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敏[1]2004年在《“什么是X”与“X是什么”汉英语言中的对比分析》文中认为汉语的“什么”用在句中表示疑问时,其英语里的对应形式是“What”,两词都具有指别兼称代的功能,在句中可指代未知而欲知的信息,例如:“什么是X?”跟“What is X?”,两者都属于疑问代词,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性。但是,在汉语的使用习惯中,人们对“X”作出发问时,除了用“什么是X?”的句式,同时可以用“X是什么?”,这两种句式一般被认为没什么不同,用哪一种形式发问都可以,作用都是对“X”提出询问。汉语这种特点,英语并没有对应的使用情况,英语对欲知的“X”作出提问时,必须以“What is X?”的句式,在一般情况中,“X is what?”是个不合标准的句子。本论文从汉英两种语言这种特殊现象作为出发点,主要探讨与汉语“什么是X?”跟“X是什么?”,以及英语“What is X?”跟“X is what?”几个疑问句式相关的一些语言问题。文章首先描述汉英两种语言使用上述句式的基本概况;然后,研究汉英两种语言中“什么是X?”及“X是什么?”的语法特色,集中讨论英语必须以“What is X?”句式提问的这个语法现象,并通过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的相关理论进行初步解读。论文的第叁部分,我们将使用大量篇幅、仔细分析汉语中“什么是X?”跟“X是什么?”的差别,研究内容涉及句法、语义及语用等方面,并且尝试找出人们把“什么是X?”与“X是什么?”两种句式视作等同、随意互用的原因;同时,对如何使用“什么是X?”跟“X 是什么?”提出与既往不同的看法。这部分的研究目的,一方面想指出人们向来所忽略的问题,另一方面,希望为汉英两种语言在有关问题作进一步对比前打下参考基础。承接第叁部分的分析,文章第四部分将综合汉语及英语在“什么是X”与“ X是什么”的异同,然后总结汉语及英语的语言特色,看看两者在表达相同思维时所采用的手法和习惯。
苏章海[2]2014年在《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在对“对比语言学到底在做什么?对比语言学做了些什么?对比语言学还应该做什么?”叁个对比语言学学科的核心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凝练出“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从学科诞生之日起至今是如何演变的?这种演变对学科发展有何影响”两个基本的研究问题,以“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为题展开,目的在于沿着对比语言学产生和发展的线索,考察元语言系统演变的不同表现、即系统中元语言在学科发展的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盈缺和变迁,观察对比语言学在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范围与对象、研究方法与程序以及研究价值(包括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探讨对比语言学学科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本研究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全文绪论,提出了对比语言学学科史研究的必要性,论述了从学科元语言演变的角度研究学科发展历史的目的和意义,设计了研究内容；在对对比语言学元语言及元语言系统界定的基础上确立了元语言抽取的基本原则,并将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分为“核心概念”、“一般性概念”和“辅助性概念和表述”。为了厘清对比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如实、全面地反映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同时也为了行文和描述的方便,本研究对对比语言学元语言概念的界定采取宽泛的做法,即不仅把对比语言学的“核心概念”作为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同时还把“一般性概念”和“辅助性概念或表述”一并纳入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系统,但在具体做法上,重点论述“核心元语言子系统”的演变。这样建立起相应的“子系统”,分别对应对比语言学学科框架中的“研究本体”、“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叁个“元语言子系统”。尝试搭建起了一个“理想的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暨学科框架”,作为考察不同发展时期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演变的参照,并由此考察对比语言学的学科发展史。