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德学者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谈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学者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10月24日—1995年11月11日，以刘吉副院长为团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出访法国和德国，了解苏联东欧剧变解体以后，两国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状况。我们共访问了11个单位的41位学者，除在特里尔和柏林主要了解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辑出版情况外，我们同这些西方学者的交谈和讨论集中在苏东剧变的原因及其对两国的影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看法、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以及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看法等四个问题上。
由于这些西方学者的立足点和观察问题的方法和我们不尽相同，再加上我国与法、德两国还有社会制度、生产社会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别，因而他们的有些观点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但是，了解他们的想法和看法，又毕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开阔视野，明辨是非，借鉴和汲取其中有益的成分，并从其不正确的观点中引出我们自己的结论，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
一、苏东剧变解体的原因及其对法、德两国的影响
在苏东剧变解体以前，西方许多学者虽然已看到其危机在加强，制度已失去活力，但同时又觉得其国家政权还能保持，谁也没有想到它会以这么快的速度瓦解，因而在苏东剧变解体以后，他们就纷纷着手来研究其深层次原因，但至今还停留在各人从自己的角度进行探讨的阶段上。
巴黎第十大学原副校长拉比卡分析苏东剧变解体的原因在于，十月革命发生时苏联的不发达；冷战时的缺乏民主；以及戈尔巴乔夫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失控。
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系教授伊·费切尔认为应当从结构上寻找苏东剧变解体的原因。他说，一个无产阶级成份不大的落后国家要搞社会主义是比较困难的，但不一定会导致灾难。苏联倒了，其错不在马克思主义，不在作为理想的社会主义，而是结构上的错误——在结构上不存在重新学习的能力，没有能力改正其错误。他认为列宁是很有学习能力的，不固守教条，在和德国媾和、土地分配等问题上表现得很灵活；列宁死后，苏联就显得很僵，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似乎又具有了再生能力，但只是暂时现象，不仅斯大林如此，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如此，戈尔巴乔夫似乎想走布哈林的路，但学习能力差。
德国不来梅大学教授、东欧研究所所长埃希维特谈到了苏联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和两个方面：苏联在30年代成功地组织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显示了组织军队和军事工业的能力，但这主要是依靠调动许多生产要素，在原料、人力上增加投入来增加产出的，而不是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是依靠增加有活力的内部机制。在50年代，苏联的生产成本就已增加了200%，使其整个生产陷于停滞状态， 到了70年代，又逐步失去可以用于进一步发展的资源。 这就是说， 苏联30年代的成功是以70—80年代的停滞为代价的。所以，苏联模式是一种官僚现代化模式，而不是经济现代化模式。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虽然科学有对斯大林30年代的恐怖制持批评的看法，但在同时，又必须承认事物的矛盾性：一面有镇压、压迫，一面人民又有很大的热情。在后来，苏联的政权之所以会以出人意外的速度迅速瓦解，关键在于苏联官僚制度整个说来已丧失了学习的能力和可能性。戈尔巴乔夫改革所付出的代价高于其改革所能提供的东西。再加上苏联各民族经过二、三年独立倾向的发展以后，已丧失了使各集团一体化为联盟的能力；而在外部，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敌手，企图在军事上取得和美国同样的地位，这使它失去了在经济上和美国的竞赛中取胜的能力。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米·路埃教授谈到法国学术界就苏东剧变解体所引发的四个方面的讨论：一是关于民主问题。他们认为，过渡到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但有的人认为要搞的是议会民主，有的人则认为，要有新的民主形式，人民的直接参与，这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挑战，因为它使国家机构与人民脱节；二是关于市场和计划问题；有的人认为，社会主义体制应引入市场机制，但有的人则认为，那就会带来社会不公，苏联的问题并不是出在这里，应当用民主的计划取而代之，即计划要由人民讨论，并把工农业的发展放在首位；三是关于生产和生产率的问题。有的人认为苏联的劳动生产率不高，因而在与西方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但有的人认为，苏联模式的失败源于其照搬和模仿西方的发展观和技术观，如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就是因为模仿西方技术才带来的灾难，因此需要有一种既尊重工人、又尊重技术的新的生态学。还有的人由此引出结论说，社会主义根本就是幻想、乌托邦，资本主义才是唯一有效的、不可取代的；四是关于民族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的人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抵挡世界市场，有的人则认为世界市场化是必然趋势，问题是要组织起来，寻找一种大家都能进步的方式，一个民族要抵挡市场全球化是不可能的。
