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媛元, 李润霞[1]2014年在《2011年新诗期刊研究论文索引》文中研究指明一月1.《1976年的穆旦和他的诗歌》,李茹君,《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2期,第21页。2.《〈21世纪诗歌排行榜〉键入3个关键词》,刘霄,《中华读书报》,2011年1月12日,第2版。3.《爱的祭奠》,李天靖,《诗潮》,2011年第1期,第60-61页。4.《爱的叁重名义——论吉狄马加诗歌情感意向的演进》,张碧,《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144—146页。5.《艾青与惠特曼诗歌女性形象比较》,刘苗,《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67-71页。6.《暗冷而优雅的语调:阿毛诗歌的姿态》,夏可君,《红岩》,2011年第1期,第168—169页。
张磊[2]2005年在《诗：1986的狂欢与盛宴》文中研究指明1986年两报诗歌大展是中国当代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的结果,是西方后现代主义运动的畸形儿。这次两报诗歌大展就其规模、声势、影响力、辐射面来说在文学史上是一场伟大的奇观,打乱了诗坛现有的秩序,使中国诗坛彻底的从一元走向多元,开创了二十世纪中国诗坛的新格局。 本文试图把两报诗歌大展放在整个现代主义诗歌发展史上,考察研究第叁代诗人的心理路程、精神面貌和审美期待,从第叁代诗歌与传统诗歌不同等角度入手,较为系统地考察了两报诗歌大展的动机、两报诗歌大展的文本特点、第叁代诗歌退潮的原因以及第叁代诗歌的贡献与不足。 第叁代诗歌在诗歌的叙事上、语言层面、修辞等题提出很有创意的见解,诗歌更进一步走向诗歌本身。在诗歌叙事方面,第叁代诗歌叙事视角发生了转移,由原来替时代代言转向替边缘人代言。而由于第叁代所受的教育以及价值观上的不彻底性,造成了他们人格的分裂,因此在诗歌中形成了一种叙事张力和分裂,从而出现了奇怪的现象,第叁代诗歌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在语言层面上,第叁代诗人把口语引入纯诗的创作中,开拓了诗歌的表现内容,同时也解决了诗歌大众化题。但是第叁代诗人片面强调了口语的重要性,导致了口语诗的泛滥,以致后来遭到“知识分子写作”的批评,出现了“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论争。 在修辞题上,第叁代诗人提出了很多有创意的设想,他们也在创作中努力尝试着实施,但是这些理论本身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使他们在理论和实践
李秀荣[3]2016年在《2014年新诗期刊研究论文索引》文中指出【说明】个别文章在发表时文字或标点不甚规范或有错误,但为了与发表时的原貌保持一致,故不做修改。一月1.《20世纪80年代末诗歌精神书写的"光晕"——从西川、戈麦、多多、王家新诗歌文本解读出发》,周俊锋,《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49—55页。2.《20世纪上半期中国散文诗的审美现代性发现与建构》,张翼,《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39—145页。
乔婷婷, 马富丽, 崔月萍, 张凤[4]2008年在《2007年新诗研究论文索引》文中指出1月份1.《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生态诗歌发展论》,田皓,《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45-47页。2.《暗中的使命——<十大版主联席阅读>的肩中》,徐敬亚,《特区文学》,2007年第1期,第139-141页。3.《艾青诗歌创世象征历程——论象征主义对艾青诗歌的影响》,范兰德,《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08-112页。
沈名佼[5]2015年在《2012年新诗期刊研究论文索引》文中研究指明一月1.《艾略特"经验"诗学思想与卞之琳前期诗歌创作》,陈丙莹,《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65—72页。2.《"80后"诗歌的精神倾向》,杨庆祥,《诗林》,2012年第1期,第8—9页。3.《把梦境和现实写成诗》,董晓燕,《黄河》,2012年第1期,第148—158页。4.《表现·悲情·荒诞·博彩·象征——浅谈中国当代网络诗歌的现代主义特征》,徐晓明、经宽蓉,《镇江高专学报》,2012年第1期,第15—18页。
陈国平[6]2015年在《诗歌共时体的构建》文中认为骆一禾、海子是当代杰出诗人,他们的死结束了诗歌的1980年代。论文以骆一禾的诗论和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当代诗学背景下考察其独立性和卓异品质,同时兼及骆一禾、海子诗歌的一些共性问题及其所牵涉的当代诗学问题。骆一禾是一位以诗人、诗论家和诗歌编辑的叁重身份对中国当代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诗人,其诗论和诗作充满了对华夏文明新生的渴望,而兼具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洞察,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诗人的精神成长体现了从一株青草到天路英雄的艰难历程,他从纯洁的少年心性,从水、植物和女性之美出发,一步步走向广阔的世界,最终完成于信仰性的“无因之爱”,从而使诗人的精神达到了“万般俱在”。