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的造船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造船业论文,唐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船舶是水上交通以及商贸运输的工具，在唐代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主要通过唐朝水上船舶的活跃程度与区域分布，来探讨当时的造船业规模，并对唐代船舶的类型结构和制造技术略作研究，以期大体勾勒出唐代造船业的历史风貌。
一、唐代航运的发达与船舶的空前增多
唐代的航运事业十分发达。《旧唐书》卷九四《崔融传》记载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唐国史补》卷下亦说：“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唐代航运，以长江为东西主干线，南北有众多支流及运河相沟通，其它江河水道交错密布，处处可通舟航。凡是水路可通之地，都可以见到船舶的频繁往来。
在长江上游，造船业有着雄厚的根基。早在隋朝初年，信州总管杨素就曾“居永安，造大舰”（注：《隋书》卷四八《杨素传》。）。武德年间，夔州总管李孝恭东下征战，于此“大造舟楫”（注：《旧唐书》卷六○《河间王孝恭传》。）。又据《唐鉴》卷三记载，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宗准备跨海征辽东，下令各州打造舰船，鉴于蜀地“百姓富庶”，于是“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舰船造成后，“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趋莱州”。后蜀时，孟昶“取蜀官殿材，造船二百艘”（注：《十国春秋》卷四九《后主本纪》。）。自隋至五代，四川地区的造船行业始终保持旺盛的势头。
唐代剑南道的物资主要通过长江航运直下荆、湘，既能远帆出海，也能转航北方。《玉海》卷一八二引杜佑的话说：“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趋东关，历颍、蔡，涉汴河抵东都。”沿长江直下，商贸交通畅行便利，往来船只难以计数，对此，唐朝诗人多有描述。《全唐诗》卷五四八薛逢《题剑门先寄上西蜀杜司徒》有云：“梯航百货通邦计”；同书卷二八○卢纶《送何下第后归蜀》云：“水程通海货”。杜甫更有“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青帘白舫益州来”（注：《全唐诗》卷二二九《夔州歌》，卷二二一《柴门》；《杜诗详注》卷一九《送李八秘书赴杜相公幕》。）的诸多吟咏。
到了长江中游，航道舒阔，沿江支流及湖泊增多，船舶的数量又明显多于上游。《全唐文》卷二四四李峤《为第二舅让江州刺史表》说：“荆门东会，舳舻相接”；同书卷六八九符载《土洑镇保宁记》曾说荆门至夏口四百里的航线上：“士民工商，连樯如云，必将沿于斯、溯于斯，……输其缗钱鱼盐丹漆羽毛。”由长江主航道南穿洞庭，进入湖南水域，船舶格外密集。刘禹锡说武陵：“拥楫舟为市”（注：《刘禹锡集》卷二二《武陵书怀五十韵》。），沈传师说潭州：“丹槛缭郭千艘屯”（注：《全唐诗》卷四六六《次潭州酬唐侍御姚员外游道林寺岳麓寺题示》。）。潭州是唐朝的重要的造船基地。据《唐鉴》卷三记载，贞观年间，朝廷“输直雇潭人造船，……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就船值与造价来讲，潭州能够承建大吨位的船舶。
从鄂州下江州，便可通过鄱阳湖直抵洪州，在这段水域内，船舶最为集中。《唐国史补》卷下记载：“洪、鄂之水居颇多，与邑殆相半”、“舟船之盛，尽于江西”。据《旧唐书》卷一一《代宗记》记载：广德元年（公元763年），“鄂州大风，火发江中”，一次就“焚船三千艘”。可见鄂州江面上船只的密集程度。洪州一带的船舶数量也不亚于鄂州。据《全唐文》卷三八九独孤及《豫章冠盖盛集记》记载：“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由是越人、吴人、荆人、徐人，以其孥行，络绎荐至大江之涯。于是乎宏舸巨鹢，舳接舻隘。”符载也说：“斯郡也，……地侔千乘，艘驾万轴”（注：《全唐文》卷六八九《钟陵东湖亭记》。）。洪州地区的造船能力相当充实，一次便能铺开数百艘船只持续打造。贞观年间，唐太宗曾委任阎立德“为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注：《新唐书》卷一○○《阎立德传》。），并随从这批海船渡海征辽东。后来，朝廷所需船舶常向洪州定做。《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就记载太宗“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
