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和诗的演变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和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古典诗坛上，和诗怎么写，中唐以前与其后，情形是大不相同的。中唐以前，从陶渊明到杜甫，和诗是和意不和韵的；中唐其后，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和诗一变而为和韵不和意，延续至明清，虽有和韵不和韵之争，却始终不再和意。
所谓和意，是指和诗作者从唱诗作者的角度立意为诗。因此理解和诗只能而且必须由原唱诗着手，从原唱诗作者角度着眼，否则无解。然而，清代学者对中唐以前的和诗笺解注释，误以中唐其后唱和诗的面目看待，认为古和诗就是作者自述己事，自抒己情，自写己意，完全撇开了和意的规定性，理解诗意只是就诗论诗，结果只能是牵强附会，弄错和诗意蕴。这一误解一直沿袭至今，学术界几乎无人注意到唐代和诗发生的演变对如何理解和诗具有的划时期的特殊意义。本文有感于此，略陈管见。
一、初盛唐唱和一仍六朝之制
从逯钦立校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通检，现存唐以前和诗约计400余首。这些和诗都是和意之作，特别是其中涉及具体情事的作品，理解时均需追寻原唱及其作者，弄清写作时间及其背景，以确定和诗的意旨。古代诗人唱和是有讲究的，不是乱来的，详细情形在这里不拟一一交待，只需强调指出：离开原唱及其作者释解，必然误解，甚至会闹出笑话来。
初、盛唐诗人学习借鉴的是六朝诗人追求形式美的成功经验。初唐诗坛上，庾信的影响就很大。盛唐诗坛名家辈出，也是跟多方面地取法六朝诗人分不开的。杜甫不止一次地谈过他的体会，特别到他晚年，回顾一生写诗实践，总结自己“转益多师”时，他所敬重的前代诗人名单里，六朝诗人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称誉对象。这是人们都很熟悉的。初、盛唐诗人唱和写诗，继承的是南北朝及隋代的体制，即和意而不和韵。明人胡震亨曰：“盛唐人和诗不和韵。”（《唐音癸签》卷三）清代黄生曰：“唐贤和诗，必见出和意。”（《杜诗说》）胡氏、黄氏的意见是对的。
结合具体诗作来看，也能说明问题。初唐诗人杜审言有一首《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诗，盛唐诗人王维、岑参、杜甫同时写了和贾至的《早朝大明宫》诗，《唐诗三百首》选了，时下的选注本也大都入选释注，名气很大，足可称为代表作。杜审言的和诗写的是“陆丞”惊春的感受，而不是说自己“因物兴感”（喻守真语）的情怀，王维等人的和作，也是在贾至原唱《早朝大明宫》诗的基础上附应一番。写贾至退朝后的情意，可不能理解成和诗作者各言自己早朝景事。王维、岑参、杜甫三人是盛唐诗坛上响当当的大诗人，他们同时写了和贾至的诗，已是安史之乱后，时在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所谓的盛唐已衰，处于一个转折时期。这就说明：南北朝和诗和意不和韵的体制，直至唐代宗大历以前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二、中晚唐唱和风靡的情形
唐代诗歌的数量，《全唐诗》收载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全唐诗外编》又搜辑到一千六百多首，总共五万多首。这五万多首唐诗，据笔者粗略统计，其中和诗有二千六百多首，约占唐诗总数的二十分之一。今存和诗较多的前十位诗人依次是：白居易（180首），陆龟蒙（170首），刘禹锡（147首），皮日休（71首），张说（58首），权德舆（57首），徐铉（54首），元稹（49首），韩愈（49首），卢纶（43首）。加在一起，有878首，占唐代和诗的三分之一，以上除张说一人是盛唐诗人外，其他均为中、晚唐诗人。