第二章论述了中外学者对于对比语言学学科史的研究思想、思路和成果。在前辈学者的启发下,本研究尝试将中西方语言学纳入到同一条时间线索上来,做出了一个“打通中西”的对比语言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分期,即对比语言学的创始时期(1820—1955)、“应用性”转向与衰落时期(1956—1976)、复苏与发展时期(1977—1989)和快速发展与走向繁荣时期(1990—)四个时期,作为本研究得以展开的空间,并构成本文的主体章节。第叁章到第六章是本研究的“本论”部分。第叁章研究对比语言学创始时期的元语言系统建构和演变情况。洪堡特是对比语言学的创始人,构建了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雏形暨学科基本框架；作为历史比较法的产物,西方的对比语言学与19世纪的主流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几乎同时产生、并行发展；经叶斯柏森,到沃尔夫,西方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系统已基本完整,学科正式确立并命名。中国的语言对比研究肇始于1898年的《马氏文通》,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以创建中国语法学和汉语语法体系为目的,“对比”仅仅是一种研究的工具。由于普世语言观的影响,从马建忠经严复到黎锦熙,所谓的对比语言研究实际处于“比较”与“比附”之间；从陈承泽发出“反对模仿”的呼声开始,尤其是“中国文法革新时期”(1938—1943),中国学者才开始在普通语言学关照下运用对比的方法挖掘汉语特点,建构汉语语法体系。50年代前期,由于苏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比附”的研究方法复辟。第四章讨论对比语言学“应用性”转向与衰落时期元语言系统的演变。西方语言学自拉多(1957)开始,出现以为外语教学服务为唯一宗旨的“应用性”转向,将对比语言学降格为“对比分析”,从而成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迪·皮德娄转向转换生成语言学寻求理论支持,却遭遇普遍语法观的尴尬。由于放弃了自身理论建设的诉求,美国的对比语言学研究逐步衰落。中国的语言对比研究虽有赵元任先生成果卓着,但因“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56)的出台而式微,并终因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被迫全面停止。第五章研究对比语言学复苏与发展时期元语言系统的重建。西方语言对比研究中心从美国转到欧洲,并开始从微观走向宏观；沃尔夫对比语言学思想开始复兴,西方语言学重新重视自身理论建构。中国对比研究因对外汉语教学和外语教学的需要得到普及,在为第二语言教学服务的同时,因少数学者对其学科性的元思考而开始重视学科自身的理论建构。中西方对比语言学之间的距离开始缩短。第六章,通过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的演变论述对比语言学的快速发展与繁荣时期对比语言学的发展状况,并对学科未来发展做出展望。1990年之后,随着沃尔夫语言相对论思想逐步复兴,世界对比语言学出现新的气象：西方语言学以体系建构为开端,“跨文化交际”为特色,“功能分析”为“大成”,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不断扩大,理论建设成绩斐然：菲齐亚克延续自己的一贯思想,对学科做出深刻的元思考,提出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克尔采斯佐斯基则从对比中立项出发建构了一个别具特色的理论体系;由于维尔茨皮卡(1991)的贡献,跨文化语用学从欧洲走向澳洲；从卡普兰到孔纳(1996;2008),美国的对比修辞学取得较大发展；哈蒂姆(1997)则继承哈特曼的研究传统,以“跨文化交际”的名义对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学进行了深刻论述；切斯特曼的集大成之作《对比功能分析》成为这一时期西方对比语言学理论发展新的里程碑。在中国,第一本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于1990年出版,展示了前期中国对比语言学研究的成绩,使对比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新的领域深入人心,也为今后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92年,中国第一本径以“对比语言学”命名的通论性着作出版；之后,各种理论研究着作纷纷问世,对比语言学研究论文数量大大增加。