苏东剧变对德、法两国的政治生活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在东德剧变与德国统一以后，过去在东德搞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教学和研究的知识分子大都失去工作岗位。以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机构为例，在东德时代有90名正式员工，现在在西德洪堡大学门克勒教授的主持下，只有7名工作人员和一些临时雇员，其中， 属于从东德员工中留任的，只有洪特一人。苏东剧变对法国的冲击也很大，法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下降了，所得选票由50—70年代的18—19%降为现在的8—9%。法国人文科学之家的艾玛尔主任说，在政治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西方已经不复存在了。法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拉扎尔则说，苏东剧变后，法国知识分子更加加重了马克思主义已死的印象，认为不再会有什么革命了。同时还使法国共产党处在缺乏创造力的过时状态。但在另一方面，苏东剧变解体又渐渐在法国带来了一种新现象：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更有兴趣了，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哲学来研究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因为，在过去，人们把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现在反而还原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在过去，人们根据苏联的情况去批评马克思主义，现在，人们却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现代马克思》杂志社和法国内外几十家杂志社和机构在1995年9月27—30 日在法国巴黎第十大学联合召开了有上千人参加的“国际马克思大会”，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据《现代马克思》杂志主编若·比岱说，他们开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前几年只有20多个学生参加，现在增加到了80多个。
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看法
法国有许多学者认为，苏东剧变解体后，整个世界都在向着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化发展，今后世界发展的方向是资本主义世界化，但又因这些学者的立场有所不同，因而他们对这种趋向所持态度也有所不同。
艾玛尔认为，整个世界的这种发展并不意味着通盘反对马克思主义，因为在苏东剧变后，在西方，社会主义已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已不存在，只在学术上存在。
拉扎尔在指出资本主义在今后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共产主义是未来的问题的同时，又强调苏联的崩溃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能够找到解决所面临问题的出路。从苏东剧变中引出的经验教训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制度，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创造性，要发现能够超越资本主义局限性的新的道路。因为就目前的法国来说，虽然从经济角度来看是丰富、发达的，但从人的自由发展来看，却与此相矛盾，因此，要想使国家从总体上得到发展，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引导作用；要超越现制度，创造新制度。在历史上，法共在人民中曾有很大影响，但现在的问题是共产党不具备使整个国家发生变化的能力。能否改变这种局面，这取决于党的创造能力和同人民的联系。为此，法共要通过向人民提出反对金钱至上，以人的普遍发展去取而代之的思想去改造社会，取得人民的信任。法共理论家塞伏说，在目前的法国，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正呈上升趋势。
拉比卡说，在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了竞争对手，这是人类面临的危机。目前，所有的国家都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作斗争。他说，资本主义国家中新的社会运动，如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等，这些都是对现存资本主义固有性质的斗争，其目的就是要阻止这些性质的表现和发展。当今，左派的任务是：一、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二、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传统；三、研究新的社会运动，形成新的思想。拉比卡强调说，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是正确的，左派的任务是要向社会证明这些观点的正确性，并以此去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
德国学者埃希维特着重谈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更新体制的能力。他认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美和西欧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活力和巨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传统所没有料想到的。以德国为例来说明其原因，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垮台，也是德国独裁传统的垮台，这使它有机会重新组合，重建政治经济制度，帮助经济发展；同时，西方国家重新组成共同体，扩大了西欧市场，并使它们能集中力量促进经济的发展。他用“资本主义国家有两个机会”的说法来表述当代资本主义能够继续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一是在技术上的创新能力说明资本主义还没有耗尽潜力；二是资本主义至今还能容许对它的各种批判，并根据这些批判调整自己的体制，这是一种学习和提高的能力。例如，在25年前参加抗议政府、反对美国侵越战争、要求改善同中苏的关系的学生运动的年轻人，如今已被吸引到这个体制的内部去改革它；15年前学生抨击资本主义体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破坏了资源和生态的绿色生态运动，如今这种对体制的抗议已产生了更新体制的能力，今天已有许多工业应用新技术，使经济在符合生态的要求下发展。埃希维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又面临着两个危险：一是这个体制过于成功化了，在快速发展生产力的时候还来不及重视社会关系，还没有探索出使社会关系能够和技术发展相协调的方式，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失业问题，他说这是成功体制的矛盾；二是生态方面的问题。目前，北美西欧的生活水平的已达很高程度，一方面，人类的其他部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有权过这种高水准的生活，另一方面，果真如此，又会产生很多问题，给世界上的生态带来巨大的灾难。
