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支关系与赤字的可持续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收支论文,赤字论文,持续性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金融危机爆发和政府大规模“救市”以来，伴随着各国财政风险的不断累积，如何在保障财政安全运行的同时，有效地削减赤字规模已成为未来政策当局面临的重要挑战，并引起了学术界对财政收支关系与赤字可持续问题的广泛关注。长期以来，政府收支关系一直是财政学科研究的核心问题。现有的西方理论分析表明，财政支出与收入存在着多种不同的驱动关系，并由此形成了“财政收支争论”。①我国自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来，财政政策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实施的究竟是“以支定收”还是“以收定支”的预算准则，学术界同样有着热烈的争论，迄今仍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与财政收支关系紧密相连的是赤字的可持续性问题。尤其在近年来，世界各国相继采取了扩张性政策，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赤字规模显著攀升。伴随着扩张性政策的实施，中国财政赤字同样呈现跳跃式的增长。在当前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形下，未来财政收支矛盾将更为突出，“寅吃卯粮”的财政风险明显增大。伴随着赤字性财政政策在世界各国的广泛运用，全球公共债务规模自金融危机以来持续扩大(见表1)，引起了各国政策当局对财政赤字可持续性问题的关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于2012年2月首次对世界头号经济体发出了“财政悬崖”的警告，指出如果美国国会无法就削减开支达成协议，在减税优惠措施到期之际，“自动减赤机制”将从2013年1月开始生效，迫使政府实行大规模增税减支的措施，由此产生的“财政紧缩效应”将对美国造成极大冲击，并延缓其经济复苏的进程。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中国财政收入在2014年进入拐点，其增长率重返个位区间并创近20年来新低。作为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工具，积极财政政策在“逆经济风”的宏观调控中，必将导致未来财政收支缺口的扩大以及债务规模的进一步增加。对此，我国在2015年初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意见》中强调，应对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财政收入增幅回落等问题，需要切实防范财政风险。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十三五”规划中更是明确提出，我们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预算制度，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体制。”②由此可见，新常态下我国财政风险凸现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与政策当局的高度重视，而财政收支关系与赤字的可持续性问题也成了目前亟须研究的重大课题。
现阶段结合中国实际经济条件，对政府收支的驱动关系以及财政赤字的可持续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正确理解并把握好财政赤字未来的演变轨迹，以及背后的作用原理，而且有也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财政风险的预警机制，提高宏观调控决策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本文将在门槛非对称框架下，对财政收支的非线性关系与财政赤字的可持续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具体而言，我们将在考察政府收支门槛协整关系的基础上，结合门槛非对称误差修正模型，对财政收支作用关系展开分析，并进一步考察在财政改善与恶化的不同状况下，政府收支的非对称性调整，从而为客观评价财政赤字可持续性提供参考依据。此外，我们还从“体制区间效应”、“间接作用关系”、“政治经济周期”以及“预算外财政收支”等不同的角度，对财政收支长期驱动关系展开分析，得出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评论 关于财政收支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现有的理论分析表明，财政支出与收入存在着四种不同的驱动关系。“税收—支出假说”认为，财政收入的变化引导着财政支出的变化，二者间存在着由财政收入到财政支出的单向因果关系，因此，控制税收规模可以有效地削减政府支出。③“支出—税收假说”则认为，政府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使财政收入被动地适应于财政支出，因此，财政支出的变化引导着财政收入的变化。④此外，“收支同步假说”强调，财政当局同时做出了收入与支出的决策，因此，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间存在着双向反馈的作用关系。⑤最后，“机构独立假说”认为，税收决策与支出决策相互对立，政府支出与收入不存在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⑥随着财政收支作用关系理论研究的日臻完善，国外相关学者也从经验分析的角度展开了深入研究，尽管往往因国别和样本期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中国同样长期存在着“财政收支争论”，关于中国实施的是“以支定收”还是“以收定支”的预算准则，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社会公共需要—政府职能—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关系链的形成，致使我国有必要实施“以支定收”的预算原则。