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护法时期赵恒惕与广东政府关系述论
谷小水
[摘 要] 二次护法期间，孙中山的革命方略遭遇联省自治潮流的强势竞争，无论是西南内部的整合还是北伐计划的推展，均屡遭挫折，最终亦因内部原因戛然而止。在重要护法省份湖南，赵恒惕借助民党力量取代谭延闿执掌湘政后，继续标帜联省自治，极力排拒南北各方力量的介入。对南则肃清军队中的程派势力，反对总统选举，阻止借道北伐；对北则信使往还，虚与委蛇，并利用湖北政局的变动力图北扩。湘赵的所作所为，深刻揭示了西南阵营的内部特点以及孙中山所面临的重大困局。
[关键词] 赵恒惕 广东政府 孙中山 总统选举 北伐
从1920年11月返回广州，到1922年8月重抵上海，孙中山二度在广东建立的政权生存不到两年，其中原因除陈炯明等革命同志离叛外，在联省自治潮流的冲击下，名义上属于护法阵营的西南诸省之分崩离析亦为要因。
湖南毗邻广东，地处南北相争前沿，扼据南军北上之襟喉，素为孙中山所重视。然而二次护法期间，湖南在谭延闿、赵恒惕的先后掌控下，以联省自治为护符，极力排拒广东政府的渗透和影响，对孙中山和广东政府的一些重大战略性举措如选举总统、发动北伐等，或明示反对，或暗为抵制，致使孙中山的革命方略举步维艰。湖南的态度和立场在西南内部颇具典型性和影响力。本文通过梳理赵恒惕对孙中山和广东政府在几大问题上的基本态度①，以图揭示西南阵营的内部特点，丰富对二次护法运动和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相关认知。
肃清程党
1920年6月张敬尧被逐后，湖南各界有感于中国近期内民治总建设无望，“在此期内，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发起湖南自治运动。②直皖战争爆发后，粤桂战争也山雨欲来，三度主湘的谭延闿为避免卷入，同时为了迎合民意，于7月22日通电全国，宣布湖南自治。
然自护法战争以来，湖南即为南北争夺的前哨，境内各派力量与南北联系千丝万缕，在南与南争、北与北争全面发动的情形下，湖南很难独善其外。粤桂战争发生前，孙中山先期布置，迭派湘籍国会议员周震鳞、李执中、覃振等回湘运动，战争爆发后又数次亲电谭延闿，促其出兵攻桂。然谭态度暧昧，不但按兵不动，还于9月6日通电粤桂各方，主张粤人治粤，确立粤民自治政府。③表面上欲将联省自治金针度人，调解粤桂纷争，实则“藉以表示其中立之态度”④。对此，孙中山极为不满，发动湘军倒谭的伏线就此埋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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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力的催动下，湖南局势开始变化，首先发动的是湘西王育寅部。7月19日，湖南常澧镇守使王正雅被副使卿衡杀害，其子王育寅决意复仇。王多次派员来函，向孙中山表示欲墨絰兴师，出兵助粤。孙中山极表称许，赞其“报国报亲，两臻其极”，⑥并允所请，遣在湘军中根基深厚的林修梅返湘担任总司令职。10月5日，林修梅、王育寅分别以湘西靖国军总司令、常澧靖国军司令兼常澧镇守使身份联名通电西南各方，声讨桂系罪行，宣布“克日出师，为粤后援”。王电发出后，谭延闿、赵恒惕一面通电，宣布王氏父子罪状，声罪致讨，一面又故布疑阵，致电孙中山询问有无遣林助王之举。在孙中山多次来电有所解释，并明确期望湘军“赞此义举，毋使林君独为其难”的情况下，谭、赵仍催令湘西各军步步紧逼，伺机扑灭王部。⑦
随着粤桂战事大局已定，湘军中的程系军人公开打出倒谭的大旗。11月13日，驻湘北平江第十二区司令萧昌炽因士兵闹饷被杀。萧系谭氏心腹，事件发生，谭即命第三旅旅长鲁涤平和第六区司令李仲麟讨伐乱兵，但二者拒不应命。程潜旧部李仲麟、第二旅旅长廖家栋与乱兵推举出的新十二区司令于应祥联合兴兵，进逼长沙。第一师师长赵恒惕默不表态，作壁上观。谭延闿见大势已去，于23日通电宣布解除本兼各职，总司令由赵恒惕继任，省长一职则由省议会选举临时省长林支宇承乏。⑧
在与西南“力保融洽”的氛围下，施行“敷衍”之法拒绝南军借道，成为赵恒惕对付孙中山北伐战略的基本举措。
谭倒赵继，为了拉拢赵恒惕加入讨桂阵营，11月29日，尚未正式成立的军政府任命赵为湘军总司令，林支宇为湖南省长。
12月3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四总裁联名致电赵氏，略申贺忱，并“祈本夙昔之主张，迅驱桂贼，出吾人于水火，庶民治有策源之地，西南无心腹之忧”。