中、晚唐诗人写的和诗数量骤增，还可从当时唱和成集的载录里得以证实。根据《新唐书·艺文志》所录，唱和诗集竟有20多种①，都不是中唐以前的作品，可是，这些集子除了《松陵集》今存可见外，其他的均在明代或明以前，就失传不存了，当然，中、晚唐诗人所写唱和诗，不见得随着唱和集的失传而全部不存，今所见《全唐诗》、《全唐诗外编》各人名下所收入的作品，应该说有些就是原有集中里也有的；但是，不可否认，遗失是毫无疑问的，甚至是极为严重的。比如，裴均所辑两部唱和集（《寿阳唱和集》、《诸宫唱和集》）共三十卷，还有《荆潭唱和集》一卷也跟他有关，这其中必然有他本人写的不少和诗，然而他的作品竟一首无存。这种情形相信在其他人名下也会程度不等地有所反映。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唐代诗人所写和诗，特别是中唐以后唱和风靡时写下的和诗，有相当数量已不复可睹。现在我们统计的数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说明上述情形，意在提醒读者注意：中唐以后，唱和畸形繁荣，形成声势，诗人们乐此不疲，一踊而上，唱和之制出现新的变化，这将是必然的。
三、白居易等诗人从理论和实践上改造了和诗
唐王朝经过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社会的不景气局面每况愈下。至于文坛上，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韩愈推行古文运动。中唐其后，唐代诗文创作出现新的变化，跟白、韩二人有重要关系。不满意沿袭而用的创作方法，甚至不屑于充分估价初、盛唐文人的成就，急于要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创立崭新的创作机制，这是白、韩二人倡议的共同特点。他们有理论，有实践，周围各有不少拥护者、追随者，终于形成了气候，对中、晚唐诗文革新带来了无可否认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旧的唱和体制势必受到有力的冲击，出现相应的变化。
（一）白居易的唱和主张
中唐诗坛上盛传的“元和体”，主要是指白居易与元稹间往返而作的长篇酬唱诗，影响很大。对此，白居易极为自负：“满帙填箱唱和诗”，“句句妍辞缀色丝”（《酬微之》）；“海内声华并在身，箧中文字绝无伦”，“走笔往来盈卷轴”，“诗到元和体变新”（《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他在诗中自注曰：“予与微之前后寄和诗数百篇，近代无如此多有也”；“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很显然，“体变新”就是指长篇“元和体”。再请看元稹自述：
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辞，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自尔江湖间为诗者，复相仿效，力或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目为元和诗体②。这就是“元和体”的特征。要点是：用于唱和或赠答，次韵相排，长篇律诗；主角是白居易，元稹为配角。“以难相挑”，要想写得好，谈何容易！他人“仿效”而有“韵同意等”的劣作，就是证明。
但是，白居易、元稹所述仅为现象，他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主张呢？这很重要。白居易于元和五年(810)写给元稹的《和、答诗十首·序》里反映出他对唱和体的崭新观点：
……其间所见，同者固不能自异，异者亦不能强同。同者谓之和，异者谓之答。
在这段引文之前，白居易还介绍有关背景是：元稹外放江陵作官，白居易因公务（时为左拾遗）未及脱身相送，派人送去二十首新作诗；元稹到江陵后将自己路途中写的十七首诗寄给白居易，白居易一看，觉得其立意、措辞与以往诗章大异，于是他就这十七首里挑了十首，写成七首和诗、三首答诗，并发表了上述见解。关于这段话里的“同”“异”之分，陈寅恪先生以为“仿效沿袭即所谓同，改进增创即所谓异”③。这样解释似未必妥当。据白居易序文所称，同异是赞同不赞同的意思，是就彼诗与我诗的立意而言的，不是讲形式方面的同异问题的。立意相同的诗，写成了和诗；立意不相同的诗，写成了答诗。