⑦另有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确立了中国实施的是“以收定支”的预算原则。还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绝大多数年份出现了财政赤字，近年来财政赤字更是迅速扩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阶段实际实行了“以支定收”原则，“以收定支”同样允许安排财政赤字。⑧ 在上述理论争论的同时，国内学者也从实证角度对“财政收支争论”展开研究。有学者运用面板协整与面板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财政收支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因此，我国财政收支遵循的是“收支同步假说”。⑨最近，有些学者采用均值条件异方差模型考察财政收支的动态关系，分析表明，中国财政支出的增长促进了财政收入增长，进而佐证了“以支定收”论。⑩ 纵观该领域的研究，现有的国外文献主要仍集中在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研究，而对于转轨发展中国家财政收支驱动关系的研究仍然较少；再者，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中国财政收支因果关系的作用方向仍存在巨大分歧。因此，现阶段重新审视并进一步检验中国财政收支驱动关系显得十分必要。它不仅对于拓展转轨经济条件下财政收支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在新常态下优化财政收支平衡关系、完善财政风险预警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国内外现有的文献大多是在传统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或误差修正模型的框架下，结合Granger因果检验对财政收支的作用关系展开研究，它们可能因忽略财政赤字的非对称调整，而使结论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这是因为上述传统的分析框架隐含地假定，财政收支回复到均衡状态的调整机制是线性对称的。即无论财政状况处于恶化或改善的阶段，赤字回复到长期可持续状态的调整速度都是相同的。然而，现有的研究相继表明，宏观经济变量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常常呈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效应。(11)而且在实际的政策运行中，财政当局将依据不同的财政状态作出非对称性的操作，当财政赤字持续攀升，财政当局会采取更为迅速的政策措施对政府收支进行调整，以改善持续恶化的财政状况，从而使得政府收支在不同的财政状况下呈现出非对称的调整。大量研究表明，经济周期在扩张和收缩过程中，常常具有显著的非对称特征，因此，伴随着经济周期的动态演变，作为经济稳定器的财政收支也呈现出相应的非对称性。(12)更重要的是，当财政收支在动态调整中呈现显著的非对称特征，而我们却采用传统的线性框架，对其相互间的作用关系展开研究，可能因模型的错误设定而导致结论出现显著偏差。(13)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做有益的拓展和补充，在动量一致门槛自回归模型、门槛非对称误差修正模型等非线性框架下，对中国财政收支的非对称传导关系展开研究，并在财政改善与恶化的不同状况下，分别考察政府收支的非对称性调整，进而对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展开分析。此外，我们从体制区间效应的角度，进一步论证政府收支的非线性特征，并采用前沿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财政收支长期驱动关系展开进一步的分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上述传统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存在的局限性，增强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与合理性。 三、模型和数据说明 (一)门槛非对称模型的设定与检验 令政府一期的预算约束式表述如下：
假设实际利率遵循平稳过程，式(1)经变形可进一步转换成关于政府收入与政府支出的长期关系式：
其中，α和β为长期的关系系数，残差项
代表财政收支缺口，当β=1，
ε则表示财政赤字。 财政赤字具有可持续性，意味着
存在协整关系。为了考察上述长期均衡关系是否成立，现有的研究常常在传统的协整检验框架下，通过以下线性关系式来考察财政收支缺口
是否平稳：(14)
其中，
为具有零均值的误差项。当我们拒绝了ρ=0的原假设，意味着财政缺口
平稳，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成立。上述传统的检验方法隐含地假定财政收支回复到长期均衡关系的调整机制是对称的。为了考察政府收支与财政赤字在不同的财政状况下的非对称调整关系，我们运用了相关学者提出的门槛自回归模型(TAR)、动量门槛自回归模型(M-TAR)以及动量一致门槛自回归模型(MC-TAR)。(15)其中，门槛自回归模型假定财政缺口
遵循以下关系式：
有学者认为，调整机制不仅具有非对称性，而且在某一方向的调整可能比其他方向的调整呈现出更多的“动量”(momentum)趋势，进而提出了以下两种具有非对称调整关系的门槛非线性模型。其中，在M-TAR模型中，Heaviside指标函数采用的是
的差分形式而不是水平形式，即：
MC-TAR模型则是依据有关超一致(super-consistent)门槛值的选择原理，通过格点搜索来考察每个潜在(可能)的门槛值及其对应方程的残差平方和，从而内生确定一致最优的门槛值τ。(16)此时，Heaviside指标函数
为：
由此可见，在MC-TAR模型中，财政收支的非对称调整关系取决于财政缺口的变化。因此，借助MC-TAR模型，我们可以考察在财政状况恶化(或改善)的情形下，即在财政赤字增加(或减少)的不同状况下，政府收支的非对称性调整。在对以上非对称模型进行有效估计的基础上，我们必须进行门槛协整检验，以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我们采用非标准检验统计量
，以对“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进行检验：