赵恒惕随即复电，表示“勉竭绵薄，以副盛意”。
在与新成立的广东军政府虚与委蛇的同时，赵恒惕并采取行动，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12月3日，他致电军政府，推荐程潜出任陆军部长。在军政府任命程为陆军次长后，他在复电中一面表示“诚为恰当”，一面又称程潜“抱负甚巨，不特将略优长，平日身在戎行，深究国家大计，观其雄心远略，足以经国济民”，仍然期望能够“任总别部，伸展长才”。
极尽揄扬的另一面，实为“一种迎送之举”，
包含着利用军政府要职来羁束程潜这位湘政重要竞争对手的用心。
然而，赵恒惕与民党的脆弱平衡很快就被打破。12月5日，湘军第二旅士兵在长沙发生闹饷风潮，变兵冲入司令部和赵恒惕私宅劫掠，赵逃入美国领事馆暂避。被乱兵推为临时总司令的廖家栋属于程系，但因忌惮赵派实力并未就职，而与刚抵长沙的李仲麟出面劝阻乱兵。7日，风波平息。9日，赵恒惕、廖家栋等发布此次事件布告。
程潜也发来电文，希望湘局稳定。
虚惊一场的赵恒惕深受刺激，决心寻找机会将程系力量一网打尽。为了增强对抗程系的力量，赵借机将谭派军队调回长沙。此时，正值李烈钧率领滇军意欲借道湖南助粤攻桂，与湖南边防军发生冲突，赵恒惕遂以讨论滇军借道与出兵讨桂两问题为由，召开旅长以上军事会议。24日，前来长沙与会的李仲麟、瞿维臧等八人遭遇突袭，全部被杀。
程潜在湘势力遭受重创。翌日，赵恒惕发出通电，指李、瞿“阴相勾结，唆使第四团驻省之一三两营，密谋举事，不惜糜烂地方，以图一逞”，“本总司令惩前毖后，不得不力去害群，以奠桑梓，以维法纪”。
《中央之对湘计划》，上海：《申报》，1920年12月19日，第2张第6版。
对于赵恒惕的公然切割之举，广东军政府从大局考虑未予公开谴责，不过在赵氏紧逼下艰难图存的林修梅所发通电，应能反映其基本的观感。1921年1月10日，林修梅致电孙中山等，痛言湘局，指责赵氏“两年来所处地位与其力量，均足左右湘局。湘中党派纷歧，本无可讳，乃赵公时而联甲以倒乙，时而联乙以倒甲，翻云覆雨，操纵在手，使政局永无奠定之望，人民日在恐怖之中，揆诸护法初衷，应亦无以自解”。
反对选举
广东新军府成立后，北京政府加强了对川湘等前沿省份的联络。赵恒惕驻湘南时，与吴佩孚建立的感情“十分浓厚”，二人“信使往还，不绝于途”。
与川湘毗邻的湖北督军王占元，忧恐二省政局变动危及自身，迭电到京，请求速定方针。12月8日报章披露，徐世昌派中将梅馨赴湘，与赵恒惕接洽善后。
是月中旬，外报登载消息，称王占元与赵恒惕“议定湘省归附中央、取销自治之办法，内有湘军在名义上归巡阅使节制，由中央给饷等条件。其内容已电致北京，请予核准”
。此消息虽明显的不实，但外界悬想的依据，显为赵与北方阵营互动的频密和热络。
《赵恒惕尚无附北表示》，上海：《申报》，1921年1月22日，第2张第7版。
是月11日，就外界风传的附北问题，赵恒惕、林支宇致电西南要人进行解释，电谓：“护法以来，创深痛巨，正谋厉行民治，以资宁息，而图光大。湘人素重人格，山河可易，此志不移。近闻奸人到处造谣，非指为变乱，即诬以投北，藉词加害，无所不至，应请查究防止，以杜乱萌。”
15日，赵、林邀集各团体各报馆代表在省署召开茶话会，磋商筹备省自治根本法事宜。赵氏在讲话中指出，“自谭前督宣布湘民自治通电后，迄今亦将数月，故目前切要之举，即为产生省自治根本法一事”。在谈到对外关系时，他说，“近来外间流言谓湖南将取消自主，又谓将兴党狱，株连民党中人。我赵某做一日总司令，决不让一北兵来湘，决无牺牲人格取消自治之理……至兴党狱，我赵某决不做这种事。湖南为民党发源之地，那有摧民党之理？若系捣乱之徒，不问属于何党，我自应加以惩处，方足以维治安。至无故株连党人，我决不出此”。将湘省在南北之外自成一体的基本趋向揭示无遗。
2月云南顾品珍驱唐事件发生后，北京政府见及西南局势有所变化，重新厘定对南方针，决定“赵恒惕既不显然附和西南，政府仍当派员与赵接洽，俾将两湖联防早日实现”。统一善后委员会并将湘省北归问题交由王占元负责。
在与南北均不断联络的同时，赵恒惕与川滇黔等西南省份的联系也明显加强，上述各省就南北政争之立场逐渐达成默契，“诚以附北既损人格，附南亦无所适从，转不若抱定独立主义，不附南北，亟谋本省自治之为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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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湖南等西南各省离心离德，军政府旁观之余，思谋有所应对。然而内政外交治丝益棼的军政府，并无足够的实力扭转湘黔川滇诸省的离心倾向。1月18日，居正致函孙中山，谈及湖南问题时指出：“湖南虽迭传附北，条件尚难征实；然赵既加害民党，自然中馁，附北之事，恐系时间问题。惟闻协和所部已到武冈，距宝庆不远，得此要区，不虑其变；或竟能威服，亦未可知。”