“同者谓之和，异者谓之答。”这是十分新鲜的提法。白氏将立意的同、异与诗体的和、答挂起钩来，采取了一刀切的方法，简明扼要地加以判分。和诗是什么，和诗与答诗的区别在哪里，和诗、答诗怎么写，统统作出了回答。这是一大发明，与《文镜秘府论》里对和诗的解释④大相径庭。按照这一主张去写和诗，自陶渊明至杜甫其间所写和诗的传统要求，就得大幅度调整；尽管此前此后均以“和”诗名目，实际上是大异其趣的！
首先，和意变成了同意。和意固然有同意的成分在其中，但绝不仅仅是同意，或者说，仅仅同意不见得就是和诗。同题诗是同意的，能叫和诗吗？有许多答诗与赠诗也是同意的，能说这些答诗也是和诗，因而赠答诗也就是唱和诗吗？拟古体诗就是与古人诗同意同风格的，这些诗也能算成和诗吗？还有，自己昨天写的诗与今天写的诗，也难免是同意的，那么今天之诗就是昨天之诗的和诗了？按照白氏理论，显然同题、赠答、拟代都可以成和诗，自己还可以和一下自己的诗呢。后来，这些奇奇怪怪的“和”诗，还真的就出现了。这与白氏之论打开的这道缺口大有关系。
其次，和诗与答诗间截然有别的界碑被搬走了。和诗与答诗间最明显的区分标志，是写诗的角度。全诗如果不以原唱作者的角度写诗，即便意同，也只能是答诗，不能算和诗；全诗如果从原唱作者角度立意，写出的诗就是意有出入，情有他寄，照样是和诗，而不能称为答诗。问题就在于，中唐以后的和诗，统统改由作者自出，和不和仅在韵而已。这一历史性的大变动就跟白氏理论有关。白氏界碑立于中唐诗坛，当时及后代诗人、诗论家都是在白居易划定的圈子里周旋着，没有对他的这一主张提出过任何异议。直至今日，我们对和诗的认识，特别是对中唐以前和诗的理解，还是用的白氏主张。他的一刀切，几乎割断了历史！
最后，和韵乃至次韵成了最显眼的特征。前引白居易一段话里没有这层意思，这是从他与当时诗人们写作的和诗里很自然地得出的结论。这恐怕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吸取了早先大历诗人们酬唱的实践经验，有时尚方面迎合的考虑；二是新和诗仅仅明确同意似乎有不尽完善之处，出于区分和诗与他体的考虑。
白居易的唱和主张，大体如上。这一主张的革新意义，与他在《与元九书》里对诗歌创作的基本主张，精神是相通的，大刀阔斧的气魄也是一致的。其影响深远，可以等量齐观。只不过《与元九书》为世人注目，评论纷纭；而关于和诗的主张，潜移默化，人们接受了还不知是白居易作了手脚，始终被蒙在鼓里。
（二）元、白唱和之作
元稹、白居易之间唱和为诗，前后有二十多个年头，即元和元年(806)起，两人“同校秘书（省）”，“多以诗章相赠答”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至元稹去世(831)。所谓“元和（体）诗”主要是指他们之间的长篇次韵诗篇，其中既有赠答诗，也有唱和诗。
元、白早期唱和，即以上述《和、答诗》十首为例，除《思归乐》一诗唱和中和诗是依韵（同在“庚耕清青”韵）而外，其他九首，和也好，答也好，都没有和韵现象。但是，在出意与形制上有了明显的标识。以出意论，白居易的和诗是从个人角度大发议论的。比如：“我谓此山鸟，本不因人生。人心自怀土，想作思归鸣。……况始三十余，年少有直名。心中志气大，眼前爵禄轻。”（《和〈思归乐〉》）这与中唐以前的和诗面目迥异。以形制而言，篇制见长。《和〈思归乐〉》、《和〈阳城驿〉》均为76句，《和〈大觜鸟〉》有80句；最短的和诗（《和〈松树〉》、《和〈分水岭〉》也多达28句。元稹原唱也长，有152句的例子（《阳城驿》）。唱和诗写成这么长，一个明显的考虑就是逞强使韵，挑了某韵部，狠不得将其中所有韵字都入诗押一遍；中间绝不转韵，尽量不重出已韵之字。元、白二人唱和，不象在作诗，倒似在作韵。
更有甚者：元稹到江陵后，与上所举《和、答诗》唱和相隔不久，寄给白居易一首《梦游春》七十韵诗，押了“遇暮”韵，此韵部的韵字几乎被押尽了。白居易呢，回敬了一首《和〈梦游春〉》一百韵诗，增了三十韵，押的是“屋烛”韵，此韵部的韵字也被押得差不多了。唱和之间虽不和韵，却是以使韵务尽为特征而驰才竞胜的。
