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发展“三形式论”的科学阐释-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为文本依据论文

马克思社会发展“三形式论”的科学阐释
——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为文本依据

王建刚, 马鹤林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4 郑州大学 哲学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社会发展形式的著作中,马克思依据人的发展这一基本标准,提出了科学的社会发展的“三形式论”,即“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形式,并对这三大社会形式的形成、内涵和实现路径进行了系统阐释。马克思社会发展“三形式论”是其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逐渐生成的,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 人的发展;三形式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用去了15年黄金时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晶。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不仅系统探讨了政治经济学的相关概念、范畴等,而且还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基于人的发展这一基本标准,在“货币章”中首次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三形式论”。马克思把社会形式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形式;他还立足于人的发展的社会性质,在“资本章”中对三大社会形式的内涵、本质进行了科学阐释。全面呈现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社会发展“三形式论”的本真内涵,对于我们当下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

1.“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形式的形成

“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状况下形成的。人类社会初期,由于人类制约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人类不得不直接地与自然界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从自然界中发现和找寻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然而,由于自然物自身的再生需要一定的周期,再加上人所需要的天然食物往往也是其他动物的食物,因此,大自然可直接供人类利用的资源就显得非常有限。

面对有限的资源,为了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人类只有依托自然形成的家庭和氏族的现有力量,利用各种手段同自然界进行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使人的活动同动物的活动严格区分开来,加速和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但是,个人对自然界的斗争能力是十分有限的,他必须在遵循自然规律及其规定的自然秩序的条件下,依赖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共同体,才能够同自然界发生物质变换关系,才能有目的地实现对自然界的改造。因此,个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依赖自然,不可能脱离对自然的依赖而独立存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才得以形成。

2.“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形式的特征

1.4.3 土壤亮度特征 土壤亮度是区分土壤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采用与TM相对应的MODIS波段反射率数据(Ref1、Ref2、Ref3、Ref4、Ref6、Ref7波段)进行K-T变换[8,16],选择包含土壤信息的亮度分量作为土壤亮度特征。

在“人的依赖关系”这种社会形式中,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分工极其简单,人们生活需求单一,基本上依靠自己生产的物品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自给自足是这种社会形式的鲜明特征。然而,作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统一的人,其在本质上首先是作为一个从事生产活动的“经济人”而存在的。人的这种特殊的存在形态,决定了其物质需求是丰富的而非单一的。

其一,依附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人类进行自然生产的基本前提。在自然生产力条件下,人类进行生产的主要自然条件是土地,然而,“孤立的个人是完全不可能有土地财产的,就像他不可能会说话一样。诚然,他能够像动物一样,把土地作为实体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把土地当作财产,这种关系总是要以处在或多或少自然形成的或历史地发展了的形式中的部落或公社占领土地(和平地或暴力地)为中介”[1]477。也就是说,土地作为公共财产,它并不属于单个的人,而是属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因此,单个人要想占有土地,就必须依附于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正如马克思所言:“对活的个体来说,生产的自然条件之一,就是他属于某一自然形成的社会,部落等等。这一点就已经是例如他的语言等等的条件了。他自身的生产存在,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是可能的。”[1]484

振威展览主要收入为举办会展项目向参展商收取的展位费,行业惯例普遍采取预收款模式。根据招股书数据,2015-2017年振威展览预收款项余额分别为2105.99万元、1691.65万元和1790.61万元,三年来整体呈下滑趋势。公司预收款占流动负债的比例也大幅下滑,2015年-2017年分别为60.09%、46.40%和34.38%。而预收款的多少代表了将来的展会订单和业务收入情况,公司预收款规模的下滑间接反映了未来公司订单规模和收入的增长不容乐观,或者公司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而降低预收款支付比例。

