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浙东和湖州文人集团的形成和诗歌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东论文,湖州论文,大历论文,文人论文,集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唐代宗大历前期，文学之士集中于江东者甚众，先后形成以浙东和湖州为创作中心的两个文人集团。他们以诗会友，联句唱和，创作十分活跃，影响也极为深远。浙东文人集团的创作成果主要集中于《大历浙东联唱集》，此书大概亡佚于南宋末年。《唐诗纪事》卷四七谢良辅等人名下收其唱和诗24首、联句1首；《会稽掇英总集》卷十四收联句12首，又卷十五收偈一组11首；《全唐诗》卷七八九据宋刻唐人别集收联句3首。除去重复，共存唱和诗24首、联句14首、偈11首。湖州文人集团的创作成果被编为《吴兴集》，也佚。《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颜真卿《吴兴集》十卷，其实非一人所作。殷亮《颜鲁公行状》：“此外饯别之文及词客唱和之作又为《吴兴集》十卷”（《全唐文》卷五一四），可知为颜真卿在湖州与诸文士联唱之诗歌总集。其中作品残存于《颜鲁公集》及皎然《杼山集》。《全唐诗》卷七八八于颜真卿名下收联句21首，《全唐诗补逸》卷十七据《颜鲁公文集》补一首。另外，颜真卿与张志和等唱和之《渔歌子》当也在内，惜只存张作5首。其他便看不到了。不过，通过这些残留的作品以及其他记载，仍然可以研究上述两个文人集团诗歌创作活动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首先，环境于这两个文人集团的形成和创作有极大影响，它包括自然地理的、人文的、或两相交融的诸方面。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自然山水是启发文思的源泉，人文环境则影响作家的精神情趣。越州山水向来以秀美著称于世，这里有镜湖、剡溪、若耶溪诸水，秦望、射的、石帆、石匮诸山，还有禹庙、云门、法华等著名寺院。《世说新语·言语》载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顾野王《舆地志》则载：“山阴南湖赏带郊郭，若镜若图，故王逸少（羲之）云：‘山阴路上行，如在镜中游。’”（《能改斋漫录》卷八引）这些名士的激赏更加为越中山水增加了美色。浙东联唱的诗题就有法华寺、云门寺、镜湖、若耶溪、五云溪等，可见越中山水胜景为浙东文人集团的诗歌创作活动提供了多么理想的环境。
越中又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历史上著名人物如大禹、勾践、秦始皇、王羲之、谢安、谢灵运等，都与越中有联系，留有许多动人的传说与历史遗迹。浙东联唱《征镜湖故事》联句，便历数葛洪、郑弘、秦皇、大禹、梅福、王羲之、王献之、谢安、王徽之等人的故事。王羲之兰亭宴集、谢安东山高卧，历来就为文人所津津乐道，何况这些事就发生在越中呢！皎然《兰亭古石桥柱赞序》：“山阴有古卧石一枚，即晋永和中兰亭废桥柱也。大历八年春，大理少卿卢公幼平诏祭会稽山，携至居士陆羽，因而得之。生好古者，与吾同志，故赞云。”一块兰亭废桥柱之石竟对他们有如此吸引力，正好说明他们对晋士人的仰慕之情。姚宽《西溪丛语》卷上：“后大历中，朱迪、吕谓（渭）、吴筠、章八元等三十七人，经兰亭故池联句，有‘赏是文辞会，欢同癸丑年’之句，必有此事也。”浙东联唱《经兰亭故池联句》今存，首云：“曲水邀观处，遗芳尚宛然”，可见浙东诗会远承兰亭宴集的馀绪，越中地区的历史文化对这个文人集团的巨大影响。