次韵相和的例子，在元、白前期唱酬诗也有。就在元和五年(810)间，元稹在江陵给白居易写了四首答诗、一首和诗。这首和诗题为《和乐天〈初授户曹，喜而言志〉》。唱和诗俱存，同为32句16韵；元稹次韵相和。白居易写了一首《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由长安寄送给江陵的元稹。元稹写答诗《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字韵〉》，竟能将白诗所用“支脂之”韵部一百字韵，“次排百韵”，“谓为工巧”（元诗序）。这虽是赠答诗，“韵同意殊”，但毕竟是长篇次韵诗，与上述四首答诗、一首和诗的情形相同。
再看二人后期唱和情形。长庆三年至大和三年(823-829)间，元稹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写了一首《春风投简（阳）明洞天作》诗一百句。白居易则有《和微之〈春日投简阳明洞〉五十韵》也是百句诗。元诗用“虞模”五十韵，白诗次韵相和。根据白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所称，元稹还寄给白居易四十三首“近作”，要求“继和”，而且看样子须得“依次用韵”，“乞不见辞”。白居易对此“大敌”“相困”的挑战，予以响应，写下这二十三首次韵和诗。除一两首短制外，多为长篇。
元稹于元和十二年(871)写过一组《生春》诗，计20首，每首均依次用“中”、“风”、“融”、“丛”四韵（“东”部韵）字；还有一组《遣行》十首诗，每首依次用“情”、“声”、“惊”、“行”四韵（“庚清”部）字。这实际上是自己次韵和自己的诗。他给白居易接连赠三首诗：《戏赠乐天复言》，《重酬乐天》，《再酬复言》。在《戏赠》题下注曰：“此后三篇同韵。”三诗依次用了“徂”（首句）、“孤”、“无”、“卢”、“湖”韵字，可谓次韵相赠。元稹还有一首《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诗，其中有句“次韵千言曾报答”；句下自注曰：“乐天曾寄予千字律诗数首，予皆次用本韵酬和。后来遂以成风耳。”可见，在次韵酬和方面，元和比白居易有过之无不及；白居易本人也有甘拜下风的表示，如《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中所言。
南宋初，张表臣评论道：“前人和诗，未始和韵。自唐白乐天为杭州刺史，元微之为浙东观察，往来置邮筒倡和，始依韵，而多至千言，少或百数十言，篇章甚富。”（《珊瑚钩诗话》卷一）其实，张氏此评未尽允当。元、白间唱和“依韵”在前期已多有所见，而且已有次韵之例；后期唱和不是“依韵”的问题了，而是“次韵”。
另外，还应该强调说明：“元和体”仅是元、白之间有意为之的产物，不见得当时所有诗人都在作“元和体”；即便是白居易，与其他诗人唱和时，也能看出和诗并不是以和韵为唯一标志的，他与元稹唱和诗中也有短制不次韵者。这一点似乎也不应忽略。
四、大历晚唐诗人的唱和情形
大历诗人在白居易前，晚唐诗人在白居易后。这前后两批诗人唱和的前呼与后应情形，对理解白居易的“元和体”是有意义的。
我们知道，一种写作风气的形成，一种理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必须有写作实践的示范启发，才有基础；同时，理论有了，风气开了，没有人响应，或者响应了仅仅是原地踏步，都不会成大气候，只能昙花一现。中唐其后，唱和由和意变为和韵，一直发展成长篇次韵的畸形状态，这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概括成三个阶段：大历是基础，元和定了调，晚唐大泛滥。明人胡震亨评曰：“至大历中，李端、卢纶野寺病居酬答，始有次韵；后元、白二公次韵益多；皮、陆则更盛矣。”（《唐音癸签》卷三）胡氏所言极是。
（一）大历诗人的前呼
大诗人杜甫死于大历五年(770)。他去世前后，诗坛上活跃着一班以年青诗人为主的创作队伍，这就是时人、后人所称的“大历十才子。”他们在一起唱和、赠答为诗“诗格初变”，为“升降之关”⑤。盛唐诗风向中晚唐过渡，就是从此开始的。
“大历十才子”中有和诗的计有：卢纶43首，李端11首，司空曙9首，钱起8首，耿伟6首，韩翃3首，崔峒1首⑥。共计81首。他们在唱和中没有标举次韵，次韵诗出现在赠答诗里。上面胡震亨所提“野寺病居酬答”，即指李端《野寺病居，喜卢纶见访》诗与卢纶《酬李端公〈野寺病居〉见寄》诗。李诗为七言八句，韵字依次出：阴（首句）、深、林、心、寻；卢诗次韵相答。