在对空间效应进一步分析时,得到以下结论:初始能源强度水平不仅对本地区能源强度的收敛影响显著,且对其他邻近地区影响也显著,说明某地区的能源强度会受到邻近地区的正向影响。人均GDP只对本地区能源强度收敛影响显著,值得关注的是外商直接投资 (FDI),虽然直接效应不显著,但是空间溢出效应显著,说明FDI在区域间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从产业转移角度来看,产业的转入对本地能源强度收敛的影响显著,其空间溢出效应较弱。这是因为企业在进行转移时,会对承接地的生产要素成本进行评估,从而选择最适合的承接地,鉴于各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某地区某一产业的转入对本地区能源强度有直接的影响,对邻近其他地区的影响较弱。

其二,自然生产本身就是直接的人的依赖关系。在人类社会初期,个体的力量十分单薄,面对强大的自然界,其远不具备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个体要想改造自然,从自然界中获取生活资料,必须要依靠群体的力量,否则将无法生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在劳动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协作,一方面以生产条件的公有制为基础,另一方面,正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2]因此,在人类社会初期,人们不可能脱离共同体而单独存在,必须在共同体的联合下进行协作劳动。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够真正征服和改造自然,使自身得以存活。

其一,对物的依赖是工业生产得以开展的前提。工业生产是人们依靠科学技术和资本的推动在新形式下形成的一种超自然的物质生产形式,其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不再是天然存在的自然物,而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化的社会存在物,如科技、机器、货币等,这些物质化的社会存在物,为工业生产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前提。

总之,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以血缘关系和家庭为纽带所形成的共同体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占据着主体地位。共同体掌控着一切社会资源和财富,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附于共同体,必须从共同体中获取自身所需要的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源,才能进行自然生产。人对自然和共同体的依赖关系,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3.“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形式的内涵

在马克思看来,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式,是人类社会最初的社会形式,其内涵包括人的需要的自然性、完全依附的社会关系、个人活动的“原始丰富性”,以及个人个性的缺失等。

其一,人的需要的自然性。众所周知,在人类社会初期,社会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人们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大多是从自然界中直接产生的工具,人们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相当弱小,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人的历史活动所改造。人们自身的需要也非常简单,尚未完全超出动物的本能需要,需要的对象都是某些天然自然物,如树果、野菜、弱小动物等;这些需要大多是在大自然范围之内、未曾超越大自然的原始恩赐。然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开始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界,以此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但这种改造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从生产方面来看,只是较低水平的简单劳动、重复劳动。因此,在这一阶段,人的存在及其实现方式具有原始的自然性。

其二,完全依附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人的社会本质极度萎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单向度的依附关系,人的存在和发展完全受制于自然。正如马克思所言:“个人或自然地或历史地扩大为家庭和氏族(以后是共同体)的个人,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或者他的生产活动和他对生产的参与依赖于劳动和产品的一定形式,而他和别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决定的。”[1]107同时,人与人之间也都是相互依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体现于生产劳动中,这种关系就像马克思对法国农民的描述那样: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隔离,自给自足,尚未披上物之外的社会关系的外衣。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3]人的这种“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般的依赖关系从“血缘关系”发展到“统治服从关系”,“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1]25

188 Progress in treatment for cerebral venous sinus thrombosis

其四,人的个性的缺失。在这一社会形式中,由于受人的活动及其社会关系发展程度的限制,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社会之间呈现出一体化状态,导致单个的人无论在自然面前还是在社会面前都缺乏个性。这一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人的活动方面,劳动的同质性致使人的个性发展缺乏必要的实践基础。因为在这一阶段,人的活动是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的劳动活动,每一个人的活动都从属于共同体的劳动活动,都是共同体劳动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共同体劳动活动的性质决定了每个单个人的劳动性质,致使单个人劳动个性的发挥和实现丧失了实践基础。(2)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个人从属于共同体,个人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消融在共同体之中,从而使单个人个性的发挥和实现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3)在主体自身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个人在客观世界面前显得十分渺小,主体意识缺乏,不是有意识地去探讨外部世界的发展,而是更多地满足和停留于旧有的生活状态,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意识,从而使个性发展丧失了必要的主体条件。