长江下游一带素以水乡泽国而著称，其船舶拥有量及其航运能力在唐朝均是首屈一指。靠近扬州的江面上，船只格外见多。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记载：“扬州府……江中充满舫船，积芦船，小船，不可胜计。”《唐大和上东征传》也说此处“江中迎舟，舳舻相接。”东南各地的水道口岸都与扬州通航，大小船队，往来如梭。《全唐文》卷六一二陈鸣《庐州同食馆记》说：“郡米数万石输扬州，舳舻相继，出巢湖，入大江。”《太平广记》卷四四引《河东记》云：“自浙东抵扬州，……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可见，四方船舶都通过水路汇聚扬州。据《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记载：“天宝十载，广陵郡大风，驾海潮，沦江口大小船只数千艘。”这其中必定包括外来的船舶。
扬州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大的造船中心，官营造船工场也多设在此州之内。唐中宗时，洛阳要购买“竞渡船十只，请差使于扬州修造，须钱五千贯”（注：《全唐文》卷一七三张
《水衡监二条》。），平均每只船的造价为五百缗。刘晏任盐铁使后，“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注：《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其造价高过中宗时所造竞渡船的一倍。为了严格掌握造船的质量，刘晏还派“专知官十人，竞自营办”（注：《唐语林》卷一。），前后制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注：《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刘晏根据扬州船业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对合理的造船费用标准。用高价格吸引造船者，同时分场设官员，允许各船场之间公平竞争。这样，不但保证了造船的工期和所需数额，也大大刺激了扬州地区造船业的发展。五十年之后，由于船场实力扩大，积累增多，成本减低，造船费用便开始大幅度下降，史称：“后五十余岁，果有计其余，减五百千者。”（注：《唐语林》卷一。）这说明，扬州船业制造经过长期运作，已经不断压缩了单位成本。此后，官方所用船只，常向扬州船场定货。《旧唐书》卷一七一《张仲方传》记载：“敬宗童年戏慢，诏淮南王播造上巳竞渡船三十只。”有唐一代，扬州地区的造船能力不断提高。
从扬州南下苏、杭，水网交错，航线畅通。苏州居民依水为生，拥有大量的船舶。白居易曾形容此地：“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注：《白居易集》外集卷上《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同书卷二四《登阊门闲望》。）常州附近也有“海夷浮舶，弦发望至”（注：《全唐文》卷三一六李华《常州刺史厅壁记》。）。顺水道折向皖南，更是“贾客巨艘，居民业舟，往复无阻”（注：《文苑英华》卷八一三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到了杭州水域，可以再次见到船舶密集的壮观场面：“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市”（注：《全唐文》卷三一六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注：《全唐文》卷八九七罗隐《杭州罗城记》。）。据《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记载，大历十年（公元775年），“杭州大风，海水翻潮，溺州民五千家，船千艘。”可见杭州一带停泊的船只为数众多。