中国对比语言学研究开始与世界同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对比语言学进行了历史与哲学的全方位思考,将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建设上升至哲学语言学的层面,对比视角下的汉语语法和语言学理论研究取得新的进展,为世界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中国对比语言学走在了世界前列。第七章为全文的结论。对比语言学经过近200年的发展,其元语言系统由洪堡特与沃尔夫等人的初建、经应用性转向和停滞时期的演变,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尤其是80年之后复苏时期得到重建,1990年以来、尤其是经21世纪初期的繁荣发展,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已经接近一个“理想化”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了语言世界观和普通语言学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和在这一基础上对学科的科学定义；更包含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本体元语言子系统、研究方法元语言子系统和研究价值元语言子系统,形成一个完整的架构,标志着对比语言学学科的最终确立。本文认为,对比语言学的发展从方法论意义上的“求同”到“求异”,带着深刻的历史思考,已显出在更高的哲学语言学层面上的“求和”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西对比语言学趋向融合；2)学科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趋向融合；3)学科研究的范围和对象趋向融合；4)学科研究的方法趋向融合；5)学科研究的目标和宗旨趋向融合；6)学科研究的人员组成趋向融合。诚然,从“合”到“和”,还须假以时日。但是,“求和”,是对比语言学发展的终极目标；而大道归一,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
杨恺[3]2010年在《汉语“什么”和英语“what”作为疑问代词时的对比研究》文中指出对汉英词或词组的对比分析多出现在汉英对比分析文章中,或较多体现在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研究中,后者偏重汉语中词与词之间的细微差异。通过对汉英词之间的比较,可以深刻地反映出两种语言的相似和差异之处。选取“什么”和“what”,首先是因为两者的第一层意思都是指代不确定的事物表疑问,其次因为在其他层面它们又有着很大的差异。就汉语疑问代词“什么”与英语“what”的共同点来说,两者都具有指称功能,指别相当于形容词的功能(英语中“what”起限定词的作用),称代相当于名词的功能,它们在各自的语言系统中用于表达疑问,汉语构成特指疑问句,英语中则构成特殊疑问句,虽表达方式不同,其实质内涵却是一致的。“什么”与“what”在语法层面上有可比性,本文以句法、语义和语用叁个角度的对比分析为核心,即我们所熟知的叁个平面的语法分析,对两者进行对比研究。具体的语法分析从论文的第二章开始。第二章从句法层面的相似处着手,即“什么”和“what”都可用作主语、宾语和定语;然后选取不同之处,即汉语的“什么”可用于两个重复的动词之间作为研究切入点;将两者共同存在的组合式短语“什么+x”和“what+x”进行论述;最后分析了“什么”和“what”的重迭形式。第叁章分析语义层面,“什么”与“what”具有同义性和异义性,它们所承载的语义内容都涉及人、物或事,但“what”具有询问内容的广泛性。对“什么”和“what”组合形式的语义进行异同分析:心理活动动词与疑问代词的结合,以及特定介词与疑问代词的结合。最后,从语用层面分疑问和非疑问角度进行对比:首先对两者独立成句的情况进行考察,然后将非疑问用法具体分成否定、感叹、虚指、任指、重迭和列举六大类分别论述。经过语料的收集和分析,以上六大类非疑问用法是“什么”和“what”都存在的用法。否定用法两者都依赖后续句或具体的语境,英语还有习惯表达作为判断否定语用环境的标志;感叹有褒贬感情色彩之分,汉英表达有差异;虚指、任指是“什么”的常见用法,而“what”使用有严格限制;“什么”的重迭用法较“what”语用丰富;作为列举时,“什么”可出现在句首,也可以出现在句末,而“what”要组成特定的短语来表达列举的概念。
张焕香[4]2012年在《汉英双重否定范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双重否定作为语言中普遍而复杂的语言现象,历来受到国内外语言学家的关注。学者们探讨了双重否定的结构类型、语义关系、表肯定的条件等。但到目前为止,在很多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鉴于此,我们依托会话含义理论,运用形式化分析手段,对汉英双重否定范畴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旨在通过句法和语义特征的描写,找出两种语言在双重否定范畴方面的共性以及存在的一些差异,从而对双重否定这一语言现象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全文共分8章。