将湘赵留在西南阵营的希望，寄托在李烈钧所部滇军的牵制。26日居正在致孙中山的另一函中，对军政府积极笼络湘赵的成效颇表怀疑，认为“湘赵林北附，既未实现，当此力难兼愿之际，羁縻之固是办法，惟联络则似无所谓。盖彼已与民党成水火，纵我不以为仇，彼亦不自安，况谭派日围绕其侧，挑拨百端。今彼之不急与我绝者，亦犹我之不能讨彼，彼此均心心相照，虽竭力联络，其结果仍与羁縻等也”
。
如果说肃清湘军中程派军人后，赵恒惕因与民党彼此“心心相照”而暂时相安无事，那么当非常大总统选出后，赵恒惕则走到了反对民党的前台。此次重返广州前，孙中山等认识到护法旗帜形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曾认真筹商过其存废问题。
返回广州后，孙中山虽“因仍旧贯”恢复军政府，但在他看来，取义较正的正式政府才是改组的正确方向。1921年元旦，孙中山在军政府发表演说，公开指出：“此次军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余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护法不过矫正北政府之非法行为，即达目的，于中华民国亦无若何裨益”；且护法“所取名义狭而不正”，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均不足以与北京政府相抗。他建议国会仿照民元南京临时政府的成例，在广东设立正式政府，作为“对内对外之总机关”，以“开一新纪元，巩固中华民国基础，削平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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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脂肪含量（SFC）是黄油常规测量指标，表示是脂肪在不同温度下的熔融特性和硬度性能，黄油的熔融和硬度性能对其口感、香气以及涂抹性能有很大影响[17]。由表2可知，当温度为10～40℃时，黄油和猪油的固体脂肪含量呈显著减少（P＜0.05），其中黄油固体脂肪含量在温度为0～10℃时，下降最为降低显著，下降率达38.76%，当温度超过10℃时，固体脂肪含量逐渐趋于平稳，但其固体脂肪含量仍显著高于猪油，由此可知，黄油比猪油具有更好的可塑性。
孙中山力推选举总统组建正式政府之际，正是湖南省宪紧锣密鼓起草之时。非常大总统选出后，外界哗然，西南阵营内部最强烈的反对声音即来自湖南。8日，湖南教育会等四法团通电西南要人，列述总统选举不可行之三大理由，认为“现在民治潮流震荡寰宇，联省自治实为解决时局唯一方针”。
9日，赵恒惕致电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及陈炯明，指责“大总统选举，原有成宪可循，今以非法手续率予变更，既启纷扰，尤损尊严。况此种恶例一开，尤而效之，祸伊胡底？此事于联省自治前途，障碍实多，惕已切电参众两院，声明否认，并电孙公劝其严词谢绝，毋允轻就。”
13日，湖南省议会分别致电西南各省、广州参众两院和孙中山，批评“总统选举，成宪宜循，若以简率从事，恐起纷扰之端，而滋政治之累”。
赵恒惕主导下的湖南，发出了全员一体明确反对的强大声浪。
除明示反对意见外，赵恒惕又与川滇黔等省当局函电交驰，商讨反对办法，鼓动各省“采取更大规模的反对行动”
。与此同时，在王占元的主导下，川鄂湘滇黔等长江流域省份显然加强了彼此间的政策协调。4月12日，赵恒惕代表田应诏、顾品珍代表张子贞等相继抵达汉口，随后在王占元的主持下召开会议，讨论对南对北问题。王氏趁机劝诱四省投北，但遭到拒绝，各省代表“依然主张联省自治，只约对于孙中山氏绝对不服从”。会上湘赵代表提出，“湖南当局拟在武昌召集未统一各省开一和平会议，促进南北统一，并希望今日到会各省一致加入”。此次会议虽然并未造成赵恒惕等脱离西南阵营投靠北京政府的事实，各省集议也不取联盟名义，但实际上则隐含着“联合长江一带与中立各省养成中坚之势力”的可能性。
政局变动之下，南北对峙格局的演化呈现出明显的开放性。
