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鹏[1]2000年在《日本农业教育现代化的内容与特征》文中指出农业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农业教育现代化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促进和保障作用。本文基于对中国农业教育现代化的思考，对日本国农业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轨迹、内容特征和成因进行分析，以期发现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做法，推动中国农业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研究表明，日本农业教育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是与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其特点是政府重视农业教育，有立法和经费保证；遵循农业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适应农业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我国正在实现着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借鉴和学习日本农业教育的有益经验有利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教育发展模式。
高岳峰[2]2014年在《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分享现代化成果”。这是继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后,中共中央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的新部署,也是给学术理论界提出的新课题。“三农”问题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发展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视角,对农业农村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然而,鲜有学者将农村发展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视野中,对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导论部分通过系统扫描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农村发展的代表性成果,试图大致勾勒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的轮廓,初步阐发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逻辑框架。第一章侧重于文本的角度,试图系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相关论述。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村发展的理论。这是本文的理论基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取代过时的小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合理的农业发展方式”是工业时代农业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合作劳动是保障社员权利的最好形式,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用暴力去剥夺小农；城乡对立是农业发展水平不高的历史阶段的产物,通过合作社发展大规模经济、加大国家对农村的支援等,是消灭城乡差别的重要前提。二是列宁关于农村发展的理论。列宁在探索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提出了关于改造小农经济的思想、关于正确对待农民个人利益的思想、关于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思想、关于在农民中开展文化工作中的思想等等,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发展理论。三是斯大林关于农村发展理论。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来解决苏联当时存在的突出问题时,产生了严重的历史偏差,对社会主义国家农村建设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站在历史的新地平线上,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村发展思想的发展与流变,我们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没有过时,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探索,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从抽象的理论原则向具体实践的转换的艰辛探索过程,也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第二章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力图全景式地再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理论探索。毛泽东针对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实行“农业八字宪法”、“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以及加强农村教育等构想。六十多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诸多实践,无论是取得的成绩还是出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从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思想中得到启示。邓小平着眼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在继承毛泽东有益探索的基础上,从农民积极性的充分调动、农村脱贫致富的现实选择、农业发展的具体思路及其社会主义农业所有制结构理论等方面,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巨变。江泽民针对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的阶段性特征,创造性地提出要从政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要从市场机制入手深化农村改革、要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小城镇建设、增加农民收入等等,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村建设理论。胡锦涛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采用“多予、少取、放活”等等思想,形成了新时期比较完整的农村发展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提出应该从制度层面入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农村发展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总之,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马列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创造性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发展道路。第三章主要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角度,探讨新型农民的培育问题。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建设者和直接受益者,能否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育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决定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但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这主要体现在思想观念落后、科技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等方面。