法的现代启示意义，进一步确立他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地位。
张璐[6]2018年在《晚清到1940年代中国汉语新诗的音乐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现代诗学对汉语新诗音乐性的探讨都主要聚焦于离开乐调而表现在文字本身的“徒诗”的音乐性;尽管近十几年来学界出现了对现代“歌诗”问题的关注,但迄今鲜有对中国现代歌诗音乐性的深入研究报道,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重要问题。本文在重新发掘整理相关史料和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试图突破现代诗学对诗歌音乐性现有的批评模式,将晚清到1940年代的白话“新徒诗”和“新歌诗”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二者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汉语新诗的音乐性。其中,本文所探讨的“歌诗”主要是可歌唱的文人诗,强调“歌性-诗性”与“合乐”的理想文类旨趣;而“新诗”并不专指“五四”以来的“新诗”,而是指晚清到19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新事物、新观念时重新看待白话汉语诗歌而进行的新徒诗和新歌诗的创作实践。本文的资料来源于山东省博物馆、中央音乐学院、国家图书馆的珍贵馆藏资料,以及在台湾地区、英国、美国当地搜集到的一手资料。在这样的研究思路和视角下,一些之前诗学界鲜有涉及但却十分重要的问题就被包罗进来,而一些已被讨论的问题又重新获得了新的诠释。本文的研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探究中国诗歌的音乐性传统及其核心因素。根据古文字语言学对“诗”、“志”、“兴”字的考辨、陈世骧有关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原兴”等重要的古典诗学论说以及1980年代以来古代诗学对“歌诗”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将“兴”因素作为中国诗歌音乐性传统的核心和源动力;而中国诗歌的音乐性传统,正是在“兴”的作用下,通过“歌性-诗性”的音乐性语言进行以“言志”与“缘情”为“目的价值”的抒情活动;其原始形态“乐诗”在“音义分离”后,发展为具有语言音乐性的“徒诗”和延续“歌性-诗性”音乐性的“歌诗”两种形态。于是,汉语新诗的音乐性就是以“兴”为核心的诗歌音乐性在现代语境中对传统的继承与创造。这些结论正为本文在第二个部分讨论新诗的音乐性问题时,始终遵循的贯通古今的研究思路、将“新徒诗”与“新歌诗”相互应照的研究视角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个部分则回到汉语诗歌的现代性语境中,分别从晚清民初的歌诗“情境”、新徒诗“语音构义”的音乐性表现、姿态节奏与身体、新徒诗的音乐化与歌诗的现代化四个方面探讨了在晚清到1940年代,“新徒诗”与“新诗歌”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各自发展又互相影响的中国汉语新诗的音乐性,得到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在晚清民初歌诗的两次“跨语际实践”中,诗歌的形式结构和感知框架都发生了现代性改变,生成了新的“讴歌”和“唱歌”;而这些同时兼具突破与矛盾的新歌诗正是这一时期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新事物、“新音乐”的焦虑中,企图用新的歌诗创作来重建的一个新“情境”。晚清民初歌诗的跨语际实践对现代汉语诗歌音乐性的贡献与其暴露的问题同样重要,它召唤着一套完整的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表达体系,能够让诗人在符合现代人的感知理解框架中进行诗意的表达。其次,对“五四”到1940年代汉语新徒诗音乐性的讨论,除了关注遵从语法的格律押韵问题,更应该将音乐性的问题放置于汉语现代化的语境中,这就是在第二章和第叁章中分别探讨的汉语新徒诗音乐性的“可发声性”和“可体现性”。第二章通过考察从晚清到1940年代汉语语法由建构到反思过程中的争论与论述,分析出“五四”到1940年代的汉语新徒诗如何在“兴”因素的引导下挖掘汉字的“可发声性”,将“声音”与“意义”进行创造性地连接,在语音中呈现出“音韵的绘声状物”、“反复循环的音韵调式”和“语法里听不见的旋律”的叁种音乐性表现。第叁章则从探究现代诗歌语言中的“姿态示意”出发,综合古典和现代诗学理论和创作观念中有关诗歌创作与身体节奏的一系列论说,提出了在语音的“声音”与“意义”之外,用身体来体现“姿态节奏”的新诗音乐性的“可体现性”——这就将汉语新徒诗的音乐性问题进一步转化为创作过程中在“兴”的发生现场,以身体“应感”为核心的创作譬喻,使诗歌本身体现出诗人在时间与空间中有关肌理与生命的体验。