面对西南内部的反对声浪，孙中山一面有所解释，称“近日各省多已宣言地方自治，此实为目前救国切要之图。然各自为治，亦不可无首领以为之统率。现拟将军府改组联省自治政府，亦系为联结各省，提倡自治起见，对于各省用人行政并不干涉，于地方自治绝无妨碍，所举总统不过为对外负责，幸勿误会。应请速派代表来粤，共谋建设，以策进行。”
一面派员前往湘滇黔等省担任疏通，“除具正式公函外，另有私函分致各该省要人”。
对于湘省，并由覃振、李执中、周震鳞等联名致电湖南各界，呼吁一致承认孙中山为总统，然而收效甚微。有报道披露：“该电去后，昨日忽接湘电，谓此间反对非常会议选举孙文为总统之风潮异常剧烈，称此举为违反约法，破坏西南护法之大局，现将由赵恒惕发起联合川滇黔等省，在长沙组织联省自治政府。”
由于湖南等省的强烈反对，孙中山的就职之期一拖再拖，最终于当选近一个月后方正式履任。
阻滞北伐
5月26日，援桂战争爆发。在陈炯明等人的要求下，赵恒惕派谢国光率军攻桂，
摆出与广东政府一致的姿态。7月27日，援桂战争尚未收束，为扩大地盘和解决财政困难，赵恒惕放弃其标举的地方门罗主义，发动援鄂战争。
从图3可以看出，16线108-136点视电阻率值在浅部一般为150—200Ω·m，在深部值较大；视极化率在浅部较弱异常值在1.5-2.0之间，深部反应较强，在埋深=400～1000 m，激电异常值在4—5.6%。总体上看，16线激电测深剖面反映激电异常埋深较大，在300-500 m以下，表现为高极化、相对高阻特征。通过地表槽探揭露，激电异常地段位于北东向断裂破碎带中，探槽中见有钼矿化、硅化、褐铁矿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等矿化蚀变。
组建正式政府的主张虽迭遭联治派和部分国会议员的联合抵制，甚且连孙派革命党的核心成员许崇智、蒋介石等亦不时流露出畏难情绪，主张总统缓选，但关余交涉的失败，援桂战争迟迟未行，以及西南局势的混沌，使孙中山认识到，“速选总统，组织正式政府一事，实为目前撑持危局之唯一办法”
。4月6日，孙中山在军政府宴请非常国会议员，发表演说时正言相告：“外交团将关税余金交付北京政府，是不啻于宣告西南死刑，等吾人如土匪。今之救济方法，非速选总统，昭示中外，不足与北方抗而成同志之大业。余此次回粤，所抱之革命目的綦为伟大，将来期求历史上之无上光荣。”
翌日，国会参众两院非常会议在广州举行，通过周震鳞等人提出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
对于湘军援鄂，有北方报纸推测，系受广东政府策动。外界对赵恒惕与广东政府是否因此联为一体颇为关注。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分析认为：“现在中国南方之扰乱，最堪注目者，厥为湖南总司令赵恒惕是否与广东之孙文、陈炯明有联络。苟有联络，于时局之推移，实有莫大关系，而广东政府之势力亦将伸张于扬子江沿岸，握湘鄂大权，而称霸于中国。若武汉落粤派之手，其势力必将支配中国之中央，而制北京政府之死命。”
然而小幡所推测的广东政府或席卷半个中国的前景并未出现，原因是湘赵援鄂实别有怀抱，并无与广东政府合作的考虑。是以，广东政府援鄂表面上甚为积极，“然不过一种虚张声势，实则湘粤间尚未有若何联系。湘鄂开战情形固未报告来粤，而赵恒惕始终亦未请求出师援助。”
在未获赵恒惕许可的情况下，倘“径行派兵入湘，反起湘人之嫌疑，故对于鄂湘事不得不暂取放弃主义”。
相反，北京政府则制定了周密的应对计划。在直军的打击下，湘军先胜后败，在岳州遭遇重挫。不过，北军并无趁势南下夺占湖南之计划，吴佩孚声称：“拟扶助赵恒惕，如湘省当局能自维持，以拒政治上阴谋家，则不愿侵入湘省。”
将赵恒惕与广东政府判然两分，拉拢前者对抗后者的用心昭然若揭。9月1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
为保住自身地位而草草结束援鄂的赵恒惕，在西南内部受到巨大的质疑，其对湘军和湖南的掌控发生明显的动摇。广东政府认为，赵恒惕与吴佩孚言和，“无形中已投降北廷”，湘鄂形势为之一变。
已经出兵援湘的川军，蓄势待发的黔桂粤诸军纷纷来电，“向赵恒惕为严厉之诘责，依然极力主战，与北军一角胜负”。湘军内部，宋鹤庚、鲁涤平等将领以援鄂费尽心血，死伤枕藉，“态度极为激昂”，积极主战。
民党系军官对吴赵议和“反对甚烈，倒赵之声喧传甚盛，不过以新败之余，实力已疲，不能为积极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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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关联规则的智能药柜内药品储位设置研究…………………………………………………… 沈颖燕等（23）：3285