因此,培育新型农民,实现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跨越,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的核心问题。我国新型农民培育起步较晚,必须总结、吸收和借鉴英美等发达国家上百年的有益经验。我国与巴西、印度都是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与越南、古巴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相似的国情使得这些国家在新型农民培育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的新型农民培育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培育新型农民,应该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发展主体理论的前提下,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挥好农村人才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大农业学历教育、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支持和投入力度,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把农民组织起来,提高农民的专业技术水平和适应市场的能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为新型农民的培育提供丰厚的土壤。第四章主要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角度,探讨农业现代化问题。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生产力现代化与农业生产关系现代化的统一,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解决好我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基础。然而,由于我国的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科技不发达,农民整体素质不高；土地、金融等生产要素市场尚不完备；农村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等等,阻碍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不同的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所采取的主要方式不同,土地规模经营是美国农业现代化最突出的特征,日本农业现代化的突出特点是注重提高土地生产率,农业技术创新则在以色列农业现代化中起支配作用,韩国则主要是通过政府作用的发挥来实现现代化的。通过研究各国的农业现代化路径,从中抽取出具有普遍规律性的因子,结合我国的实际加以应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应该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现代化理论的前提下,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完善国家农业保护体系；健全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坚持家庭经营为基础与多种经营形式共同发展；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五章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路径角度,探讨城乡一体化问题。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发展阶段。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既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拉大,也使得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影响和制约了农村规模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来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则更加明确地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实现农村现代化,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任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国外农村建设的经验教训,找出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结合我国的国情,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可以少走弯路,加快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应该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关系理论,特别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城乡一体化思想的前提下,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必须推进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提高土地利用率,发展规模经济,促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第六章(结语)对全文做出小结,特别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参照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经验,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提出要着力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即要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的关系；要处理好彰显中国特色与借鉴国外经验的关系；要处理好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关系；要处理好促进工业发展与促进农业发展的关系；要处理好城镇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孙纲[3]2016年在《黑龙江县域农业现代化路径选择研究》文中认为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正式发布,彰显了新常态下国家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决心。作为“十三五”开局之年,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通篇贯彻了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五大新的发展理念,强调了目前“三农”所面临的两大重点问题——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水平。作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产区,2014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已达到全国的1/10强,耕地占全国的1/9强,人均与劳均耕地均居国内首位,农业现代化水平国内领先,但作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产区和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黑龙江省的农业现代化发展仍任重道远。为此,2012年发布的《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现代化大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将发展现代大农业作为黑龙江省的一项重点工作,2013年的《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更提升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政策权重。《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4(县市卷)》统计显示,黑龙江省66个县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为2605.05亿元,占全省的9／10强,可见黑龙江县域农业在整个黑龙江省农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表明县域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将决定黑龙江省农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因此,有必要对黑龙江县域农业现代化的路径作认真选择。