德国学者伊·费切尔认为，随着世界经济的重心开始转移，当代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之一的西欧，面对着大量的失业，对福利国家的支撑也成了问题，和东南亚的崛起与工业化相对照，有可能成为贫困区域。
三、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在苏东剧变以后，法、德两国的学者也在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由于他们国家的生产发展程度和我国不同，因而他们强调的重点和侧面也和我们有所不同：他们强调的，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理想中关于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发展的方面；与此同时，他们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和评价，还因各人的立场不同而有所不同。
法国学者拉扎尔说，她在中国访问时，觉得中国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共同富裕，而他们则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人类的共同解放，就是说，强调人的解放。
德国学者费切尔说，作为理想的社会主义的含义，按马克思所说来理解，就是人在其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人的所有的积极性都能得到调动。所以，正如卢森堡所说的，不能把社会主义固定在一个纲领之中，要经常讨论、不断补充。除此之外，社会主义的其他特征是：在经济上限制、阻止资本的大集中，通过民主方式控制经济制度，但不是全部国有化；人人受教育；健康制度等等。费切尔认为，现在只是接近社会主义理想，要有实践理性，在经验的基础上经常改进。
法国学者路埃认为，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来看，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应包括六个方面：一是革命；二是自我解放，因为革命不应是自上而下，而应是工人、劳动阶级自我解放的要求；三是民主，而且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言论、结社自由至关重要，这也是卢森堡的观点；四是人民自己要拥有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控制权，而不是被市场、官员所控制；五是国际主义观点，社会主义应当超越国家界线，目前，世界上民族主义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应当超越它；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说，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同时，必须考察女权、生态、解放神学等当代社会运动，从中了解新动向、新观点，丰富和更新马克思主义。
巴黎第十大学哲学系巴利巴尔教授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而只自称为共产主义者。恩格斯写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但他是把社会主义当作思想、而不是当作社会来看的。马克思没有说过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就是社会主义，那是俄国人在革命以后用来辩护革命事实的。马克思主义要有新的变化，就必须把它和官方色彩区分开来，不是根据官方教条，而是以务实的态度来对待问题，把马克思主义观点留给共产主义革命，同时分析当前的社会情况，解决实际问题。
德国多特蒙德大学教授、艾伯特基金会政治科学院院长梅耶认为，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在于，看社会结构中占主导作用的决策，是由整个社会作出，还是由私人财产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首先表现在价值观上，表现为人民参与、社会参与、公正、互助，而实现这些目标的社会结构是第二层的，所以，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向着社会公正、参与、自决、富裕不断接近的过程。
埃希维特也认为，在欧洲历史上，成功一些的是社会民主化的社会主义，它通过建立工会、改革的政党，对社会发生很大影响。与此同时，他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作用：如果在资本主义内部没有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就不会得到发展。例如，工人要求增加收入，这就迫使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革新技术，开发新资源。社会主义在指责资本主义的同时，使资本主义得到了提高和发展。展望未来，他认为在欧洲不会有非常纯粹的社会主义出现。基于发挥个体能动性的考虑，经济发展和创新的考虑，未来在欧洲最终出现的也许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逐步的改革和调整，而不是社会主义。
谈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德国洪堡大学教授门克勒认为，虽然马克思死于一百多年以前，不能分析一百多年以来的情况，但他的思想对于分析当前情况仍有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是和希腊哲学家、费希特、康德、黑格尔一样重要的哲学家。他强调西德研究马克思的方式不同于东德：一边是研究马克思，一边是用马克思来证明他们自己的思想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分析、批评社会的科学，研究如何主动改变社会的科学，在西德，马克思主义被用来批评和分析社会的缺点，而在东德，马克思主义成了稳定社会的思想。
梅耶认为，在复合社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很局限的学说，单用马克思主义去寻找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不够的，是失败了的，东欧出了问题的模式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的。在复合社会，要使人们发表意见，并把这些意见融入决策中去解决问题，但马克思主义并未提供这样一种人民参与决策的方法，所以，在社会民主党、绿党所依据的理论中，马克思主义所占比重越来越小，现在只有1%。
费切尔指出，现在的情况和十多年前不大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处于低潮之中。他还列举了马克思所未曾考虑到或者忽视的两个问题：一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至今都没有能够彻底解决的当今的环保问题，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没有着重进行考虑；二是面对当今东南亚的崛起和工业化，不能不推敲当年马克思的思考，因为马克思是从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来看问题的。现在世界经济的重心开始转移，以后在东南亚会不会出现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在还难以回答，但以后西欧社会将不再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革命的中心和发展动力了。
