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流动性、拒绝敏感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文 植1，张笑笑1，赵 显2
(1.深圳大学心理与社会学院，深圳 518060；2.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北京 100875)
摘 要： 为了从社会生态学的视角探讨预测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因素、考察拒绝敏感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揭示高关系流动的社会环境对心理健康可能的积极作用，以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幸福感等为测量工具，对成人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关系流动性可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拒绝敏感性在关系流动性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关系流动性能预测个体的低拒绝敏感性，进而预测更高的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 关系流动性；主观幸福感；拒绝敏感性
1 引言
1.1 主观幸福感的有关研究概述
作为评估人类心理健康的标志，主观幸福感一直都是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近年来党的执政理念从“经济导向”转变为“幸福导向”，更加强调了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性。主观幸福感(Subject Well-being，SWB)是指人们对其生活的认知及情感评价，也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Diener，Oishi，& Lucas，2003；Diener，Suh，Lucas，& Smith，1999)。了解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及影响因素能够促进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于演讲和新闻播报等口头表达形式，口语交际因其交流主体在时空上的独特性而呈现以下特征：动态性、互动性和随意性。
有关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及影响因素得到了广泛的研究。这些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社会经济地位等客观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和影响，例如良好的经济收入能够预测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Andrews & Withey，1976；Sacks，Stevenson，& Wolfers，2010；Zhao，2012)，尤其是相对收入的增加可以提高主观幸福感(Chang，2013)；二，人格特质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例如积极的归因风格能够通过乐观的特质来预测主观幸福感(Zhang et al.，2014)，情绪稳定性与外向型人格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Shang & Kim，2013)，具有害羞特质的大学生比不害羞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更低(Zhao，Kong，& Wang，2013)；三，行为改变能够促进主观幸福感，例如正念的练习(Xu，Oei，Liu，Wang，& Ding，2016)；四，家庭或他人的影响也能够促进主观幸福感，例如良好的教养方式(Wang & Jiang，2016)和社会支持(Siedlecki，Salthouse，Oishi，& Jeswani，2014；Tian，2016)可以提高主观幸福感的水平。这些因素都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主观幸福感的理解。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主观幸福感还会受到人们与所处环境互动过程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性大大增强，有一些领域内的流动性已被验证与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存在着相关。例如，与职业固定的员工相比，被雇主要求每两年进行职业流动的员工对家庭、生活和婚姻都更加满意(Brett，1982)。又如，童年时期的搬家次数与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Oishi & Schimmack，2010)；搬家次数越多的儿童，越有可能在高中辍学、在成年后收入更低，并且寿命更短(Tønnessen，Telle，& Syse，2016)。此外，在居住地流动性较高的社区，人们患精神分裂、重度抑郁和药物滥用的几率也更高(Silver，Mulvey，& Swanson，2002)。由此可见，人们与环境的互动过程能够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
1.2 关系流动性的有关研究概述
关系流动性(relational mobility)是指在所属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结束旧的人际关系的难易程度(Yuki et al.，2007)。全球化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口的流动和人际关系的改变，而人际关系可能或实际的变化都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和行为过程(Falk，Heine，Yuki，& Takemura，2009)。因此，在当前高社会流动的发展背景下，关系流动性对人的心理行为的影响极具研究价值。