从扬州沿大运河北上，入淮水，通汴水，可抵达京都，这便是唐朝著名的漕运线。楚州和泗州便是淮河流域上的交通枢纽。《全唐文》卷二六三李邕《楚州淮阴县婆罗树碑》记载：“淮阴县者，江海通津，淮楚巨防，弥越走蜀，会闽驿吴”，“商旅接舻，……鱼贯迤其万艘”。《文苑英华》卷八○九李磎《泗州重修鼓角楼记》记载：“泗城据汴淮奔会处，汴泛以射，淮广而吞，……商贩四冲，舷击柂交。”张籍曾用“春冰销散日华满，行舟往来浮桥断”（注：《全唐诗》卷三八二《泗水行》。）的诗句来描绘当地舟航的繁忙景象。从泗州出发，进入汴、宋水域，这里又是舟船集结的地方。《旧唐书》卷六九《李勣传》说：“宋、郑两郡，地管运河，商旅往还，船乘不绝”。而洛阳更是“水漕淮海”、“舟车并凑，水陆交冲”（注：《全唐文》卷二四九李峤《百官请不从灵驾表》、《请车驾还洛表》。）。宋州还是北方著名的造船基地。据《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记载，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宋州刺史王波利就承命“造大船数百艘”。所以杜甫说宋州“邑中九万家，……舟车半天下”（注：《全唐诗》卷二二二《遣怀》。）。
黄河以北地区虽然不如南方那样舟航密布，但造船业也颇具规模，幽州、灵州都能造船。据《旧唐书》卷七七《韦挺传》记载，太宗时，韦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库物，市木造船，运米而进。”武德年间，高祖也曾“发卒于灵州造战船”，“置舟师于黄河之中”（注：《册府元龟》卷九九○。）。
唐朝人在从事社会经济活动中对舟船格外依赖，由此而制造并使用的船只遍布大江南北，活跃在各条水道上。这些舟船的拥有者主要由以下几个群体所组成。
1.官方的漕船以及为此而征用的舟船。唐朝建都长安，依赖江淮各地的物资供应，从江南驶向洛阳、长安的诸条水道上，常年往返官用漕船。据《旧唐书》卷一○五《韦坚传》记载，天宝年间，韦坚任水陆转运使，就调集四方船队从事漕运，“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同时征用的还有广陵郡船、丹阳郡船、晋陵郡船、会稽郡船、南海郡船、豫章郡船、宣城郡船、始安郡船等，征用船只遍及数十郡。开元时，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凡三年，运七百万石”（注：《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刘晏督管漕运时，以“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注：《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如此看来，从事漕运的船队十分庞大。
2.商业贸易使用的舟船。唐朝商品经济繁荣，商贾势力不断膨胀。为了牟取暴利，商人们大多采取远途贩卖的手段，这其中借助的工具主要是水上船舶。史称：“江淮商贾，业在舟船。”（注：《唐大诏令集》卷八六《光启三年七月德音》。）商贾们长期以船为家，往来于各处商业网点。《全唐诗》卷三八二张籍《贾客乐》云：“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元氏长庆集》卷四《盐商妇》也说：“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商人们财力雄厚，加之运货所需，所以他们都拥有较大吨位的船只。唐人常以“大艑高船”来形容这些商船。《刘禹锡集》卷二一《贾客词》云：“大艑浮通川”，同书外集卷八《夜闻商人船中筝》云：“大艑高船一百尺。”可见商船的型体一般都超过其它船只。《唐国史补》卷下承认：“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奏商声乐，从婢仆，以据柂楼之下，其间大隐，亦可知矣。”
3.渔业捕捞所用的舟船。近水居民，以水产资源为生，他们建造了大量的渔舟，作业于江河湖泊。杜荀鹤就用“钓艇满江鱼贱菜”（注：《全唐诗》卷六九二《送友人宰浔阳》。）的诗句来描述渔家业舟的众多情形。许多渔民也以舟船为家。《全唐诗》卷八八张说《巴丘春作》就说：“岛户巢为馆，渔人艇作家。”同书卷六三九张乔《渔者》亦云：“叶舟为宅水为居。”内河渔民使用的业舟一般体积较小，故唐人多以“小艇轻舟”为喻。《太平广记》卷四四六引《潇湘录》云：“楚江边有一渔者，结茅临流，唯一草衣、小舟、纶竿而已，别无所有。”尽管渔舟简陋，但数量却极为可观。