另外，在门槛协整检验基础上，我们必须对系统变量是否存在非对称调整关系进行检验。具体而言，我们采用F检验统计量来对“对称性调整”的原假设进行检验：
由于无法确知实际的数据驱动是遵循TAR、M-TAR还是MC-TAR过程，为了对模型进行有效甄别，遵循该领域的研究惯例，我们采用AIC和SBC准则来选择最优的非对称模型。 在对非对称模型进行有效甄别基础上，我们通过以下的门槛非对称误差修正模型(TAECM)，进一步考察财政收支的非对称传导关系：
(二)数据说明 为了对政府收支的驱动关系以及财政赤字的长期可持续性展开深入研究，与现有该领域的研究相一致，我们以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财政支出(EXP)，以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衡量财政收入(REV)。考虑到数据中强烈的季节因素，遵循该领域的研究惯例，各序列均采用X11的方法进行季节调整，并进行对数变换。依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研究分析的样本区间为1992年第1季度到2011年第4季度，各变量均为季度数据。数据来源于中经网以及相关各期的《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和《中国统计年鉴》。 四、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首先，我们对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各变量均为非平稳的I(1)过程。(17) (二)财政收支的门槛非对称关系检验 在以上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分别采用上述三个门槛非线性模型，考察财政收支的非对称门槛协整关系。在应用MC-TAR非线性模型时，我们结合格点搜索(grid search)的方法选择一致最优的门槛值，并把每个潜在的门槛值及其对应的残差平方和以散点图的形式列于图1。图1清楚地表明，在MC-TAR模型框架下对门槛值的格点搜索，一致最优门槛值为0.0438。在此基础上，结合上述非线性模型考察财政收支的动态演变关系；并与传统的线性EG模型比较，将检验结果列于表2。
图1 MC-TAR非线性模型一致最优门槛值的选择 表2显示，三个非对称模型框架下对中国财政收支的“门槛协整关系”的检验，各个检验统计量
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门槛协整关系。我们还发现，各模型的非对称参数均显著为负。因此，它们均满足平稳性(stationarity)和收敛性(convergence)的条件。(18)更重要的是，各个模型的非对称参数的绝对值均满足
。因此，相比较财政状况改善的情形，在财政状况恶化的情形下，财政收支将进行更快的调整，使得财政赤字最终回复到可持续的平稳状态。 在以上门槛协整检验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考察财政收支在动态演变中是否存在显著的非对称关系。其中，TAR模型与MC-TAR模型的F检验统计量分别为2.928和7.092，均在传统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对称性”的原假设，表明中国财政收支在动态调整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非对称性效应。 最后，我们借助SBC、AIC判别准则选择本文研究的最优模型。通过对各个非线性模型以及EG线性模型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MC-TAR模型分别具有最小的SBC、AIC值。因此，具有一致门槛值的MC-TAR模型成为刻画中国财政收支关系的“最优”模型。结合上述MC-TAR的模型检验，我们得出中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存在门槛协整关系，它们在调整过程中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关系。
(三)财政恶化与改善状况下的非对称冲击分析 我们以MC-TAR模型为基础，对门槛非对称误差修正模型(TAECM)进行参数估计，以进一步考察财政收支的非对称调整关系，估计结果列于表3。结果表明，非对称调整系数的符号与理论预期相一致，其中，财政支出方程的非对称调整系数均为负，财政收入方程的非对称调整系数均为正。因此，政府收支的自我修正机制，将使得财政赤字在长期回复到可持续的平稳状态。无论是财政支出方程还是财政收入方程，非对称调整系数
均显著，而
则不显著。因此，只有在财政状况恶化、收支缺口进一步扩大的情形下，政策当局才会对财政收支作出适应性的调整，以避免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具体而言，当财政赤字规模的增长超过4.38%时，财政支出才会减少，需增加财政收入，以避免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从非对称调整参数绝对值的大小看，无论是财政支出方程还是财政收入方程，
均大于
。因此，相比较财政状况改善而言，在财政状况恶化的情形下，财政收支将作出更为显著、更加迅速的调整。为了具体阐述政府收支在不同财政状况下的非对称调整，我们基于门槛非对称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分别画出政府收入与政府支出在财政状况恶化以及财政状况改善情形下的非对称调整。图2显示，在财政状况恶化的情形下，当财政支出增加或者财政收入减少，财政赤字增加所产生的1单位正冲击将使得财政收入增加，而收支缺口则由此减少，并在第6期使得财政赤字再次回复到可持续的均衡状态。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财政状况改善的情形下，当面临财政赤字减少所产生的负冲击，财政收入将作出缓慢、非显著性的减少。图3也显示，相比较财政状态改善而言，在财政状况恶化的情形下，财政支出将作出更迅速、更显著的调整，收支缺口由此减少，财政赤字再次回复到可持续的均衡状态。
图2 财政收入在财政状况恶化与改善情形下的非对称性调整