村镇的居民大多对于“社区”有着较强的亲切感与认同感,街坊邻里之间的友好度较高。村镇在规划与建设的过程之中,应当注重保护当地的传统文化氛围,同时尽可能的考虑到历史因素,采取合理的措施去保护当地的文化遗产、传统建筑,采取具有特色化的统一与整合方法,帮助当地居民梳理文化脉络。简而言之,村镇的规划与发展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整治,而是将村镇建设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社区。如果不以这种理念进行规划与建设,而是单纯的将旧建筑推倒重建,破坏当地的传统文化建筑以及区域特色,那么村镇本身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

总之,“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及其内在特征是与当时的自然经济状态相适应的,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其自身难免会存在一些局限,如会造成人过分依赖于自然、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普遍的人身依附关系等。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商品经济形式的出现,人的类本质会随之得到新的发展。要言之,这一社会形式最终必将被“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所取代。

其中:σ为纵波引起的正应力;ρ为介质密度;VP,vP分别为纵波波速和纵波引起的质点震动速度;τ为横波引起的剪应力;VS,vS分别为横波波速和横波引起的质点震动速度。可见,远场动应力和震波波速成正相关关系。

为了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人们便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进行各种各样的分工。分工一方面能够使人们在长期的物质生产实践中积累生产经验,提高生产技能;另一方面又可以使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获取更多的物质产品。物质产品的增多,使人们在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基础上还出现了剩余,从而为人们进行简单的物物交换提供了可能。

二、“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

1.“物的依赖关系”社会形式的形成

“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自然生产。所谓自然生产,指的是在自然生产力条件下,人类开展具体生产活动的主体、客体、目的及其实现等,都离不开人、离不开对人的依赖。

对民间武术家的观照,既要看到作为后现代性文化英雄的观光客,也要看到后现代性受害者的流浪者,同样也要关注为武术作出贡献的无名英雄,他们在观光客和流浪者之间流动又互相隐喻。对民间武术家的概括,既符合程大力教授指出的“民间性”、“传统性”,又符合马明达教授提出的德、技标杆,也应包含戴国斌教授指出的“自我生存”和“发展武术”两个方面内容。无论是杰出如刘宝山一样的民间武术家,还是普通的以“摩的”、“卖牛肉汤”为生的民间武术家,他们在武术发展前行的道路上欣赏了各自不同的风景,实践自己的自由和不自由,中国武术因为他们而色彩斑斓、与众不同。

其三,个人活动的“原始丰富性”。在这种社会形式中,由于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比较落后,使人从属于自然界,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形式中占据统治地位。每个人进行生产劳动,其直接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即满足他人的生存需要,而是为了自给自足,以维持个人、家庭与整个共同体的生存。毋庸置疑,每个人在维持生存需要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单个人的能力表现为一种“原始丰富性”,而这种物质生产比起资本主义大生产也表现为一种“古代的崇高”。但无论如何,个人在这种社会形式中是根本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的。因此,留恋于这种“原始丰富性”和“古代的崇高”是非常可笑的,停留于这种空虚之中也是极为荒唐的。

显然,“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的生产关系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越来越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但是,由于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还比较缓慢,人们最初的物物交换只限于以共同体的名义进行,独立生产者之间不具备发生交换的可能。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的交换关系尚未出现、交换主体尚未确立。

马克思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形式的探讨,源自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熟于《手稿》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历史性质的考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手稿》之前马克思没有关注过这一社会形式。通过对文本的考察,不难发现,马克思在《手稿》之前已经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形式进行了初步探讨。

随着水文气象业务工作的发展,天眼系统接收处理数据量成倍增长,目前系统每日通过专线网络接收到的水文气象原始资料数据量已由10年前的200 MB增长到14 GB、通过卫星天线接收到的静止气象卫星数据量由10年前的1 GB增长到3 GB。系统后台各类数据处理和产品制作计算程序由10年前的不足20个增长到目前的70多个。支撑天眼系统后台计算处理的计算机已由10年前4、5台微机升级至目前的6台服务器、5台高性能微机,这些机器全年不间断自动运行。