这就能够更深刻地去重新体会1930-1940年代以卞之琳、冯至、穆旦、臧克家、田间为代表的象征派、现代派、七月派诗人在身体“应感”层面的感“时”作“诗”。再次,针对“新诗不能唱”的问题,第四章中详细探讨了1920-1940年代汉语新徒诗的“音乐化”的原理,这就不再是“依曲填词”的“入乐”,而是强调以“语音的姿态”为中介回到“应感”层面,通过“量体裁衣”的方式进行的起“兴”创作;而这个音乐化创作过程本身也促进着这一时期以“中国艺术歌曲”为主的新歌诗的现代化发展,由晚清民初的“模仿阶段”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五四”以来的现代作曲技法和观念解决了白话诗不能“唱”的问题,但本文强调的是建立在“姿态节奏”层面新徒诗音乐性的“可转化性”,而无意强调诗歌音乐化是对徒诗艺术性的增强或前者是后者的更高级形式。最后,本文在汉语诗歌现代性的语境中,探讨在“新徒诗”和“新歌诗”的现代化互动发展中形成的汉语新诗的音乐性,其实也是对二十世纪以来汉语如何向世界发声问题的积极回应。现代汉语新诗的音乐性更可以理解为一种常含的抒情“姿态性”,它能够被机体倾听或阅读,能够被音乐转化,甚至也能被舞蹈、美术等其他各类艺术转化,是能够超越时空为全人类所共感而兴发的。本文的研究阐释了被现有诗学批评遮蔽的另一种现代诗歌的音乐性,或许可以为中国现代诗歌的批评提供一个更完整的画面;同时,本文立足于诗学,综合了音乐学、语言学、文字学、修辞学、语法学、心理学等进行的讨论,可以为中国现代汉语新诗研究开辟新的阐释空间。
朱巧云[7]2004年在《跨文化视野中的叶嘉莹诗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在跨文化的视野中考察叶嘉莹批评理论和实践，旨在揭示其中所体现出来的中西融合特色以及叶嘉莹对中国诗学发展的贡献。 论文前两章是对叶嘉莹诗学理论的讨论和评析。第一章阐述了叶嘉莹中西比较诗学理论的重要观点及其评价。这是一个背景的设置，作为选择本论文其他几个议题的依据。第二章分析了叶嘉莹“兴发感动”说，主要讨论“兴发感动”的产生、“兴发感动”之作用的内涵和叶嘉莹提出此论题的目的。“兴发感动”说是叶嘉莹提出的一个诗学概念，也是她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在讨论中，注重阐发其中西融合的特点。 第叁章是对叶嘉莹关于词美学特质及其成因问题的探讨，着重分析了叶嘉莹关于词美学特质定义产生的两条途径以及叶嘉莹借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的女性形象、女性语言、“双性人格”等术语对词美学特质成因的解释，以显现叶嘉莹对词之本体研究的意义。第四章选取了叶嘉莹以西方理论解析中国古代词家，反思中国传统词论的四个典型个案，这四个个案又分成两组，一组是叶嘉莹对词作家的批评；一组是叶嘉莹对批评家的理论之批评。对这些例子进行分析，不但是对叶嘉莹比较诗学理论的一个检验，也是对以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古典诗词、观照中国传统诗论词论的意义和有效性的测试。 第五章主要讨论了王国维、顾随二人以及时代背景之于叶嘉莹的影响，目的在于说明叶嘉莹中西诗学的双重背景对叶嘉莹文学批评观念和实践所产生的作用。 结论部分，主要是从跨文化的角度考察了叶嘉莹在比较诗学、中国词学理论的建构和词学现代化等方面的贡献。
佀同壮[8]2007年在《庄子与中国现代美学》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古典美学资源在现代文化中依然具有积极的组建功能，因此，发掘古典美学资源的现代价值、彰显其现代意义，无疑是古典美学研究的重要趋向。“庄子与中国现代美学”即是通过实证研究与阐发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庄子这一古典美学资源参与中国现代美学建构的方式与途径，进而呈现庄子之于中国现代美学的价值与意义。鉴于“中国现代美学”内容十分复杂，为明晰起见，本文选取王国维、鲁迅、郭沫若、朱光潜、宗白华五位美学家为代表以展现“庄子与中国现代美学”的概观。王国维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启者，鲁迅是现实主义美学代表，郭沫若是浪漫主义美学代表，朱光潜、宗白华则可以说是专门的美学家，他们与庄子的关系显示出庄子参与现代美学建构有一个从“潜运”到“浮出地表”的逻辑进程。即王国维、鲁迅对庄子的承续很大程度上是庄子固有的美学精神的延伸，需待阐发才能见出庄子之现代美学价值的存在；郭沫若、朱光潜、宗白华对庄子的阐发则含有中西美学的碰撞、对话与交融，庄子美学也借以明确了其“现代”的历史向度。
