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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监督的权力容易产生腐败这句至理名言，已被古今中外诸多政治历史实践所证明。那么，为什么不受监督的权力容易产生腐败？本文试图用理论加以科学的说明，让人们深刻理解这一问题，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从而探索出一个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监督与制约机制，遏制并消除腐败这一毒害社会的顽症，保证政治的清明和廉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权力的特性和人的道德品质的不完善性，容易使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产生腐败
1.权力的特性。我们所说的权力的特性，是指公共权力的特别属性。笔者认为，在剥削制度条件下，作为公共权力，有其自身固有的强制性、占有性、扩张性、排他性等主要特性。
权力的强制性，势必要求人们服从掌权者的意志。权力是一种政治强制力，这种政治强制力，主要是以军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作后盾的，权力靠这一后盾作为一种威慑力量，要求人们来服从，如果有谁敢不服从权力的支配，那么强制性就会显示力量。鲁迅先生说得好：“不论是社会学或基督教的理论，都不能产生什么权威。原人对于动物的权威，是产生于弓箭等类的发明。至于理论，那不过是随后想出来的解释。……当上司对于下属解释的时候，你做下属的切不可误解这是在征求你的同意，因为你即使绝对的不同意，他还是干他的。他自有他的梦想，只要金银财宝和飞机大炮的力量还在他手里，他的梦想就会实现，而你的梦想却终于只是梦想。”（《鲁迅全集》第5卷，第227页）鲁迅先生的这段话，最生动地说明了权力这一强制性特征。
权力的占有性，必然使掌权者千方百计巩固已经取得的权力。权力不仅是一种强制力，而且是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因为谁占有了权力，谁就具有了对物质财富的分配权，对社会的管理权，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权，所以，权力才有极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历代剥削阶级，为了夺取权力，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甚至“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其目的都是为了夺取政权以后而占有社会财富。剥削阶级社会大多数个人，读书为了升官，升官为了掌权，掌权为了发财。古代民间谚语有“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说法，还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历代统治阶级在获得政权以后，总是千方百计强化国家机器，不惜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和起义来巩固自己的政权。掌权者为了保持自己的权位，总是不择手段地去排挤和打击异己，厚颜无耻地奉迎上司，挖空心思地巩固自己对权力的占有。历代统治阶级夺取权力乃至长久占有权力，其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更大的物质利益和穷奢极欲的享受，权欲和物欲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权力的扩张性，使掌权者贪得无厌地追求权力。由于权力有巨大的物质利益的诱惑，往往使掌权者极力扩张权力，竭力聚敛权力，无限膨胀自己的权力。著名政治学家霍布斯说过：永无休止地追求权力乃是世界人类普遍的倾向，权力复权力，直至死亡，永不止息。中国有一首民谣说得好：“爬到了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爬到了阁老位，每日想着要登基。”权力是贪得无厌的，有了权力还要追求更多更大的权力，这是一条铁的定律。绝大多数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当权者，自己取得了权力仍然不满足，还要进一步把权力扩张到亲族，扩张到戚里，扩张到门生故旧。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就是权力具有扩张性的特征。
权力的排他性，决定了权力不愿接受监督与制约。不管是通过政治暴力、民主选举、委派任命而获得的权力，一旦具有，都获得了相对独立性。一个掌握权力者，在行使权力的时候，都想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不愿意受到外部力量的干涉，更排斥对自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古代的帝王，一般都是专制成性的，朝臣们胆敢议政，就贬绌甚至杀戮，就是皇帝自己特别设置的谏官，也是图有虚名，不让其发挥什么作用。帝王以下的臣僚，也是千方百计排斥对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乘机滥用权力，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和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资产阶级的当权者虽然在形式上由选举产生，实行三权分立制约制衡，但从他们的内心和实际所为，都是反对和排斥对他们的监督和制约的。资本主义新闻媒体不断揭露出来的资产阶级政府官员腐败的丑闻，就是很好的说明。
公共权力的以上特性，决定了权力的威严，权力的无限膨胀，权力的排他性及权力对社会财富占有的贪婪性，这就使不受监督与制约的权力，变成了十分危险的权力。
2.人的道德品质的不完善性。对人的道德品质的估价，可分作两个层面加以分析。一是就社会群体的人来讲，道德品质的好坏不可能一模一样，必然有好、中、差之分；二是就某一个人来说，道德品质的修养也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总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这样，就出现了掌权者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差异性。
对于社会群体来说，由于每个人的出身、经历、所受教育、所处环境和自律程度不一样，他们的道德品质也不可能一样。有思想品德高尚的，有一般的，也有思想品质较差甚至相当恶劣的。不同道德品质的人一旦掌握权力以后，在执政过程中，使用权力的情况就会出现不小的差异，有的正确使用权力，有的错误使用权力，有的甚至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在接受监督与制约方面，也会有正确对待监督与制约使自己已经滥用的权力得到收敛的，也会出现千方百计躲避监督与制约继续滥用权力的，也会有排斥和反对监督与制约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的。总之，不同道德品质的人，在运用权力和接受监督与制约方面是不一样的。