这样,人与人之间的隶属或依赖关系,就逐渐被一种普遍物化的社会关系所代替,单个的人也逐渐摆脱了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其最终的结果就是造就了“孤立的个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1]24-25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解构了封建社会的共同体,催生了独立自主品格的新人,促进了“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的形成。

2.“物的依赖关系”社会形式的特征

“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形成以后,人们依赖科学技术从根本上突破了自然生产的种种限制,借助于资本的推动,在超自然的科技力量作用下确立并发展起工业生产,打破了外部自然力对人的长期统治,使人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独立自主性。但是,它在使人摆脱对自然的依附关系的同时又开始使人受制于一种新的依附关系即异化的社会关系。

其三,自然生产的目的在于人自身。在自然生产条件下,劳动的自然形式就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人的个体劳动与社会劳动在同一生产过程中直接表现为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无论是原始的或农业的生产方式,“各个个人都不是把自己当作劳动者,而是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和同时也进行劳动的共同体成员。这种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虽然他们也可能从事剩余劳动,以便为自己换取他人的产品,即剩余产品,——相反,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1]466。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共同体成员所进行的生产,其目的是为了维持和再生产人本身。

其二,生产活动本身就是对物的依赖关系。作为物质化社会存在物的资本和机器,在工业生产活动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本质而言,工业生产就是人们以资本和机器为中介所进行的社会物质生产活动。劳动依赖资本和机器,这是所有工业生产所具有的两大特性,它们从不同层面表征了工业生产活动本身就是直接的对物的依赖关系。一是劳动依赖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活劳动不仅同死劳动即资本相对立,而且是资本本身增殖的手段。资本通过购买劳动力占有劳动本身,劳动成了资本的一个要素,对资本发生作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对资本的依赖,从本质上讲,是工人被资本家支配。二是劳动依赖机器。因为“机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机器的特征决不是像[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那样,在工人的活动作用于[劳动]对象方面起中介作用;相反地,工人的活动表现为:它只是在机器的运转、机器作用于原材料方面起中介作用——看管机器,防止它发生故障,这和对待工具的情形不一样”[4]。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劳动依赖机器。

其三,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物的增殖。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部门不断精细化。这一方面使人们的需要日益多样化,另一方面又使生产部门越来越专门化、单一化。这种多样化与单一化的矛盾,使人们的生产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为了满足劳动者自身的需要。在这里,“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特殊产品,即同个人的特殊需要发生特殊关系的产品,而是为了货币,是一般形式的财富”[1]176,生产的目的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货币。货币作为一种一般形式的财富,可以在不同生产者之间进行互换,是实现个体劳动和社会劳动有机结合的唯一形式。以货币为生产目的的生产活动,其所进行的活动或普遍交换,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物的增殖,即获取更多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在这种生产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逐渐转化为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

总之,在社会生产发展到工业生产阶段后,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突破了外在自然对社会生产的自然限定,人的生存与发展逐渐由对“人的依赖”转向对“物的依赖”,使“物的依赖关系”在整个社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高龄老人的增多,老年人护理服务和生活照料需求日益增多。据估计,老年护理的潜在市场规模已达到4500亿元,由此带来的岗位需求超过500万个[4]。传统上中国的养老设施和服务,比如为“三无”老人提供的养老服务,是民政机构社会福利的一部分。随着老年居民收入的增加,政府有限的养老公共服务已不能满足各阶层不同的养老需求。

3.“物的依赖关系”社会形式的内涵

“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1]107。这种社会形式的内涵主要包括人的需要的商品化、货币化、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以及人的活动的物性转化等。