张丽曼[9]2008年在《朱光潜诗学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朱光潜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学术大师,他不仅在美学方面,而且在诗学、心理学、哲学、教育学、翻译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在诗学方面以其系统化的诗学理论,把中国传统的感悟式的诗话发展为理论化的诗学,《诗论》作为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史上最具系统性的一部理论着作,为中国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他的诗学理论对我们现代诗学的建构有重要意义,对我们新诗的发展也有指导价值。本文以他的诗学思想为中心命题,共分为叁个部分,系统地进行探讨和论述。前言,简要介绍问题的提出、研究的意义和研究现状等相关背景。第一部分概述朱光潜的生活道路与诗学理论的形成。一是国学渊源,朱光潜入香港大学之前,主要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二是西学浸润,朱光潜进入香港大学后开始接触西学,到爱丁堡大学留学期间更是广泛接受西学,尤其是克罗齐美学对朱光潜影响极大。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朱光潜诗学理论的建构。分为五个方面系统论述朱光潜的诗学思想的理论体系。一、对诗学方法论的研究。朱光潜的诗学研究方法包括“移花接木”,中西互证,广参校、深体会,敢于质疑、批判综合。他移西方诗学思想之花接中国传统文化之木,把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布洛的心理距离说、立普斯的移情说、谷鲁斯的内模仿说等哲学美学思想嫁接到中国传统文化之木上,为中国文论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他的中西互阐的诗学研究方法开拓了国人的眼界;他对诗学比较方法的运用,开拓了中西比较诗学的先河;他不迷信任何一家学说的怀疑精神,以及用理论检验现实的实践精神值得后人学习。二、诗学的整体观:诗为有音律的纯文学。这一诗学的整体观从诗的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对诗作了规定。首先诗内容上是纯文学,这样就把诗和有音律的非文学区别开来。其次诗形式上有音律,这样就把诗与散文区别开了,诗讲究平仄、押韵、对仗,尤其是中国古代诗歌,声、顿、韵都有严格的要求,而散文则没有这样的规定。叁、诗学理论的逻辑起点。直觉是诗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朱光潜直接从克罗齐美学中寻找根据,境界的产生首先需要直觉到一种意象,直觉是境界形成的前提条件。表现是诗歌创作的重要环节,克罗齐的表现说认为传达并非必要,必要的是在心里直觉到一个情趣饱和的意象,直觉就是表现,就是艺术。朱光潜则认为传达对于艺术是非常重要的,普通人和艺术家的区别就在于不能够把心中所想的意象表现出来。四、诗学理论的基本范畴:情趣、意象、诗境、韵律。朱光潜对它们的理论渊源、涵义和特征做了具体论述。情趣是意象生成的心理枢纽,它统摄意象,创造诗的境界;意象是直觉到的一个情趣饱和独立自足的完整形象,它具有超越时空性、象征性、形象性、完整性的特征;诗的境界是情趣与意象的契合;朱光潜从声、顿、韵叁个方面来分析诗的节奏与声韵,从中文诗和英文诗、法文诗音韵和节奏的比较中,看出中国诗歌声韵的特点。朱光潜把王国维的“境界”说加以改造,把境界解释为情趣与意象的契合,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理论建构。朱光潜在他的诗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特别重视了读者欣赏这一方,强调了欣赏的创造性,诗以有限寓无限、诗歌常读常新。五、对新诗发展道路的探索。朱光潜认为诗的要素有叁种:情趣、意象和声音。诗歌的情致和它音乐性的语言是分不开的,新诗要创造新的民族形式,这需要继承民族文学的形式传统,包括中国旧诗和民间文学,同时还要向西方诗学习。第叁部分对朱光潜诗学理论的评价。主要分析了朱光潜对中国诗学做出的重要贡献,并对其不足做了简要分析。
文浩[10]2010年在《接受美学在中国文艺学中的“旅行”：整体行程与两大问题》文中研究指明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接受美学的中国“旅行”已近30年。其间,它从西洋的“舶来品”逐步变成中国文艺学研究中独具个性的理论批评话语,并与中国问题对接,直接参与了中国新时期文论范式的转型。以往关于接受美学在中国接受历程的研究,有的学者关心接受史的全局,有的探究接受史的细部,不乏精炼之论和自觉意识。不过,比照接受美学在中国接受语境中的繁荣状况,中国学者对其接受史的研究总体来说相对滞后,还未深入到中西文论整体对话的层面。基于此,我们的选题借鉴萨义德“理论的旅行”模型提出“问题域研究模式”以“接受美学对当代中国文论建设作用何在?”为核心问题,首先探究接受美学在中国文艺学领域接受的整体行程。