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派诗人的男权意识与殖民话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男权论文,玄学论文,诗人论文,话语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1)05-0037-06
对以约翰·多恩(John Donne)为首的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的评价，论者历来多从纯艺术角度出发，把重点放在对其诗歌构思的巧智(wit)和奇喻(conceit)的分析上。撒缪尔·约翰逊对玄学派诗人的评说（“既不模仿自然，也不复制人生；既不描绘物质，也不表现智力活动”）几成定论，影响了从屈莱顿到T·S·艾略特等一大批评论家[1](p.50)。但笔者认为，对文本作如此理解显然有失偏颇，从根本上说，奇喻巧智的源头还是来自现实的、物质的生活本身，受到时代的、民族的整个话语系统和知识系统的制约。按照赛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一文中的说法，文本并不是自足的、封闭的，相反，它摆脱不了“世事性”(worldliness)，与世事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因为文本不是无声的理想，而是生产的事实，它的产生和维持依赖于多种力量的协调。文本的制作是一个有关文化、政治的复杂的操作过程，体现了知识和权力之间的结合。文学作品就像其他文化文本一样，作为人工产品，带上了权力意识的印记。正如尼采敏锐地看到的那样，文本基本上是关于权力的事实，而不是民主交流的事实。文本的制造者同时也是在行使其权力意志（英文中“作家”、“权威”和“权力主义”源出同一词根即是明证之一）[2](p.45)。
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尝试着走出纯文本分析的怪圈，将文本与世事性联系起来，并从众多的玄学派诗歌作品中选择了多恩的《上床》(Going to Bed)作为分析的样本。在笔者看来，这首诗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文本与世界的基本关系——男人与女人、人与土地、民族与民族、欧洲与非欧地区的关系，可以从女性主义批评角度切入，并将它置于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中进行比较深入的理论探讨。
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来解读《上床》，非常明显，该诗完全是一个男权话语中心的文本，体现了一种赤裸裸的男权意识。这首诗的诗题本身就含有粗鄙的征服欲望和暴力倾向，而整首诗的叙述过程本身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男人征服女人的性暴力(sexual violence)行为展开的过程。诗一开头，男主人公对女士发出了命令：
Come,Madam,come,all rest my powers defy,
Until I labor,I in labor lie.
来吧，女士，来，我的力量讨厌休闲，
我躺着等待分娩，直到临产。
奇怪的是，明明是男的在命令女的上床，为什么诗人要用“分娩”(labor)和“临产”(in labor)这些本该是属于女性的行为动词来形容自己呢？仅仅是为了炫耀其巧智和奇喻吗？如果我们知道这两个词原文分别有“耕种”和“焦躁地期待”之义，具有性的暗示，这个问题就不难回答了。显然，诗人运用双关语的目的是要从话语层面上把征服女性的行为置换为对土地的耕种，为下文的殖民话语埋下一个伏笔。接着，男主人公对这位“女士”发布了一系列命令：
解开这条腰带，像闪光的黄道带，
但它环绕的世界远比天廷要美。
松开闪光的护胸上的别针，你戴着
它们会吸引忙碌的傻瓜们的眼睛。
松开你自己，让那和谐的琴声
出自你口中，告诉我已到上床时分。
解开这幸运的胸衣，我妒忌
它至今还在，还贴你这么近。
你的睡衣滑下，展现的国度如此美丽，
就像芬芳的草地，逃脱了山的阴翳。
脱下金属丝制作的冠状头饰，
呈现你的秀发自然形成的王冠；
现在脱下这双鞋子，然后安全地踏进
这张柔软的床，爱情的神圣殿堂。
这一连串的命令式动词——“松开”(off with)、“拆开”(unpin)、“解开”(unlace)、“脱掉”(going off)连结着一连串有关女性衣饰的名词——从腰带到胸垫、头饰、睡衣、鞋子，带出一连串相应的女性身体的敏感部位，直至整个身体赤裸裸地展示在男主人公面前，毫无遮拦地任其观赏、抚摸、蹂躏、践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本暴力行为。而这种施暴行为又是多方向、多角度、多部位的：
给我滑动的手以合法权利，让它们
在前、后、上、下、中间自由滑动
请注意，多恩在这里用了一连串准确无误的方位词——前、后、中间、上、下，而这些词在英语中，恰好都是以不送气的双唇音b开头(before,behind,between,above,below)，自动地形成了头韵(alliteration)，读来短促有力，朗朗上口，从中不难体会男主人公作为一个征服者洋洋自得的心情。
与征服者这种话语滔滔涌流的情形相反，诗中的那位“女士”则始终处在一种无言的“失声”(mute)状态。她对此事有什么样的感觉、愿望、要求？她是完全俯首贴耳，顺从了男主人公的要求，还是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抗争等等，我们一无所知。整个说来，她只不过是一个“他者”，一个用以证实男性权力的客体，丧失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和表达自己身体感觉的话语权。