就一个人来说，尽管自己严以律己，千锤百炼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修养，在思想品质方面达到了比较高尚的程度，但决不可能尽善尽美，认识客观事物和处理复杂问题，不可能一贯正确。中国有句老话，叫作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它说明即使有人在某一方面达到了完善的境地，也很难保证在其它方面不出偏差。西方也有一句名言，叫作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它说明人既是圣洁的，又是污秽的，任何人无论怎样磨砺自己，也无法将内心的兽性完全驱逐出去。恩格斯也论证过这个问题，他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的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4页）由于个人思想品德修养的不完善性和认识客观事物的局限性，他一旦掌握了权力，不可能永远正确地使用权力而不发生一点失误和滥用，这就很自然地提出权力在运用过程中的正负效应和被滥用的问题。
3.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权力固然有着强制性、占有性、扩张性和排他性的特性，但抽象的权力犹如金钱，它本身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然而权力的主体是人，权力体现人的意志，而人又有着道德品质不完善的特点，因此掌握权力的人很容易滥用权力。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在总结人类社会政治历史实践经验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移的经验。”（《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 页）权力的滥用势必使掌权者蜕化变质，从而产生腐败。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艾克顿讲的那样：“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
为了遏制权力的滥用和防止掌权者的腐败，历代统治阶级都对掌权者加强了监督和制约。在中国古代，各级官吏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监督与制约，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不断加强和完善就是很好的说明。近现代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官员滥用权力和产生腐败，提出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理论，并且以分权制衡的体制，不断加强其监督力度。但是，不管封建地主阶级也好，近现代的资产阶级也好，由于其阶级本性的限制，不可能监督与制约住权力的滥用和当权者的腐败。
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遏制和清除腐败，必须进一步完善监督与制约机制
社会主义社会是与剥削阶级社会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前仆后继艰苦卓绝地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在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没有任何私利可图，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都是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理论上讲，它的政党及党的各级干部，是不应该产生腐败现象的。但是，社会主义新社会是从资本主义旧社会脱胎出来的，资产阶级的旧思想和旧习惯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会长期存在并影响共产党的各级干部；社会主义社会之外还有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无时无刻不在对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共产党的各级干部是人而不是神，党性修养有一个不断完善化的过程，在认识问题和决策问题时，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因而有时候也会犯滥用权力的错误。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新旧经济体制转换时期，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不仅要同自己党内的同志打交道，而且还要同外商资本家打交道，同私营企业主打交道，同具有非无产阶级思想抱有这样那样目的的人打交道，如果没有坚强的党性，很容易被资产阶级思想和金钱美女所腐蚀，滥用权力，贪污腐化，犯腐败的错误甚至蜕化成腐败分子。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迟迟遏制不住，不少干部特别是一些党政要员堕落成腐败分子的教训，说明社会主义时期不对权力进行有效地监督与制约，也同样会产生腐败。
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怎么才能够遏制和消除腐败现象呢？笔者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监督与制约机制。
1.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统御社会主义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建立。
关于不使社会的公仆蜕变成社会的主人即对执政的共产党各级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等革命领袖都有过不少论述，但如何使监督与制约更有力、更有效和更有权威，邓小平的一段话很值得重视并可以成为建立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监督与制约机制的指导思想。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指出：共产党员要接受党的监督、群众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71页）这段话邓小平非常清楚的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共产党员特别是手中掌握某种权力的党员干部，一定要接受党、群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二是监督与制约机制要有权威，这种权威要达到使掌权的党员干部害怕的程度；三是只有监督与制约机制有了这样的权威，掌握权力的共产党人才能谨慎使用权力，才不会胆大妄为地滥用权力。邓小平的话归纳为一点，就是要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必须以被监督者害怕监督者为前提。1957年以后，我党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主要以政治运动作为监督与制约党员干部的手段，系统全面的社会主义监督与制约机制一直没有能够建立起来。粉碎“四人帮”以后，进行了拨乱反正，但由于百废待兴，党政监督监察机关虽然得到了恢复，各方面的监督与制约得到了加强，但还没有一个完善的监督与制约机制能够遏制并清除在体制转轨时期所出现的腐败现象。