图3 财政支出在财政状况恶化与改善情形下的非对称性调整 (四)财政收支驱动关系检验 在以上门槛非对称模型估计的基础上，我们对财政收支的长短期驱动关系进行检验。表4短期动态系数的联合检验显示，在传统的显著性水平下，我们均拒绝了“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原假设，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在短期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因此，中国的财政收支在短期遵循“收支同步假说”。弱外生性检验则显著地拒绝“财政收入外生性”的原假设。因此，中国在长期存在着“财政支出驱动财政收入”的作用关系。
究其原因，这是因为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呈现以内需不足为主要特征的基本态势。为了扩大有效需求，中国相继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伴随着赤字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国债发行规模也随着显著增加，国债规模的快速增长可能驱动着未来公共税赋的显著增加。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所产生的临时性财政支出，将导致未来税赋的持久性增长。(19)可见，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基本工具，政府支出在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也成为中国税负规模迅猛增长的重要原因，并形成了由“财政支出驱动财政收入”的作用关系。图4显示，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作为中国财政收入主体的税收增长迅猛，增幅远高于GDP增长率(见图4阴影区间)，而且自金融危机以来，财政支出的扩大更是驱动着税收增长率呈现跳跃式的上升(见图4中2008-2012年区间)。其中，2008年中国税收总额迈入了5万亿的门槛，仅过4年便再次实现翻番，使得中国于2012年晋身为10万亿的税收大国。
图4 1988-2012年中国税收与GDP增长率 注：实线表示中国税收增长率，虚线表示中国GDP增长率。税收收入与GDP增长率均按可比价格计算。图中的阴影区间表示税收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差距。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由于我国财政遵循“支出驱动收入”的作用关系，伴随着赤字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税收与国债规模在长期将因财政支出的扩大而适应性地增长。这就意味着在“财政支出→财政收入”驱动关系下，我们必须在宏观调控中把握好政府的合理支出，防范过度扩张的赤字规模加剧财政失衡的风险。 此外，政治经济周期理论(Political Business Cycle，PBC)认为，现任者倾向于在选举前运用扩张性政策来增大其连任机会，从而使得财政收支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周期特征。(20)因此，我们对财政收支可能具有的政治经济周期给予明确考虑，并对其驱动关系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在当前的政治晋升锦标赛规制下，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因素可能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在全国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年，地方官员全力以赴为下一年的晋升竞争做“最后冲刺”，使得财政支出明显增加。(21)(2)官员往往在新上任之际“先烧三把火”，铆足干劲以各种惠民工程赢得良好口碑，为其任期中后期的政绩和下一次晋升竞争做准备。(22)为了刻画党代会前的“冲刺”效应与党代会后的“三把火”效应，与该领域的研究相一致，我们分别采用以下两种Dummy变量
来展开研究。
为了确保结论的可靠性与稳健性，并与国外相关的文献保持一致，我们还构建了Dummy变量
(党代会召开当年取1，其他为0)来刻画政治经济周期。在构建以上
(i=1，2，3)变量的基础上，我们对以下的门槛非对称误差修正模型做进一步的拓展，以在考虑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周期的基础上，对财政收支的非对称传导关系展开深入研究：
表5显示，无论是对短期还是长期驱动关系的检验，模型Ⅰ—Ⅳ的结论都十分的稳健。即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在短期存在着双向作用关系，从而在短期遵循“收支同步假说”，而在长期则存在着“财政支出驱动财政收入”的作用关系。因此，考虑了政治经济周期的检验结果，与上面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五)财政收支非线性驱动关系的进一步甄别 为了进一步考察财政收支的非线性驱动关系，我们采用了神经网络等非线性检验方法，对中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关系进行非线性检验。表6显示，各个检验统计量均显著地拒绝线性的原假设。这就意味着，由于非对称经济周期等的冲击，以及分税制改革、金融危机等事件的影响，使得财政收支呈现出非线性动态变化趋势，而且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作用关系。
最新的研究相继表明，经济系统中存在的结构性变化是潜在的非线性特征的反映。(23)我们采用结构性检验方法，对中国财政收支关系是否存在显著的体制区间效应的研究结果表明(见表7)，(24)财政收支在动态调整中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变化，由于体制区间效应的存在，使得中国财政收支驱动关系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
在上述非线性检验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考察财政收支的非线性传导关系。为了进一步保证结论的稳健性与可靠性，我们分别采用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TVAL非参检验方法和T[，n]的非参检验方法，(25)分析财政收支的非线性长期驱动关系。表8显示，对“不存在‘由支出到收入’原假设”的检验，大多数检验统计量均高度显著，而对“不存在‘由收入到支出’原假设”的检验，检验统计均不显著。由此得的“中国长期存在着由财政支出到财政收入的驱动关系”这一结论，与上述非对称模型的分析结果相一致。