湖州的山水风景同越州一样著名，境内名山水也很多，特别是岘山与霅溪最负盛名。湖州岘山与襄阳岘山同名，襄阳岘山则是与羊祜等历史名人联系在一起的。颜真卿《湖州乌程县杼山妙喜寺碑铭》记皎然语：“昔庐山东林谢客有遗民之会，襄阳南岘羊公流润甫之词，况乎兹山深邃，群士响集，若无记述，何以示将来？”可见他们是以当年羊祜登临比拟今日杼山胜会。湖州胜迹亦不胜数，颜真卿《杼山妙喜寺碑铭》：“其山胜绝，游者忘归，前代亦名稽留山。寺前二十步跨涧有黄浦桥，桥南五十步又有黄浦亭，并宋鲍昭送盛侍郎及庾中郎赋诗之所。其水自杼山西南五里黄檗山出，故号黄浦，俗亦名黄檗涧，即梁光禄卿江淹赋诗之所。”最著名的地方当是柳恽赋诗之白蘋洲。皎然《南池五首诗序》：“余草堂在池上洲，昔柳吴兴诗‘汀洲采白蘋’，即此地也。”颜真卿为湖州刺史曾于此作八角亭，后李词、杨汉公亦于此作亭。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五：“吴兴岘山去城三里，有李适之窪尊在焉。”颜真卿等《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即为此而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湖州物产丰富，酒有乌程若下，茶有顾渚紫笋，皆闻名天下。茶或酒为文士宴集须臾不可缺者，有名酒名茶佐兴，诗情文思就更如泉涌了。
浙东文人集团的形成，与鲍防的结纳有极大关系。鲍防是这个团体的领袖人物。《旧唐书·鲍防传》：“善属文，天宝末举进士，为浙东观察使薛兼训从事。”薛兼训宝应元年(762)至大历五年(770)为浙东观察使，鲍防为其从事即在此期间。时中原地区战乱未息，江浙一带仅有肃宗上元元年至二年的刘展之乱，以及宝应元年至代宗广德二年的台州袁晁起义，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无战乱。穆员《鲍防碑》云：“东越仍师旅饥馑之后，三分其人，兵盗半之。公之佐兼训也，令必公口，事必公手，兵兼于农，盗复于人。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以公故也。”（《全唐文》卷七八三）可以看出鲍防长于吏治，浙东地区在鲍防的治理下很快恢复了生产，安定了人心。还可以看出，薛兼训名义上是浙东观察使，实际政务多由鲍防主持，掌握着浙东的行政权。这一点很重要。大抵某一地区性文人团体的形式，往往有一位好文、而且有政治地位的人物起核心作用。鲍防是个儒雅之士，颇有文名，喜欢结纳文士，又是浙东行政权力的执掌者，文学之士趋集于越就不足为奇了。李华《送十三舅适越序》：“舅氏适越，华拜送西阶之下，俟命席端。舅氏曰：‘吾交侍御鲍君，夫玉待琢者也。知我者鲍君，成我者鲍君，是以适越，求琢于鲍。’”（《全唐文》卷三一五）皇甫冉《送陆鸿浙赴越诗序》：“尚书郎鲍侯，知子爱子者，将推食解衣以拯其极，讲德游艺以凌其深，岂徒尝镜水之鱼、宿耶溪之月而已！”（《全唐诗》卷二五○）上述二序充分说明鲍防的名望地位对文士的感召力。由这样一位好文的地方官主盟诗坛，自然造成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繁荣景象。刘长卿为睦州司马，有《上巳日越中与鲍侍郎（御）泛舟耶溪》诗；隐居剡溪的诗人秦系，也有《鲍防员外见寻因书情呈赠》；朱长文亦有《送李司直归浙东幕兼寄鲍行军》。严维《馀姚祗役奉简鲍参军》云：“歌诗盛赋文星动，箫管新亭晦日游”。可见当时文场之盛。
浙东文人集团的第二号人物为严维。严维是越州人，十馀年间皆在越中，交游颇广，刘长卿、李嘉祐、秦系、包佶、皇甫冉、耿