由于黑龙江县域农业的制度模式普遍存在于中国农村,相关结论对于我国其他粮食主产区发展农业现代化同样具有借鉴意义。本文研究聚焦在黑龙江县域农业现代化突破性发展的路径选择上,探索商品粮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突破发展的理论支撑、形成条件、发展路径、推进对策等一系列命题。论文沿着理论综析——理论参照系构建——现实参照系构建——实证支撑——目标确定——路径的现实选择,这样一个研究思路展开,并辅以案例比较分析,以增强实证的说服力。本文研究的具体内容如下：首先,本文通过理论参照系与现实参照系的构建,为研究黑龙江县域农业现代化奠定理论基础,并提供经验借鉴与现实参照。理论参照系方面,进行了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概念界定、相关的基础理论综析,以及在理论层面上明确路径选择所涉及的相关要素；现实参照系方面,选择了美国、日本、荷兰和以色列等发达国家及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以及国内苏南地区、山西太谷县和山西乡宁县等地区作为参照系,并总结了六点对黑龙江县域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启示。其次,本文在全局视角阐述黑龙江省农业发展历程与整体状况,分析黑龙江省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整体状况与优势基础上,结合农业现代化内涵和特征与黑龙江县域农业特点,从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和农业可持续水平四个大方面进行黑龙江县域农业现代化发展状况分析,在明确县域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的基础上,构建县域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主客观相结合测定基准层和指标层权重,分别采用极值标准化法和目标值标准化法进行黑龙江县域农业现代化的综合评价,并确定县域农业现代化所处的发展阶段。再次,本文结合黑龙江县域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与水平,明确黑龙江县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原则、指导思想及目标,并在厘清存在的基本矛盾与困境基础上,在理论上完成县域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的选择。结合黑龙江县域农业发展实际,从实际层面对上述理论层面的黑龙江县域农业现代化的路径进行具体的现实选择,使路径更加具有操作性,并从宏观层面入手提出黑龙江县域农业现代化路径实现的政策建议。最后,本文选取资源禀赋相似但农业现代化发展差异较大的两个县域——肇东市与兰西县作为典型案例,开展县域农业现代化路径的实证分析,结合前述的县域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进行实证比较,探索共性路径下的个体路径的差异化发展。在农业现代化现状与评价对比基础上,提出了肇东市和兰西县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宏观路径与具体路径,以及路径实现的政策建议。
毛德智[4]2006年在《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指根据农村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等现状，通过各种教育形式提高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专业技能素质、政治法律修养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并通过加强医疗保健等措施提高其身体素质，以协调其数量，提高其质量，促进农村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推动农村经济健康稳步发展。从资源结构看，我国资源的最大优势既不是物力资源，也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力资源，尤其是农村人力资源。当前，在人力资源领域的相关研究较多，但涉及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尤其是从经济学、社会学多角度系统研究这一问题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本论文的选题正是以此为基本出发点的。 本论文共七章，从逻辑上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第二和第三章为总论部分，以理论分析为主。主要内容是概括性提出本论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思路与方法，在经验事实描述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进行历史考察与现状评价，并对美国、韩国人力资源开发的模式与经验进行剖析，将其概括为“先发模式”和“后发模式”，据此提出了对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启示与借鉴。接下来第三章系统构建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统计检验。结果表明：各地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程度不尽相同，地区间有明显的差异；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程度基本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第四、五章为本论文的核心内容，详细阐述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问题，以及在当前市场化与国际化不断加速的社会进程中，从技术进步、体制改革、社会转型的角度探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农业教育是开发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重要手段，第六章对此进行了专项研究，通过美国、荷兰、日本等国家农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开发的经验借鉴，试图找到一条适合我国现状的农村职业技能开发之路。第七章为结论部分，在提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原则思路的基础上，从观念开发、教育性开发、制度性开发、迁移性开发、政策性开发等角度，系统探讨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选择。本研究可能实现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对比较优势的综合分析，提出了我国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以及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本文认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充分利用我国的人力资源，不仅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贸易比较利益，使静态比较优势得以实现。但从动态看，由于放弃了具备潜在动态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结果会由于工业化推进速度的迟缓及国际分工低级化和边缘化，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利。为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探讨和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状况的分析，指出我国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并结合社会经