(六)现实经济运行背景下中国财政赤字可持续性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相机抉择地实施了“逆经济风而行”的财政政策，并先后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见表9)。
纵观上述宏观政策的运用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财政政策依据不同时期的经济态势，在“紧缩”—“稳健”—“积极”等体制区间进行灵活转变，充分发挥了“经济稳定器”的作用。而政策取向的转变也使得财政收支在动态调整中，产生了明显的结构性变化乃至体制区间效应，使得中国财政收支驱动关系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特征。这与上述神经网络、结构性突变等的检验结果相吻合，也为本文运用非线性框架考察财政赤字可持续性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图5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长期采取了赤字性财政政策，仅在2007年出现过25年后的首个财政盈余，而无论1998年首次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还是十年后重新启动的扩张性政策，都使得我国赤字规模急剧攀升。即便如此，我国财政赤字压力仍在经济的承受范围内。2015年按计划的赤字率将由2014年的2.1%提高到2.3%，但我国赤字率依然被严格控制在3%的警戒线下。30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扩张性政策提供了较大的实施空间。现阶段，我国财政赤字依然具有较好的可持续性。这与本文关于门槛非对称性模型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图5 1990-2012年中国财政赤字率 注：财政赤字率为财政赤字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财政赤字的快速扩大推动着债务规模的显著增长，但我国政府的偿债能力仍在可承受范围内。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仅为16.2%，远低于美国72.5%的比重，与世界平均70.9%的比重仍有相当差距。(26)无论是从财政赤字率还是债务负担率来看，现阶段我国财政风险是可控的。然而，我们必须对此保持审慎乐观。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缺乏有效监管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规模急剧膨胀，加上其他相关的隐性债务，中国隐性的财政风险正在不断凸现。根据审计署2013年12月公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截至2012年底，已有3个省级、99个市级以及195个县级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高于100%，与2010年底相比，债务率高于100%的地区新增了3个省级、21个市级以及96个县级。随着2008年末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地方政府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使得城投债出现了跳跃式的增长。其中，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近七年来，江苏、天津、北京城投债的发行额与余额分列前三位(见表10)，城投债余额占财政收入比重超过50%的省份有8个，青海更是达到了125%。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隐患不容小觑。
五、稳健性检验 (一)基于“乘数效应”的间接驱动关系 以上非线性研究表明，中国在长期存在着“支出驱动收入”的直接作用关系，然而，财政支出同样可能通过乘数效应影响GDP，进而作用于财政收入，以致形成“财政支出驱动财政收入”的间接关系。为了确保结论的可靠性与稳健性，需进一步考察财政收支的这一间接驱动关系，限于篇幅，仅报告TVAL非参方法的检验结果(见表11)，基于
方法的检验并未改变这一结论。(27)
表11显示，我们对财政收支的直接驱动关系进行研究时，非参检验结果发现，中国在长期存在着由“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这一直接作用关系，这与上述的非线性研究的结论相一致；而且，我们发现，在中国形成了“财政支出→GDP→财政收入”这一间接驱动关系。 (二)考虑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周期 同样的，鉴于政治经济周期可能对政府财政收支行为产生明显影响，我们借助政治经济周期的控制变量和VECM模型，对财政收支进行线性过滤，并在此基础上，采用非参方法对财政收支的长期驱动关系展开非线性检验。表12显示，无论采用哪组政治经济周期的控制变量，中国在长期均存在着由“财政支出到财政收入”的驱动关系。
(三)考虑预算外财政收支 为了更全面、更客观地揭示财政驱动关系，我们结合预算外的财政收支，展开进一步的稳健性分析。(28) 表13非参检验结果表明，在考虑预算外财政收支的情形下，绝大多数检验统计均显著拒绝了“不存在由财政总支出到总收入的非线性因果关系”的原假设。因此，全国、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在长期形成了由“财政总支出”驱动“财政总收入”的作用关系。