江泽民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面对社会主义新时期腐败现象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形象，破坏党群干群关系这一重大问题，1992年10月12日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的重要任务。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监督与制约机制，防止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权力的滥用，遏制并消除腐败现象这一顽症，已经成为上自党中央下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和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2.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监督与制约机制的设想。
进一步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督与制约机制，要以邓小平的被监督者要害怕监督者和江泽民的“有效的监督”的思想来设计和构想，这样才能真正建立一个持久的、有权威的、有效力的、能制约住权力滥用的监督与制约机制。
第一，实行党政监督机关垂直领导，保持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加大对同级和下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力度。现行的监督领导体制，虽然在监督与制约权力滥用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但也存在不少缺陷，主要是同级监督机关在不少地方监督和制约不住同级政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就是对下一级的监督，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阻拦和干扰，使监督和制约显得软弱无力。监督机关实行上下垂直领导，可使监督权独立，监督具有威慑力，同级和下一级党政干部在行使权力时，“就会谨慎一些”，防止和遏制权力的滥用。
第二，要制定专门的监督法律来保证监督与制约的实施。监督机关同其他权力机关一样，要使监督权力畅通无阻，必须有监督法律来保证。目前，对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与制约，在宪法和党章中都有原则规定，但可操作的专门监督法律出台的还很少，这就使监督机关在行使监督与制约权力时，无法可依，难以操作。由此可以看出，制定并健全监督法律，是完善社会主义监督与制约机制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
第三，加强对监督机关的监督与制约，保证监督权的正确行使。监督机关的监督权，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权力，若不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也会导致监督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权力的滥用并产生腐败。所以，对监督机关的监督与制约，也是完善监督与制约机制，遏制和清除腐败的重要措施之一。加强对监督机关的监督，一是可以提高监督机关监督与制约的职责，二是防止监督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监督权力的滥用；三是可以保证有一个高素质高效率的监督队伍。当然，对监督机关的监督也要有法可依，制定对监督者监督的法律。
第四，加强人民群众监督，制定人民监督法。权力的滥用和掌权者的腐败，多数都是在群众中进行，人民群众直接间接会察觉或知道其线索，近几年我国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掌握的绝大多数大案要案，都是由人民群众检举揭发的，所以，加强人民群众监督，是完善监督与制约机制，防止权力腐败决不可少的一环。加强人民群众监督，一定要有具体监督法律来保证，制定可操作的人民群众监督法。有了人民群众监督法，一是人民群众可以依一定的监督法律进行监督；二是当人民群众的监督受到阻挠和打击报复时，可以用监督法来保护自己；三是根据监督法对检举有功者给予奖励，可以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监督的积极性；四是可以出现一个人民群众监督的良好环境，对滥用权力者和腐败者以群众威慑力。只要人民群众的监督意识和监督积极性大大激发起来，党政干部对权力滥用和腐败问题将会被限制到最少的程度。
第四，重视新闻舆论监督，制定新闻监督法。新闻舆论监督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监督，它是通过新闻媒介对滥用权力者和腐败者揭露和曝光的方式，将其错误和罪恶公布于众，产生全民公审的威力，所以，滥用权力者“不怕处分和内部通报，就怕公开登报”，就是很好的说明。马克思称新闻舆论监督为“第三种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491页），可见其在整个监督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目前的新闻舆论监督，虽然在监督滥用权力和腐败现象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可是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要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就要制定新闻监督法，让其依法进行监督，只要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就让其有一定的自由权和自主权。只有这样，才能加大其监督力度和发挥它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巨大作用。
探索出一个真正能够遏制住腐败现象不再继续滋生和蔓延的社会主义监督与制约机制，得有一个好的监督体制，健全完备的监督法律，有高素质的监督队伍和监督意识强的广大人民群众。总之，得有一个行之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邓小平说得非常好：“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邓小平所说的制度好，就是监督与制约机制好。在社会主义转轨时期，没有一个好的监督制度和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监督与制约机制，要防止权力的滥用，遏制和消除腐败现象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