在这一“天路”历程中,诗人主体的“辽阔胸怀”得以充分呈现,其诗歌世界的“壮烈风景”也得以逐一展开。海子的写作在诗歌视野、诗歌抱负上一开始受到骆一禾的引导,其原生的诗才又激励了骆一禾的诗歌写作。两位诗人在精神方面存在广泛的共源、共振和共鸣,在诗学观念上存在长期的互动,文本上也存在多方面的呼应、互通、互文的现象。然而,两人在个人气质、精神构造、价值取向、诗歌心象、写作方法论上也存在深刻差异,其创作也因之各有属于自身的得与失,既不能彼此混同,更不可互相覆盖和代替。事实上,正是骆一禾和海子之间的差异构成了其互动的基础和一个重要方面。骆一禾、海子的诗和诗论在1980年代的中国诗坛表现出独立、卓异的品质,同时体现了中国当代诗歌与现代性、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复杂紧张关系。一方面,他们以“拿来主义”精神广泛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现代感性、现代技艺、语言意识和美学观念,另一方面又始终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线性文学史观抱怀疑态度,对后现代的“去中心”“碎片化”更取坚定批判态度,而力持浪漫主义的主体精神和生命意志,同时坚持诗歌对本土经验的表达。在古典与现代,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英雄精神与民主意识,世界视野与本土意识这些被人们普遍视为二元对立的命题上,两位诗人尤其是骆一禾都做了与众不同的思考,提供了充满辩证精神的回答,并最终圆融于“诗歌共时体”这一骆氏所发明的诗歌美学观念中。骆一禾、海子的这种思考不仅体现了其独立的反思精神,而且为当代诗歌走出上述二元对立的迷思提供了重要动力。
乔婷婷, 马富丽, 崔月萍, 张凤[7]2008年在《2007年新诗研究论文索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月份 1.《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生态诗歌发展论》,田皓,《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45-47页。 2.《暗中的使命——〈十大版主联席阅读〉的肩中》,徐敬亚, 《特区文学》,2007年第1期,第139-141页。
匡籽衡[8]2013年在《翟永明诗歌与普拉斯诗歌比较研究》文中指出翟永明是中国当代诗坛上第一位先锋女诗人,也是一位风格独具、才情卓然、给众多当代诗歌爱好者以深刻影响的优秀诗人。她的作品风格奇诡、语言锐利、主题深刻、喻象丰富,早期诗歌有声嘶力竭呼喊的风貌,后期作品逐渐平缓客观,因其容貌美丽、诗风奇异灵动,有诗人称之为“中国诗妖”。西尔维娅·普拉斯是美国着名自白派诗人,她的作品视角独特、意象敏锐,具有类似疯癫的狂躁气质,语言随意识自由驰骋。两位女诗人因为诗歌气质、文学品格等诸多方面的相似,常常被相提并论。翟永明的创作确实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哺育,尤其是普拉斯的启发,但目前许多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将她们视为一种单纯的师徒关系,这对翟永明是不公平的。在接受、选择之外翟永明对普拉斯的借鉴并不是单纯的模仿,她始终在努力探索塑造自己的诗歌风貌。因此,对二者的比较研究首先应将她们置于平等的地位上解读考量。本文以具体作品为切入点,以文本细读为基础,除引言与结语外全文分叁章对翟永明和普拉斯诗歌进行比较研究。引言部分综述了对翟永明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借鉴已有成果和发现研究空白的基础上,阐明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从叁个角度比较了翟永明和普拉斯在诗歌中表达的女性意识。首先,她们都认识到了躯体写作对表达女性意识的重要性,但是普拉斯对女性身体抱着憎恨、歇斯底里甚至一心毁灭的态度,将女性身体作为自己宣泄的武器；而翟永明则以相对比较克制平静的态度将身体作为自己感知和传达的工具。其次,在塑造母亲形象时,两位诗人都表达了对传统母亲形象的质疑,但普拉斯的表达更为激烈,而翟永明随时间流逝转为开始认可母女间的承继关系。最后,关于女性爱情中的自我认知和情感地位的认识,虽然二人都将目光投向了这个主题,但翟永明具有较强独立意识,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思索与探求,并努力争取话语空间；而普拉斯对待两性关系的认识则十分矛盾,在诗歌中表现的情绪也显得疯狂迷乱。第二章主要分析了黑夜、死亡、蝙蝠、镜子这四个在两位诗人的诗歌中频繁出现的意象,来比较她们对类似意象的创造和情感传达上的异同。同样是写黑夜,翟永明诗歌则蕴含着冷静的思考,而普拉斯笔下流露的是绝望。同样是书写死亡,翟永明的态度是“死就是死,生就是生,学习死是为了更好地活着”,而普拉斯则认为“生即是死,死即是生,为了得到超我可以立即赴死”。同样是用蝙蝠来传达意蕴,翟永明赋予其相对柔和而客观的丰富内涵,而普拉斯笔下的蝙蝠象征着一个恐怖阴森的世界。同样是镜子,翟永明诗中的镜像热衷参与生活,而普拉斯笔下的镜像是对生活的冷眼旁观。第叁章着重阐释了以自白诗闻名的两位诗人对自白语式运用的异同之处。普拉斯作为自白派诗人的典型代表,沉浸而封闭在自我的精神世界里,始终执着于自白语式,并在后期加入自己对世界的思考使之具备了批判性和战斗性。而翟永明早期使用自白体的目的是为了发出文学世界中长期缺席的女性声音,但在认识到自白体本身的表达缺陷后,放弃了自说自话、歇斯底里的表述方式,转而在诗歌中更多体现交流和对话。结语部分总结了全文观点和论证成果,并进一步阐述了翟永明诗歌如何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中接受,接受中创造。最后,论析了普拉斯和翟永明诗歌创作中不同风格形成的主客观原因,并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翟永明形成个人风格所起的作用。
