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爱尔兰文学传统重构之路--论旧英语史诗“贝奥武夫”对悉尼翻译的启示_古英语论文

探索重构英国—爱尔兰文学传统的途径——论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的翻译对希尼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尔兰论文,英国论文,英语论文,史诗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39(2014)04-0080-07

       一、引言

       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1939-2013)出生于北爱尔兰，是当代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北爱尔兰隶属英国，但在历史上却是爱尔兰王国的一部分。复杂的历史赋予了希尼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希尼必须面对自己的民族语言爱尔兰语被剥夺的历史伤痛；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受以殖民语言英语为母语的尴尬。因此，语言与文学传统问题始终是希尼在诗歌中不断追问、探索的问题，在这一追问与探索中，他进一步尝试对这些概念进行解构与重构。

       二、二元对立的语言观及其历史背景

       自1170年隶属于英国国王的诺曼人入侵爱尔兰开始，至1921年《英爱条约》的签署，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长达8个世纪之久。希尼的故乡北爱尔兰位于爱尔兰岛北部，与今天的爱尔兰共和国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与历史记忆。在接受采访时，希尼曾说：“北爱尔兰不只是英国的，还属于爱尔兰人远古的生活。”(吴德安，2000：440)1921年12月6日《英爱条约》签署，爱尔兰被分为两个统治区域：一个是今天的爱尔兰共和国，包括爱尔兰32个郡中的26个郡，另一个即“北爱尔兰”，包括爱尔兰共和国之外的其余6个郡(罗伯特·基，2010：11)。诗人希尼出生于北爱尔兰德里郡，于1972年举家移居爱尔兰共和国。本文在论述爱尔兰语言历史及文学传统问题时，包括历史意义上的整个爱尔兰岛在内。

       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不仅是对爱尔兰土地和财富的掠夺，还采取各种手段对爱尔兰传统文化以及传承这一文化的爱尔兰语(盖尔语)进行严厉的封锁，给爱尔兰语言、文学、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例如，英国殖民者颁布禁令“禁绝用爱尔兰语写作的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禁止爱尔兰贵族供养行吟诗人、弹唱诗人；更改爱尔兰地名，毁坏爱尔兰历史遗迹”等。不仅如此，英国殖民者还颁布法令“规定主教和教士必须讲英语”，利用宗教的影响力确保英语在政治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加速爱尔兰语的衰亡。这种文化语言殖民最终使得英语在爱尔兰几乎完全取代了爱尔兰语，迄今为止，在爱尔兰仍在使用盖尔语的爱尔兰人还不到爱尔兰人口的2％，爱尔兰文明几近荡然无存(欧震，2011：126-130)。

       作为一个北爱尔兰天主教农民的儿子，希尼接受的却是正统的英国式教育，英语成就了他作为当代杰出诗人的地位；另一方面，他的家族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不再使用本来是爱尔兰民族语言的盖尔语。这种强烈的语言被剥夺感和分裂感使他对自己的民族语言怀着一种尴尬的愧疚，而英语这种本不属于他的语言为他带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却又让诗人感到惶恐与不安。诗人在纪念母亲的组诗《出空》(“Clearances”)中这样写道：

       害怕做作反使她不自然

       那些力所不及的词，她

       总也读不确切。伯托德·布雷克。

       她会弄得五音不全走了调

       次次如此，好像她要用

       过分修正一个词的发音来

       掩盖她的走调和五音不全。

       更多地出于挑战而非自尊，她常对我说，“你

       懂得所有他们那些玩意儿。”因此我在她面前

       得管好自己的舌头，一种名副其实的

       矫枉过正掩盖了

       我实际拥有的知识。我会说“naw”和“aye”

       并有分寸的故意用错

       语法，这使我们保持同盟而非对峙。

       (谢默斯·希尼，2000：170-171)

       母子之间微妙的“对峙”背后，其实是民族语言失落带来的身份焦虑感。

       希尼曾这样描述自己与盖尔语的一次邂逅：“我到盖尔语区的第一夜那老妇用英语对我说：‘你在这儿不会有问题。’我坐在床边的昏黄光线中倾听隔壁流利的爱尔兰语，对我曾要根除的语言生了思乡病。……他们力促我说盖尔语。我脸红了可仅能说出几个字。”(欧震，2011：126)在此，诗人被夹裹在两种对立语言传统之间的无可奈何与焦灼之感得到了最生动的表现。在一些仍以盖尔语为日常用语的北爱尔兰人——甚至诗人自己的母亲——眼中，希尼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爱尔兰人，他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所接受的英语教育已经彻底融合进他的个人经验里，成为他自我的一部分。“英语诗中的抑扬格五音步和四行诗，格雷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还有“盎格鲁撒克逊的英语影响”，早已进入希尼的无意识中，时候一到就会被写进诗人自己的诗行(吴德安，2000：441-442)。可以说，沉淀在希尼文化经验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恰恰是英国文学传统，而非爱尔兰传统。

