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大学文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本文以玉部字为例，从部中列字次第、训诂方法、释义原则、文献征引四个方面，探讨段玉裁对《说文解字》体例的阐释发明。
关键词：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玉部字；段玉裁.
大学问来自六经，解经者必通小学，通小学者必以《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为端，治《说文》者必读“段、桂、王、朱”四大家之书，四大家中又以段玉裁为首。段氏的《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说文注》）对许书发凡起例，条理清晰，阐述精到，被阮元评为“文字之指归，肄经之津筏”（《段氏说文注订?叙》）。玉部位列《说文》第一卷，正文126，重文17，在训诂方法、释义原则、征引文献等方面集中体现了段注对许书的阐释发明。然目前学界关于玉部字的研究，大部分是从文化学视角来解读，仅有的几篇从语言学视角解读的论文，也只是单就编排体例或者不同注本比较的角度来研究，尚无论文从段氏对《说文》体例的阐释发明角度来解析玉部字。笔者不揣鄙陋，试以玉部之一管而窥《说文注》之全豹。
一 部中列字次第
许慎作《说文》，始一终亥，立540部统贯全书，下云“凡某之属皆从某”。部首的建立，是许书的重要发明，其叙文自言部首的创建原则：“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伸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而对部首以及部中列字的次第编排原则，许慎并没有明确说明，段玉裁在一部中将其概括为：“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
段氏认为许书部中列字次第遵循“以义相次”的编排原则。具体到玉部字，段氏除了在部中个别字下注明类别外（如在“瑞”下注“自璧至瑁十五字皆瑞也”），还在部末专门对该部的列字次第作一总结说明，并附言“通乎《说文》之条理次第，斯可以治小学。”段氏将该部字分为以下几类：玉名者：自璙至琳，24字；玉之成瑞器者：自璧至瑞，16字；玉之为饰者：自璬至瓃，16字；玉色者：自玼至瑕，6字；治玉者：琢、琱、理，3字；爱玉者：珍、玩，2字；玉声者：自玲至璜，6字；石之次玉者：自瑀至玖，7字；石之似玉者：自 至瑎，22字；石之美者：琨、珉、瑶，3字；珠类：自玓至珋，13字；送死玉者：琀、 ，2字；异类而同玉者：璗，1字；能用玉之巫者：灵，1字。
经过合适的归类，读者即可对一百多个玉部字了然于胸、整体把握。除个别字外（如“瑛”字，虽在玉名之列，但实际上却可归玉色之类），段氏的分类基本符合许书列字的实际情况。
二 训诂方法
汉字包含形、音、义三要素，对不同要素的偏重构成训诂的三种基本方法，即“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比较互证”。《说文》在词义训诂中偏重于字形要素，贯彻“以形索义”的原则，这是许书的训诂与汉代经师的训诂的根本不同，也是许书最鲜明的特点。以玉部“珩”字为例，《说文》曰：“珩，佩上玉也，从玉行，所以节行止也。”许书从“珩”字的字形出发训释，玉行为珩，佩上玉，以节行止，字义反映了字形的结构，字形的结构又明显地表现为字义训释的依据，字形与字义有机地贯通起来。段氏对许书据形立训的基本特点反复加以强调，他说：“许君之书主就形为之说解”，在注文中，总是先从字形入手，申说许书“以形索义”的训诂方法，对“珩”字的注解，《段注》曰：“依<韵会>所引订，从玉行者，会意。所以节行止也者，谓珩所以节行止，故字从玉行。”段氏从许书对字形的解说入手，进一步指出“珩”字为会意字。
然而，汉字既是形、音、义三者的结合体，那么其形中有音、音中有义的特点就决定了训诂方法的使用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说文》虽以形为主，但也兼音、义，将声音贯串训诂，其说解不仅在意义上对篆文进行训释，而且在声音上也与篆文多有联系。段氏更重要的成就是着重揭示《说文》以声音贯串义训的微旨，将许书形、音、义贯穿的隐性系统发明为形、音、义三者互求的成熟的考释词义的方法。具体到玉部字中，如对“瑁”字的解释，《说文》曰：“瑁，诸侯执圭朝天子，天子执玉以冒之。”读者看完还是不明“瑁”与“冒”有何关联，但读了段氏的解释：“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盖天下也。”就明白许书之意了。对于“瑗”字，《说文》曰：“人君上除陛以相引”段氏注解为：“瑗引双声。”这种于意义之中发现它们声音联系的注解之例在玉部字中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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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释义原则