、崔峒、丘为、朱放、灵一等，皆与严维有交往。其著名诗句“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就是酬赠刘长卿的。章八元、灵澈，则从严维学诗。浙东联唱有几首联句，就是以严维为中心进行的。《嘉泰会稽志》卷十四：“（严维）大历中与郑概、裴晃、徐嶷、王纲等宴其园宅，联句赋诗，世传浙东唱和。”又卷十三云：“严长史园林颇名于唐，大历中有联句者六人。”严维官职虽不高，却是一方名流的代表，这种人物对于地方性的文人团体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湖州文人集团的组织者为颜真卿。殷亮《颜鲁公行状》载：“公初在平原未有兵革之日，著《韵海镜源》，成一家之作。始创条目，遂遇禄山之乱，寝而不修者二十馀年。及至湖州，以俸钱为纸笔之费，延江东文士萧存、陆士修、裴澄、陆（鸿）渐、颜祭、朱弁、李莆、清河寺僧智海、善小篆书吴士汤涉等十馀人，笔削旧章，该搜群籍，撰定为三百六十卷。”颜真卿《湖州乌程县杼山妙喜寺碑铭》所述修书过程更为详备，涉及人员计有56人之多。这些人大多都参与了湖州酬唱。湖州酬唱的规模不仅远远超过了浙东，在整个唐代也是绝无仅有的。
据留元刚《颜鲁公年谱》，颜真卿大历七年(772)九月受命为湖州刺史，八年正月到任，大历十二年四月奉诏入京为刑部尚书。湖州酬唱即在此期间，与浙东联唱可谓前后接武。这个文人集团的盟主是颜真卿。颜不仅是著名书法家，其诗文也相当好，只是诗作大多散佚。真卿又极好客，殷亮《颜鲁公行状》称其“以约身减事为政，然而接遇才人，耽嗜文卷，未尝暂废。”令狐峘《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墓志铭》也说：“政尚清净……而耽嗜文集，卷不释手。”（《全唐文》卷三九四）故其门下文士甚众。除属吏僚佐、后生学子之外，皎然、法海为僧，吴筠为道，陆羽、张志和、强蒙为隐士。李肇《国史补》卷中：“（陆羽）与颜鲁公厚善，及玄真子张志和为友”；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颜鲁公与之（张志和）善，陆羽等尝为食客。”《新唐书·隐逸传·张志和》：“颜真卿为湖州刺史，志和来谒，真卿以舟敝漏，请更之，志和曰：‘愿为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袁高、耿则是过往官员。颜真卿《杼山妙喜寺碑铭》：“时浙西观察判官殿中侍御史袁君高巡部至州，会于此土，真卿遂立亭于东南。陆处士以癸丑岁、冬十月癸卯朔、二十一日癸亥建，因名之曰‘三癸亭’。”
湖州文人集团的第二号人物是皎然。皎然，湖州人，为一著名诗僧。颜真卿来湖州之前，皎然便与湖州刺史卢幼平、武康令韩章，以及卢藻、李恂、郑述诚、杨秦卿、潘述、汤衡、陆羽、顾况等多次联句赋诗，这是湖州诗会的前奏。颜真卿离湖州后，诗会继续活动，主盟诗会就是皎然。在后一段时期任湖州刺史的如袁高，曾参加过妙喜寺盛会；陆长源（权领湖州），著名文士；杨顼（即杨昱），曾在颜真卿为刺史时为军事判官，皆钦慕真卿之为人，自然是诗会的大力支持者，这是诗会能继续存在的重要保证。随着皎然的去世，诗会才正式终结。孟郊早年居湖州，也曾参与诗会活动，其诗《送陆畅归湖州因凭题故人皎然塔陆羽坟》说：“昔游诗会满，今游诗会空”，仍然对湖州诗会念念不忘。
湖州诗会的规模和影响超过了浙东诗会，但浙东诗会对湖州诗会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如吴筠、吕渭、沈仲昌、刘全白、张著，便是由浙东到湖州的，显然充当了诗会由浙东向湖州转移的桥梁作用，其中吕渭便与严维与皎然的交往皆十分密切。鲍防在浙东时，陆羽曾出游越中，皇甫冉送以诗及序，虽然没有留下陆羽与鲍防的唱酬之作，因陆羽是湖州诗会的重要角色，自然也起了纽带的作用。陆羽在越中曾拜访过张志和，张与颜的交往可能即以陆为媒介。皎然于大历十三年亦曾由湖州出游桐庐、剡溪，访秦系于越中，可见两地的联系一直存在。
二