对关系流动性的研究一般基于社会生态学的取向(social-ecology approach)(Oishi & Graham，2010)。因此，关系流动性强调个体所处的周围环境的状况(Schug，Yuki，Horikawa，& Takemura，2009)，也经常用于解释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心理与行为的差异。例如，关系流动性可以解释东西方文化背景下朋友之间相似性的差异：虽然不同文化下的被试都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相似的朋友，但美国被试(高关系流动性)与朋友的相似程度高于日本被试(低关系流动性)与朋友的相似程度(Schug et al.，2009)。又如，关系流动性能够解释人们在恋爱关系中的热情程度，并预测承诺行为的差异：美国被试(高关系流动性)对伴侣的热情程度比日本被试(低关系流动性)更高，这种高程度的热情可以增加人们对伴侣的承诺行为(Yamada，Kito，& Yuki，2017)。此外，与美国人(高关系流动性)相比，香港人(低关系流动性)对朋友的态度更加谨慎，更容易意识到敌人的存在并感到担忧(Li，Adams，Kurti
，& Hamamura，2015)，并且表现出对敌人更多的关注和接近的渴望(Li，Masuda，& Lee，2018)。
3GPP D2D标准化小组认为，用于设备发现的资源应利用蜂窝网络系统的上行链路资源，其将原网络系统的上行链路资源划分为相互正交的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蜂窝用户，时域长度为Tc；另一部分(称为发现区域(DZ))用于D2D设备发现，时域长度为Td。假设每个通信周期包含N个DZ，每个DZ包含R对资源。资源以成对的方式配置用于发送信息与接收对方的回复信息。由于考虑的是网络出现故障或者无线环境质量较差的情况，因此，如果此时列车可能无法与基站进行正常通信，则可以提高DZ的时间占比，占用部分蜂窝用户资源以抬高车车通信的容量。
内网安全的威胁与外网安全的威胁相比，涉及的点面更广泛，即假设内网网络中的任何一个终端、用户和网络都是不安全和不可信的，威胁既可能来自外网，也可能来自内网的任何一个节点上。所以，在内网安全的威胁下，需要对内部网络中所有组成节点和参与者进行细致管理，实现一个可管理、可控制和可信任的内网。
1.3 拒绝敏感性的有关研究概述
在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上，一些早期的研究重点关注人们对他们生活的感受和想法，因此，相应地考察了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积极情绪(Positive Affect)和消极情绪(Negative Affect)三方面的内容，并明确指出，这三方面的内容是相互独立的。例如，积极的情绪并不等于更少的消极情绪(Andrews & Withey，1976；Lucas，Diener，& Sub，1996)。Diener等(2009)在后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提出了主观幸福感的三个测量成分：积极与消极体验(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rience)、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以及积极思维(Positive Thinking)，这一测量方法也受到了后来研究者的广泛认可。由此看来，若想得到主观幸福感的稳定的预测及影响因素，有必要在研究过程中选用全面的测量指标来进行考察。
拒绝敏感性是指对被重要他人拒绝所产生的焦虑性预期、易于感知和过度反应(Downey & Feldman，1996；Downey，Mougios，Ayduk，London，& Shoda，2004)。大量研究结果表明，东亚人比北美人表现出更多的拒绝敏感性(Garris，Ohbuchi，Oikawa，& Harris，2011；Yamaguchi，Kuhlman，& Sugimoriet，1995)。研究者们试图从社会生态学的视角来解释这一差异：在关系流动性低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有更少的机会去结识新的人和自主地选择交往的对象或群体，人际交往结构更为稳定。因此，在关系流动性低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希望能够避免被他人或群体所拒绝，因此更关心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并对他人的评价更为敏感，拒绝敏感性的水平也就更高(Sato，Yuki，& Norasakkunkit，2014)。而在高关系流动性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有大量机会获得新的人际交往机会，即便受到他人或群体的拒绝，也能够顺利地寻找到其他的交往对象和群体。因此，当关系流动性水平更高时，人们对被他人或群体拒绝的关注程度相对更低，拒绝敏感性的水平也就更低(见Yamagishi，Hashimoto，& Schug，2008)。
(4)积极思维量表(Positive Thinking Scale，PTS)。由Diener等(2009)编制，该量表由22个条目组成(如“我经常把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采用7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被试对自己或整个世界的态度更积极(Cronbach’ s α=0.83)。
问题提出和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为探讨关系流动性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及拒绝敏感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假设：关系流动性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拒绝敏感性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关系流动性水平越高，拒绝敏感性水平越低，进而主观幸福感水平也就越高。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通过“问卷星”收集了318名(m =29.26岁，s =7.37岁，年龄范围：18到57岁)成年人自愿接受调查者的数据，其中男性为120名，占37.7%，女性为198名，占62.3%。
更重要的是，关系流动性能够正向预测积极的心理与行为表现。与高关系流动性相比，低关系流动性社会环境下的被试报告了更少的朋友以及更谨慎的人际关系(Adams & Plaut，2003)。与低关系流动性的情况相比，高关系流动性情况下的被试的自我提升水平更高(Falk et al.，2009)、对朋友的自我暴露程度更高(Schug，Yuki，& Maddux，2010；Zhang & Li，2014)、自尊水平更高(Sato & Yuki，2014)、一般信任水平更高(Thomson，Yuki，& Ito，2015；Yamagishi & Yamagishi，1994；Yamagishi，2001)、有更多的对亲密关系的承诺行为(Yamada et al.，2017)，以及更多保持独特性的愿望(Takemura，2014)。除此之外，关系流动性还能调节自尊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比起大学二年级(关系相对稳定)的学生，大学一年级(关系相对多变)的日本学生表现出的自尊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更高(Sato & Yuki，2014)。由此可见，高关系流动性能够预测人们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进一步认为，高关系流动性同样也可能预测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