4.客货载运的舟船。唐代水上交通发达，客运与货运都很便利，行旅之际只要备足资金，均能乘船行遍天下。《全唐诗》卷五七一贾岛《送张校书季露》云：“从京去容州，马在船上多。”说明南北交通，水线多于陆路。载运旅客的舟船大多设施完善，装饰优雅。据《旧唐书》卷一○七《玄宗诸子传》记载，颍王李璬“将渡绵江，登舟见彩缘席为藉”，铺设就十分豪华。《白居易集》卷六《舟行》诗云：“起问鼓枻人，已行三十里。船头有行灶，炊稻烹红鲤。”可见，长途载客之船还要供应膳食，以满足旅行的需要。江河津渡，均有摆渡之舟，一来便利行旅，二来可收取船费，获利非浅。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记载黄河津渡甚多，其中“药家口多有舟船，贪载往还人，每人出五文，一头驴十五钱”。同书卷四还记载了密州运货的船只：“新罗人陈忠船，载炭欲往楚州，商量船脚价绢五匹定。”有唐一代，客货载运的舟船遍布于各条水道及其津渡。
5.军队拥有的舰船。唐朝注重水军的建置。自太宗时就先后在江南各州打造战舰及其它船舶。贞观十九年，张亮率“颈卒四五，战船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注：《旧唐书》卷一九九《高丽传》。），舰队十分庞大。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混战，军用舰船更加增多。王弘芝在盱眙“密布战舰百五十艘以塞淮流”（注：《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懿宗咸通十年。）；许德勋在岳州“以舟千二百柁”（注：《新唐书》卷一八八《杨行密传》。）排列舰队；张雄据苏州，“稍稍啸会，战舰千余”（注：《新唐书》卷一九○《张雄传》。）；而占据浙东的刘汉宏亦曾“悉军十万列舰西陵”（注：《新唐书》卷一九○《刘汉宏传》。）。水军舰船的多少足以显示当时造船能力的高下。
通过对唐代航运及水上舟船的粗略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唐朝的造船业具有雄厚的实力，足以担负那个时代水上交通作业的使命。造船工场分布于全国各地。《资治通鉴》卷二○一记载：龙朔三年（公元663年），高宗“以海东累岁用兵，百姓困于征调，……诏罢三十六州所造船”，那么，能够从事船舶制造的州郡必然多于此数。分散而密集的造船基地构成了唐代造船业的整体。
二、唐代舟船的不同类型与结构
我国水域因其地理位置不同而具有较大的差异，所以，在不同的地区，对船舶的建造有着不同的要求。唐朝工匠已经能够根据各地水情状况设计出各种型体的舟船。
长江上游航道素以水急滩险而闻名，宋人王十朋就说过：“蜀江号天下之至险，与其他水路大不相侔。”（注：《梅溪集》卷四《再论马纲状》。）为适应这种暗礁险滩密布的航道特点，川船大多设计成平底型，同时，鉴于水流湍急，船的两侧都造成鼓突的外形，借以增加船体的稳固性。元稹所说“下峡舟船腹似鱼”（注：《全唐诗》卷四一六《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就指这种型体。此外，蜀船还配备了各种船具，以保障航行。《全唐诗》卷七六五王周《志峡船具诗》序曾予以详实的描述：“峡山之船，与下之船，大抵观浮叶而为之，其状一也。执而为用者，或状殊而用一，或状同而名异，皆有谓也。下之船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尾有柁，傍有棚。上者以其山曲水急，下有石，皆不可用也。状直如艣，前后各一者，谓之梢。船之斜正欹侧，为船之司命者。梢类柁，其状殊，而船之便于事者，悉不如梢。作梢诗。
、桨、桡、櫂、拔，使其进而无退，利涉川泽。为船之陈力者，艣，几桨类，其状同而异名也；在船有力，悉不如艣。作艣诗。峡水湍峻，激石忽发者谓之濆，沱洑而漩者谓之脑。岸石壁立，濆之忽作，篙力难制，以其木之坚韧竿直，戟其首以竹纳护之者，谓之戙。竹为
而句其,戙者，谓之纳。为船之良辅者，戙与篙，状殊而用一也。在船独出，悉不如戙。作戙诗。崖石如齿，非麻枲纫绳之为前牵，取竹之筋者，破而用枲为韧以续之，以备其牵者，谓之百丈。系其船首者谓之阳纽。牵之者击鼓以号令之。人声滩乱，无以相接，所以节动止进退。牵之妨碍者谓之下纬，济其不通。为船之先进者，枲与竹，状殊而用一也。在船先容，悉不如百丈。作百丈诗。”从王周的记述来看，峡船上最重要的用具是掌握航向的梢，船头船尾各设一梢，这样就加强了控制方向的力度。用于划水的船具有桨、桡、艣等。此外，峡船上还设置了独特的戙，这是一种硬木长竿，竿头有横木，其作用在于支撑外物，防止船体触碰礁石岸石。在风帆推力不足的情况下，峡船还需用人力牵引，为此，设计出了叫作百丈的牵引绳索。这种索缆坚实耐磨，可以在岸石上长期拉引。