未能抓住援鄂之机借道北上的广东政府继续推动其北伐计划，与赵恒惕不容许外部势力染指湘政的“中立主义”发生激烈的对碰。9月6日，孙中山任命周震鳞为湖南劳军使，先期入湘为北伐做准备。21日，孙中山在观音山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军队改编及北伐事宜，决定“俟滇黔联军开至粤边后，即共同向湘省前进，一致北伐”。
获悉广东政府欲假道北伐，湖南各公团促行宪法会致电孙中山，坚决拒绝客军过境，电谓：“湘民猛省，本自决精神，谋根本解决，节制宪法，力图自治……此次湘宪对于客军过境，制限极严，倘有毁法横行，即是湘民之敌。若云统一国家，自当谋之全民，岂可诉诸武力。我公醉心共和，国民久仰，谅无拂民之举，以作祸湘之图。”
与此同时，应各界所请，赵恒惕发布裁兵命令，摆出自外于南北纷争的姿态。
29日，川滇黔三省均致电广东政府，力促兴师北伐，中有“不澄清中原，虽统一西南，于国何补”等语。
面对愈发浓厚的北伐空气，赵恒惕在借助民意明示反对之同时，并施行釜底抽薪之策，密派前财政厅长杨丙前往南宁，敦劝同持联省自治理念的陈炯明“毋助孙氏出兵，致妨湘省自治”。据杨电告，陈表示“抱定联省自治主义，断不至假援鄂之名，行攻湘之实”。
内部统治的不稳，加上对北遭遇挫败，对南则面临北伐计划的高压，令处在南北夹缝间求生存并图谋发展的赵恒惕左支右绌，颇感迷茫，试图将省长一职畀诸谭延闿，以共度时艰纾缓压力。10月前后，赵恒惕数度派员赴沪，劝说谭延闿出山，且函电交驰，向谭讨教治湘方略。数度讨论之后，其治湘及对外策略逐步明晰并趋于坚定，这在10月21日致谭氏僚属石陶钧函中有全方位的揭示。该函指出：
此间方针讫无少异，所谓以精神联系西南，以行迹迁就北方，实与弟不谋而合。弟系男子，断不至有丧失人格之事。岳州后话，无异会稽，此耻不雪，何以为人，惟假时日亦难办到。现正极力收束整理，而极难极困之点，几以吾身为集合场，以弟之耆力短浅，断难应付适宜。故于焦急痛苦之时，亟盼畏公(谭延闿，引者注)返湘，以为援救，此事为【惟】望公极力赞助之。兹将询及并所欲白者列后：
《独立主义中之川滇湘》，北京：《顺天时报》，1921年3月8日，第2张。
深度+主题的游学指南——《XX主题/深度游》。根据当地文化，设计经典特色性强、体验沉浸感重的满足不同文化需求的休旅线路。闻名景区的文化旅游+外事体验为主的常规线路；美丽乡村、山居民宿、特色家庭、工厂企业为代表的微观特色线路等。
二、中山与西南有别，湘对西南以后当力保融洽之法，中山亦设法敷衍。
……
五、中山于卅日赴桂，欲率许李各军由桂林韶州入湘北伐。北伐可矣，何必取道湘省？现川军不利，沈部四处勾结，各无大计，贸然入湘，是以湘为战场矣。其胜负不具论，而吾湘之糜烂当不堪设想。且湘不能保，西南亦危。
28日，湘籍民党要人相继表态，表明此次事变并非是仅由闹饷而触发的偶然反应，而是民党倒谭大计的组成部分。程子楷、覃振暨旅沪湘人在致赵恒惕、林支宇电中，指责谭延闿匿迹省垣，“利用政学会勾结敌人，希图煽乱，破坏西南大局”，呼吁赵、林除恶务尽，力遏乱萌。在致李仲麟等电中，程子楷、覃振称誉程派军人“以兵力为变形之民意代表，直接在拥护□□，间接实保障西南”。⑨程潜在致赵、林电中，称赞二氏“协力匡救”之功，表示“誓当力竭绵薄，遥为外援，冀竟革新之功，藉附追思补过之列”。⑩各电均言辞显豁，将谭延闿斥作护法阵营的叛徒，去谭旨在保全西南大局。对于民党的倒谭计划及其与粤桂战争的关联，北报据某方面消息指出，孙派之计划，“由联络湖南、收拾广东双方并进，而重整军政府尚在第二步。闻其底理，系孙派恐谭延闿党于桂派，遂实行联络林修梅、赵恒惕，先使谭氏不能展布。在广东方面，设法渐迫桂军全体出境以消隐患，以为军政府之地盘”。
为了取得赵恒惕在北伐问题上的合作，孙中山数度派员入湘，与之联络。赵恒惕则一面与陈炯明信使往还，互为奥援，一面频繁遣使南来，向孙中山当面陈情，诉说借道困难。1922年3、4月间，在大多数湘军将领欢迎南军入境、拥护北伐的情形下，赵恒惕从自身地位考虑，饰以民意外衣，依旧不为所动拒绝借道。3月28日，由其派遣的高等审判厅长李汉丞自永州起程，赴桂交涉，4月3日抵达桂林，当日由覃振陪同晋见孙中山。后者咨询湘事极详，李力陈湘省自治为适应时势必需，“孙氏欣然嘉纳”。随即又与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吴忠信等要人商洽，“谈论极浃，咸谓湘省既主张自治，人民饥馑，北伐路线暂不由湘进行”。
