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与信息化:中国的历史选择

工业化与信息化:中国的历史选择

李继文[1]2001年在《工业化与信息化:中国的历史选择》文中研究指明面对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挑战,本文旨在国内外关于工业化和信息化各自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研究视角转向工业化与信息化二者间的内在关联性,从理论上阐释工业化与信息化在当代中国的现实矛盾、历史渊源以及对策选择,以期通过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为我国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有机结合中实现后来居上,探寻出一条科学而可行的新路子。全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导论——中国面临的双重选择。 第二部分即第一篇:总论。主要研究和阐述与本选题有关的一般原理性的问题,以为整个研究做好必要的基础性工作,所以本篇也可以说是“基础理论篇”。其中第一章,为了对工业化与信息化作出科学的界定,首先就“什么是经济”进行了再思考,特别是对西方经济学中流行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如何对有限的资源在各种用途上进行分配”的命题作了新思索,重新肯定了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提出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通过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不断满足人的需要是经济活动的主题;并据此从生产和交换发展史的内在逻辑出发,概括出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含义及其特征。第二章和第叁章,从理论上探讨了工业化与信息化在成长机理上的异同,并对科技、制度以及需求等因素在工业化与信息化演进中的作用问题,作了理论上的阐释。其研究特点是,针对国内外流派纷呈的研究现状,本文在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和西方经济学中新古典理论、新增长理论、新制度理论及演进博弈理论的基础上,抓住工业化与信息化演进中的“创新”这一主题,大胆地将“超额剩余价值转化为相对剩余价值”的原理作为整个分析中的“红线”,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结合从新的角度作了尝试。第四章进一步就衡量工业化和信息化进展程度的指标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本篇提出的主要理论观点包括:(1)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通过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不断满足人的需要是经济活动的主题。(2)信息业并不是“第四次产业”,而是“第叁次产业”中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具体产业。(3)工业化面对的主要是能源等稀缺资源配置的问题;而信息化面对的则主要是信息等社会资源共享的问题。(4)工业化萌发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而飞跃发展于“第二次产业”(工业)内部的一系列“特殊的分工”之中;信息化早在第叁次社会大分工中即已出现最为古老的萌芽,但却直到今天才有声有色地全面展开。6)工业化伴随的是由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向以银行信用为媒介的交换的转化,即由货币经济向信用经济的转化;信息化伴随的是由以银行信用为媒介的交换向以数字网络为媒介的交换的转化,即由倚用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化。历)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成长,都离不开市场机制的椎动。从生产关系的层面上说,二者都意味着相对剽余价但生产的不断深化/超额剜余价值”或“超额利润”的不断实现,是增长和发晨之旺观经济方面的荚”机。()“发展”作为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慨念,本舅是具有多层次性的(0如果说工业化意味看发展,那么由工业化过渡到信息化,就意味着由“发展”过渡到“可持续发展”。o)信息化过程中出现的“犀尔定律\ 不但没有否定价值规律,反而进一步为价值规律的客观存在提供了新的证据。O0)工业化中经济行为主体的人格主要是“理性经济人”,倍思化中经济行为主体的人格则主要是“理性契约人\ ()工业化的过程,主耍是叫合作博奔”的过程;信息化的过程则主要是非零和博奔的过程,而且主要是积极的非g和博奔的过程。工业化成长过程中,“理性经济人”之间主要是叫合作博奔”:信息化成长过程中,“理性契约人”之间则主要是“合作博奔\ 第叁部分即第二沼:历史与现状。主耍是对第一部分(导论)提出的问题,作以历史性地、实证性的考察分析。该部分分为两章。第五章:世界工业化的进程和中国的差距。通过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羹个历史线索的回顾和同外国的对 比,找出我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差距;同时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 的理论分析总结出我们落伍的原因及经验教训。其中,关于“李约瑟之谜”的 谜底,本文没有按照“惯例”简单地归罪于封建制度,而是强调主要在于中国 特殊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如中国古代科学的理论特征与工业化演 变之间的距高感;中国传统手工业之发达和工场手工业发展不充分的对照;在- 国与国、国与民博弃的演化过程中“劣战略”的存活;西方列强的入侵垦终于 打破中国的“演进稳定战略”,但由于对历史的路径依赖,使旧中因的工业化不 可能大刀阔斧地层开;等等。第六章:中国在信息化进程中所处的位置.通过 实证考察揭示出中国在信息化进程中明显存在着的叁大差距,即我国同发达国 家和新兴工业化困家之间的差距、我国各地区之间的差距以及城乡之间的差距。 本用在国际比较对象的选择上,没有求全求广,而是以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的 英国、目前工业化程度最高且串先走上信息化邀路的?