大历浙东和湖州文人集团的一个共同的创作倾向就是追求诗境的闲适宁静、淡泊平和。他们游赏风景、品茶赋诗，表现为一种无忧无虑、陶然忘世的心情。浙东联唱《经兰亭故池联句》：“事感人寰变，归惭府服牵”，“野兴攀藤坐，幽情枕石眠”；《松花坛茶宴联句》：“焚香忘世虑，啜茗长幽情”，“水流惊岁序，尘网悟簪缨”；《寻法华寺西溪联句》：“枕石爱幽眠，寻源乐清宴”（吕渭），“竹影思挂冠，湍声忘摇扇”（鲍防）；《严氏园林》：“自愧薄沾冠冕，何如乐在丘园”（沈仲昌）；《花岩寺松潭》：“望鸟知无迹，看猿欲学心”（周颂），“自然轻执简，宁敢忘抽簪”（陈允初）。这种向往萧散闲逸的思想倾向在湖州酬唱中仍然十分突出，如《竹山联句题潘氏书堂》：“练容飡沆瀣，濯足咏沧浪”（李萼）；“守道心自乐，下帷名益彰”（裴修）；“水田聊学稼，野圃试条桑”（皎然）；“解衣垂蕙带，拂席坐藜床”（房夔）；“尽啜山僧茗，宵传野客觞”（柳淡），充满了对隐居生活的向往，对人世流露着一种厌倦之感。诗人们仰慕东山高卧的谢安，向往纵游山水的谢灵运。鲍防等《征镜湖故事》：“古寺思王令，孤潭忆谢公”（郑概）；《自云门还泛若耶入镜湖寄院中诸公》：“出谷秦人望，经湖谢客期”（吕渭）；《花岩寺松潭》；“从来谢公意，山水爱登临”（周颂）；颜真卿等《七言重联句》：“独赏谢吟山照耀，共知殷叹树婆娑”（皎然），屡用谢安、谢灵运之事，便是证明。皎然《诗式》卷一《文章宗旨》评谢灵运：“康乐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皎然看重谢灵运的是格高、调逸，《诗式》卷一《辨体有一十九字》首标高、逸，他说：“风韵切畅曰高”，“体格闲放曰逸”，“情性疏野曰闲”，“心迹旷诞曰达”，可以看出他推崇的是一种超然高蹈、远离世俗的悠闲情绪，这正是浙东与湖州诗人诗歌酬唱的共同倾向。《诗式》就是这两个诗派的理论概括和总结。盛唐诗人表现为一种高扬的情调和积极入世的态度，而在浙东和湖州的酬唱中，恬退独善的意识占了上风，反映出这一时期文人知识分子精神面貌上的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追求萧散闲逸、心境平和上，而且体现在娱情上。严维等《经兰亭故池联句》：“赏是文辞会，欢同癸丑年”，羡慕的是当年文士那种“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旷达情怀，那种“极视听之娱”、“快然自足”（引文皆见王羲之《兰亭集序》）的人生态度。颜真卿等《七言重联句》：“诗书宛似陪康乐，少长还同宴永和”，所神往的仍是兰亭会。这种追求逸乐的倾向在湖州诗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他们缅怀的不仅有襄阳岘山羊祜所留下的那令人感伤的堕泪碑，其实更欣赏日日到高阳池酣饮、“倒著白接
”大醉而归的山简。《水堂送诸文士戏赠潘丞联句》颜真卿首倡：“居人未可散，上客须留著。莫唱阿亸回，应云夜半乐。”潘述继曰：“诗教刻烛赋，酒任连盘酌。从他白眼看，终恋青山郭。”皎然则曰：“那知殊出处，还得同笑谑。雅韵虽暂欢，禅心肯抛却。”《唐才子传》卷四《皎然》云其“公性放逸，不缚于常律”，看来这位和尚确实也不把佛门戒律放在眼里，同常人一样吃酒行乐。试看浙东联唱与湖州酬唱，诗题大抵不出游赏、宴集、赠别、咏物、优游闲适，消遣笑乐，俨然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他们的联句赋诗，也是消遣娱乐的一项内容。颜真卿等《三言拟五杂组联句》（两首）、七言之《大言》、《小言》、《乐语》、《馋语》、《滑语》、《醉语》等联句，由诗题一看便知它们的笑谑性质。如《七言馋语联句》：“拈
舐指不知休。（李萼）欲炙侍立涎交流。（颜真卿）过屠大嚼肯知羞。（皎然）食店门前强淹留。（张著）”《七言醉语联句》：“逢糟遇粬便酩酊。（刘全白）覆车坠马皆不醒。（颜真卿）倒著接发垂领。（皎然）狂心乱语无人并。（陆羽）”浙东鲍防等《酒语联句各分一字》：“山简酣歌倒接。（刘蕃）看朱成碧无所知。（鲍防）耳鸣目眩驷马驰。（谢良辅）口称童羖腹鸱夷。（严维）兀然落帽灌酒卮。（沈仲昌）太常吏部相对时。（严维）叫呼不应无事悲。（郑概）千日一醒知是谁？（陈允初）左倾右倒人避之。（刘迥）”诸诗描写馋嘴、醉酒的形态可谓生动之极。胡震亭《唐音癸签》卷二九：“宋玉有大言、小言赋，晋人效之，为了语、危语。唐颜真卿有大言、小言，雍裕之有了语、不了语，真卿又有乐语、馋语、滑语、醉语诸联句。昼公更有暗思、远意、乐意、恨意，亦此类也。”