       即便如此，希尼的爱尔兰身份和北爱尔兰天主教学校的学习仍然在不时地提醒他：爱尔兰语才应该是他的母语，而他却被剥夺了讲自己民族语言的权利。希尼曾谈到“lachtar”(意指“一群小鸡”)一词带给他的民族语言丧失的伤痛感。这个词是他讲英语的姨妈日常用的词汇，希尼想当然地认为它是英语。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词典中发现这个词语竟然是一个爱尔兰词语时，他的民族意识在被激活的瞬间又被深深地刺痛了(Heaney，2002：xxxiv)。而另一方面，他自幼学习使用的英语并不是属于他的语言。令希尼耿耿于怀的是对英语的接纳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他自己。如果说他地道的英语让他疏离了北爱尔兰同胞的话，那么一个讲英语的爱尔兰人在本土的英国人看来同样的怪异。

       面对这样一种尴尬的悖论，希尼曾一度将爱尔兰语与英语看作是对立的，这种二元对立的语言观使他对英语有一种本能的拒斥。这使得他对语言、传统等问题的思索一度陷入了僵局。“故意用错语法”显然并不能解决诗人所面对的问题，他决定像他的祖辈挖掘泥炭和土豆一样，向语言和历史深处“挖掘”爱尔兰民族之根。

       三、开放、流动的语言观的形成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希尼的英语教育恰恰为他思路的转变提供了契机。在希尼所译的《贝奥武甫》导言中，他曾回忆起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学习英语史课程的情形。教授这门课的布雷德伍德(John Braidwood)教授告诉学生们英语“whiskey”一词其实和爱尔兰盖尔语和苏格兰盖尔语中的“uisce”是同一个词，而英国的一条河流“River Usk”的名字也来源于“uisce”(Heaney，2002：xxxiv)。一个单词的历史变迁让希尼得以跳脱出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以更开阔的眼光透视历史，反观现实。这为希尼打破狭隘的二元对立的语言观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依据。在希尼看来，语言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化为了流动的河流，被深埋在历史废墟之下的爱尔兰语，早已从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流向英格兰平原，英语和爱尔兰语已经是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语言交流的历史就此为希尼打开了一扇门。在阅读雷恩(C.L.Wrenn)译《贝奥武甫》时，希尼注意到一个古英语词“

”(意为“忍耐”)，他渐渐意识到，虽然拼写有所改变，但这个古英语词语其实就是他的姨妈所说的“thole”一词。一个原本他认为是只有北爱尔兰人民使用的历史残留下来的盖尔语词汇原来竟来源于古英语，它由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聚居的英格兰流传到苏格兰，又经由苏格兰辗转来到厄尔斯特①。不仅如此，这个词语又漂洋过海于18世纪被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带到了美国南部，并出现在20世纪美国诗人和评论家约翰·克劳·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的诗行里：“Sweet ladies，long mayye bloom，and toughly I hope ye may thole”(Heaney，2002：xxxv)。一个词语的漂流史，如同邓恩笔下金箔一般的爱情无限延展，将英爱两岛和美国大陆的历史贯穿一体。

       在此有必要对盖尔语和古英语的渊源做一简要说明。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的土著居民均是凯尔特人，他们的语言是凯尔特语(盖尔语是凯尔特语的一种)。公元5世纪初，日耳曼民族中的朱特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开始入侵不列颠岛，占领了肥沃的中部和东南部地区，把凯尔特人赶到西部和北部山区。因为盎格鲁人(Angles)在入侵的3个族群中人数最多，他们居住的土地遂以他们的名字命名，England意为“盎格鲁人的国土”(land of the Angles)，而英语(English)即为“盎格鲁人的语言”。事实上，朱特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说的分别是日耳曼语的3种不同方言，这3种方言汇合成为我们今天所谓的古英语(Old English)。被盎格鲁-撒克逊人驱赶至不列颠岛西部(即威尔士)的凯尔特人，他们的凯尔特语后来演变成了威尔士语，而居住在不列颠西北部(即今天的苏格兰高地)的凯尔特人则和爱尔兰凯尔特人同样说爱尔兰盖尔语。这种语言后来在苏格兰又演变成了苏格兰盖尔语(李赋宁，2009：3，24～25)。