齐美怡[5]2014年在《日本、韩国现代农业职业教育体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一直把“三农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高度重视。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发展农业职业教育是一项关键举措。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新形势下对我国的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建立现代农业职业教育体系至关重要。目前，我国的农业职业教育体系还不太完善，存在一些问题。日本与韩国与我国隔海相望，同属于亚洲经济圈，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农业职业教育的水平也较高，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日本、韩国的现代农业职业教育体系进行研究，这对完善我国的农业职业教育体系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宏观原因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日本、韩国的现代农业职业教育体系进行的研究，并提出了对我国完善现代农业职业教育体系的几点启示。本文主要分成三部分，第一，探索与揭示出日本、韩国的农业职业教育体系结构，具体包括各自的历史发展趋势、构成体系、管理体系。为农业职业教育体系的研究发展奠定理论基础。第二，归纳日本、韩国农业职业教育体系行政管理与组织构成方面的特点，并从农业职业教育相关政策与法律、农业教育经费投入和保障机制、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等方面分析形成日本、韩国特色的农业职业教育体系的主要支持因素，找出优点与成功经验。第三，利用上述分析，结合我国农业职业教育体系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指出我国今后发展完善农业职业教育体系的七点对策思路，在普通教育中渗透农业职业教育、实行核心农户和农业工人的绿色资格证书制度、开展农村女性教育、拓展农业相关领域、加大对农业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完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体系、完善农业职业教育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王振鹏, 陈雪桥, 李耀南, 薛刚[6]2000年在《日本农业教育现代化的特征与启示(上)》文中认为日本是一个经济发达、教育先进的国家，尽管与我国社会制度不同，社会发展历程不同，但他们在发展经济和教育方面的许多经验可以借鉴。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就创立了现代化的农业教育体系，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现代化农业教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李新月[7]2003年在《若干发达国家农业发展与农业教育互动机制的研究》文中指出农业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农业发展，同时也很重视农业教育，并且在实践中注意二者的紧密联系。一方面农业发展为农业教育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农业教育为农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二者存在互动关系。当今世界的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荷兰、丹麦等农业发展水平和农业教育水平都比较高，是农业发展和农业教育互动的成功范例，因此本研究选取了这四个资源禀赋各不相同的国家做典型案例，通过阐述各个国家农业发展和农业教育的概况，并进行分析、抽象，从而揭示出这四个国家农业发展和农业教育的互动机制及其成因，接着对发达国家农业发展和农业教育的互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最后针对我国农业发展和农业教育的现状提出了相关建议。 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前言，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背景，研究目的、研究的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及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等。第二部分，美国、日本、荷兰、丹麦四个发达国家农业发展与农业教育概述。第三部分，美国、日本、荷兰、丹麦四国农业发展与农业教育互动机制的揭示及其成因分析，通过分析，得出四国农业发展与农业教育互动机制的共同点是：互为依存、互有需求、市场主导、政府调控、体系完整、制度健全、法制保障。第四部分，对四国农业发展与农业教育互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所运用的主要是教育与经济的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第五部分，四国农业发展与农业教育互动机制的共同经验以及对我国的启示。四国农业发展与农业教育互动机制的共同经验是：各国政府及相关部门都十分重视农业和农业教育的发展，并采取必要措施促进二者的互动发展；四国的农业教育、科研及推广联系紧密，而且都面向农业生产实践，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四个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和农业教育都是面向市场的，主要靠市场机制达到二者的互动；四个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农民教育对农业发展所起的作用，注重开发农村人力资源。
时赟[8]2007年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研究（1897-1937）》文中提出以农立国的中华民族,到清朝末年已处于内忧外患经济濒临崩溃的境地,在“农为富国之本”的呼声和重农思潮的推动下,实业学堂之一的农业学堂开始创办。从1897年中国第一所农业学堂的建立起,到1937年,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在经历了起步、转型、发展三个不同阶段的历史演变之后,基本上完成了近代化的历程。本论文在农业教育史研究相对薄弱的基础上,通过广泛搜集清末民国的相关资料,并借鉴中国农业史、农业科技史的研究成果,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史论结合的方法、综合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全面地展示出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的脉络：分析了近代高等农业教育产生的动因,划分了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三个历史阶段,总结了其影响因素及其内在联系,专题研究了近代农业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留学生教育对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影响,文章的落脚点放在了高等农业教育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社会职能上。本文还对近代成立最早具有鲜明特色的直隶农务学堂进行了个案研究,从个案分析的角度展示一所高等农业学堂发展变迁的全貌。通过研究,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外国的侵略、农业经济的衰败和中国对农业科技的迫切需求是近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兴起的内外动因；农科留学教育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准备了高水平的师资和西方农业科学知识的储备；西方教育思想的引入和中国近代农业教育思想不断发展,推动和引导着高等农业教育的改革方向；三次学制的变革是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又成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不同阶段的显著标志；农业推广的广泛开展和乡村教育的兴起使高等农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得到确立并付诸实践；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的推广,推动了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变,使农业教育的近代化成为农业近代化的先决条件。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也是学习、借鉴先进国家农业教育经验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打上了效仿西方的深刻烙印,也成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也是不断寻求高等农业教育如何为改良中国农业服务的过程,从农业推广的开展、社会服务职能的确立到乡村教育与建设运动的开展,高等农业教育在近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发挥得愈加明显。尽管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这一过程曲折而缓慢但是同时也取得了诸多显著的成就。如近代高等农业院校的规模和数量得到较快的发展,高等农业教育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具备了科学研究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能力；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近代农业教育家和农业科技人才,形成了丰富的近代农业教育思想；近代农业科学成果在农业改良中的应用,促进了农业的近代化转变,提升了高等农业教育的作用和地位,这一切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向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教育史的研究成果,而且,可以得出指导我国当代农业教育实践的现实启示：第一,应加强对农业教育的重视与投入；第二,高等农业教育应通向农村,加强与“三农”的结合,在为“三农”服务中增长其生命力；第三,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应不断创新,才能推动农业的不断进步；第四,进行全方位的农业教育,加强农村基层实用人才的培养；第五,主动吸收和借鉴先进国家的农业教育模式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快速发展我国农业教育的有效途径。