首先标举“次韵”的是“十才子”以外的同时诗人戴叔伦。他有《寄禅师寺华上人，次韵三首》诗，每首均五言八句，出韵字依次为：颠、连、泉、眠。这是三首赠诗，是自己次自己的韵，但题中明示出“次韵”字样，说明当时已有开始追求次韵的风尚。
大历诗人酬唱次韵，只在短诗中试验，如四句诗；稍长一点的篇制，不但不次韵，而且不和韵。如耿伟《元日早朝》诗与司空曙《和耿拾遗〈元日观早朝〉》诗，五言二十句，就各用各的韵。而且，大历诗人为诗多为短制，罕有长诗（卢纶有一首五十韵的酬答诗）。但是，无论如何，次韵出现了，元和以后的诗人们是要以此相难而唱和的。元、白很突出，已如前举。韩愈、柳宗元或“用韵”，或“次韵”⑦，题有所示，篇制日见其长，也是其例。诗风是逐渐演进的，演进是不完全自觉意识到的；倘一立论倡导，就成自觉行为。元、白是自觉的，有意识的。
（二）晚唐皮、陆唱和次韵成后应
晚唐皮日休、陆龟蒙唱和、赠答的诗里，几乎篇篇次韵。这恐怕是白居易始料不及的。据皮日休《松陵集·序》所称，他也很不满六朝诗、盛唐诗，与白居易目空一切的口气差不多，但他没提白居易，倒举了温庭筠、李商隐的成就；他与陆龟蒙相许，要与温、李较量一番。于是二人废寝忘食，一年时光写下658首诗，想以此昭示后人：“诗之道止于斯而已”。《松陵集》也学白居易之法，分体类编，体有四：往体，今体，杂体，联句问答。这是纯然以形式来区分的。其实，看看皮、陆之作，完全可简化成二体：寄赠诗与酬和诗。特点只有一个：次韵。详细情形，无需多讲。
晚唐诗人唱和，在皮、陆影响下，不但次韵，而且倒次韵（如吴融）；不但和韵，而且又和、再和、重和（如韩、徐铉等），自和（如陆龟蒙、王周等），和赠和（如夏鸿），追和乃至和古人诗（如唐彦谦和陶诗，僧人无可和江淹诗等）。名目之繁杂，唱和几成儿戏。被后世批评的苏轼、黄庭坚所谓次韵、和古人诗之弊，其实是从晚唐批发的，不是他二人首创的⑧。
五、几点认识
通过上述简略介绍，我们对唐代和诗的基本面貌及其变化情形，大体有了一点认识。这里，我想提出以下几点看法，供参考。
第一，中、晚唐和诗的显著特征是和韵不和意。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的衰弱与盛唐诗人高度的创作成就，对中、晚唐诗人的影响都很重要。鉴于前者，他们有机可乘；鉴于后者，他们只好另辟蹊径。诗文革新的同时，否定传统的思路与实践是一致的。后世看来是失败的尝试，当时介入其中却自鸣得意。唱和之制一反既往，由和意转为和韵，诗人们感到摆脱了旧的束缚，发现了新的天地，跃跃欲试，一显身手，相互效仿，遂成风尚。
第二，东晋末迄于盛唐，和诗定作中出现的种种变化，为中、晚唐和诗体制的转化提供了充足的条件。例如，“同”诗可出己意，应制诗附应圣上之意，韵、联句唱和等导致韵同，僻韵、转韵等有意追求，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使得原先遵守的和意不和韵的严格规定，受到了削弱，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尽管这些情况只出现于个别场合或特殊的背景下，可是一旦碰到革新的形势，就会成为新体制的借鉴依据。中唐诗人从中受到了启发，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白居易是个关键人物。他既有主张、又与元稹一起长篇次韵赠答、唱和，确立了唱和的新体制。
第四，唱和次韵是从“元和体”出现后开始的。大历诗人次韵作诗，既不很自觉，又多见于赠答诗里，影响不大，只能算是前奏。至于中唐以前，不存在次韵唱和的问题；既便有同用韵现象，多跟赋韵作诗有关，还有压强韵、同题联句或者不意相犯等因素在其中，不可据此追潮得太没边际，甚至以为南朝人就有次韵现象，那是没有根据的。宋人张表臣、严羽，明人徐师曾、胡震亨、都穆、清人庞垲、乔亿等诗论家，在他们各自的诗话著作中，都屡屡强调指出，次韵唱和是从元、白开始的，古人（包括盛唐诗人）赓和，“不闻其和韵”（徐师曾语），更不用说次韵了。
第五，和韵诗害人不浅，误人也不浅。南宋严羽指出：“和韵最害人诗。”清人李重华专就次韵诗发表评论，以为：