首先,人的需要的商品化、货币化。在这一社会形式中,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生产资料不再是土地本身,经过劳动主体加工、改造过的自然——工具及其他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逐渐成了生产过程的重要因素;工场手工业与分散的小生产被机器大工业所取代,分工得到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居于主导地位。对此,恩格斯指出:“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5]在这种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人的需要被商品和货币所中介,人的需要超出直接的自然物质需要,通过商品化的物质生产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在本质。同时,劳动的目的也不再是为了特殊产品,而是为了货币。人的物质需要只有通过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才能够得以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是一种特殊性的商品存在,它可以通过交换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这种对人们需要的满足,超出了以往自然需要的界限,呈现出鲜明的商品化、货币化特质。

其次,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在第一种社会形式中,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对自然界的一种完全依赖。而在第二种社会形式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个人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获得了对他人的独立性,从而彰显了个人的自由度和主体性。显然,与第一种社会形式相比,第二种社会形式中的个人的自由度和独立性都得到了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获得了完全自由。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第二种社会形式下人的独立性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的,每个人虽然从事生产劳动,但他所生产的产品并不是为了自己使用,而是为了交换,“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1]107。这里的“物的能力”就是货币的能力,即货币的力量,它要求以商品和货币等物的形式来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每个人生产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交换价值,即货币。这样,个人需要对社会生产的依赖就表现为对货币的依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人对物的依赖关系。

最后,人的活动的物性转化。不言而喻,在第一种社会形式内,人所从事的活动完全受制于大自然,而第二种社会形式则使人彻底摆脱了对自然的依赖,“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1]108。同时,“活动的社会性质,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1]107。可见,在第二种社会形式中,人的活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即使人从天然的血缘关系中解放出来,为人的活动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可能。

总之,马克思在《手稿》中系统阐释了第二种社会形式的基本特征,并高度评价了其历史进步性和现实性:“人们说过并且还会说,美好和伟大之处,正是建立在这种自发的、不以个人的知识和意志为转移的、恰恰以个人互相独立和漠不关心为前提的联系,即物质的和精神的新陈代谢这种基础上。”[1]111第二种社会形式是实现人向更高层面发展的前提性保证。

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形式

1.马克思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形式的最初探究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精细化,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不断增加,从而导致交换的对象和范围,以及交换的需求和频率都随之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使人们多方面需要的满足变得更加便利和有效。同时,随着货币的出现,大量不同质的商品有了一般的物质财富形式,人们多方面的需要的满足都可以通过货币来实现。因此,追求以货币为表现形式的物质财富,便成为人们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目的。

首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三个层面探讨了影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因素。第一个层面是异化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使人与人的本质相异化,影响了人的全面发展,只有消除异化劳动,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第二个层面是私有制。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本质上应是确证人的对象性的感性表现,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私有财产却表现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不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甚至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极大阻碍。基于此,马克思提出要对私有财产进行积极的扬弃:“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6]189显然,只有扬弃了私有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够真正实现。第三个层面是社会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6]187

其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研究了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历史发展,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形式的所有制的发展。通过研究,他指出,这些因素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的才能以及个人与他人关系的发展的历史。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关系确立起来以后,狭隘意义上的个人,才会被全面自由的个人所代替。

第四,做好养护作业。养护过程中,可以将一个大水包安放在平台上,利用其包围混凝土,将水泵放入到水包里,将细PVC管制作成滴管,这样可以利用水包形成得水滴,完成相应的养护工作。

最后,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内部,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了深入分析。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分工来自于物质生产条件,是社会组织的基础。分工的发展使现代社会内部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固化。也就是说,分工在影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同时,在本质上又蕴含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

总之,马克思在早期注重从人的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相结合的角度来探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观点。但是,此时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导致了其对该问题的探讨还带有浓厚的哲学痕迹。只是到了《手稿》时期,马克思才在其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科学地界定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形式的内涵。

首先是用典修辞格的使用。“水向东流”是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典故的使用,表现了主任公内心无限的愁苦。

2.“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形式的内涵

马克思在《手稿》中,从社会物质生产视角出发,系统探讨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形式的本质内涵,指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107-108是这一阶段人的发展的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人的活动的自由自主性,以及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性,是这一社会形式的本质内涵。