       因此，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入侵前，凯尔特语是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居民的共同语言，其后随着民族的迁徙又发生了复杂的演变，成为不同的语言分支。18世纪，英国学者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曾沿着语言的这条历史河流继续向上追溯并提出设想，认为日耳曼语和凯尔特语同源。19世纪欧洲语言学家经过研究，认为它们都属于一个完整的语系——印欧语系(李赋宁，2009：18)。但是语言学家们远未就此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因为人们迄今为止并没有发现任何用日耳曼语写成的文字，而关于印欧语的猜想更是缺乏文本依据(Hogg，2006：3～5)。并且，通常的观点认为古英语的词汇绝大多数来自日耳曼语支，古英语和凯尔特语之间则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李赋宁，2009：67)。

       但是如前所述，希尼却在家人的日常话语中，在现代美国诗人的写作中看到了活生生的语言流动的历史，虽然只是个别词语，却为希尼提供了解决长期以来困惑着他的语言问题的突破口。在一些学者看来，希尼的这种流动的、超民族的语言观也许带有乌托邦的神话色彩(Jones，2006：199)，因为他不过是在一厢情愿地凭借无法印证的想象以跨越语言之间的鸿沟。但是，相较于充斥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文本，希尼认为个人的生活经验更加真实可靠。希尼在谈到对他有重要影响的英国诗人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y Hopkins)时肯定了这种个人体验的重要性：“我相信在霍普金斯诗歌音调中的重浊辅音与北爱尔兰方言的特异的地区特征之间是有联系的，这联系乍看起来并不明显，但细细想来却是足够真实的。”(谢默斯·希尼，2000：256)基于对个人经验的坚定信心，希尼一步步地解构了他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强加给他的狭隘的身份观、语言观。英语与爱尔兰语之间的壁垒渐趋消融，语言不再是僵化的身份、民族的象征，而变成了交互流动的，它指向的是一个先于民族而存在的流动的历史。在这种观念的支撑下，英语不再只是英国人的语言，也是爱尔兰人的语言，正像希尼在组诗《斯特森岛》(“Station Island”)中借乔伊斯之口说出的：“英语是属于我们的”(谢默斯·希尼，2000：151)，诗人获得了完全的对英语的权利②和信心。

       四、《贝奥武甫》的翻译与重构文学传统的途径

       希尼对语言历史和文学传统的挖掘还远未结束。翻译英国民族史诗《贝奥武甫》的过程为他进一步的挖掘提供了土壤和契机。该诗的创作年代大约介于公元7世纪中叶至10世纪末之间，诗歌创作语言即是古英语。

       一般认为，古英语时期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入侵不列颠岛开始至公元11世纪末结束，12世纪至15世纪末这段时期称为中古英语时期(Middle English)，自16世纪始至今称为现代英语时期(Modern English)(Hogg，2006：2-3)，这3个大的分期之下又划出若干小的分期，各个时期的语言有着不同的发展和特点。古英语的拼写、发音、词汇甚至句法等，均与今天的现代英语不同，没经过专业的学习，即使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也无法阅读古英语。

       大约自13世纪起，英语诗歌即以抑扬格为主要格律模式，而其中又以抑扬格五音步最为常见，即在一行诗中有5个抑扬格音步重复出现。但是用古英语创作的诗歌与现代英语诗歌有着完全不同的规则。古英语诗歌的每一个诗行(称为verse)通常由两个短语(称为halfline，以下译为“半行”)组成，每个半行均含有两个重读音节，但轻读音节的数量则不等(通常至少有两个)。这样，每一个诗行都有4个重音和数量不等的轻音，在这4个重音中，第一个和第二个既可押头韵也可不押头韵，第三个重音总是和第一个押头韵，第四个重音则不押头韵。另外一个重要规则是，前一诗行里出现的头韵不能在下一个诗行中重复出现(Heaney，2002：xvi-xviii；Jones，2006：245)。由此可见，古英语诗歌比现代英语诗歌更注重韵律的多变性而不是重复性。此外，虽然头韵仍然是现代英语诗歌的重要元素，但它已经不再承担组织整个诗篇结构布局的功能，而现代英语诗歌中起着结构性功能的尾韵在古英语诗歌中却并不常见。