在赵恒惕始终拒绝客军入境，路线问题迟滞北伐计划近半年时间后，孙中山做出重大改变，于1922年4月将北伐大本营由桂林迁至韶州，北伐军决定改道江西北上。然而正当北伐军胜利进军，捷报频传之际，粤省涌动已久的暗潮喷薄而出，六一六兵变发生，孙陈决裂，孙中山二度在广东建立的政权走到了终点。
结 语
在南北相争的格局中，湖南地位异常重要。1920年11月孙中山返回广州重建军政府后，虽政令不出粤省，在粤内部亦受陈派军人的大力掣肘，仍极为关注湘局，期望西南连为一体，共同完成饮马长江进而统一全国之计划。然而赵恒惕借助民党力量上台后，伺机肃清程派军人，巩固自身地位，并借助联省自治运动，宣称湘人治湘，在南孙北徐外别树一帜，与南北政府相周旋。非常总统选出后，赵恒惕一改先前之虚与委蛇，走到了反对孙中山的前台。北伐计划发动后，赵恒惕拒绝借道，并联络陈炯明，致使南军北上被严重迟滞。可以说，“以精神联系西南，以行迹迁就北方”，亦南亦北、非南非北之湘赵等西南地方实力派的羁束制限，是孙中山二度建立的广东政权中途倾覆的重要原因。
孙中山革命事业再遭顿挫，也和其武力统一全国的革命方略具有明显的超前性，与当时的救国思潮存在严重的错位直接相关。20年代初，联省自治运动风靡全国，“中国将来维持之道，只有联省自治一途而已”，“将来凡向此方面进行者，即系顺应世运之辈。南方如能及早顺应此大势，则南方可制胜；北方如能及早顺应此潮流，则北方可制胜。南北胜负之攸分，谁并合谁，只在此自觉之迟速”，
几乎成为时人的共识。联省自治被标举为解决国事的基本取径。在联省自治潮流的冲击下，西南各省的当政者虽不过“假它为割据地盘的掩护工具”
，但也因此获得了对抗孙中山革命方略的合法性和能量源，本来即为松散凑合的西南阵营由此更是四分五裂。武力统一的方式也与当时厌乱望治的社会心理格格不入。历经连绵战乱，饱受战祸之苦，国人对动用武力存有天然的排斥，普遍认为武力非但不能解决国是，反而会引致更多的武力接踵而起，如此循环往复，祸乱将无已时。是以不愿再闻杀伐之声，对孙中山的革命方略自然也不可能予以大规模的积极回应。
二次护法是孙中山革命运动的重要阶段，它既承接第一次护法运动的基本命题，又包孕着下一阶段革命运动发生变化的各种条件。对孙中山而言，二次护法的戛然而止再次证明，利用军阀反对军阀的传统革命策略，基本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革命之路，道阻且长，如何在革命新败之余，痛定思痛，把握时代脉搏，探寻出达致“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俾国民皆蒙福利”
这一目标的革命新路，成为孙中山亟待思考并给予解答的重要课题。
①既有相关研究或关注全国范围的联省自治运动或聚焦湖南自治运动和赵恒惕治湘，对湘赵与广东政府的关系缺乏系统的梳理。
反向解析法在盐酸普萘洛尔片一致性评价中的应用………………………… 柏植政，周 卫，丁逸梅（3·179）
②《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对于“湖南改造”之主张》，李铁明主编：《湖南自治运动史料选编》，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08页。
③《谭延闿主张粤人治粤》，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9月14日，第1张第3版。
④《粤桂战争中之湘讯》，上海：《时报》，1920年10月3日，第2张第4版。
⑤周震鳞：《谭延闿统治湖南始末》，《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61年，第7页。
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0、450～451页。
⑦《湘西问题之扩大》，上海：《时报》，1920年10月21日，第2张第3版；《再志湘西问题之扩大》，上海：《时报》，1920年10月22日，第2张第3版；《致赵恒惕等电》，《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73页。
⑧《湘局改革中之要电》，长沙：《大公报》，1920年11月25日，第6张。
⑨《程子楷等请处治谭延闿电》《程子楷等致李仲麟等电》，长沙：《大公报》，1920年11月30日，第6张。
⑩《程颂云亦有来电》，长沙：《大公报》，1920年11月30日，第6张。
《政府注意中之西南行动》，北京：《晨报》，1920年11月5日，第2版。
《专电》，上海：《申报》，1920年12月5日，第2张第6版。