到了长江中下游，江面扩宽，险滩减少，但受季风的影响，往往出现较大的风浪，所以，号称“吴船”的大型平面舟船就应运而生。吴船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船形宽广，船体扁平，方头而平底。1973年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和1978年扬州出土的唐代木船，虽然船体都很小，但均为平底，如皋出土的唐船为平头（注：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见《文物》1974年第5期，其他则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209页。），这些基本上都是吴船的特征。这种船只抗风性能好，运输能力强，但前行阻力较大，操纵并不灵敏，因此不太适宜进入航道狭窄、水流湍急、礁石密布的长江上游航道，也难以靠近黄河的险要地段，所以当时人称舟船要“随江、汴、河、渭所宜”，有所谓“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注：《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之说，就在于各种不同制型的舟船要适应不同水域，才能安全畅行。
就是在河道极其狭窄、水位悬差险峻的航道上，唐朝人也能造出便于通航的特殊舟船。联接五岭航道的泷船就是其中代表。《全唐诗》卷四八○李绅《逾岭峤止荒
抵高要》诗注有云：“南人谓水为泷，如原瀑流。自郴南至韶北，有八泷，其名神泷、伤泷、鸡附等泷，皆急险不可上。南中轻舟迅疾可入此水者，因名之泷船。”李绅还以“泷夫拟楫劈高浪，瞥忽浮沉如电随”的诗咏来形容泷船的航行。
唐朝人能够建造巨大的航海船舶，并通过海船来联系外部世界。唐初，阎立德就在洪州制造“浮海大航五百艘”（注：《新唐书》卷一○○《阎立德传》。）。天宝二年（公元734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乘海船出发，船上除船工之外，尚有18名僧人和85名工匠，并随船携带大批物资（注：《唐大和上东征传》。），足见海船的容载量之大。《一切经音义》卷一记载唐代有种叫作“苍舶”的大海船，长二十丈，可载六七百人。唐懿宗时，陈磻石曾建议利用海船运输，供给养于南征军队：“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致三万石至广府”（注：《旧唐书》卷一九《懿宗纪》。），于是，懿宗派陈磻石专督海运。从这条史料可见，用于运粮的海船装载量都达到千石以上。
唐代的海船上还配备了救生小艇，以备不测。据《太平广记》卷一七七所引《谭宾录》记载：“归崇敬累转膳部郎中，充新罗册立使。至海中流，波涛迅急，舟船坏漏，众咸惊骇。舟人请以小艇载，崇敬曰：‘舟人凡数十百，我岂独济！’逡巡，波涛稍息，举舟竞免为害。”由此可以窥知唐代海船的装置配备。
唐代的军用舰船分为若干类型，以适应于战斗需要。据杜佑《通典》卷一六○《水战具》记载，当时的军用舰船有楼船、蒙冲、斗舰、走舸、游艇和海鹘六种类型。
1.楼船。杜佑说：“楼船：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幡帜，开弩窗矛穴，置抛车垒石铁汁，状如城垒。忽遇暴风，人力莫能制，此亦非便于事，然为水军不可不设，以成形势。”楼船是造型最大的战舰，武器装备齐全。隋朝初年，杨素“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注：《隋书》卷四八《杨素传》。），算是最大规模的楼船了。唐朝最普通的楼船，也能载水兵近二百人。据《旧唐书》卷一二九《韩滉传》记载，建中年间，韩滉任镇海军节度使，曾“造楼船战舰三十余艘，以舟师五千人由海门扬威武。”水军的楼船主要用于多载水师，并显示水战实力。
2.蒙冲。杜佑说：“蒙冲：以生牛皮蒙船覆背，两厢开掣棹孔，左右前后有弩窗矛穴，敌不得近，矢石不能攻。此不用大船，务于疾速，乘人之不及。”蒙冲的造型小巧而灵活，并采用全封闭结构，避免外敌的攻击。唐朝水军常配备此类战舰。皮日休便有“蒙冲后军肃”（注：《全唐诗》卷六一○《练渎》。）的诗咏。崔郾任鄂岳安黄等州观察使时，鉴于“江湖之间，萑蒲是丛”，大型战舰难以施展，“因造蒙冲小舰，上下千里，期月而尽获群盗”（注：《旧唐书》卷一五五《崔邠传附崔郾传》。），便是使用蒙冲的成功范例。
3.斗舰。杜佑说：“斗舰：船上设女墙，可高三尺，墙下开掣棹孔，船内五尺又建棚，与女墙齐，棚上又建女墙，重列战敌，上无覆背，前后左右树牙旗、旛帜、金鼓，此战船也。”斗舰的船面为敞开式，水兵可以排列迎战，划桨者则隐蔽于船内，通过棹孔划船。