本文结合动量一致门槛自回归等多个非线性模型，对政府收支的非对称驱动关系以及财政赤字的长期可持续性问题展开研究，并考察在财政改善与恶化的不同状况下，政府收支的非对称性调整。 本文的非线性研究表明，中国在长期存在着“支出驱动收入”的作用机制。这是因为在应对危机冲击过程中所产生的临时性财政支出，将导致未来税赋的持久性增长。因此，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基本工具，政府财政支出在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成为导致中国税负迅猛增长的重要原因，并形成了由“财政支出驱动财政收入”的作用关系。本文还从“间接作用关系”、“政治经济周期”以及“预算外财政收支”等不同的角度，对财政收支的长期驱动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到一致的结论，从而进一步厘清并回答了我国“以支定收”与“以收定支”的财政争论。 本文的非对称性分析发现，中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存在门槛协整关系，政府收支的自我修正机制，使得中国财政赤字具有长期可持续性。但是，只有在财政状况持续恶化、赤字增长过快的情形下(例如增长超过4.38%)，政策当局才会对政府收支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减少政府支出，增加政府收入，以避免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而且，非对称性冲击分析表明，财政收支在动态演变中呈现显著的非对称特征。相比财政状态改善而言，在财政状况恶化的情形下，财政收支将作出更迅速、更显著的调整，以减少收支缺口。 本文采用了一系列前沿非线性模型展开研究，既充分考虑了财政当局依据不同的财政状态作出非对称性的操作，也很好地刻画了作为经济稳定器的财政收支在经济周期中的非对称演变，避免了因忽略财政收支的非对称性特征，导致结论出现显著偏差，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研究框架的局限性。 由于我国财政遵循“支出驱动收入”的作用机制，现阶段赤字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将使得我国税负与国债规模被动地作出适应性增长。这就意味着，在“财政支出→财政收入”驱动关系下，即便财政赤字增长没有超过4.38%这一自动调节的门槛值，我们也有必要在宏观调控中把握好政府的合理支出，防范过度扩张的赤字规模加剧财政失衡的风险，避免居民可能因未来税负增加的预期而减少现期消费，由此削弱现阶段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促消费、扩内需”的有效性。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缺乏有效监管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规模急剧膨胀，加上其他相关的隐性债务，中国隐性的财政风险正在不断凸现。结合本文的非对称分析，只有在财政状况恶化的情形下，我国政策当局才会对政府收支做出被动调整，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政府预算会计制度的改革，理顺财政收支关系，尤其将地方政府债务收支纳入预算管理并强化其监管机制。还应当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避免不断累计的财政风险“倒逼”政策当局在未来做出大规模“增税减支”的举措，由此形成财政紧缩效应，并削弱中国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的公共投入。 最后还必须指出，本文研究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由于数据的局限，我们无法在非线性分析中，结合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规模对财政收支的动态关系展开进一步分析，也无法结合分税制改革对乡镇政府财政收支关系展开分析。我们还必须看到，近年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除了引发地方债务风险之外，还加剧了资产泡沫、产能过剩、低效投资、货币超发以及过度放贷等的金融风险，所有的这些都将是下一步探究的方向。 ①J.E.Payne,"A Survey of the International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Tax-Spend Debate," Public Finance Review,vol.31,no.3,2003,pp.302—324. 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5年11月4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15-11/04/c128392424.htm. ③M.Friedman,"The Limitations of Tax Limitation," Policy Review,vol.5,no.78,1978,pp.7—14;K.D.Hoover and S.M.Sheffrin,"Causation,Spending,and Taxes:Sand in the Sandbox or Tax Collector for the Welfare Stat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2,no.1,1992,pp.225—248. ④P.C.Roberts,"Idealism in Public Choice Theor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4,no.3,1978,pp.603—615. ⑤A.H.Meltzer and S.F.Richard,"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9,no.5,1981,pp.914—927. ⑥H.Baghestani and R.McNown,"Do Revenues or Expenditures Respond to Budgetary Disequilibria,"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vol.61,no.2,1994,pp.311—322. ⑦高培勇：《“量入为出”与“以支定收”——关于当前财政收入增长态势的讨论》，《财贸经济》2001年第3期。 ⑧邓子基：《以收定支还是以支定收》，《财政研究》2002年第3期。 ⑨马兹晖：《中国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面板数据因果性与协整研究》，《管理世界》2008年第3期。 ⑩杨海生、聂海峰、陈少凌：《财政波动风险影响财政收支的动态研究》，《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 (11)J.Krishnakumar and D.Neto,"Testing Uncovered Interest Rate Parity and Term Structure Using Three-Regime Threshold Unit Root VECM:An Application to the Swiss 'Isle' of Interest Rates,"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74,no.2,2012,pp.191—210. (12)M.P.Clements and H.M.Krolzig,"Business Cycle Asymmetries:Characterization and Testing Based on Markov-Switching Autoregress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vol.21,no.1,2003,pp.196—211. (13)S.Kleimeier and H.Sander,"Expected versus Unexpected Monetary Policy Impulses and Interest Rate Pass Through in Eurozone's Retail Banking Market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vol.30,no.7,2006,pp.1839-1870. (14)R.F.Engle and C.W.J.Granger,"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Representation,Estimation,and Testing," Econometrica,vol.55,no.2,1987,pp.251—276. (15)W.Enders and P.L.Siklos,"Cointegration and Threshold Adjust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vol.19,no.2,2001,pp.166—176. (16)K.S.Chan,"Consistency and Limiting Distribution of the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 of a Threshold Autoregressive Model," Annals of Statistics,vol.21,no.1,1993,pp.520—533. (17)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单位根的检验结果。 (18)J.Z.Easaw and A.Ghoshray,"Confidence or Competence? Do Presidencies Matter for Households' Subjective Preferenc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23,no.4,2007,pp.1025—1037. (19)A.T.Peacock and J.Wiseman,"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Growth," Public Finance Quarterly,vol.7,no.1,1979,pp.3—23. (20)Adi Brender and Allan Drazen,"Political Budget Cycles in New versus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52,no.7,2005,pp.1271—1295. (21)顾元媛、沈坤荣：《地方政府行为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0期。 (22)文雁兵：《新官上任三把火：存在中国式政治经济周期吗》，《财贸经济》2014年第11期。 (23)M.Balcilar,Z.A.Ozdemir and E.Cakan,"On the Nonlinear Causality between Inflation and Inflation Uncertainty in the G3 Countries,"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vol.14,no.2,2001,pp.225—255. (24)J.Bai and P.Perron,"Computation and Analysis of Multiple Structural Change Models,"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vol.18,no.1,2003,pp.1—22. (25)C.Hiemstra and J.D.Jones,"Testing for Linear and Nonlinear Granger Causality in the Stock Price-Volume Relation," Journal of Finance,vol.49,no.45,1994,pp.1639-1664;C.Diks and V.Panchenko,"A New Statistic and Practical Guidelines for Nonparametric Granger Causality Testing,"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vol.30,no.9,2006,pp.1647-1669. (26)为国内外债务总和，持债主体包括国内居民、外国以及跨国机构等，资料来源于World Investment Service。 (27)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基于
非参方法的检验结论。 (28)官方机构未公布预算外财政收支的季度数据，只公布预算外收支的年度数据。对年度财政总收支驱动关系进行稳健性分析，依据数据可获得性，其样本区间设为1982-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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