第1章绪论。在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方法及语料来源的基础上,重点对研究对象及理论依据进行了阐述。第2章双重否定的界定。评述了国内外学者对汉语及英语双重否定语言现象的界定、划分标准及范围方面的研究,指出其贡献和不足,并尝试对双重否定进行重新定义。借助语义对立关系、矛盾关系及语义强度等级概念,将双重否定与肯定之间的对应关系公式化,对一些易混的非双重否定结构进行理据分析。第3章双重否定的范畴。将语用因素及惯用表达纳入到双重否定范畴中,以莱文森叁层次意义理论为纲,将汉英双重否定范畴划分为语义双重否定及语用双重否定,并同时分出语用双重否定的两个次范畴,从双重否定的静态描写逐渐转向动态分析。与此同时,提出语境关联度的概念,阐述各个范畴与语境之间的距离。第4章语义双重否定及句法体现。语义双重否定涉及否定标记的字面义或逻辑义,根据两个否定标记是否均为显性否定词将语义双重否定的两个子类划分为显性型和隐性型,显性型语义双重否定进一步分类的基础是逻辑式中是否可直接显现“(?)((?)p)”或“(?)(?)p”并使否定意义取消,隐性语义双重否定主要由显现否定标记及隐性否定词或隐性否定结构结合而构成。在分析汉语和英语语料的基础上,对显性和隐性语义双重否定及子类进行逻辑语义描写,并探讨其句法特征及允准条件。第5章语用双重否定及句法体现。语用双重否定是依赖语用否定手段或语境因素来判定的一种双重否定结构。依据莱文森叁层次意义理论中的话语类型意义及话语实例意义,把语用双重否定的两个类别命名为类型型和实例型。类型型语用双重否定按照惯用句法结构分为反问类和祈使类两个子类,实例型语用双重否定在语境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显性或隐性否定词与语境中的否定标记结合起来表达否定之否定。在对语用双重否定的子类及更小的类别的句法体现进行分析的同时,探讨肯定语义的来源。第6章双重否定范畴的语义关联及定位。通过会话的语义特征和语义定位,把双重否定的范畴关联起来。按照标记理论,它们的标记程度不同,基本按照语义双重否定、类型型语用双重否定和实例型语用双重否定的顺序,标记度逐渐递增。第7章双重否定范畴的语用功能及语用动因。首先考察了双重否定表示低调陈述及超量肯定的功能,其次运用莱文森叁原则中的方式准则、量准则,以及礼貌策略和回声用法来分析双重否定的语用动因。第8章结语。总结全文所做的主要工作和得出的结论,概述论文的研究价值及创新之处,并指出今后的努力方向。
吴忠桂[5]2011年在《基于双向平行语料库的汉英差比句互译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差比句是汉英语都存在的用来表示比较的重要句式。本文基于汉英双向平行语料库,以对比语言学理论和翻译理论为支撑,采用定量统计的研究方法,对汉英差比句互译情况进行了对比研究。根据实际语料,在参考前贤对差比句划分的基础上,以句法语义的标准确立了汉英差比句的范围,从约68万汉字的汉英平行语料中检索到汉语差比句用例361例,考察汉语差比句的所有对应形式,并进行统计分析；从约34万英语词的英汉平行语料中检索到英语差比句用例366例,考察英语差比句的所有对应形式,也进行了统计分析,最后归纳总结出汉英差比句互译时的对应句式、特点、倾向及异同,并做出相应的解释。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在汉英差比句用例数几乎相等的情况下,汉英平行语料比英汉平行语料多得多,可见英语差比句的使用频率更高。汉英胜过关系差比句(肯定形式)分别占汉英差比句总数的77.8%和80.3%,说明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胜过关系差比句的使用率都高于不及关系差比句,体现人类在比较方式上的共性。在汉语差比句的英译中,约75%的汉语差比句对应为英语的差比句式,而在英语差比句的汉译中,约69%英语差比句翻译为汉语的差比句式。说明汉语差比句英译的对应率比英语差比句的对应率高,而英语差比句意译的比例要高于汉语差比句。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汉英语言类型的差异造成的。“比”字句与"more…than"均是汉英语中句法语义最为复杂、使用频率最高的差比句式,各下位句式也互相存在错综复杂的对应关系,结构上对应的句式,并非是互译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句式,互译中意义的对等比结构的对等更重要,同时对方语言使用的习惯和句式使用频率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句式的选择。“不比”句与"not more…than"句式虽然语义比较模糊,但对应程度较高；“不及”关系差比句与"less…than"虽然有对应关系,但是英译汉的对应比例要高于汉译英,主要是由于汉译英中“不及”关系各类句式更倾向译为英语平比句式的否定式"not as…as",我们认为这主要是译者受汉语“不及”语义表达的影响,因为汉语没有专门的“不及”句式,而是采用平比的否定式。