       由此可见，现代英语诗歌的韵律节奏与古英语诗歌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希尼在翻译《贝奥武甫》伊始就遇到的难题，古英语诗歌那简洁有力的重音节奏、拙重方正的韵律、铿锵突兀的辅音似乎在现代英语中难以找到回响。“找到意义相当的词语，体会到诗句中节奏流淌的感觉是一回事儿，找到合适的音色和音高将诗歌那和谐一体的乐感转译入另一种语言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然而，让诗人感到幸运的是，他的语言背景为他带来了解决问题的答案。在他家乡亲属们“大嗓门儿”(big-voiced)的话音中，希尼找到了与古英语相应的音乐。他紧接着解释说，之所以称之为“大嗓门儿”是因为他们讲出的每个单词都带有一种明显的粗重感，每一个语音单位都是独立的，并不和其他音节黏联，就像一个个大平盘码放在餐具架上一样。即使是一句极其简单的话，比如“We cut the corn today”，在他们的口中说出，都会带有一种无比庄重之感(Heaney，2002：xxxiii-xxxiv)。希尼认为这种声音正是《贝奥武甫》的音乐。

       希尼在这里所说的粗重的音乐感主要是指古英语诗歌中重音节的辅音所产生的突兀的头韵效果。如前所述，固定的重音数量和头韵作为古英语诗歌的主要特征产生的正是这样一种声音效果。诗人所举的例子“We cut the corn today”中突出的爆破音/k/，/t/，/d/反复出现也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在谈到北爱尔兰人民的发音特点时，希尼引用了诗人罗杰斯(W.R.Rodgers)一番漫画式的描述：厄尔斯特人“讲话生硬莽撞，他们喜欢那些突兀铿锵(spiky)的辅音，认为那些软绵绵的音节太女孩子气”。罗杰斯罗列了这样一组词：Micks，Teagues，tinkers，gets，Vatican，并说有类似语音特点的词能给厄尔斯特人带来极大乐趣(Heaney，2002：xxxiii)。正是基于北爱尔兰人发音特点上与古英语的相似性，希尼为自己找到了翻译的基调。也许可以这样说，希尼正是要借此暗示读者，虽然爱尔兰语已经渐趋衰落，但是它与古英语在历史上的亲缘关系却延续至今，古英语诗歌传统中铿锵的音调在今天爱尔兰人的嗓音中得以保存。基于这样的理由，希尼在《贝奥武甫》的翻译中适当采用了厄尔斯特地区爱尔兰人的词汇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希尼认为，古英语诗歌的音律特点不仅存活在普通爱尔兰人的谈话之中，而且也沉淀在他本人的无意识里。本文前面曾谈到古英语的重音特点，希尼指出，在他的第一部诗集的第一首诗《挖掘》中，他就已经在遵循这一规则进行诗歌创作了，虽然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按照诗人自己的划分，如例(1)所示(Heaney，1980：10)。

       例(1)：

      

       如例(1)所示，我们可以按照古英语诗歌的规律将每一个诗行切分成两个“半行”，每个“半行”含有两个重音，虽然重音的押韵方式与古英语诗歌不完全相同，但是这种重音划分的方式的确比抑扬格更适合这两行诗句。我们还可以在诗中找出其他类似的诗行，见例(2)。

       例(2)：

      

       由此诗人声称古英语的韵律从他创作一开始就已经隐藏在他的诗行之中了，只不过诗人自己最初也没有意识到在抑扬格之后潜存的另一股暗流(Heaney，2002：xxxiii)。

       克里斯·琼斯(Chris Jones)曾详细对比了古英语诗歌的特点与《挖掘》一诗的不同，对希尼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希尼的想法似乎有些一厢情愿。琼斯主要提出了两点：第一，在这两句诗中第一个“半行”和第四个“半行”的两个重音之间并没有轻音隔开，这与古英语诗歌的要求不符；第二，第一个诗行中第三个重音与第四个重音押头韵，第二个诗行中第四个重音与第二个重音押头韵，这两种情况都与古英语诗歌的押韵规则相违背(Jones，2006：196～199)。琼斯认为，《挖掘》一诗的主要韵律模式还是五音步抑扬格，的确我们可以轻易找出这样的诗行，如例(3)所示。

       例(3)

       Under my window，a clean rasping sound

       To scatter new potatoes that we picked

       Of soggy peat，the curt cuts of an edge

       But I’ve no spade to follow men like them.