孙德中[2]2015年在《“四化同步”测度与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在“四化同步”相关文献梳理、数据搜集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思路,依托文献研究、理论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利用实证计量手段,明晰研究视野、确定理论依据、综合比较分析测度方法、深入剖析研究案例、尝试提出问题解决策略。据此,梳理“四化同步”研究的国内外历史现状;厘清“四化同步”的内涵意义和基本特征;全面综合分析“四化同步”的理论本质和机理基础;综合筛选“四化同步”的测度评价指标体系;系统比较分析测度评价的主要方法;深入研究分析案例;结合测度评价结论,尝试提出策略建议。本论文的研究结论认为:一是“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的基础着力点在于逐步化解区域和城乡发展水平的区域空间差距。二是对“四化同步”的问题区域,应针对性地构筑差异性区域政策体系,促进综合性、整合性的空间区域政策创新转型,优化结构性政策体系。叁是应充分利用影响“四化同步”的主要因素的作用机理,有目的、有方向地控制“四化同步”的演进方向及结构构建。四是推进“四化同步”应依托工业化构建产业基础,打造就业吸纳平台和创造收入机遇;高度关注信息化的融合引领作用,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继续加大对“叁农”的财政扶持与金融引导力度,促进社会资本向“叁农”领域转移,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充分发挥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性作用;构筑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环境,配合人口转移和要素集聚;构筑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宽松体制与政策环境;继续深化户籍制度区域差异性改革;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本论文的创新点在于:一是全面阐释了互动机制的理论基础。系统、全面、综合地梳理分析了“四化同步”的互动机制理论,构建了针对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框架;深度诠释“四化同步”中各个“单化”概念的基本内涵;努力阐释“四化同步”的系统论、协同论、产业链、地理学、互联网+等理论支撑基础;系统深入地梳理分析了“四化同步”四个层面中,相互排列组合、互动发生作用的6对范畴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和基本关系特征;提出了“四化同步”测度评价的机制导向。二是综合提炼了测度指标体系构建。全面、系统、合理地遴选分析了“四化同步”测度评价的指标体系;上升到理论高度对“四化同步”的测度评价指标进行初步理论遴选;采用模糊隶属度、相关度分析等方法,分别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四化同步”测度评价指标的隶属关系和相对关系,为合理精简繁杂指标,科学优化指标结构奠定了基础。叁是比较梳理综合了指标数据预处理。综合分析了指标数据预处理的思路和方法;介绍了指标数据的标准化思想和方法;综述了指标数据的权重赋值思想和方法;综合分析了指标数据权数地位确定的熵值法、标准离差法、CRITIC法等的数理原理方法,以及主观赋权法,使得分析研究可从总体上全面把握“四化同步”测度评价的数据处理思路和方法。四是比较分析了综合发展水平测度评价的主要方法及适用性。比较分析了主成分分析法、模糊层次分析法、优劣解距离法(TOPSIS法)、熵值法等四大类测度评价综合发展水平的数理方法原理和适用性之优劣,提升了研究的视野和对问题把握的能力。五是比较分析了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测度评价的主要方法及适用性。较为系统地比较分析了耦合法和协调法、灰色关联度法、单位根--格兰杰法等叁大类测度评价互动关系水平的数理方法原理和适用性之优劣,使得研究能从总体上全局把握“四化同步”互动发展关系测度评价的实质所在和切入点。六是详细构建分析了“四化同步”测度评价的河南案例。将“四化同步”测度评价的理论研究文献的综合梳理、理论基础的构建、测度评价指标体系的筛选比较分析、指标数据处理的思想方法、测度评价主要方法的比较分析选择等等研究结果,具体运用于河南案例的测度与评价实践,并将测度结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事实相对照,以验证测度评价指标体系筛选、指标数据处理、测度评价主要方法应用等方面的科学合理性,以增加“四化同步”测度评价研究的信服度。七是尝试提出了“四化同步”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利用河南案例测度评价的相关结果,结合“四化同步”的发展实际及未来趋势,尝试提出了政策建议,构建了从“四化同步”的理论阐释,到“四化同步”的实证计量,再到“四化同步”发展实际验证的研究逻辑框架和研究过程。本研究在指标体系构建与科学性改进、评价方法的多元选用比较、数据实证的横纵综合分析完善等方面仍存在遗憾不足和改进空间。