李捷[6]2013年在《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X比YW”句式研究》文中认为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种方式，也是语言学中的一个范畴。汉语差比范畴中的“X比YW”句式在句法、语义和语用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的特点，也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语法项目。英语中与之对应的表达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与汉语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本文分别从句法、语义和语用叁个平面对“X比YW”句式与英语相关句式进行较为详细的对比分析，试图发现汉英两种语言在表达差比含义时的异同。同时结合偏误分析确定教学难点和教学策略，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对外汉语教学。本文总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引言。主要阐述了本文相关研究现状，分析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和不足，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工作。第二章为“X比YW”句式与英语相关句式对比。用“叁个平面”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从句法层面对比了汉英比较标记、比较项和结论项；从语义层面对比了比较前项和后项的语义类型；从语用层面对比了句子表达焦点和语用预设。第叁章为“X比YW”句式的偏误分析。通过考察HSK动态作文语料库，总结了比较标记、比较项和结论项的偏误类型；从学生、教师和教材叁方面分析了偏误产生的原因。第四章为教学建议和策略。分别对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和教材的编写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最后一部分为结语。概括总结了本文的研究内容。
解正明[7]2007年在《基于社会认知的汉语有标记构式研究》文中认为描写和解释是语言研究的两种主要取向。有标记构式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态。本文在适当的语料描写基础上,侧重于对汉语有标记构式进行解释。文章分析汉语中的叁类有标记构式:称谓类有标记构式、委婉类有标记构式、焦点类有标记构式,重点考察它们的一部分小类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因素。全文共五章。第一章是“绪论”。本章阐述对社会语言学学科理论的基本认识和本文的理论基础。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受具体的社会因素促动的语言事实及其发展规律。语言中某些结构的形成可能受到社会认知的促动。社会认知的叁个要素是:权势量、共势量、话语策略。经典的社会语言学存在“定量悖论”,语法研究是其薄弱环节;构式语法也存在一些弱点;两者在理论和方法上可以互相借鉴。称谓构式、委婉构式、焦点构式组成一个基于社会认知的汉语有标记构式系统。社会语言学的方法论是语料+自省,其前提是社会化处理和结构化处理。第二章“汉语称谓类有标记构式”首先对汉语称谓名词研究做一个述评,然后分析“老+X”构式和认知称谓构式。称谓名词是名词的一个次类,按照称谓对象是不是直接听话人这个标准,可以分为面称和背称;按照不同的语义域,称谓名词可以分为亲属称谓名词、社会称谓名词和认知称谓名词。亲属称谓名词可以分为家庭称谓名词和亲戚称谓名词,前者较多地可以向社会称谓延伸(如“李叔、张哥”等能说),后者则较少地向社会称谓延伸(如“李舅、张姑妈”等不能说)。“老+X”构式的构义是增加共势量,生成机制是语法化。“X+老”构式的构义是增加权势量。“老+X”构式与“X+老”构式都存在着年龄变异,它们二者的聚合关系体现出语言系统规整的对称性。认知称谓构式是实体构式,其构义是增加权势量,生成机制是完形感知。认知称谓构式的隐喻是社会方位隐喻,而不是结构隐喻或实体隐喻(如“穷蛤蜊”和“穷人”之间)。认知称谓构式在社会低层具有较强的生成能力,这说明语法具有不同的社会偏向。不同的称谓名词创造出不同的社会生态环境。第叁章“汉语委婉类有标记构式”首先对汉语委婉语研究做一个述评,然后分析“不+程度副词”和“有+NP”构式。委婉语是指说话人用来婉转曲折地表达本意的词语或句子。委婉语的理论探讨涉及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模糊语言学、修辞学、心理学、语义学等各个领域。委婉语的语用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文学、语言现象等许多方面。“不+程度副词”构式的否定对象是该构式以外的成分,不在构式内部;其构义是增加共势量,生成机制是分散注意焦点。