汉字是在象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义音文字，字形显示的意义通常也就是字的本义，许书“据形立训”的训诂特点决定了其“以说本义为宗旨”。 但对于有些字，许慎注意到它们除了本义，还有其他的意义，并用“一曰”的形式说明。这表明许慎在着《说文》时已经注意到了词义引申的现象，但只是模糊的认识，而无确切的概念。段氏则明确提出这是词义引申现象，并且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词义引申的理据、途径和层次，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
段氏在《说文注》里注意从各个方面疏证许说，以字形为依据，重点考释字的本义，进而根据本义去推迹引申义和假借义。“理”字，《说文》释曰：“治玉也。”《说文注》曰：“〈战国策〉：‘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玉虽至坚，而治之得其?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于无憾而后即安，是之谓天理，是之谓善治，此引申之义也……”段氏首先根据许说“治玉”之义，注明了“理”的本义为剖析，然后由治玉之理推出凡天下一事一物之理，将“治玉”引申为“善治”。接着引《孟子字义疏证》、《乐记》之句，按所治对象不同，将“善治”分为三类：物之质曰肌理，物之内容曰条理，自然界万事万物曰天理。再如“璪”字，《说文》曰：“璪，玉饰，如水藻之文。从王，喿声。〈虞书〉曰：‘璪火粉末’。”段注进一步解释：“〈虞书〉璪字，衣之文也，当从衣。而从玉者，假借也。衣文、玉文皆如水藻，声义皆同，故相假借。”
根据“假借以音为主，同音相代也”“凡同声多同义”的原则，段氏认为缫、藻、璪三字相假借。
四 征引文献
前闻和六经保存了汉字古音、古形、古义体系面貌的第一手语言资料。“前闻”指上古流传下来的可信的古言，“六经”指《易》《书》《诗》《礼》《乐》《春秋》。许慎在《说文?叙》中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为了在训释字义、分析字形、辨识字音时做到“信而有征”“遵修旧文而不穿凿”，许慎大量征引与文字有关的文献材料，即前闻和六经，再细分开来就是六经、群书、通人说、方言俗语等。
段氏在解释许慎的征引文献时，从形、音、义三个方面来说解文字，其《说文注》云：“稽考诠释，或以说形，或以说音，或以说义。三者之说皆必取诸通人。其不言某人说者，皆根本六艺经传，务得仓颉、史籀造字本义，因形以得其义与音，而不为穿凿。”
中国古代玉文化源远流长，许慎在玉部字中征引六经、群书、通人说达27 次之多，其中绝大部分为引经，籍以说明文字在经典中的实际运用情况。段氏对于该部引经的说解，或详出处，或释其义，或校异文，或申许意，或兼而有之，可谓详尽矣。详出处者，如“琥”字，《说文》曰：“〈春秋传〉曰：‘赐子家子双琥是’”《说文注》详细指出此文出自昭公卅二年左传文，方便读者查阅原文；释其义者，如“璇”字，《说文》曰：“〈春秋传〉曰：‘璇弁玉缨’”段氏对此作了详细考释：“张衡《西京赋》：‘璇弁玉缨’，薛敬文解：‘弁，马冠也，叉髦以璇玉作之。缨，马鞅也，以玉饰之。’锴本弁作冠，讳李升嫌名也。”校异文者，如“玼”字，《说文》曰：“〈诗〉曰：‘新台有玼’”《说文注》校注为：“〈诗?邶风〉文。今本作泚。韩诗作漼，云鲜貌，即今璀璨字也。”申许义者，如“玤”字，《说文》曰：“读若〈诗〉曰：‘瓜瓞菶菶’”段注曰：“〈大雅?生民〉文，此引经说字音也。补蠓切，九部。”指出此处乃许书引经说字音之例。
如果说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一座丰富的文字宝藏，那么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则是挖掘宝藏最有力的那把洛阳铲。诚如王力所言：“在《说文》研究中，段氏应坐第一把交椅，那是毫无疑义的。”（《中国语言学史》）通过对玉部字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一览许书之条理，更可以一窥段氏说文之学的要义。段氏阐释许书而又不拘泥于许书的求实创新精神，发明许书又能自成体系的学术思路，值得后世学者深入研究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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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彭开秀.《说文解字》玉部字排列规律[J].现代语文,2012.8.
[7] 刘亚辉.《说文解字注》中的词义引申[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10
唐琼珊（1988—）：女，汉族，河南信阳人，广西大学（南宁）文学院2014级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论文作者:唐琼珊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6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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