陈宗俊[9]2009年在《试论中国当代诗歌教学的叁个结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与当代其它文学体裁比较而言,当代诗歌教学要相对困难得多。为此,在教学环节需注意几个结合:在"史"的层面注意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在作品层面注意审美性与共鸣性相结合,在实践层面注意理论性与实际性相结合,从而更有效地完成教学任务,提高学生诗歌鉴赏水平与理论水平。
赵莲云[10]2012年在《突围与超越》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女性诗歌的写作在中国诗歌史上并非罕见，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诗歌写作理应纳入研究者的视野范围。新时期以来，随着女性诗歌写作思路的调整和转型，诗歌写作的群体、层次、心态等方面也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也曾得到数度深浅不一的讨论。但女性诗歌发展至今，女性诗歌的研究与其瞩目的创作实绩相比很不协调，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同时在中国历史上，缺少真正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一直到新时期的女性诗歌文本中才初露端倪。因此，有必要结合复杂的时代背景，从新的时代语境出发，在新的高度、新的视角上对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女性诗歌作出新的阐释。女性诗歌中还有许多已有研究中没有涉及的区域，还有许多有待深入探索的空间，比如对女性诗歌的源头与流变以及新时期以来从女性意识的变迁方面进行“综述式”的总体研究。同时，把自舒婷而始到目前为止重要的女性诗歌，纳入当代女性诗歌的大视野中进行总体把握并做深入研究，至今无人涉猎，却很有研究的价值和必要。随着女性诗歌的崛起，有必要思考一下如何在复杂多变的诸多诗歌现象中寻找出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描述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女性诗歌对传统既继承又相对拓展的轨迹；在90年代与80年代女性诗歌的比较中，讨论90年代女性诗歌的发展与突破；并进一步梳理21世纪女性诗歌发生了哪些新质，与之前相比在新时代产生哪些新的内涵。因此，需要一个新的视角，即将女性意识的流变作为贯穿整个研究的纽带。以女性意识为视角，不仅可以勾勒出女性诗歌的发展轨迹，而且还能丰富女性诗歌的研究内容，深化对女性诗歌的探索与思考。因此，本文通过以女性诗歌的女性意识为轴心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研究资料的收集和诗歌文本内涵的发掘，从一个新的视角梳理自新时期到新世纪的女性诗歌女性意识的演变历史，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诠释女性诗歌的内涵，以期勾勒出一幅相对清晰的女性意识流变图。这对于女性诗歌的创作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深远意义，可以引导人们对女性创作的关注、创作与重视。
参考文献：
[1]. 2011年新诗期刊研究论文索引[J]. 薛媛元, 李润霞.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14
[2]. 诗：1986的狂欢与盛宴[D]. 张磊. 四川师范大学. 2005
[3]. 2014年新诗期刊研究论文索引[J]. 李秀荣.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16
[4]. 2007年新诗研究论文索引[J]. 乔婷婷, 马富丽, 崔月萍, 张凤.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08
[5]. 2012年新诗期刊研究论文索引[J]. 沈名佼.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15
[6]. 诗歌共时体的构建[D]. 陈国平. 清华大学. 2015
[7]. 2007年新诗研究论文索引[C]. 乔婷婷, 马富丽, 崔月萍, 张凤.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五辑）. 2008
[8]. 翟永明诗歌与普拉斯诗歌比较研究[D]. 匡籽衡.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9]. 试论中国当代诗歌教学的叁个结合[J]. 陈宗俊.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09
[10]. 突围与超越[D]. 赵莲云. 沈阳师范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