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四十年代诗歌创作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十年论文,诗歌创作论文,艾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艾青所处的40年代，是社会、道德与审美方面不甚和谐的时代，有人要么重视文学作为工具的作用，把文学服务社会看得高于一切，而忽视文学的审美特性；要么把文学艺术的纯化放在首位，而缺乏关注和探讨现实问题的热情和耐心。当时整个诗坛，面对时代的苦难和斗争显得有些无力和浮躁。艾青对这样的诗坛现状深感不满。自抗战以后，他就开始了创作上痛苦的沉思：“如何才能把我们的呼声，成为真的代表中国人民的呼声。”（注：艾青《为了胜利》，《艾青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卷，第120、122页。）思考的结果，他坚定地认为，诗歌艺术是伟大时代的产物，诗歌艺术应当真实地表现出这个时代的全部激烈冲突和时代特征，而在其内容表达和审美创造两方面应当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而不应人为地割裂它们。艾青说，他“渴求着‘完整’，渴求着至美、至善、至真实，因而把生命投到创造的烈焰里。”（注：艾青《诗论》，桂林三沪印刷社1941年9月初版。 本文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书。）这表明艾青对于诗的创造就是要寻求诗的“完整”，即创造至真至善至美的诗篇。他在桂林办诗歌讲座，写《诗论》，就是为了矫正诗歌创作中的偏至现象，以振作诗坛，让诗歌在肩负时代使命的同时走向和谐，达至完美。他在《诗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真、善、美，是统一在人类共同意志里的三种表现，诗必须是它们之间最好的联系。”“我们的诗神是驾着纯金的三轮马车，在生活的旷野上驰骋的。那三个轮子，就是真、善、美。”在艾青看来，真、善、美属于不同的价值范畴：真是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真切认识；善是社会的功利性，它以人民的利益为准则；美是依附在人类向上生活的外形。真、善、美相统一，是艾青诗歌的最高审美追求。
一
艾青始终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的高低，就在于其作品反映现实的真实与否。怀抱这样的美学观念，艾青始终“大胆地感受着世界，清楚地理解着世界，明确地反映着世界”。所以，我们纵观艾青40年代的创作，整个给人一种“真”的境界。
艾青诗歌的真的境界，主要体现在他的诗准确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趋向，表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真切认识。他说：“我们是悲苦的种族之最悲苦的一代，多少年月积压下来的耻辱与愤恨，都将在我们这一代来清算。我们是担戴了历史的多重使命的。……我们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而写诗。”（注：艾青《诗与宣传》，《艾青全集》第3卷，第77、78页。） 出于这样的创作动机，艾青诗歌中所表现出的种种思想情感和精神特征，必然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艾青的诗歌作品始终是他那“伟大而独特的时代”的产儿。感受着时代的脉搏，倾听着时代的呼声，紧跟着时代的脚步，深沉而独特地高唱着时代之歌，是艾青诗歌的最大特色。他当时说过：“每个日子都带给我们的启示，感动和激动，都在迫使诗人丰富地产生属于这个时代的诗篇”；“属于这伟大和独特的时代的诗人，必须以最大的宽度献身给时代”。（注：艾青《诗与时代》，《艾青全集》第3卷，第68页。）诗人始终以他的全部激情、火热的青春和整个生命去拥抱时代，歌唱时代，献身时代。中国40年代，是一个充满悲剧性冲突的时代，但诗人艾青坚信自己正站在一个历史新纪元的门槛上，因此他以诗歌这一形式，撼人心魄地具体再现他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和悲剧特征，孜孜不倦地探索人类的命运和前途。他对于人民痛苦的关心、对于理想和光明的追求及其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贯穿于他的全部作品。对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战争，他交付出了“最真挚的爱和最大的创作雄心”。
艾青的诗现实性强，内心体验深，情感真实深沉。他要以他的诗来呼唤寻找可以呼唤、可以互相照耀的灵魂。对于他来说，怎样活着与怎样写诗已经完全同构在一起，这是一种生命感悟的写作，它与为金钱为名利而写作的矫情和苍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艾青既有大的胸怀，又有人生的深沉的体征和完满的诗的素养，所以他能够洞悉历史的底蕴和人生的真谛，能够敏锐地感觉时代脉搏的跳动，能够在更高的本质上表现时代的精神与风采。