王丽丽[3]2009年在《中国经济现代化历史任务的理论分析》文中指出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全人类的共同奋斗目标。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继西方发达国家之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背景下进行的,具有中国特色,也是历史的必然。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经过了萌芽期、缓慢发展期和快速发展期,目前正处于加快推进阶段。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也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逐步演变为社会主义全面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全面的现代化内容中,经济现代化是基础和主体,直接决定着其他方面现代化的实现,首先实现经济的现代化是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建设既要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叁步走”战略分阶段、按步骤地进行,又要具体分析在每个发展阶段面临的具体任务并确定其在新形势下的新目标、新任务。中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这关键阶段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并在党的十叁大、十五大提出的经济现代化历史任务的基础上,科学分析了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提出了我国经济现代化在当前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要在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完成“五个化“的艰巨任务,必须明确“五个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分别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形成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程度越来越深。因此,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实现,对内要利用好我们的制度优势,在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导下,走出一条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对外要走向国际化,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发展经验,充分利用他们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发挥后发优势,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杨宏伟[4]2010年在《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与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研究》文中认为论文从工业化的定义入手,对国内外工业化理论研究做了比较系统的回顾与梳理,考察了工业化理论的演进与发展过程,廓清了工业化的内涵与特征。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探寻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必然性和特殊性。论文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业化思想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形成了内涵丰富、视角独特的工业化理论。列宁、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过程中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创立了经典的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这一模式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当然,也存在曲解与偏离。论文以改革开放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七个阶段考察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工业化的发展历程。中国工业化道路经历了改革开放前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到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畸形工业化道路的曲折探索,以及改革开放后从消费需求导向下的工业化转型到提出并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开创过程,在继承与创新、扬弃与超越中开创了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工业化理论。论文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中国化进行了思考。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总结了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对如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中国化作了几点思考。

范卫青[5]2012年在《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历史演进》文中指出工业化作为近代以来经济发展的核心性内容,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各个国家(地区)由不发达走向发达的重要动力,更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重要阶段。工业化是中国发展的基本内容和主题,是中国的必经之路。中国的工业化可追随到清末的“洋务运动”,到现在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但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工业化的内涵和实现路径是不相同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①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大发展始于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之后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很长的时期采取的是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为支撑,社会经济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导致了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传统的工业化发展存在很大的弊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立足国情,立足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国际环境,创新工业化发展战略,走一条与传统工业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相区别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从而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质量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十八再次论述要“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十八届叁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的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把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和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结合起来,这是顺应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指导方针,是加快实现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本文综合运用经济理论和历史分析方法,对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工业化道路了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工业化、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的演变历程,分析经历了改革开放前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到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畸形工业化道路的曲折探索,改革开放后从消费需求引导的工业化转型到提出并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开创过程,在继承与创新、扬弃与超越中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新型工业化应该处理好的几大关系。第一章“工业化道路选择的文献综述”,主要是围绕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问题就相关的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国外学者从新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就工业化的道路选择进行了研究。我国学者对中国工业化道路选择的研究由来已久,主要研究焦点集中于党的领导人关于工业化道路的思想;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和经济学方法阐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以及分析与世界其他国家工业化道路的对比。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选择的理论则从以制度创新推动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化推动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等不同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而形成不同的理论。第二章“工业化道路的国际比较”,主要是通过不同国家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比较分析从中归纳出各国工业化演进呈现的规律性。各国工业化演进呈现的规律性主要有:(1)无论各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如何曲折,产业结构中轻、重工业之间都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2)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基础工业特别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既是工业发展的结果,又是进一步推进工业化发展的强大力量;(3)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市场在促进工业化的发展方面都有着重大的作用。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都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各企业对平均利润率的追求过程中,不断协调、完善了社会经济结构,实现资源的合理和优化配置。第叁章“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形成和变迁(1949—1978)”,主要分析了1949—1978年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历程与特征,并从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客观地评价了这一阶段中国工业化的成就,总结了这一阶段中国工业化的经验与教训。第四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演变(1978-)”,主要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演变过程,这个演变过程可以分成叁个时期来看: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的工业化发展道路(1978—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1992—2002年);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2002-)。总结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明确了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阐述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和特点。第五章“发展新型工业化应该注意的几个关系”,主要是在借鉴国内外工业化经验及充分把握新型工业化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中应该着重注意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包括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关系;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工业化和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发展虚拟经济和发展实体经济的关系;工业反哺农业的问题等等。