但问题并不仅止于此。从后殖民主义的语境出发进一步解读这首诗，我们还可以说，它表现了作者非常明显的殖民倾向和帝国意识。
众所周知，多恩所处的伊丽莎白时代，正是地理大发现和冒险的时代，帝国主义势力开始从欧洲中心向非欧地区扩张。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多恩13岁那年，即1585年，英国在莱西斯特(Leicester)带领下开始了对尼德兰即今荷兰的远征。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一跃成为世界海上霸主。1600年，东印度公司建立。1603年，对爱尔兰的征服完成。1608年，分离主义者开始移民到荷兰。1620年，“五月花号”出发到达新英格兰。随后英国势力开始深入到北美、非洲等地。1630年，也即多恩逝世前一年，大不列颠帝国开始向北美新英格兰地区大规模移民。从创作年代上看，据多恩研究专家詹姆斯·温尼(James Winny)考证，《上床》这首诗写于1610年[1](p.147)，正值东印度公司建立和“五月花号”出发移民期间。
如同赛义德所说，作家无法脱离他的时代，这不是我们在传统的社会学意义上说“作者机械地受意识形态、阶级或经济史的制约”，而是在更深刻得多的意义上说“作者们生活在他们的社会历史中，既在不同的程度上塑造那个历史和他们的社会经历，又被那个历史和经历所塑造”[3](p.57)。多恩自然也不例外。在《早安》一诗中，多恩写道：“让无数世界的舆图把别人吸引，但我们却自成一体，又互相拥有”，可见，当时探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而事实上，多恩本人也曾被这些“舆图”吸引过。1596年，他在艾塞克斯伯爵(Earl of Essex)率领下，加入了去征讨西班牙南部港口卡底兹(Cadiz)的舰队。次年7月至10月，又参加了同是由艾塞克斯伯爵率领的“群岛航行号”(Islands Voyage)对西班牙北部重镇阿佐瑞斯(Azores)的征讨。多恩在这两次征讨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和能力我们不得而知，只给人们留下了两首有关当时海战的小诗[4](p.27)。1622年，多恩作了《向维吉尼亚种植园公司布道》的布道辞，在此布道中，他既希望维吉尼亚是一片自由的土地，又希望公司移民，其中包括大批牧师甚至主教能去维护那里的和平和秩序，宣传基督教，广布教化。他虽未说明自己是否也参加了移民行列，但他很可能有此愿望[5](p.125)。总之，那个冒险和征服时代的氛围，在多恩潜意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也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反映。圆规、地图、地球、半球等意象的出现，暗示了那个地理发现时代普遍的对冒险、创新的兴趣。《早安》一诗中，多恩在形容情人之间互相信任、真诚坦荡的心地时，运用了半球意象：
Where can we find two better hemispheres
Without sharp North,without declining West?
哪儿能找到两个更好的半球啊，
没有严酷的北，没有下沉的西？
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那样，半球意象只有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形成全新的地理概念——地球分为南北两半后，才有可能出现。
在《别离辞·节哀》一诗中，出现了著名的圆规意象。这个意象虽不是多恩首创（圆规意象早在11世纪就已出现，以后陆续出现于诗人的笔下），但多恩的出新之处在于他将圆规的各种联想榨干，以此来喻写情人们的复杂关系。德·昆西(De Quincey)认为，很少有人比多恩更为奇特地显示圆规的力量[1](p.51)。但我们还要加上一句，在地理大发现后，圆规和罗盘仪成为征服未知世界的重要工具。圆规意象的含义遂从上帝对世界的规划进一步引申为对遥远的、陌生的土地的探险和占有，其潜在的殖民意识显而易见。
明白了这些背景，再回过头来看《上床》，诗中表现的帝国意识和殖民情结就不难理解了。具体说来，帝国意识在这首诗中表现为一种发现的惊奇(wonder)，一种占有的满足，一种明确的法律意识，即将占有的领土合法化的冲动。
如前所述，《上床》一诗前半部分写女人按照男人的命令——解开衣服，松掉头饰，脱掉鞋子，直至“安全地踏进／这张柔软的床，爱情的神圣殿堂”。
接着在诗的后半部分，一开头我们便听到了男主人公的惊叹和欢呼：
我的美洲哟，我的新发现的土地，
我的王国，最安全的是一个人治理，
我的宝石矿，我的帝国，
我是多么幸福，能这样发现你！
至此，全诗发生了一个逆转。床上的女人被置换为新发现的土地——美洲，对女人的征服被置换为对美洲的征服，男权中心被置换为殖民意识，从而与全诗开头将性行为与耕种合为一体的双关语“分娩”和“临产”遥相呼应了。正是在这种被许多评论家称作“巧智”和“奇喻”的修辞手段背后，我们发现了多恩心灵深处潜伏的帝国意识和殖民情结。
其实，非独《上床》一诗如此。用地理学名词来形容女性，表现占有意识，在多恩的其他诗歌中也时有所见。在《日出》(The Sun Rising)中，多恩把他的情人形容为当时已成为英国殖民地的“盛产香料和金银的东西印度”(Both Indias of spice and mine)。同一首诗中，又说：
She is all states and all princes I,
Nothing else is.