在《骆驼祥子》里,“不大”是其主要实例;在《北京话口语语料库》里,“不太”是其主要实例。“不+程度副词”构式的语用效果受文化修养等社会因素影响;其失效的情况可以用返回对Grice“方式准则”遵守的方法来弥补。“有+NP”是一个原生构式,其构义也是增加共势量,生成机制是面子效应。在数量方面,“有+NP”构式表示非常量;在性质方面,进入“有+NP”构式的名词必须有社会评价意义;在话语策略方面,“有+NP”构式故意违反Grice量的准则。对“有+NP”构式实例的理解有一个较为复杂的认知推理过程。第四章“汉语焦点类有标记构式”首先对汉语焦点研究做一个述评,然后分析变位句、准分裂句和把字句。焦点是句子里因负载重要语义信息而发生变异的句法成分,可以分为说话人焦点和听话人焦点,两者之间存在脱节、同构、同解、同步等情况。在听话人和说话人之间,存在焦点强度一致性的问题。从焦点结构看,变位句的焦点是宽焦点;从焦点类型看,变位句的焦点是信息焦点;从移位理论看,变位句属于语用移位。变位句的构义是增加共势量,生成机制是语境像似动因。按照共势量和权势量,场合分为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变位句多用于非正式场合。准分裂句是指带有句中语气词的句子,其构义是增加权势量,生成机制是距离像似动因。准分裂句的焦点是宽焦点;句中语气词前面的成分包括预设和外围两类。抽象意义上的权势量在准分裂句中有着相应的线性分布。把字句分为处置式和把字焦点句。处置式的生成机制是结构像似动因,构义是增加权势量,焦点是处置成分。处置式的宾语和语义混合程度在不同的方言区有不同的等级。把字焦点句的焦点是新信息成分。第五章是“结语”。本章是最后一章,讨论全文研究成果的意义,以及社会语言学研究语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刘慧敏[8]2014年在《汉英等比句对比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比较是人类研究世界、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在不同的语言中，比较的表达形式不尽相同。我们把表达比较结果相等、近似的比较句叫作等比句；把表达比较结果有差别的比较句叫作差比句。等比句是汉英语都存在的用来表示比较的重要句式。汉英等比句的对应程度很高，“跟一样”与“as as”均是汉英语言中最典型、使用频率最高的等比句式。在参考许多前辈对等比句划分的基础上，本研究以句法-语义标准确定了汉英等比句的范围。汉英对比发展至今，对汉英比较的讨论集中在以“比”字句为代表的差比句。国内许多学者关于等比句的本体研究对本研究提供了参考。本文通过对比汉英等比句句法、语义、语用上的异同，结合本体研究成果，对对外汉语等比句教学提出几点对策。
王中祥[9]2018年在《类型学视野下汉英状语性从属连词研究》文中指出语言类型学作为当今叁大语言研究范式之一,着眼于寻求人类语言背后所隐藏的共性规律。传统的从属连词研究局限于个体语言内部,类型学视野下的从属连词研究则要关注跨语言的连词类型、语序和隐现特征,以及与其他参项之间的蕴含关系。本文以语言类型学的相关理论为指导,对汉语和英语中的状语性从属连词进行了系统的对比研究,讨论了它们在形态特征、句法功能、语义功能、隐现特征、关联模式、语序类型等方面的共性和差异,并对其背后的动因予以必要的阐释。本文主要从如下五个方面展开讨论:1)进一步厘清类型学视野下从属关系的内涵以及跨语言的编码手段。在类型学看来,从属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功能上的非对称性(asymmetry),这是人类语言在表达两个事件之间关系时所采用的普遍视角之一(Cristofaro2003)。此外,需要从断言性和自主性两个参项来理解非对称性,并将其作为判定从属关系的核心标准。从跨语言的角度看,从属关系主要有叁种编码手段:从属连词、特殊动词形式和语序。最后,采用Kortmann(1998)提出的标准分别界定了汉语和英语的从属连词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2)用“倒置关系假说”(Inverse Relation Hypothesis)考察汉英从属连词的形态特征与句法、语义多功能性之间的相关性,并且总结两者的共性和差异。研究表明,汉英从属连词的句法多功能性符合该假说的界定,单元连词倾向于多种句法功能,而多元连词几乎没有。然而,汉英从属连词的语义多功能性不太符合该假说的界定。就汉语而言,不同的从属关系由不同的连词来标记,一个连词只能表达一种语义关系。就英语而言,少数连词出现了表达几种语义功能的情况。受此启发,本文基于小样本建构了从属连词的语义图,发现“时间”关系是从属连词语义多功能模式的基础和来源,在人类的概念认知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3)摆脱“汉语从属连词倾向于隐、英语从属连词倾向于现”的思维定势,详细探讨汉英从属连词的隐现规律及其动因。实际上,汉英从属连词都存在必现、可隐可现和必隐叁种模式,并且各自都有不同的使用条件。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从属连词可隐可现的条件是使用在常态语义关系和常态句法结构中,必现和必隐的条件是使用在非常态语义关系和非常态句法结构中。