并云：“以上并体同俳谐”。本人之会免不了间以笑谑，邢居实《拊掌录》载：“欧阳公（修）与人行令，各作诗两句，须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欧云：‘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或问之，答云：‘当此时，徒以上罪亦作了。’”这种形式在浙东和湖州文人之会中大行，反映了他们以诗歌为消遣游戏的新观念。洪迈曾怀疑上述诸诗是否为颜真卿所作，他在《容斋三笔》卷十六“颜鲁公戏吟”条说：“颜鲁公集有七言联句四绝……以公之刚介守正而作是诗，岂非以文滑稽乎？然语意平常，无可咀嚼，予疑非公诗也。”这种怀疑大可不必。看来由于安史之乱的猝然暴发，大多数文人无心理准备，朝野上下都有点不知所措。现在好不容易初步平定了判乱，迫切需要安定人心。反思事件的起因也好，出谋划策以拯将来也好，首先要镇静下来，才能有效地进行思考。所以在这种时候，浙东与湖州文人的闲逸与消遣，看似无为，实是以后有为的一种必要准备。如鲍防，其诗歌创作的前后差异颇能说明这个问题。穆员《鲍防碑》说：“公赋《感遇》诗十七章，以古之政法刺讥时病，丽而有则，属诗者宗而诵之。”白居易《与元九书》亦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但鲍防于浙东联唱中一语不及现实，盖其《感兴》诗作于早期，与盛唐文人一样心思奋发有为，故颇及现实政治中的各种问题。战乱之后他留连光景、回避现实，则是安定思想与情绪的需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中述颜真卿文时云：“世谓真卿忤杨国忠、李辅国、元载、杨炎、卢杞，拒安禄山、李希烈，废斥者七八，以至于死，而不自悔，天下一人而已。而学问文章，往往杂神仙浮屠之说，不皆合于理，而所为乃尔者，盖天性然也。”恐怕也是出于这种心态。
浙东与湖州的诗会活动是大历诗风的开启者和体现者。他们钟情于山水文会，而对现实社会比较冷漠。这种特定的时期一旦过去，文学上的转折也就开始了。元和间白居易批评“诗道崩坏”，说谢灵运“多溺于山水”，批评齐梁诗为“嘲风雪，弄花草”（皆见《与元九书》，《白居易集》卷四五），自然也是针对大历诗风在内的。十万卷楼丛书本《诗式》卷四《齐梁诗》有一段话：“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素、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作者？”这种批评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意见，但恐怕不是皎然的观点，这段话是否为皎然《诗式》原书中所有也大有疑问（注：傅璇琮先生便不认为这是皎然的话，并引《四书全书总目·集部·诗文评类存目》之语：“疑原书散佚，而好事者摭拾补之也。”并进而怀疑现传《诗式》是否为皎然所著，请参看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1月第1版，第231—233页。），这种观点恐怕最早也要到贞元、元和之间才能出现，这时文人们已从最初的惊慌失措中清醒过来，并开始纷纷为挽救唐朝的危机出谋献策了，所以也就对大历诗风的逃避现实十分不满。后人以气骨论唐诗者，也多对大历诗歌持批评态度，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说：“降而钱（起）刘（长卿），神情未远，气骨顿衰。”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十一评刘长卿时说：“中唐诗近收敛，选合取胜，元气不完，体格卑而声调亦降矣。”诗论家又往往对文字游戏不屑一顾，其实，任何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都多少带有一点游戏的味道（注：可参看朱光潜《诗论》，见《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第44—48页。）