她是所有的国度，我是统治一切的君主；
其他别的什么都不是。
在《第二周年祭》(The Second Anniversary)一诗中，多恩在提到已故的女王(Old Queen)时说，“她本身就是一个国度”(she,who being to herself a state)。在《爱的战争》(Love's War)中，他将女人形容为一座允许任何人进入的“美丽、自由的城市”(fair free city)。
应当说，将女人比作土地或国家并不是多恩的独家发明。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在把女人比作土地方面，许多民族早期的神话、史诗、歌谣文本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或许是因为原始的思维尚未有足够的能力将两种生产区分开来。土地的能产性被置换为女人的生儿育女，相应地，男人对女人的性行为则被置换为对土地的耕种。英语中“丈夫”(husband)一词，用作动词意为“耕种、栽培”，用作名词亦可解为“农夫”(husbandman,farmer)，其与土地、耕种的语源关系一目了然。
但是，将女人比作新发现的美洲或己被殖民化的印度，视为自己的领土，并且还要在它上面盖上体现法律权威的封印，则是欧洲地理、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向非欧地区扩张的殖民时代才可能出现的现象，正如赛义德所说，某种东西被描述，只是因为它能够被描述，也就是说，描述它的条件无论是物质的还是心理的，都已经具备了。多恩显然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在《变化》(Change)一诗中，他说，当时的女性已经“对所有探索者敞开，如果仍未被人知晓，就失去了价值”(open to all searchers,unpriz'd,if unknown)，我们只要把诗中的女性置换为地理发现后的东方／非欧地区，诗中内含的殖民倾向就昭然若揭了。
《上床》这首诗中，引人注目的是叙述者的声音。这是一个男性的欧洲白种人正在征服一个无名的女性。这位女性的种族、出身和肤色我们不得而知，对诗人来说也同样无关紧要。因为男主人公的想像力已经超越了现实的征服对象，驰骋在遥远的新发现的美洲那伟大的不列颠帝国开发的新领土上。因此，我们可以说，当诗中的那位男性（或许就是多恩本人）将他那探索的手触到女人的胴体的时候，他的潜意识中，既有那种来自雄性灵长类动物征服雌性同类的野蛮欲望，又有一种不列颠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怀”得以满足的骄傲和快感，更有一种要将自己的征服行为（无论是对女性，还是对远方的陌生土地）合法化（盖上封印）的理性冲动。而在这三种互相交织的复杂情感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所属的那个大不列颠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将整个世界纳入大英帝国的版图，将全世界的所有女人都置于欧洲白种男人的股掌之中。
Then where my hand is set,my seal shall be.
于是我的手伸到哪里，哪里就盖上我的封印。
何等“伟大的”气魄，何等狂妄的野心！这一行诗显然已经预示了百年后笛福在《鲁宾逊漂流记》中表现出来的帝国意识了。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封印(seal)和名字都是一种文化表征，一种占有的符号，一种所有权关系的确认，源出于权力意志(the Will of Power)。我们给自己亲生的孩子起名字，确认我们和他／她的血缘关系；给领养的孩子改名字，确认我们对他／她的监护权；我们在自己买的书本上签字，在自己的物品上做标记，确认我们对它们的所有权，就像美国西部的牛仔给自己的马烙上记号一样。但是我们的这些所作所为，无需征得我们的孩子、马匹、书本、物品的同意和认可。鲁滨逊可以任意给那个当地的土人起名为“星期五”，拥有使用后者的体力、脑力乃至生命的权利，而不必征得他的同意；同样，多恩诗中的这位男主人公可以在他的女人身体上任意抚弄，在每一部位打上自己的封印，但是首先需要签订一个条约。多恩对那位被征服的女人说，
To enter in this bonds is to be free……
订立这个条约就意味着自由……
仅仅从字面上看，条约与自由相关。但这里所谓的自由不过是为了确认一种隶属关系，以便排除其他殖民者插手的自由。“最安全的是一个人治理”(safeliest when with one man mann'd)，此句一语道破了天机。因此，它决不是对被征服者（女人／被殖民者）而言的自由，只是对征服者（男人／殖民者）而言的自由。这种契约带来的自由，与发情期的雄性灵长类动物边走边播撒气味、在自己领地周围划界的那种自由没什么两样。
由此可见，在这首诗中，女性、美洲、话语、权力四者形成一个权力结构关系，我们无法脱离这个权力结构来谈论其中的任何方面。在隐喻的层面上，女人这个符号可以被土地、王国、帝国所替代；男人这个符号则是双重权力（物质的和话语的）的表征；因此，男人对女人的施暴可以置换为殖民主义者对被殖民者的征服，女人声音的缺席可以置换为被殖民者话语权的丧失。而且，我们可以说，无论是多恩诗中那位无名的“女士”，还是笛福小说中的土人“星期五”，事实上都被征服了两次，第一次是作为现实中的男人女人，第二次则作为文本中的虚构人物。他／她们在生活中受其主子压迫，又在文本中受到话语主人压迫，永远处在他／她者地位。主人之所以需要他们的双重存在，仅仅是为了证实自己的双重主体性，即无论在现实中或文本中，他都永远处在主动的、君临一切的地位。