文献[3]建立了另外一个分析旋转物体动力学的方法，其思路是：(1)把旋转体的位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刚体运动(包括绕轴线的旋转)所引起的位移，另一部分是弹性变形所引起的位移；(2)弹性变形所引起的位移用物体不旋转状态下的振动模态进行叠加，而这些模态通过三维有限元分析得到。文献[3]在文献[4]中应用这个方法分析了旋转车轮与柔性轨道结构的非赫兹非稳态接触问题，在文献[5]中用来分析轨道曲线啸叫。文献[3]的方法需要用到三维有限元分析，尤其是不方便处理轮轨力沿车轮滚动圆的高速移动。
《孙唐伍唐致赵总座电》，长沙：《大公报》，1920年12月5日，第6张。
绝缘衬底上硅(SOI)由顶层硅,中间二氧化硅衬底层和基底硅三层材料组成,其折射率差大,约束光场能力强,是制作微环谐振腔的常用材料。运用MEMS工艺,通过SOI基片预处理、涂覆PMMA光刻胶、电子束光刻、显影、ICP深硅刻蚀、去胶等工艺得到了高度为220 nm的硅波导微环谐振腔基本结构,其不同耦合间距对应的SEM图示及波导截面尺寸示意图如图7所示。
《湘当局拥护军政府》，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2月20日，第1张第2版。
《赵恒惕推举程潜电》，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2月20日，第2张第6版。
《湘局未来之变化》，北京：《顺天时报》，1920年12月27日，第2张。
采用SPSS 21.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乘机复湘之主张者》，上海：《申报》，1920年12月15日，第2张第6版；《军界之严明布告》，长沙：《大公报》，1920年12月9日，第6张。
《程潜关于湘事之电稿》，长沙：《大公报》，1920年12月9日，第6张。
《湘省又发生变乱》，上海：《时报》，1921年1月3日，第2张第3版。
《赵总司令戡除祸乱》，长沙：《大公报》，1920年12月26日，第6张。
《赵恒惕之态度与湘局》，北京：《晨报》，1920年12月21日，第2版。
《专电》，上海：《申报》，1921年1月4日，第2张第6版。
在实际通信过程中，由于网络限制流量、数据传输间隔短等因素，会出现数据拥堵现象，即模块发送的数据不能及时传送到远程终端，而是堆积在网络上，从而引起接收端数据延时或者接收不到数据。本文采用软件编程的方法(如图4所示)成功地解决了该问题，如数据传输流程图所示，在发送数据前应根据调试经验设置合适的定时时间(本测试确定为3s),发送完数据后，立即进入接收中断同时开启定时器，如果在定时时间内接收到正确的反馈信息，则发送下一组数据;否则，定时时间到后，则关闭当前连接，重新请求连网。经测试，该方法能够解决数据拥堵问题，且重新连网的时间达到3～4s(如图5所示)，有3次连网出现，且数据是连续的。
《林修梅痛言湘局》，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月11日，第1张第3版。
此次事件，在强化赵恒惕对湖南掌控的同时，清楚彰显了赵氏对广东政府的基本态度。对湘省兵变接连发生的内部经纬及影响，有北报分析指出：“湖南之向背，与时局有重大关系。兹据确实消息，赵恒惕与谭延闿，本有甚深之关系。盖赵乃谭之旧部，且曾受其提拔。此次索饷风潮，本与程潜等有关，故赵一方面推荐程氏于广东，免其再扰湘省；一方则对于孙文派之运动军队者，用严厉手段对付，数日前业已斩决孙党数人，其布告罪状，即明指为运动军队者。故赵氏现在之态度，决不积极援助广东，惟亟亟于湘省内部之统一，以先固其地位。其对于孙文等，实已有甚深之意见。”12月30日，赵恒惕致电吴佩孚，明言“湘局暴乱分子既去，今后必可全力维持湘序。现仍按自治方针做去，绝不附孙”。
《专电》，上海：《申报》，1920年12月9日，第1张第3版。
《汉口外讯》，上海：《申报》，1921年1月13日，第2张第6版。
据报章披露，1921年1月中旬，北京政府向赵恒惕开出北向统一的三项条件：其一，“湘省取消自主后，该省善后由中央完全担负办理”；其二，“湘军欠饷及各军归并费用由政府拨发”；其三，“湘军各级官吏及各级军官由中央追加任命”。然而频繁活动之下，赵恒惕北附仍在疑似之间，北京政府逐渐认识到，赵“为人优柔寡断，或至不即北归”，遂令王占元及江西督军陈光远注意湘局，密切关注赵恒惕动向。24日，先前派出担任疏通工作的梅馨自湘返回，25日赴总统府晋谒徐世昌报告详情，谓“赵恒惕北归，一时难达到圆满目的”。徐闻听极为忧虑。
《赵恒惕与卢焘俱无意北归》，北京：《晨报》，1921年1月26日，第3版。
《赵林两公电辟谣诼》，长沙：《大公报》，1921年1月12日，第6张。