2.2 测量工具
2.2.1 主观幸福感量表
南昌光明自动制样机四代产品GM/HMZZX-400对于弃料暂存问题已能够解决，丰城电厂南昌光明自动制样机已加装弃料暂存装置，并通过控制电脑决定弃料的留、存。
可以认为，关系流动性能够预测主观幸福感：那些能够接触到更多人、能够自主选择与哪些人成为朋友的个体，更可能不担心被他人或群体拒绝，在人际关系中有更少的交往焦虑，进而预测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因此，引入了拒绝敏感性(rejection sensitivity)这一变量，来解释关系流动性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2.2.2 关系流动性量表
一个中心指的是职业岗位任职要求；两个基地指的是学校和医院实训基地；三大特点指的是院校结合工学交替、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化；四大坚持指的是坚持院校共建，坚持工学结合，坚持岗位分析，坚持能力培养；五种方法指的是五种教学方法与手段。
(1)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由Diener等(1985)编制，该量表由5个条目组成(如“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生活接近我想过的生活。”)。采用7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被试的生活满意度越高(Cronbach’ s α=0.86)。
采用 Yuki等(2007)编制的关系流动性量表(Relational Mobility Scale，RMS)。该量表由12个条目组成(如“他们有很多机会结识新朋友。”“即使离开会更好，人们通常也没有选择，而不得不待在他们不喜欢的圈子里。”(反向计分))，采用7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个体感知到的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关系流动性水平越高(Cronbach’ s α=0.84)。
(3)心理幸福感量表(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cale，PWB)。由Diener等(2009)编制，该量表由8个条目组成(如“我的生活是有意义、有目的的。”)。采用7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被试拥有更多的心理资源和优势、心理幸福感水平越高(Cronbach’ s α=0.90)
一些研究结果也表明，拒绝敏感性能够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首先，更高水平的拒绝敏感性能使个体更难建立亲密关系并降低幸福感(Hafen，Spilker，Chango，Marston，& Allen，2014)。其次，相较于没有获得最终聘用机会的实习大学生，那些获得聘用机会的实习大学生具有更多的积极情绪和更少的消极情绪，而拒绝敏感性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相较于拒绝敏感性水平低的大学生，拒绝敏感性水平高的大学生在没有获得聘用机会时会表达出更少的积极情绪(Cormier & Drewery，2017)。第三，当面对由伴侣提出的分手时，高拒绝敏感性者有更高的抑郁水平(Ayduk，Downey，& Kim，2001)。此外，儿童前期的拒绝敏感性水平可以预测他们在后来的更高的攻击性水平、更多的人际交往问题及学业成绩的下降(Downey，Lebolt，Rincón，& Freitas，1998)。同时，一项拒绝敏感性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元分析结果表明，高拒绝敏感性与较高水平的抑郁症、焦虑、孤独、边缘型人格障碍和躯体变形障碍有显著相关(Gao，Assink，Cipriani，& Lin，2017)。由此，我们推测拒绝敏感性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
咳嗽变异性哮喘易引发慢性哮喘，由于该病缺乏典型的哮喘症状，临床上易出现误诊[1]。目前，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多以吸入性激素和β2受体兴奋剂为主，但疗效不理想且复发率较高[2]。舒利迭是糖皮质激素和长效吸入型β受体激动剂的复方制剂，在哮喘性疾病的治疗中应用较多[3]。异丙托溴铵是有抗胆碱能作用的四价铵化合物[4]。本研究旨在探讨舒利迭联合复方异丙托溴铵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为了能够全面考察关系流动性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获得稳定的结果，在Diener等(2009)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方法重新界定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生活满意度量表来丰富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并希望能够通过选取全面的测量指标，来共同验证变量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所采用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工具如下：
(2)积极与消极体验量表(Scal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rience，SPANE)。由Diener等(2009)编制，该量表共分为积极感受(Positive feelings)(Cronbach’ s α=0.94)和消极感受(Negative feelings)(Cronbach’ s α=0.91)两个部分，每个部分有6个词汇(如“愉快的”、“悲伤的”)。采用7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被试体验到的积极情绪、消极情绪越多。
2.2.3 拒绝敏感性量表