两者的差异在于,汉语从属连词必现的条件比英语更加复杂,而英语从属连词必隐的条件比汉语更加复杂。这种差异的背后是音节和韵律、认知、语用等层面的因素。而且,常态、非常态语义关系和句法结构对从属连词隐现的影响,在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的其他语言中也有充分的体现。4)通过对汉语从属连词的关联模式特别是语序倾向性的考察,验证了Greenberg(1966)提出的共性13、共性14和共性15。在对LCMC语料库和FLOB语料库进行统计的基础上,归纳出汉语和英语四种主要从属连词的语序倾向性。按照从属连词的前置倾向性为标准,它们表现出如下一致的等级序列:条件连词>让步连词>原因连词>目的连词。序列越往左,连词前置的倾向性越高;序列越往右,连词前置的倾向性越低。也就是说,无论汉语还是英语,条件连词前置的倾向性最高,目的连词前置的倾向性最低。而且,两者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正好对上述叁条共性给予了注解。5)从类型学的角度考察了从属连词的语序特征,特别以让步连词为个案讨论了从属连词与基本语序和介词语序之间的和谐性。首先在探讨让步句内涵和演化路径的基础上,阐明了让步连词的语义来源及其多维特征。然后,以让步连词为代表,深入考察来自印欧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乌拉尔语系等六大语系的42种语言(包括SOV、SVO、VSO叁种主要的语序类型),以此分析从属连词的语序与基本语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从属连词的前置和后置与VO、OV语序之间具有和谐性。此外,从属连词与介词语序也具有和谐性。联系项原则的制约、介-连兼类词的共时并存、介词和从属连词的历时演化,是两者语序和谐最重要的叁个动因。
陈志禄[10]2008年在《“X是谁？”和“谁是X？”研究》文中研究指明“X是谁?”和“谁是X?”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来问人的两个句式。本文以两个句式的使用频率及“X”位置上词汇成分的分析为基础,较为全面的考察分析了两个句式在句法、语义和语用上的异同,并对两个句式进行了跨语言的比较。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目的。第二章主要考察了两个句式的使用频率,发现句式“X是谁?”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谁是X?”,这是新旧信息传递规律使然。本章还对出现在“X”位置上的词汇成分进行了归类,并且考察了每种词汇形式在两个句式中的分布情况,发现不同类型的“X”在两个句式中的使用情况是不同的。第叁章主要采用形式语义学的集合理论,结合“是”所表达的逻辑语义关系,分析两个句式的语义差别,发现“谁是X?”倾向于要求指别性答语,而“X是谁?”倾向于要求说明性答语。强外延的表达式倾向于出现在“X是谁?”句式,而强内涵的表达式倾向于出现在“谁是X?”句式。第四章主要是话语分析,发现答语在形式上的一致性,是造成人们有时混淆两个句式使用的重要原因。两个句式要求指别性或说明性的答语并不仅由它们所在的句法位置来决定,还由上下文语境、问话人与答话人之间的关系、句中“X”所包含的语义信息、答话人能够提供的信息量等方面的因素决定。特别考察了两个句式为假性问句时的使用情况,发现它们各自的特殊语用功能正是源于两个句式要求指别或者说明的语义差异。第五章考察了两个句式在英语中的对应项:“who is X?”和“X is who?”,发现在“X”指称性对句子要求指别或者说明上有跨语言的共性。
参考文献：
[1]. “什么是X”与“X是什么”汉英语言中的对比分析[D]. 王思敏. 清华大学. 2004
[2]. 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研究[D]. 苏章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3]. 汉语“什么”和英语“what”作为疑问代词时的对比研究[D]. 杨恺. 南京林业大学. 2010
[4]. 汉英双重否定范畴研究[D]. 张焕香. 首都师范大学. 2012
[5]. 基于双向平行语料库的汉英差比句互译对比研究[D]. 吴忠桂.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6]. 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X比YW”句式研究[D]. 李捷. 沈阳师范大学. 2013
[7]. 基于社会认知的汉语有标记构式研究[D]. 解正明. 北京语言大学. 2007
[8]. 汉英等比句对比分析[D]. 刘慧敏. 云南师范大学. 2014
[9]. 类型学视野下汉英状语性从属连词研究[D]. 王中祥.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10]. “X是谁？”和“谁是X？”研究[D]. 陈志禄. 上海师范大学.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