。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也写有不少“释恨佐欢”的闲适诗。韩愈鼓吹“文以载道”，也不免以文为戏。初唐人反绮靡，创作上文质并重；盛唐人重风骨，或为理想主义的颂歌，或兴寄讽咏。中唐人则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充满矛盾，他们可以一方面批评流连光景的诗歌无现实内容，一方面又以诗歌为消愁解闷的工具。所以，在实际创作方面，大历后的诗人们仍然是承传了大历诗人尤其是浙东、湖州文人集团以诗为娱乐消遣的做法的。
浙东与湖州文人的联唱之作，艺术上崇尚文彩，追求竟境。浙东联句《柏梁体状云门山物》“榴花向阳临镜妆“（鲍防），“轻萝缥渺挂霓裳”（袁邕），“风摇宝铎佩锵锵”（秦瑀），语言就十分绮丽。皎然诗便重文彩，于頔《释皎然杼山集序》说：“极于缘情绮靡，故词多芳泽。”（《全唐文》卷五四四）皎然在与颜真卿等《三言重拟五杂组联句》中作：“五杂组，五色丝。往复还，回文诗。不得已，失喜期。”用窦滔妻苏惠事。又在《七言乐语联句》中所拟乐事为“戍客归来见妻子”，僧人却言夫妻之情。李萼拟乐事说“苦河既济真僧喜”，俗客反言彼岸之渡。范摅《云溪友议》卷二载：“卢员外纶作拟僧之诗，僧清江作七夕之咏，刘随州有眼作无眼之句，宋雍无眼作有眼之诗，故诗流以为‘四背’。”李萼与皎然不也是“二背”吗？皎然理论上也不反对丽辞，如曰：“虽欲废词尚意，而典丽不得遗”（《诗式》卷二）；又曰：“无盐阙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同上卷一）浙东与湖州联唱又追求意境，如浙东《松花坛茶宴联句》：“山磬人天界，风泉远近声”，“蝉噪林当晚，虹生涧欲晴”；《花岩寺松潭》：“晚荷交乱影，疏竹引轻阴”（严维），“波文摇翠壁，蝉响续幽琴”（张叔政），都很有境界，令人吟味不己。《六一诗话》载欧阳修问：“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梅尧臣即举严维名句：“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以为“则天容时态，融合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可以看出，上引联句同样具有“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特点。皎然论情、景的关系说：“缘景不尽曰情”（《诗式》卷一）；又在《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揚上人房论涅槃经义》诗中说：“诗情缘境发，法性寄荃空。”他的诗境之说显然与佛学相通。浙东与湖州诗人都喜交接僧人，《宋高僧传》卷十七《唐越州焦山大历寺神邕传》：“旋居故乡法华寺，殿中侍御史皇甫曾、大理评事张何、金吾卫长史严维、兵曹吕渭、诸暨长丘丹、校书陈允初赋诗往复，卢士式为之序引，以继支、许之游。”上述便有四人见之浙东联唱。颜真卿亦好佛，皎然《唐湖州佛川寺故大师塔铭》：“刺史卢公幼平、颜公真卿、独孤公问俗、杜公位、裴公清，唯彼数公，深于禅者矣。”再看浙东联唱《云门寺济公上方偈》郑概《山石榴偈》：“何方而有？天上人间。色空我性，对尔空山。”崔泌《蔷薇偈》：“护草木性，植彼蔷微。眼根不染，见尔色非。”缺名《斑竹杖偈》：“护性维戒，扶身在杖。动必由道，心无来往。”充满禅家机趣，可以见出他们禅学修养之深。所以，浙东与湖州联唱之深于意境，与他们于禅学方面有所汲取甚有关系。