4.走舸。杜佑说：“走舸：舷上立女墙，置棹夫多，战卒少，皆选勇力精锐者，往返如飞鸥，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帜列之于上，此战船也。”这种走舸是行进速度最快的战舰。
5.游艇。杜佑说：“游艇，无女墙，舷上置桨床，左右随大小长短，四尺一床，汁会进止、回军、转阵，其疾如风，虞候居之，非战船也。”这种游艇造型小，机动性强，主要用于军事侦察和舰船调度。
6.海鹘。杜佑说：“海鹘，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鹘之状。舷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鹘翅翼，以助其船，虽风涛涨天，免有倾侧。覆背上左右张生牛皮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此江海之中战船也。”海鹘所配备的浮版是一种特殊装置，遇到大风浪时，浮版能够从船体两侧平面伸出，使船体顿时展宽横面，保持平稳。这种舰船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能显示出独特的优越性。唐朝末年，淮南水军与湖南水军发生激战，湖南水军主将许德勋就曾“以梅花海鹘迅舸进”（注：《新唐书》卷一八八《杨行密传》。），取得了水战的胜利。
从上可见，唐代的舟船出现了若多种类型，以适用于各种用途。这说明，唐朝的造船行业能够设计并制造出各类舟船，并且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三、唐代造船技术的进步
唐代造船技术在许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其中之一便是船体的增大。
唐代船舶的载重量以“石”为计量标准。根据杜佑所述：“其船阔狭长短，随用大小，胜人多少，皆以米为率。一人重米二石”（注：《通典》卷一六○《水战具》。），如此看来，一只船能够载运多少石米，便决定了这只船的吨位容积。同时，载客也以此折算衡量。唐朝初年的舟船虽然大小不等，但用于江海运输的船，一般都可以载重数百石。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徐妃曾上书太宗，说明渡海运输的艰辛，其中有云：“一船致损，则倾数百之粮”（注：《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传》。）。可见，那时的海运舟船最少也能够载运数百石。到了盛唐时期，用于官方漕运的舟船，载重量都达到一千石。刘晏任盐铁使时，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注：《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用于内河航运。海运船只也大多以千石为标准，陈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注：《旧唐书》卷一九《懿宗纪》。）。这是晚唐时期的事情。
唐朝人已能够建造超大吨位的船舶。《唐国史补》卷下记载：“江湖语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天祐年间，荆南成汭，曾以“巡属五州事力，造巨舰一艘，三年而成，号曰‘和州载’。舰上列厅事洎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齐山’、‘截海’之名，其于华壮，即可知也。”（注：《北梦琐言》卷五。）其船体规模又不在俞大娘船之下。除“和州载”之外，成汭所造的其它战船“每舰载甲士千人，稻米倍之”（注：《资治通鉴》卷二六四昭宗天复三年。），载重量都在四千石以上。可见，唐朝后期的造船能力远远超过前期。
除了建造大型船舶之外，唐人还格外注重轻舟小艇的制作。这是因为，众多的小河细流航道被充分利用，同时，大船巨舫只能供给财力雄厚的富豪大贾，而广大居民只能购买或自造小型舟船，面对这些低消费的阶层，小型船的制造显得特别活跃。《能改斋漫录》卷六有云：“杜子美《最能行》云：‘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按扬雄《方言》：南楚江湖湘，凡船大者谓之舸。艓，小舟名，音叶，言轻如小叶也。”唐朝人多购买小型船只，以备自用，皮日休就曾“买钓船一，修二丈，阔三尺，施篷以庇烟雨”（注：《全唐诗》卷六一二《五贶诗》序。）。白居易有诗形容小型船：“小舫一艘新造了，轻装梁柱庳安蓬。深坊静岸游应遍，浅水低桥去尽通。”