如果我们联系整个西方诗歌文化史中女性地位的递降变化，对此问题可以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
在中世纪西方的文学尤其是诗歌文本中，无论是在骑士传奇中，还是在但丁的抒情诗中，女性都是以遥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女神(Goddess)的形象出现的。她象征着美、真理和启示，任何男子对其肉体作非分之想，都被认为是一种亵读和侮辱。
从文艺复兴开始，在彼特拉克、簿伽丘或莎士比亚的爱情诗中，女性渐渐丧失了女神的地位，从天廷飘落到地面，降格为现实中的有血有肉的女人，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30首）中的一句诗来形容就是：
I grant I never saw a goddess go;
My mistress,when she walks,treads on the ground.
我承认我从未见女神走过，
我的情人走路时，脚踩在土地上。
相应地，当时的诗人对女性的赞美带上了许多欲念的、色情的成分也就不足为奇了。
到了多恩这位17世纪玄学派诗人笔下（注：尽管多恩生活的年代(1579-1631)与莎士比亚相当，但西方论者认为，从基本思想上看，多恩更接近培根时代，而不是莎士比亚时代。参见James Winny,A Preface to Donne Revised edition.Londonand New york:Longman Group Limited,1981），现实中的女人更进一步降格，在男人的近距离观察中，暴露出她的许多缺点。据说，在英语诗歌中，是多恩首次用了lunatic这个词来形容女人像月亮那样任性、多变的性格[1](p.126)。另外，他还用过“女谋杀者”(murderess)、“假正经”(feigned vestal)等不敬之词。显然，对这样的女人进行肉体上的占有不会再有什么亵读之感了。
如果我们把上述西方诗歌史上出现的三种主要的女人形象，与当时东方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并置起来，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正好形成一种奇妙的对应，换言之，女人在男人心目中的形象可以被置换为东方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按照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的说法，作为地理上欧洲之东的东方，在西方人心目中，“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6](p.1)。它是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国度，是圣经中的伊甸园，是他们梦魂牵绕的所在。但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探险、传教、征服的浪潮，东方的神秘性渐渐消失了。正像女人从虚无飘渺的天廷飘落到坚实的地面、并显露出许多缺点一样（从男人的角度看），西方人发现，东方不但没有他们想像的那么美好，而且还处在野蛮的未开化状态，需要处在文明发展更高层级的西方人去占领、征服、开发、统治与管理。很显然，西方诗歌史尤其是英国诗歌史上女人地位的渐次递降，与东方在西方文化史上的地位渐次递降形成了一种隐喻的互换关系。多恩诗中对女人施加的暴力和在法律上占有的欲望，实际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在美洲、东方等其他非欧地区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征服行为，作了一个文本上的呼应和合法化的解释。
明乎此，我们将《上床》这首诗归入大不列颠帝国“文化表征”(culturalrepresentation)的一部分，就不应被认为是牵强附会了。按照艾勒克·博埃默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一书中的说法，“对一块领土或一个国家的控制，不仅是个行使政治或经济的权力问题；它还是一个掌握想像的领导权的问题”[7](p.6)。帝国主义是通过无数的文化形式，通过文化象征层面上的炫耀和展示，才得到肯定、认可和合法化的。在这“帝国主义的文本化”过程中，殖民文学为树立殖民形象建构想像的空间提供了渠道。在笔者看来，多恩这位以“把最不同质的思想用暴力枷铐在一起”[8](p.458)而著称的17世纪英国玄学派大师，是有意无意地以其创作的诗歌文本参与了殖民主义建构“他者”的文本世界的过程。
收稿日期：2000-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