无论是浙东还是湖州的联句，其形式也颇为丰富多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柏梁体、一字至九字诗，联唱的方式有一人一句、一人两句，或一人一首，变化多端，不拘一格。浙东联唱有《状江南十二咏》，共十二题，每题一月，皆五言四句。如鲍防：“江南孟春天，荇叶大如钱。白雪装梅树，青袍似葑田。”谢良辅：“江南仲春天，细雨色如烟。丝为武昌柳，布作石门泉。”其他类推，首句皆有一字相异，循环使用。《忆长安十二咏》也是一月一首，开始都是两个三字句，其馀为五个六字句。如谢良辅：“忆长安，正月时，和气喜气相随。献寿彤庭万国，烧灯青玉五枝。终南往往残雪，渭水处处流澌。”鲍防：“忆长安，二月时，玄鸟初至禖祠。百啭宫莺绣羽，千条御柳垂丝。更有曲江胜地，此来寒食佳期。”这种形式显然是规定好的，当时极有可能是用于入乐演唱。唐人十二月词很多是入乐的，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其名“乐词”，当可证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忆长安十二咏》已打破齐言诗的形式，而且句式与押韵的位置皆一致，当是唐代以杂言体入乐的最早的文人作品。颜真卿等则有《三言拟五杂组联句》两首，每人六句，其中有三句重复出现。《五杂组》属于乐府，唐人是否以之入乐不得而知。但颜真卿与张志和唱和之《渔歌子》，已被公认为最早的文人词（李白作词之说不可信）。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初，颜鲁公宦吴兴，知其（志和）高节，以《渔歌》五首赠之。张乃为卷轴，随句赋象，人物、舟船、鸟兽、烟波、风月，皆依其文，曲尽其妙。”据此，《渔歌子》为颜真卿首作。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志和）自为《渔歌》，便画之，甚有逸思。”是张志和自作《渔歌》自画图，详情难以考证。沈汾《续仙传》云：“真卿为湖州刺史，与门客会饮，乃唱和为《渔父词》，其首唱即志和之词……真卿与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递相夸赏。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写景天词，须臾五本。”（《太平广记》卷二七引）可知当时唱和共五人25首。惜除张志和5首外，馀皆不传。皎然有《奉和颜鲁公真卿落玄真子舴艋舟歌》、《奉和颜尚书真卿观玄真子置酒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之山歌》，似乎当时所作歌词还不止《渔歌子》。李德裕《玄真子渔歌记》：“德裕顷在内庭，伏睹宪宗皇帝写真求访玄真子《渔歌》，叹不能致……今乃获之，如遇良宝。”（《全唐文》卷七○八）据文末云，知作于穆宗长庆三年，可知志和之作得以流传下来也颇具偶然性。后来柳宗元、南卓亦有和作，不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玄真子渔歌碑传集录》解题：“玄真子《渔歌》，世止传诵其‘西塞山前’一章而已。尝得其一时倡和诸贤之辞各五章，及南卓、柳宗元所赋，通为若干章，因以颜鲁公碑述、唐书本传，以至近世用其词入乐府者，集为一编，以备吴兴故事。”张词又流传至日本，兹野贞主等编纂的奈良朝以来诗文总集《经国集》，中有嵯峨天皇《渔歌子》五首，以及有智子内亲王二首、兹野贞主五首。（注：见日本神田喜一郎《填词的滥觞》，译文载夏承焘《域外词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第85—91页。）。嵯峨天皇之词作于弘仁十四年(823)，在中国则为唐穆宗长庆三年，正是李德裕作《玄真子渔歌记》的时候。《渔歌子》的歌法宋已不传，黄庭坚将其增添字句，以《鹧鸪天》歌之，苏轼则将其敷衍为《浣溪沙》。张德瀛《词徵》卷五“玄真子渔歌”条说：“《乐府雅词》谓是调至宋时已不能歌，故黄鲁直衍之为《鹧鸪天》，苏子瞻、徐师川（府）复衍之为《浣溪沙》。五代而后惟孙荆台（光宪）体与张异，若和凝、李珣、欧阳炯、张炎、完颜