《当局对于西南最近之主张》，北京：《顺天时报》，1921年2月21日，第2张；《统一湘川滇黔之不易》，北京：《顺天时报》，1921年2月22日，第2张。
一、湖南宗旨为省宪建国，始终勿渝。沪粤方面应付接洽，请畏公主持，公协助之，其费用当陆续奉上。
桑兵主编，谷小水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8、20页。
吴叔班记录，张树勇整理：《吴景濂自述年谱(下)》，《近代史资料》总107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9～81页。
《各方面主张选送总统》，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4月8日，第2张第6版。
《广州选举总统之前后详情》，长沙：《大公报》，1921年4月19日，第2、3张。
《四法团反对选举总统电》，长沙：《大公报》，1921年4月10日，第6张。
《公电》，上海：《申报》，1921年4月12日，第1张第3版。
《议会反对选举总统电》，长沙：《大公报》，1921年4月14日，第6张。
广东省档案馆编译：《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3页。
《四省代表会议》，北京：《顺天时报》，1921年4月17日，第3张；《较为重要之鄂省会议》，《顺天时报》1921年4月20日，第2张；《四省联合之鄂会》，北京：《顺天时报》，1921年4月24日，第2张。
《孙文又提议联省自治》，香港：《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4月19日，第1张第3页。
《孙文派员疏通湘滇黔各省》，香港：《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4月15日，第1张第3页。
《广东总统之就职与军事》，上海：《申报》，1921年4月26日，第2张第7版。
《湘军实行援桂》，上海：《申报》，1921年7月24日，第3张第11版。
《小幡回任中之对华谈》，上海：《申报》，1921年8月7日，第3张第11版。
《孙文援鄂之筹划》，香港：《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8月24日，第1张第3页。
《广东出师武汉策之阻力》，上海：《申报》，1921年8月17日，第3张第11版。
《西报记吴佩孚之谈话》，上海：《申报》，1921年9月17日，第2张第7版。
《湘赵附北与粤军援鄂之关系》，香港：《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9月16日，第1张第3页。
《湘鄂和议声中之各方面》，北京：《顺天时报》，1921年9月4日，第2张。
《长沙内讧与岳防吃紧》，北京：《顺天时报》，1921年9月28日，第2张。
《粤孙之北伐热》，天津：《大公报》，1921年9月25日，第1张。
《湖南拒绝客军过境》，香港：《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9月23日，第2张第2页。
《湖南裁兵命令》，北京：《顺天时报》，1921年9月28日，第3张。
《本社专电》，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9月30日，第1张第2版。
《湘省现局与裁兵问题》，上海：《申报》，1921年10月4日，第3张第11版。
李历松：《旧札窥史：赵恒惕与谭延闿“争湘”之斗》，长沙：《湘潮》，2006年第7期，第52～53页。
《北伐军最近之形势》，北京：《顺天时报》，1922年4月20日，第2张。
《论说·孙逸仙氏之所为》，北京：《顺天时报》，1921年4月23日，第2张。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6页。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23页。
[中图分类号] K25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19)05-0091-09
作者简介： 谷小水，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275
[责任编辑 李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