       甚至之前提到的Stooping in rhythm through potato drills一行我们也可以按照五音步抑扬格的方式来划分(除第一个音步为扬抑格外)。琼斯因此论断古英语诗歌的韵律结构并非一开始就存在于希尼的作品之中。但是笔者认为，其一，这首诗毕竟没有采用完全规则的五音步抑扬格；其二，即使在五音步诗行中，也常常存在变异，比如“Under my window，a clean rasping sound”一行中的第一个音步under就是扬抑格，第四个音步clean rasping大多数读者则会很自然地读成扬扬格；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希尼在创作《挖掘》一诗34年③之后，提出古英语诗歌格律对这首诗的重要性，其用意并非在于强调古英语诗歌的重音模式是《挖掘》一诗的最主要韵律特点，而是在于希望借此复兴古英语诗歌的诗艺，以更新当代英语诗歌，为其注入古老但又新鲜的血液，进而重构英国文学的传统。最后一点也是琼斯本人在其论述的最终结论中予以承认的(Jones，2006：241-242)。

       在希尼看来，英国文学传统也许本就是一个尚待建构的概念。1066年，来自法国的诺曼人征服了英国，给英语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大量法语词和拉丁文进入英语，英语也随之进入中古英语时期。这一时期，法语成为英国的官方语言，教会和学术界使用的是拉丁文，英语则是英国普通百姓的语言。这样，由于政治原因，原本处于文化传统中心的英语被边缘化了。例如，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乔叟就精通法语和拉丁语，在他使用的大约8000个英语词汇中，有半数来自法语或其他拉丁语系(Romance，或称罗曼语系)语言(李赋宁，2009：7)。

       与语言一起传入英国的还有以拉丁语和法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古罗马文学和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学、法国文学成为英国作家吸取语言、文学营养和素材的源泉与宝库(李赋宁，2009：11)。仅以十四行诗为例，最初是由诗人托马斯·怀特(Thomas Wyatt)模仿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创作，并将这种形式介绍给英国作家的，而十四行诗的韵律正是五音步抑扬格。这种形式经过英国历代诗人的不断改造创新得以发扬光大，成为英语诗歌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使用十四行诗创作的作家囊括了自亨利·霍华德、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济慈，乃至叶芝、奥登、迪伦·托马斯在内几乎所有的重要诗人。正是这些作家的作品构成了英国文学传统的经典。

       因此，可以说，诺曼人征服英国和欧陆文艺复兴两大历史事件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谓的英国文学传统，其源头是以拉丁语和法语为代表的罗曼文学传统。这一传统自乔叟始，绵延至今，形成了英国文学的经典。而古英语民族史诗《贝奥武甫》却在这一传统中渐渐地销声匿迹了，最传统的一部分成了传统的他者。换言之，在英国殖民者入侵爱尔兰，使用暴力手段置换了爱尔兰古老的盖尔语文学传统的中心地位，并代之以自身的英国文学传统之前，英国文学传统本身早已发生了自我与他者的置换。

       这正是古英语诗歌吸引希尼，并促使他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一再寻找、再现这种传统的深刻原因。在翻译《贝奥武甫》时，希尼使用了一些爱尔兰语词汇，他解释说这些爱尔兰词汇由于诗意的考虑、或者历史的原因，比现代英语词汇更恰当(Heaney，2002：xxxviii)。有学者指出这体现了希尼译本的后殖民特点，认为希尼将爱尔兰语和英语“杂合”的策略意在消解英语语言的霸权地位，进而重建爱尔兰当代文化(李成坚，2007：30-31)。这的确是希尼作为一个爱尔兰诗人的历史责任。但是正如希尼对语言与文学传统的挖掘向读者展示的，英语与爱尔兰语的历史，英国文学传统与爱尔兰文学传统本就是互动共通的。

       五、结语

       作为一个当代英语诗人，希尼的爱尔兰身份赋予诗人的历史使命不是要分裂两种传统，而是要以更深广的历史视野打破人为建构的历史对立，实现两种文学传统的融合(章燕，2008：345)。谈到“当代文学中的革新”这一问题时，希尼说：“尽管我自认为是在开拓新的场地，但是当我回顾以往的作为时，我发现那大多是在改造旧的场地。……诗作是具有连续性的因子，带有出土文物的气味和真确感，在那里被埋葬的陶瓷碎片具有不为被埋葬的城市所湮没的重要性；诗是挖掘，为寻找不再是草木的化石的挖掘。”(希尼，2000：253～254)挖掘古英语诗歌的旋律，将古英语诗歌重新置于更广义的英国文学传统之中，把历史纳入当下的文学视野，正是诗人重构更加广阔的英国—爱尔兰文学传统的有效途径。

       注释：

       ①厄尔斯特指爱尔兰岛一地区，1921年《英爱条约》将其一分为二，其中6郡成为“北爱尔兰”，其他3郡归于爱尔兰共和国。

       ②这种权利希尼称之为“voice-right”，参见Heaney,Seamus.Beowulf:A Verse Translation.Ed.Daniel Donoghu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2002:p.xxxiii。

       ③《挖掘》作为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的第一首诗于1966年出版，希尼译《贝奥武甫》出版于2000年，其间相隔34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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