均效张体，盖繇张始也。”可见张词的巨大影响，亦可见湖州唱和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此之前唐人联句甚少，仅有李白、高霁、韦权舆《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以及杜甫、李之芳、崔彧或《夏夜李尚书筵送宇文石首赴县联句》。浙东、湖州诗会之后联句大兴，著者便有李益、广宣、杜羔的红楼联句；韩愈与孟郊，与李正封，与张籍、张彻等的联句；裴度、白居易、刘禹锡、韦行式等的联句；段成式、张希复、郑符游长安诸寺的联句；皮日休在苏州与陆龟蒙的联句。不过每次联句者仅二三人，一般不超过四个，不像浙东、湖州的联句有时竟有二十人之多。许顗《彦周诗话》云：“联句之盛，退之、东野、李正封也。”方世举《昌黎诗编年笺注》卷一注韩愈等《远游联句》时说：“谓联句古无此体，自退之始，殊为孟浪……唐时如颜真卿等亦有联句，而无足采，故皆不甚传于世。要其体创之久矣，唯韩、孟天才杰出，旗鼓相当，联句之体，固当独有千古。”韩、孟联句数量上并不比浙东或湖州多，但篇幅之长却是前所未有的，正如赵翼《瓯北诗话》卷三所云：“《征蜀》一首至一千馀字，已觉太冗，而段落尚觉分明。至《城南》一首一千五六百字，自古联句，未有如此之冗者。”如果再把参加的人少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平均每人所作之多就不言自明了。且韩、孟联句掘思竭虑，争奇斗险，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云：“联句诗，唐惟颜真卿、韩退之为多，颜杂诙谐，韩与孟郊为敌手，各极才思，语多奇崛，尤可喜。”文宗朝，以裴度、白居易、刘禹锡为中心的洛阳文会，其闲逸之情与浙东、湖州诗会甚觉同道。《旧唐书.裴度传》：“又于午桥创别墅……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赵翼《瓯北诗话》卷四云：“又如联句一种，韩、孟多用古体，惟香山与裴度、李绛、李绅、杨嗣复、刘禹锡、王起、张籍皆用五言排律，此亦创体。”其实浙东与湖州的联句也多为排律。但浙东与湖州诗会寄情山水，追踪兰亭；洛阳文会多言声色，效仿石崇的金谷宴游，似有雅俗之别。王定保《唐摭言》卷十载：“裴令公居守东洛，夜宴斗酣，公索联句，元、白有得色。时公为破题，次至杨侍郎（汝士），曰：‘昔日兰亭无艳质，此时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由此足见洛阳文会世俗的享受已取代了高雅的情怀。
关于唱和之作，大历前仅有王维、裴迪的《辋川集》。浙东与湖州诗会之后，唱和集大量涌现，《新唐书·艺文志四》于《大历浙东联唱集》后，著录各种唱和集就有18种之多。如唐次等《盛山唱和集》；裴均、杨凭《荆潭唱和集》；元稹、白居易《元白继和集》；令孤楚、刘禹锡《彭阳唱和集》；段成式、温庭筠、余知古《汉上题襟集》；皮日休、陆龟蒙《权陵集》等。可见唱和之盛也是浙东和湖州诗会开的先例。权德舆《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说：“士君子以文会友，缘情放言……同其声气，则有唱和。”（《全唐文》卷四九○）肃、代之后，科举制度逐渐完善，吸引了更多的文人走科举求仕的道路。学子们为了扩大自己在士人中的影响，广泛结交文学之士，以文酒诗会为中心的文人间的交往活动自然兴盛起来。浙东与湖州的文人团体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形成的。在唐诗田盛唐向中唐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他们的诗歌创作活动正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