采用Downey和Feldman在1996年编制的拒绝敏感性量表(Rejection Sensitivity Questionnaire，RSQ)。该量表由日常生活中需要重要他人帮助的18个情境构成(如“课后，你告诉老师还有一些问题没听明白，你问他能不能帮你解答。”)。被试需要对每一种情境在两个维度上进行评定：一是对在该情境中被拒绝的焦虑程度(采用7点计分，1=“完全不担心”，7=“完全担心”)，得分越高表示被试对被拒绝的焦虑程度越高(Cronbach’ s α=0.92)；二是对该情境中他人同意自己要求的预期结果(采用7点计分，1=“完全不可能”，7=“完全可能”)，得分越高表示被试认为他人同意自己要求的可能性越高(Cronbach’ s α=0.91)。拒绝敏感性得分的计算方法为被拒绝的焦虑程度×(8-同意要求的预期程度)(Downey & Feldman，1996)。
定义2[1](数列的极限)设｛an｝为数列，a 为定数。对任意给定的正数ε，总存在正整数N，使得当n＞N时有|an-a|＜ε，则称数列｛an｝收敛于，定数 a 称为数列｛an｝的极限，并记作。
2.3 施测程序
通过问卷星样本服务，选取成年人自愿者为研究对象，被试在问卷星网站上进行问卷回答。问卷作答前告知被试研究目的及作答要求，问卷回答程序设定被试不能够漏答。
心智的体验性原则认为心智从本质上讲是体验性的(The mind is inherently embodied)，与心智相关的范畴、概念、推理等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镜像反映，而是在我们身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并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被理解。概念通过体验(embodiment)，特别是通过感知和肌肉运动能力获得意义。”［3］497这就产生了认知语言学的一个普遍共识:语言和现实之间不是直接联系的，二者之间存在认知和概念这一中间层，语言所反映的现实并不是客观现实本身，而是人的认知所反映的现实，因而语言现实和客观现实本身不是完全对应的。
3 结果与分析
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结果显示，在未旋转情况下，一共有23个因子的特征值不小于1，且第一个因子能解释25.61%的变异量，小于临界标准40%。这表明共同方法偏差效应在本研究中并不明显。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在考察了各变量间相关关系(见表1)的基础上，采用了Bootstrap检验的方法(Shrout & Bolger，2002)，利用PROCESS(Hayes，2017)，检验了关系流动性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以及拒绝敏感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表明：(1)拒绝敏感性在关系流动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关系流动性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显著，拒绝敏感性的间接效应显著(Effect=0.12，SE=0.03，95%CI[0.07，0.20])，即关系流动性越高、拒绝敏感性越低，生活满意度就越高；(2)拒绝敏感性在关系流动性与心理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关系流动性对心理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显著，拒绝敏感性的间接效应显著(Effect=0.13，SE=0.03，95%CI[0.08，0.19])，即关系流动性越高、拒绝敏感性越低，心理幸福感就越高；(3)拒绝敏感性在关系流动性与积极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关系流动性对积极情绪的直接效应显著，拒绝敏感性的间接效应显著(Effect=0.19，SE=0.04，95%CI[0.12，0.28])，即关系流动性越高、拒绝敏感性越低，积极情绪水平也就越高；(4)拒绝敏感性在关系流动性与消极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关系流动性对消极情绪的直接效应显著，拒绝敏感性的间接效应显著(Effect=-0.20，SE=0.04，95%CI[-0.28，-0.12])，即关系流动性越高、拒绝敏感性越低，消极情绪水平也就越低；(5)拒绝敏感性在关系流动性与积极思维之间起中介作用：关系流动性对消极感受的直接效应显著，拒绝敏感性的间接效应显著(Effect=0.08，SE=0.02，95%CI[0.05，0.12])，即关系流动性越高、拒绝敏感性越低，积极思维水平也就越高。根据以上结论可以得出，关系流动性能够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其中拒绝敏感性起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关系流动性水平越高，拒绝敏感性水平越低，进而主观幸福感水平也就越高(见图1)。
表 1关系流动性与各变量的相关( N = 318)
注：*表明p <0.05；**表明p <0.01。其中1=关系流动性；2=拒绝敏感性；3=生活满意度；4=心理幸福感；5=积极情绪；6=消极情绪；7=积极思维；8=主观幸福感。
图 1关系流动性、拒绝敏感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变量关系图
4 讨论
4.1 关系流动性与主观幸福感
研究结果表明，关系流动性能够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拒绝敏感性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了多种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工具，选取中国的成人样本，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一效应的可靠性。本研究验证了关系流动性能够负向预测拒绝敏感性，符合以往的研究结果(Luo & Li，2017；Sato，Yuki，& Norasakkunkit，2014)。这一结果表明，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如果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和自由性去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交往的对象或成为某群体的成员，那么人们担心被他人拒绝的焦虑程度也会随之降低。此外，拒绝敏感性能够解释关系流动性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表明了人际关系环境能够通过心理状态进而预测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反映了人际关系环境的重要性。