（注：《白居易集》卷二四《小舫》。）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扬州附近发现两条唐代木船，一条残长7.1米，宽0.64米；另一条残长6.3米，宽0.7米（注：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见《文物》1974年第5期，其他则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209页。），均是窄长型小船，宽度仅容一人就坐。皮日休《舴艋》诗：“阔处只三尺”（注：《全唐诗》卷六一一。），所描述的船体宽度与其不差上下，这可能就是唐代最为流行的小船了。这种小型船只窄长低矮，造价低廉，但航行自由，可以往来于窄水低桥之间，所以唐人又有“田中通舴艋”（注：《全唐诗》卷六一○皮日休《崦里》。）的诗句为之形容。
唐代的船舶制造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
1.水密舱的设计与完备。将船舱用木板隔成数间，予以密封，造船业称之为水密舱。江苏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全船分为9舱，舱房设有间隔板，结构紧固。扬州施桥镇出土的唐代晚期的两条木船，其中大船分为5个大舱和若干小舱，隔舱板与船舷榫接，隙缝处均用油灰填塞（注：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见《文物》1974年第5期，其他则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209页。）。水密舱的设置有两个优越性，一是一舱受损，其它舱房不致漏水，既保证了航行的安全，又便于及时抢修。第二，隔舱板横向支撑船体，增强了抗御侧向压力的能力。
2.船体结构方面使用了钉接榫合的先进联接工艺。上面提到的各地出土的唐代木船都同时采用了榫接和铁钉并用的联接法。如皋发现的唐代木船的船身用三段木料榫合而成，船舱及底部均以铁钉依次钉成人字缝结构，其中填石灰桐油，严密坚实。铁钉断面为方形，钉长16.5厘米，钉帽直径为1.5厘米。铁钉共分两排，上下交叉钉成，平均每排隔12厘米打入铁钉一根；上下两排交叉，相隔为6厘米（注：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见《文物》1974年第5期，其他则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209页。）。这种重叠钉合的工艺，造船行业称之为人字缝。用钉接榫合的方法联接船木，大大增强了船体的高强度，既使船木接合处在一种结合法受损的情况下，另一种结合体仍能起到固守作用。同时，船体如此结合，表面光滑，减少了航行阻力。
3.选用优质木材造船。唐人造船，尽量使用高品质的材料，其中有樟木、杉木和松木。《酉阳杂俎》卷一八说：“樟木，江东人多取为船。”《本草纲目》卷三四引唐人陈藏器《本草拾遗》：“江东
船，多用樟木。”如皋发现的唐代木船，其船面为松木，桅杆为杉木（注：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见《文物》1974年第5期，其他则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209页。）。
4.增加风帆的幅度，使舟船能够更有效地借助自然风力，加快行驶的速度。《唐国史补》卷下就记载：“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自白沙溯流而上。”
5.船底使用涂漆工艺。唐僖宗时，杜亚任淮南节度使，为迎办竞渡之戏，“乃令以漆涂船底，贵其速进”（注：《旧唐书》卷一四六《杜亚传》。）。船底涂漆，不仅能够减少水的阻力，增加航速，而且还起到了保护船材、防止腐烂的作用。
6.发明了新的动力推进装置。据《旧唐书》卷一三一《李皋传》记载，德宗时，李皋“常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这种舟船，增加了两个水轮，用人力转动，使之拨水前进，这种动力系统在中国造船史上还是首次使用。
总之，唐代的船舶制造技术在许多方面都有进步，舟船的体积大为增加，结构更加牢固，装置趋于完善，航速有所提高，其成就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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