然后,在比较接受成果的丰富性和接受者问题意识的强度后,我们选取“重写文学史”、“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两大问题域,探析它们和接受美学交融碰撞的复杂关联,深度展示中国当下文论话语独立性和民族化的转型历程。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导论,探讨选题的研究背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选题中“接受美学”和“文艺学”等关键词的阐释、选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选题的来由和理论价值、接受史研究方法的运用和思考。第一编主要探讨接受美学在西方的兴起和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接受美学是德国文学研究危机的必然产物。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美学和英伽登的现象学文论这两大理论来源决定了接受美学的整体架构和理论倾向。接受美学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西方文论转向读者中心模式,但是它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局限也是明显的。从世界范围看,接受美学的传播是我们接受这一理论的历史背景。从中国范围看,接受美学在文艺学领域“旅行”的整体行程体现为叁大阶段：译介、研究和运用。第二编研讨接受美学与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关联。狭义的“重写文学史”讨论为中国学者冲破旧的文学史观念引进接受美学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近30年来,在广义的“重写文学史”学术思潮中,中国学者为了解决“文学史悖论”引入接受美学“重构”中国文学史景观,形成了中国化的文学接受史范式,实现了两大历史性转向：一是由政治标准凌驾于艺术(审美)标准的文学史范式逐渐转向审美和历史统一的文学史范式,其中读者的接受活动发挥关键的调节作用。二是由作家作品为重心的文学史阐释体系转向以文本和读者的交流关系为重心的文学史阐释体系。同时姚斯的原初理论在中国“异质语境”中也被日益改造补充,逐步“中国化”。文学史范式的转变反映了文学史理论的更新,彰显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由工具性向自主化的转变。第叁编主要围绕接受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之间的接受史关联展开。由于接受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相似性、接受美学对“中国问题”的方法论价值和中国学者文化心态的两面性等诸多原因,接受美学能够介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议题。中国学者近30年不懈努力,在中西比较视域下借用接受美学对中国古代接受理论的诸多范畴命题进行了现代阐释,构成了一个历时性的序列,反映了中国古代接受理论逐步深化和日益自觉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在中西比较视域下中国学者逐步发现古代接受理论在文学要素的关系、接受活动特征和接受研究的思维方式、批评语体、接受主体、具体运作上的五大民族特征,并通过文化模子追踪法追溯五大特征背后的中西方文化根源。中国学人最终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交叉点上初步构建了富有东方文化韵味的接受理论体系,推进了中国当代文论的民族化进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一项实绩。第二编讨论的“中国文学接受史”(主要成绩在中国古代文学接受史领域)新范式同第叁编讨论的“中国古代接受理论”联系紧密。前者对中国古代文学接受现象的研究和对文学接受规律、趋势的总结,为后者的现代阐释提供了理论素材。反过来,后者的研究成果富有理论性和思辨性,可以深化我们对前者(中国文学接受史)的把握。可见两者相辅相成,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深化。这样,论文第二编和第叁编的内在联系就清晰可见。
参考文献：
[1]. “理论旅行”——“新批评”的中国化研究[D]. 张惠.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2]. 意境的现代阐释[D]. 王海铝. 浙江大学. 2005
[3]. 民国时期唐诗学研究[D]. 赵耀锋. 西北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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