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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主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德国兴起的一股政治思潮。它存在的时间虽短，但所蕴含的能量及破坏作用却殊为巨大，以至于人们始终把它视为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怪胎。即使在史学研究中也总是习惯于从德国人特殊的历史和性格中去寻找纳粹主义的渊源所在，这一思路固然可以说明纳粹主义为什么会发生在德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却不能完整地揭示“纳粹主义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根本问题。难道狂热的纳粹运动仅仅是一个民族成长过程中所犯的一个错误吗？难道一场几乎要毁灭全人类的大战仅仅是个别人抑或个别民族头脑发昏的结果吗？当然不是。
笔者认为，纳粹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有着深刻的渊源，它既和当时的社会运行失调陷入危机有关，也可归咎于资本主义上升过程中种种潜在的流弊，还能从人类心灵的终极关怀上寻根溯源。只有当这些因素同德国本身的特殊品质结合在一起，纳粹主义才真正具备产生的条件。故此，本文试图从三种不同的时段出发来探讨纳粹主义的这一“原本现象”（歌德语）。
一、短时段观察：20世纪初结构转型的副产品
首先从50年之内的短时段进行考察。从德国统一到纳粹运动兴起这短短的50年中，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资本主义从自由放任型经济逐步走向垄断；国际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打破了欧洲均势；民族问题在移民浪潮的推动下显得日益突出。
这些变化给人类社会各个层面都带来不小的冲击，也由此，纳粹主义有了滋生的土壤和环境。从政治层面来看，德国统一的完成给英国制造了一个可以相匹敌的对手，从此之后，英德矛盾成为欧洲外交史上的一条主线，围绕这条主线双方展开了包括殖民地掠夺、海军军备、同盟伙伴等各方面的竞争。此外，“欧洲大多数强国都卷入了关税战和对外国市场的竞争”（注：（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1月第一版，第579页。），这同样在无形中造成分歧的扩大，最终酿成了1914—1918年的一战。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出现的那种形势是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历史出发点”（注：（德）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7 月第一版，第394页。）， 希特勒正是利用了德国人对凡尔赛和约的极度仇恨才得以点燃极端民族主义的熊熊烈火。
再从经济层面来看，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取而代之的是以“垄断”为特征的现代经济。这种转变是如此的悄无声息以至于人们在思想上丝毫未作任何准备。传统的自由放任理论认为“国家应不介入冲突”，而且“人应该绝对自由地互相竞争”（注：（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9月第一版，第43页。）。但进入20世纪以后，大型垄断组织为维持自身的高额利润而消除竞争双方的平等条件，“绝对自由”则被完全抛弃。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思维仍停留在19世纪，结果造成干预不力，使得垄断企业在迅速提高生产率、急剧扩大商品生产的同时却忽视了购买力低下这一客观现实，再加上银行系统的不完善，终于引爆了1929年的经济崩溃。而这场大萧条“是使希特勒的政治命运起变化的直接、首要的原因”（注：（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02页。）， 纳粹运动能奇迹般地获得重生，与这一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缺陷不无关联。
在社会层面上，垄断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通过“排挤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得小生产者加剧分化”（注：齐世荣主编：《精粹世界史-法西斯运动和法西斯专政》，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年5月第一版，第155页。）。本来，中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能够对社会的稳定与整合起重要作用，但当这部分民众面临分化、堕入无产阶级行列的危险之时，不满、仇恨、敌对的情绪立时破坏了社会的整体和谐，而犹太移民的介入成为这些情绪的矛头所向，绝望的人们于是对宣扬反犹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纳粹党大为倾心，转而奉纳粹主义为圭臬，给纳粹运动提供了最有力的舆论支援。
二、长时段观察：15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罪恶的泄洪口
如果把研究纳粹主义的尺度再往前延伸500年， 以一把长时段的放大镜来透视这股思潮，会发现纳粹主义实际上又是资本主义罪恶在经历无数次内部调整后最终喷发的一个泄洪口。