首先是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在第一和第二种社会形式中,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劳动者的需要被压低到动物性需要的粗陋水平,即仅仅只是为了维持个体生存的较低层次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个人的闲暇时间逐渐增多,需要有了向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但资本家为谋利而制造的虚假需要,又束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真正需要。只有到了第三种社会形式,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人的需要的丰富性才得以真正实现。

其次是人的活动的自由自主性。在第一和第二种社会形式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始终屈从于某种单一的生产工具,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制约和控制着人的活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社会财富不断涌流,由单个人组成的自由人联合体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取代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使其得以完全摆脱制约其自由全面发展的一切因素,从而达到人的发展的理想状态,使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自由自主活动得以彰显。

最后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性。马克思指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1]112但是,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112。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旧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不复存在,限制和约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经济因素将被消除,人将重新复归于社会,成为社会的主人,并在社会中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由此形成自由人联合体,从而使人的社会关系具有普遍性和全面性。

总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形式,是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形式的设想。这种社会形式的形成和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社会形式的发展演进拾阶而上的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社会形式演进和发展到这一阶段,人的类本质的真正复归才能够实现。

“真笨!”哈雷德心想,“既然躲起来了,就别再发出声音!”果然,不出哈雷德所料,蒙着眼睛的小朋友循着声音找到他们,每找到一个,就发出一阵欢快的笑声。不过,因为哈雷德一直闷声不响地躲着,小朋友们竟然渐渐地把他给忘了……这样玩了几次后,哲学家走到依旧躲在角落里的哈雷德身边说:“你不觉得快乐吗?为什么我没有听见你发出笑声?”

3.“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形式的实现路径

在党和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下,珠江黄金水道建设驶入了快车道。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断加大,航道高等级化网络化、港口物流服务现代化、船型高效标准化等一个个重点领域均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和突破,成为推动珠江黄金水道建设的一股股强大动力。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中,珠江水运人勇立潮头,书写时代华章。

基于以上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形式本质内涵的分析,不难发现,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人的活动的自由自主性,以及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性,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形式实现的关键因素。要实现这一社会形式,在马克思看来,必须采取以下路径。

首先,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实现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既是人的发展的物质基础,又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生产出更多可供人类需要的物质资料,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形式的实现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对此,马克思强调:“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7]

其次,拓展丰富的社会关系,以实现人的活动的自由自主性。社会关系的发展程度决定着人的活动自由自主性的实现程度。“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6]541当一个人在狭隘的地域性范围内进行活动时,他所达到的只是片面有限的发展;而当他在一个广阔范围内进行多样化的活动时,他所达到的将会是全面无限的发展。因此,丰富的社会关系,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形式的实现至关重要。然而,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发展是由社会生产的基本状况决定的,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拓展社会生产领域,丰富的社会关系才能够真正形成。

最后,通过开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消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度障碍。在马克思看来,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进行剥削和压迫的历史,“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6]571。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只有处于统治地位的少部分人才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而大部分处于被剥削地位的人则被排除在发展之外。因此,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大力开展无产阶级革命,以消灭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

四、结语

马克思在《手稿》中为我们全面呈现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形式的关系图景,亦即人的发展决定着社会形式的形成和发展,而社会形式的形成和发展又影响着人自身的发展。马克思的这一科学思想,是其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逐渐生成的,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

[1 ]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8.

[3 ]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6.

[4 ]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90-91.

[5 ]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4.

[6 ]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1.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n the theory of “three forms ”of social development of Marx —TakenEconomic Manuscripts of 1857-1858 for the text basis

WANG Jiangang, MA Helin

[收稿日期] 2018-01-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7BKS009);河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培育计划项目(2019CXTD001)

[作者简介] 王建刚(1979—),男,河南省许昌市人,河南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唯物史观。

引用格式: 王建刚,马鹤林.马克思社会发展“三形式论”的科学阐释——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为文本依据[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4):11-19.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4.002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9)04-0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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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社会发展“三形式论”的科学阐释-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为文本依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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