乔臣[6]2005年在《我国经济现代化范式的选择》文中提出目前,我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阶段。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如何在世界全球化浪潮和信息化浪潮中,把握机遇,加速发展,争取在2l世纪的上半叶实现现代化,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问题。作为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现代化,其发展模式的选择也直接制约着我国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通过对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和经济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和分析,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经济现代化范式”的基本内涵及其理论基础,并从时间、体制、区域等角度对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范式进行分析,建构了叁种经济现代化范式的模型,即“多元化非线性”的道路范式、“多因内外决定”的环境范式、“叁维立体互动”的结构范式。同时,从我国国情出发,对建国后至今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所采用的经济现代化范式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并探究了2l世纪我国选择新的经济现代化范式的必然性,在对以往范式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结合建构的经济现代化范式模型,得出了我国新世纪经济现代化应选择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发展战略的结论,同时提出需要协调的几个关系和相应的措施。 文章按照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思路,运用了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和理论联系实际等研究方法。

宁昆君[7]2017年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的历史考察》文中认为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史,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不断发展的历史。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历经六十余年,在这六十余年的工业化进程中,中国不断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符合自身情况的工业化发展思想和理论。六十余年来的新中国工业化思想每一次调整和完善,都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条件和内在规律重新认识的结果,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步入工业化中后期这样的一个新的历史性发展时期,本文通过对建国之后形成并且影响较大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工业化思想、协调发展工业化思想、开放发展工业化思想和新型工业化思想等一系列主流的工业化思想按时代发展顺序进行了从产生背景、主要内容以及影响和评价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并对当下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作了自己的总结和展望。这对于正确认识新时期中国工业化的新环境、新特点和新要求,建立和完善新的工业化思想,为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避免出现新的失误,平稳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也为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际相结合和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理论依据。

王园园[8]2012年在《党的叁代领导人工业化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发展历程和演进路径大不相同,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中国工业化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党的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依据中国的国情,在对工业化战略选择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和本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在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过程中,把握了工业化建设和发展的正确方向,找到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本文通过研究党的叁代领导人的工业化思想的理论基础,突显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在工业化发展史上的地位;通过系统梳理党的叁代领导人对中国工业化的探索进程,揭示党的叁代领导人工业化思想和实践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当代启示,展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业化过程中的创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工业化道路的艰辛探索,中国的工业化走过了艰辛而又曲折的道路,演绎着中国共产党叁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探索的历史经验。党的叁代领导人工业化思想与实践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立足点是世界工业化背景下的中国国情,因此,其思想与实践的各个方面,贯穿着时代性、发展性和科学性的主要特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工业化的探索,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工业化的探索,找准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正确方位,为实现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拓宽了道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工业化的探索,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实现中国特色工业化的奋斗目标找到了新的发展模式。相对于其它国家的工业化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业化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生动体现了工业化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大国的一种创新成果。