民族主义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一系列变革中曾经充当着鼓手的重要角色，它肇始于英法等一批民族国家构建之际，经由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在德国勃兴（注：Gustav Stopler:《The Germany Economy,1870 to Present,trans.by Toni Stopler》(New York,1967),p.7.）。但随着历史的演进，这层进步的面纱逐渐被剥下，新兴民族国家不仅滥用民族主义的能量，更使之走向了极端。在法国大革命中，人们已经可以约略看出危险的隐患，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则真正把民族狂热推向极致，还贴上了种族主义的标签。于是，民族主义这一“近代尚未完全理性的承认形态”，成为“本世纪最大冲突的泉源”（注：（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第11页。）。
与此相类似，资本主义的另一个产物——现代国家，同样具备了双重属性。民族主义的反省发展了国家的威力和权限，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威力”和“权限”的支配下确立了先进的统治手段，形成一套高效率的官僚体系。然而，在对外政策上，现代国家却始终奉行利益至上的原则和权力主义的立场。即便是以民主、自由自居的理想王国也不得不屈从于权力至上的竞争法则，纳粹主义恰恰就继承了这套法则的精髓并使之得到完整的贯彻。于是，“权力和意志比理性或平等更受推崇”；所以，“战争是正常状态，而非异常状态”（注：（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第11页。）。
除此之外，自由主义的衰退同样给纳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按照19世纪初期人们的想法，“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必定和自由主义相辅相成”（注：G.P.Gooch：《Studies in German History 》 (London 1948),p.22.）。然而，到了这个世纪的末叶，这项伟大的运动却大大衰落了。一方面，这是由于它未能赢得新兴的工人阶级的支持，后者大都投向了社会主义；但更关键的，应归咎于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错位——一种对技术更新的近乎苛刻的追求不断把人们的目光引向自由主义的更高境界，反而忽视了它已经取得的一切。或许，这就像哈耶克所说：“自由主义的衰退，正是它的成功所造成的”（注：（英）弗·奥·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 月第一版，第25页。）。但这一衰退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价值真空，而纳粹主义也正是在人们尚未达到能够接受新的自由主义标准的真空阶段中执掌意识形态之牛耳，这恐怕不能单单用“巧合”二字来加以解释。
三、超长时段观察：信仰失落的替代品
布罗代尔曾经指出：“任何历史都把过去的时间分解成不同的时段”，这些时段中除了传统史学中常用的“短时段”以外，“更有规模以百年计算的长时段和超长时段的历史”（注：（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3月第一版，第176页。）。以上我们已经从短时段与长时段两种范畴对纳粹主义的渊源作了分析，最后让我们再放眼人类5000年历史，以一种超长时段的视野来探测纳粹主义产生的合理性。
在这样一种时空跨度内，纳粹主义所包含的一切价值属性、阶级属性以及意识形态属性都可以暂时放在一边，因为相对于5000年历史长河来说，这些近现代的政治产物都不过是沧海一粟。我们唯有回到人类心灵的最深处去探究，才可能挖掘到其产生的意义和依据。
那么，人类心灵的本原又是什么呢？当然是信仰。这是人类从古至今赖以填充心灵的“意识的要素”（黑格尔语），也是千百年来引导人们道德行为的灵魂使者。从狭义的方面来看，任何宗教都是一种信仰；而从更广阔的含义上来说，信仰还涉及到人的一切心理寄托。黄仁宇称“人类是一种宗教的动物”（注：（美）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北京第一版，第148页。），可以说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人对于信仰的依赖性。一种信仰，无论将之泛化为精神领域的一切主导观念，还是仅视为一种简单的宗教，都是人的生命流程中不可或缺的内心支柱。
而信仰的基础则是对权威的崇拜，人类的一切宗教行为都是与某种强有力的权威联系在一起的。在远古时期，这种权威是图腾或神秘的自然现象；在中世纪，权威的掌控者是教会或王权；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这一权威的神格代表就是新教伦理。然而，随着消费文明的兴起，“禁欲苦行主义”逐渐被“享乐主义”所取代，人的“贪婪攫取性”（桑巴特语）则暴露无遗，“资本主义制度也因此失去了它的超验道德观”（注：（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5月北京第一版，第67页。）。也就是说， 权威不复存在，信仰走向失落，这在战败后的德国社会中尤为明显。
在这种时候，人们最需要的是重新寻到一个可供顶礼膜拜的权威作为信仰失落的替代品，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于是就应时而生。与其他政治思潮所不同的是，希特勒更善于用一种强有力的宣传手段来达到宗教狂热的效果。它曾经强调，“从历史上来看，大规模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是理智号召的结果，而是鼓动民众热忱和歇斯底里的产物”（注：齐世荣主编：《精粹世界史- 法西斯运动和法西斯专政》，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296页。），因此，他往往“借助影响群众的现代化技术手段如广播和电影，借助于党代会和群众大会的戏剧性展出……唤起下层理智的、不可驾驭的怨恨和激动”（注：（德）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7月第一版，第371页。）。在一种近乎宗教仪式的氛围当中，德国人获得了失去许久的“高峰体验”（马斯洛语），无论在心理还是在生理上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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