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人际环境的变化。在高流动性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关系网络也变得更多元、更不稳定。这一现象所产生心理层面的影响，在近年来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这主要集中在对关系流动性的研究上。本研究结果表明，关系流动性能够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提示了高关系流动性对促进心理健康的可能的积极作用，这也符合以往高关系流动性能够增加积极的心理体验的研究结果(Falk et al.，2009；Sato & Yuki，2014；Takemura，2014；Yamagishi & Yamagishi，1994；Yamagishi，2001)。
4.2 展望
未来可以探究更多的解释途径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关系流动性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例如自我构念水平；此外，与西方文化相比，东方文化的社会中(例如，日本)的关系流动性水平更低(Falk et al.，2009；Schug et al.，2009；Sznycer et al.，2012；Wang & Leung，2010；Yuki et al.，2007)，而选取中国成人样本所得到的关系流动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是否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仍然成立，值得未来的研究进一步考证。最后，本研究所采用的观测指标测量方法是西方文化背景下发展而成的经典的主观幸福感量表(Dinner et al.，1999；Dinner et al.，2003)，反映了个体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整体认知评价，强调个人体验。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主观幸福感的内涵理解存在差异(Diener & Suh，2000；Kitayama & Markus，2000)。例如，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自我的建构更加强调与他人的关系、强调人际和谐和群体目标(Markus & Kitayama，1991)。因而，主观幸福感很大程度上不单反映在个人的体验，还可能反映在积极的与重要他人的关系(Uchida，Norasakkunkit，& Kitayama，2004)(例如，亲密关系)上。因此，未来在东方文化背景下考察关系流动性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及影响时，还应将与重要他人的关系满意度作为测量指标进行一并检验。
5 研究结论
关系流动性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拒绝敏感性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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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Mobility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
Wen Zhi1，Zhang Xiaoxiao1，Zhao Xian2
(1.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60；2.Department of Psycholog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Abstract ：Subjective well-being(SWB)is an important predictor of life quality.The aim of the current study was examining the predictors of SWB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al mobility，and verifying the role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The sample in this study consisted of 318 adults.The results showed that：(1)Relationship mobility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s subjective well-being.(2)Rejection sensitivity serves as mediator between relationship mobi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In particular：high relationship can predict individual’s lower level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which in turn predicts a higher leve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s that social cultural environment is associated with SWB，revealing the potential positive impact of a highly mobile social environment on mental health.Future studies can further test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onship mobility and SWB.
Key words ：relationship mobility；subjective well-being；rejection sensitivity
中图分类号： B8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84( 2019) 02-0179-0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600912)。
通讯作者： 张笑笑，E-mail：zhangxx@szu.edu.cn。
标签：关系流动性论文; 主观幸福感论文; 拒绝敏感性论文; 深圳大学心理与社会学院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