张坤晶[9]2013年在《信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新特征研究》文中提出信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新特征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社会形态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研究信息革命对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将会带来的新特征,找出当前中国的探索与实践和信息化的社会主义新特征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对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寻找和探索出新的发展方向,凸显信息化的社会主义比信息资本主义更具优越性,并进一步对“信息社会主义”进行理论探讨,研究信息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未来走向进一步探索,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对信息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进一步探讨。全文采用总分总的研究思路展开:首先,对本研究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社会形态理论”进行总的追溯和梳理;从社会形态理论到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再到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不断发展,再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多种原因分析,再到技术原因,再到信息革命及其带来的信息化,再到信息化的社会主义。其次,从技术形态、经济形态、政治和文化形态四个视角,分别展开对信息化的社会主义新特征研究;在技术形态部分,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新特征。论述信息生产力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现实生产力,根据信息生产力的特征分析它与社会主义信息化之间的关系,分析论证信息生产力将助推信息化的社会主义产生。重点研究在社会主义“内部”,信息化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新特征,对比它和非信息生产力形态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在生产力层面的区别,以及信息化社会主义的技术新特征和生态新特征。在经济形态部分,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新特征;从生产关系视域研究信息化社会主义的新特征分别是什么,再在此基础上对比研究信息化社会主义与信息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什么,进一步论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适合信息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并分析论证社会主义可以克服“信息悖论”问题的优越性所在。重点研究在社会主义“外部”,信息化的社会主义区别于非社会主义的信息社会形态在哪里。在上层建筑部分,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与文化新特征。分别对政治与文化新特征进行分析研究,重点研究它们与非社会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形态的区别点和原因。再次,从当前中国的探索与实践层面来总的研究中国在技术形态、经济形态、政治和文化形态所呈现出的发展现状与信息化的社会主义新特征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重点研究中国在四种形态中与信息化社会主义新特征之间的差距在哪,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为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最后,对信息革命给社会主义所带来这些新特征,是否可以汇集形成“信息社会主义”的概念,等与之相关的社会形态若干未尽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尝试性地对此概念可能引发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来论证“信息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通过对比研究,分析出了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与实践中与信息化的社会主义新特征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一方面,凸显了信息化的社会主义比信息资本主义更具优越性;另一方面,分析指出了当前中国信息化建设探索与实践的现状和本研究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新特征之间的差距具体地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并尝试性地提出了对未来中国信息化发展的建议。

吴磊[10]2012年在《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理论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理论,是研究从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追求并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思想与理论及其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和规律性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学说在中国的延伸与发展,是国外经济发展理论与经验同中国特色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同时也是现阶段我国现代化理论新发展的客观分析与基本概括。由于研究的有限性,本文将对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限定在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理论主体——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发展理论基础之上。而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理论主体的基本内容包括中国的工业化理论、市场经济理论与改革开放论以及新时期科学发展观理论四个方面,从而可以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继续推进提供系统的理论资料,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市场经济学等原理和方法,通过借鉴国内外经济发展史、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的文献,概括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理论框架、研究意义以及研究重点。将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历程作为逻辑线索,以中国现代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作为理论主线,对中国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运行平台、指导思想、核心内容、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地论述。本文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中国新型工业化的继续推进、巩固我国小康社会的基础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们正在努力加速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升级,在积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理论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包括: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要正确认识与把握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要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坚持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运行平台;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从而实现工业又好又快的发展;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理论,选择科学的发展战略,寻求正确的发展道路;要在原有的“叁农”问题基础之上,加快重视近几年由于城镇化问题带来的“四农”问题,要坚持统筹发展,建设中国式的新农村,努力实现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工业化、现代化;要维护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莫忘社会主义的本质,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促进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 工业化与信息化:中国的历史选择[D]. 李继文. 中共中央党校. 2001

[2]. “四化同步”测度与评价研究[D]. 孙德中. 河南农业大学. 2015

[3]. 中国经济现代化历史任务的理论分析[D]. 王丽丽. 天津师范大学. 2009

[4]. 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与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研究[D]. 杨宏伟. 兰州大学. 2010

[5]. 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历史演进[D]. 范卫青. 武汉大学. 2012

[6]. 我国经济现代化范式的选择[D]. 乔臣. 福建师范大学. 2005

[7]. 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的历史考察[D]. 宁昆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7

[8]. 党的叁代领导人工业化思想与实践研究[D]. 王园园. 浙江农林大学. 2012

[9]. 信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新特征研究[D]. 张坤晶. 华南理工大学. 2013

[10]. 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理论研究[D]. 吴磊. 海南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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