王华巍[9]2005年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加入WTO,农业的开放度更高、市场范围更广、国际竞争更加激烈。面对更为开放的国际环境,我国农业政策的调整,必须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但是,只是孤立的研究中国农业政策或孤立的研究国外农业政策是不够的,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根据中国农业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去研究,即将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参照系中去比较、分析。为了更好地认识不同国家、不同制度下的农业政策,从而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政策之路,本文运用福利经济学、资源配置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技术变迁理论分析了美国、欧盟、日本农业政策的框架、内容及演变过程。根据我国农用地、农业科技、农业财政和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演变过程与存在问题,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美国、欧盟和日本)农业财政政策、农业技术政策、农业土地政策和农产品国际贸易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和分析,借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经验,得出如下结论:发达国家农业政策趋于法律化和制度化;在不同发展阶段制定有针对性的农业政策;农业支持正在成为世界农业的主流政策;政策支持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农业多功能性。通过比较分析,对我国加入WTO 后农业政策调整的取向得出如下启示:应进一步完善土地政策;加强农业技术政策的创新;大力发展政策性银行和政策性贷款的发展;通过农业保险增强农业防灾补损的能力。在以上分析基础上,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我国入世后,农业政策调整的对策建议:用好WTO 规则,调整农业支持政策;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挥比较优势,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进一步完善农产品国际贸易体系。
刘亚奇[10]2017年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国要走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新型城镇化要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农业劳动力锐减严重,现有的农业劳动力无法满足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求。农业产业安全是确保新型城镇化的基础,为确保我国农业产业安全,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给出了破题对策——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历史必然选择。本文运用劳动力迁移理论,毛泽东、邓小平的农民教育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以及人的现代化理论,从理论上界定了新型职业农民的相关概念,通过实证分析武汉市江夏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做法,如明确培育政策导向,明晰培育对象遴选标准,科学规划培育内容,灵活变通培育方式,认真落实培育考核管理等,得出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在培育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依然存在着务农人员综合素质不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存在培育规模较小,效果不佳、培育组织主体单一、培育内容不全面、培育方式滞后、培育供给不足、培育监督管理不到位、培育扶持政策缺乏等。分析了美国、日本、德国以及印度四国职业农民培育的实践及经验,总结其成功之处,以期为构建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提供启示。立足于国内新型职业农民实践研究和国外职业农民培育经验借鉴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坚持因地制宜、统筹发展、农民自愿、全面培育的原则下,根据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目标,完善新型职业农民教学体系和管理体系,政府要加强与社会多方主体力量协作,农民要具有主体意识和现代化观念,积极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工作开展。总体上来讲,要从培育目标、培育内容、培育方式等方面出发,优化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与此同时,强化政府的顶层设计,健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保障制度,通过拓宽培育经费来源,引导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完善法律保障体系,健全土地流转制度,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贯彻落实培育扶持政策等方面优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环境,形成“培”与“育”相结合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有效机制。
参考文献：
[1]. 日本农业教育现代化的内容与特征[D]. 王振鹏. 河北大学. 2000
[2]. 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D]. 高岳峰. 武汉大学. 2014
[3]. 黑龙江县域农业现代化路径选择研究[D]. 孙纲. 东北林业大学. 2016
[4]. 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研究[D]. 毛德智. 华中农业大学. 2006
[5]. 日本、韩国现代农业职业教育体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D]. 齐美怡.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2014
[6]. 日本农业教育现代化的特征与启示(上)[J]. 王振鹏, 陈雪桥, 李耀南, 薛刚. 中国农业教育. 2000
[7]. 若干发达国家农业发展与农业教育互动机制的研究[D]. 李新月. 华中农业大学. 2003
[8]. 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研究（1897-1937）[D]. 时赟. 河北大学. 2007
[9].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比较研究[D]. 王华巍. 吉林大学. 2005
[10].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D]. 刘亚奇. 华中农业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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