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看法
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西方许多对我友好的学者都怀有强烈的兴趣。
埃希维特从历史的发展上，从与苏联的比较上来评价中国的成就。他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运动使中国再次有机会独立，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欧洲国家来说也是重要的一步，因为这使大家都有成功发展的机会。他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有很深的感受，认为它在一个层次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另一个层次上，又看到依靠市场机制在建设一种新的经济方面的力量和能动性。他对中国新的发展经济的结构感到很大兴趣，认为俄国的失败是由于旧的制度垮台了，没有新的社会力量取而代之，而中国则一面努力改革体制，一面又努力组织新的社会力量和集团。他说，欧洲的知识分子比较喜欢中国，希望在对话和接触中解决困难的问题，例如在对人权的理解方面进行开放的沟通和对话。
费切尔觉得为实现马克思所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必须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所以认为中国所处方位，与马克思所说社会主义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所以还不能称作社会主义，而只是合作性质的；但又认为目前的中国肩负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任务：一面要引进资本主义机制，把资本主义百年来走过的从工业化到福利国家的路都走完，一面又要克服资本主义百年来不好的东西。
法国《现代马克思》杂志的两位主编比岱和德克西埃都说，西方的左派关注着中国的政治发展情况，希望中国的改革获得成功，避免苏联的复辙。
但在另一方面，许多西方学者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又有一些疑虑和困惑，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上。
有一些学者如法国的拉扎尔提出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一回事，认为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但在1995年10月访华时，又觉得在精神、政治、马列思想等许多领域内，还是从资本主义的角度去观察市场问题的，她问能否有另一种角度和方法？她主张创造一种新型的、其中有民主的非资本主义市场。法国学者塞伏认为，从新的角度考察市场交换，就是要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观察问题，看在市场经济中，有哪些东西是能够被容纳的，哪些是不能被容纳的，因为并不是一切问题都可以在市场中得到解决的。例如，在美国可以买到眼球、心脏进行移植，但从共产主义观点来看，这是不正确的；又如，尽管大家都知道艾滋病是可以经由输血来传染的，但如仅从市场关系出发，有艾滋病毒的坏血也照样可以卖，而从精神道义上来考虑，坏血是不能卖的。
另一些学者如法国学者比岱，认为市场和资本主义是不可分的。他说，不抛弃市场就不能抛弃资本主义，但抛弃了市场就只有一种选择，象苏联那样搞计划经济，这不仅效率不高，而且会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产生一个掌握计划的统治阶级，这就是一党制的起源，这种模式是不利于产生新的动力，新的文化，不利于社会解放的。总之，计划经济、一党制的僵化模式是统治阶级再造自己的机制，它跟社会脱节，不能改造社会。但这个统治阶级是由不同的人构成的，有的希望从中跳出来，于是进行改革。他说，中国的情况和苏联相类似，但又有很大不同，中国有伟大的前途。法国学者德克西埃担心在市场普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也被资本主义市场所侵蚀。他说，紧挨中国大陆的香港、台湾是资本主义很强的力量，这个资本主义市场环境对中国有很大的危险性。巴黎第八大学的伏加罗里斯关切地询问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何在，如何区别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化。
德国学者梅耶认为市场和私有制是分不开的，如果要引入市场，没有私有制，那是没有意义的。总结南斯拉夫模式和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市场经济失去了私有制财产，那是很难奏效的。他说，德国的社会市场体制，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结构下，在实现社会公正、人民参与的过程中符合人民利益的机构，它是与自由主义观点相对立的。他以南斯拉夫为例来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起作用。他说，在70年代南斯拉夫搞的市场经济中，由于企业被控制了，不可能有市场，所以搞了30年就垮了。他认为，南斯拉夫模式失败的原因，在于国家把企业决策权交给了工会，于是，在决策失误以后，经理就归咎于工人，但在事实上，工人并不了解市场，而且也没有真正的责任。而要是企业赚了钱，工人就要求把它全部给工人，企业不能扩大再生产。
法国学者巴利巴尔担心，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差别会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他说有些经济学家据此而疑虑，要不了50 年， 或许20年中国就将成为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德国学者埃希维特说，中国看来是在发展多元经济，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多元经济应有多元政治与之相适应，因此，他询问，一党制国家如何同多元经济、多元社会相容？从长远来看，这两者是很难结合在一起的。
针对法、德两国学者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其发展前景所感到的疑虑和困惑，我们代表团作了即席的说明和回答，但从更广更深的角度来看，这说明了我们在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加强这个理论和实践的对外宣传，而为此就必须针对着外国人易于误解和怀疑的种种问题，从古今中外相比较的角度，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展开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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