次韵一道，唐代极盛时，殊未及之。至元（稹）、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因难见巧，虽亦多勉强凑合处。宋则眉山（即苏轼）最擅其能，至有七古长篇押至数十韵者，特以示才气过人可耳。……盖次韵随人起倒，其遣词运意，终非一一自然，较平时自出机杼者，工拙正自判然也。近世胸中元未有诗，藉以藏拙，故离却次韵，不复能为倡和⑨。
这段话说得十分全面、中肯。追求次韵，诗中遣词运意失去了自由，得“随人起倒”，做出的诗不是“见巧”，就是“藏拙”；“见巧”之作不过“示才气过人”，“藏拙”之作是硬作出来充数的押韵文字游戏。
害人之处如上，今人亦未尝不知。然而，误人之处也需披示，今人知之不多。
和韵唱和到了宋代，苏轼、黄庭坚推波助澜，“遂成艺林业海”⑩，诗中有，词中亦有，面目更形狰狞。苏、黄以后，也还有人在作。但是，诗人们渐渐觉得这样唱和写诗是不行的，力图扭转此风。怎么扭转，却无人出来说话，于是诗人们唱和时，什么样的花样都有：有和韵的，有不和韵的；有同其意、反其意的，也有劝答、讨论的。独独没有和意的。诗论家也懵然不知什么叫唱和，中唐以前的和诗该如何去解。因此，写诗唱和者随人而异，和什么，怎么和，并不明确，实际上与作诗毫无二致；作笺下注，释古人和诗者，则均以为和诗在写作者自己，说明已对中唐以前和诗之制一无了解。这一误解，一直沿袭至今，注释、赏析，不明原意，在那里乱猜测。
最后，概括一下和诗演变的大轮廓：东晋末陶渊明起，至盛唐末杜甫止，和意不和韵；中唐起，延至宋代，元、白，皮、陆，苏、黄，和韵不和意；明清以降，不求和韵也不和意。这三个阶段的和诗，又可分为前后二期：中唐以前与其后。明清以降的和诗，实际上只是对元、白至苏、黄的和诗加以修正的产物，二者可合在一期。
和诗写作的实践已不可扭转，既成事实必须接受，出现变化这很自然，改造原来的体制也无可厚非。中唐以后大量的和诗，不见得就都没写好，在意与韵的结合中，不但有见巧之作，而且也有真情实意的佳品，其艺术价值也有远比中唐以前更见精彩者。这也应该充分估，自不在话下。不过，这就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了。
注释：
① 这些唱和集有：《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二卷，《断金集》一卷（李逢吉、令狐楚唱和），《元白继和集》一卷（元稹、白居易），《三州唱和集》一卷（元稹、白居易、崔玄亮），《刘白唱和集》三卷（刘禹锡、白居易），《汝洛集》一卷（刘禹锡、白居易），《洛中集》七卷（令狐楚、刘禹锡），《彭阳唱和集》三卷（令狐楚、刘禹锡），《吴蜀集》一卷（刘禹锡、李德裕），裴均《寿阳唱和集》十卷（渚宫唱和集）二十卷，《岘山唱咏集》八卷（颜真卿？刘全白？），《荆潭唱和集》一卷（裴均、杨凭），《盛山唱和集》一卷（韦处厚、元稹等十人），《荆夔唱和集》一卷，僧广宣与令狐楚唱和一卷，《名公唱和集》二十三卷，《汉上题襟集》十卷（段成式、温庭皓、余知古），《松陵集》十卷（皮日休、陆龟蒙），僧灵彻《酬唱集》十卷（大历至元和中名人），《唐名贤唱和集》二十卷。另外，元稹还编成过《元白往还诗集》、《因继集》，是他与白居易间唱和的作品，《新唐书·艺文志》未著录，从他俩今存书、序文可知。
② 《旧唐书·元稹传》引《自叙》文。此文是呈送给宰相令狐楚的。
③ 《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
④ 《文镜秘府论·地卷·八阶》：“和诗阶……梁墨之辞不异，述怀之志皆同，彼此宫商，故称相和。”
⑤ 《四库全书总目·钱仲文集》提要。
⑥ 关于“大历十才子”，以姚合《极玄集》记载为据。另三人为：吉中孚，苗发，夏侯审。
⑦ 韩愈诗《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六十句；柳宗元诗《奉和杨尚书郴州追和故李尚书〈夏日登白楼〉十韵之作，依本诗韵次用》，二十句。
⑧ 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三：“和古人诗，起自苏子瞻。……（苏轼）和渊明之诗，藉以自遣尔。”这个批评不完全符合实际。
⑨ 《贞一斋诗说》三一条。
⑩ 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和诗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