艾青在抗战前夕写的《复活的土地》就预示了抗战的开始；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艾青带着基于对社会生活进行深入概括的远见，带着对人民事业的必胜的憧憬，向“远方的沉浸在苦难里的城市和村庄”发出了“黎明的通知”，由此预示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特别是《他起来了》、《向太阳》和《火把》这样“高度的表现了现实的，表现了战斗的英勇与坚强的，深刻的，感人的诗”，在当时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这些诗，对当时尚处在麻木状态中的人们，对在十字街头徘徊的青年知识分子，艺术地而不是概念地指明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不少青年受到这些诗的鼓舞，走上了救国与革命的征程。艾青与他所处时代的关系显然不同于一般人，他是那时代的感受的先知。他写出了他的感受，这种感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新鲜的，富于启示性的。
艾青对于那伟大而独特的时代，表现出了极大的创造活力，这体现在他对世界的把握的真切和对人类关心的深切，以及对事物思索的深刻与开阔上。他“以最大的热情去讴歌人民的内心的愿望，他们的对于被奴役的生活的厌恶，他们的对于新的日子的欢迎，对于革命战争的兴奋，对于自由幸福的企求，以及在那远处向他们闪光的理想境界的向往。”（注：艾青《论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艾青全集》第3卷，170页。）艾青总是关注着那变化着的世界，总是给人类的诸般生活以审视、批判、诱发、鼓舞、赞扬等鲜明的姿态。他的《赌博》、《悼词》、《十月祝贺》、《狂欢的夜晚》等对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热情讴歌；《人皮》、《纵火》、《死难者画像》、《江上浮婴尸》等诗对法西斯侵略者惨绝人寰的兽性与暴行的诅咒；《欧罗巴》、《哀巴黎》、《三国公约》、《希特勒》、《赖伐尔》、《忏悔吧，周作人》、《通缉令》、《仇恨的歌》等诗对法西斯暴徒、寄生虫、卖国贼、汉奸的有力讽刺和鞭挞；《杜塔拉》、《敬礼》、《马雅可夫斯基》、《悼罗曼·罗兰》、《俄罗斯人民的普希金》、《索亚》、《鲁迅》、《播种者》、《毛泽东》等诗对世界上反法西斯的英雄、革命斗士和人民领袖的热情礼赞；《鞍鞯店》、《城市人》、《我的职业》、《两亲家》等诗对国民党统治的丑恶及各类贵人恶少的虚伪、势利、贪婪、冒险、纵欲的嘴脸和庸俗卑劣的灵魂的无情揭露；《北方》、《手推车》、《乞丐》、《补衣妇》、《旷野》、《村庄》、《献给乡村的诗》等诗对中国农民的苦难的生存状况的深切表现；《吹号者》、《他起来了》、《他死在第二次》、《雪里钻》等诗对中国人民以鲜血保卫祖国的精神和英雄品格的颂扬，《向太阳》、《火把》、《黎明的通知》等诗对人类理想和光明前途的昭示，都给人一种相当充实、深刻和广阔的感受。时代的惊涛骇浪，风云变幻和苦乐悲欢，在其诗作的光与影里得到了相当生动全面的映照。这些与特定年代联系在一起的诗作具有一种特别的历史感和重要的诗学价值。如果说郭沫若的《女神》充分地表现了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猛烈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戴望舒的诗作表现了革命与反革命相激相荡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革命和进步的过程中的特有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风貌，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那么艾青的诗作则真实全面地表现了40年代战争与和平、革命与救亡的严酷斗争和世界历史发展动向，以及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中国人民思想感情的发展轨迹，不愧为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
艾青的诗作向我们展示的巨大历史内容，包括诗人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他与时代生活息息相关的丰富、美好的心灵世界，以及诗人融合了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融合了审美经验、审美感受与审美理想的伟大时代的诗情。它可以说是诗人心中的历史——非常诗意化的历史，非常形象化的历史，它是与历史教科书上的历史不一样的历史，或者说，它是充满诗性真实的“史诗”，则是最准确不过的了。
二
艾青认为诗歌应该具备“善”的内涵，善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它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与历史的，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准则的，即具有人民性、进步性的。也就是说，诗人的向“善”，就是要忠实于时代，服务于时代进步政治，为推动人类前进而努力。
（一）诗的主体意象
艾青对于“善”的表达，主要体现在诗情的表达上，而对于诗情的表达，艾青反对浪漫主义者的情感泛滥与直抒，主张将诗情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审美意象。他说：“意象是具体化了的感觉”，同时也是“诗人从感受向他所采取的材料的拥抱”。意象的创造，就是“在万象中，‘抛弃着，拣取着，拼凑着’，选择与自己的情感与思想能揉合的，塑造形体。”这就是说，诗中的意象本来就是情意化了的物象或形象。我们从艾青40年代的大量诗作中可以看出，活跃在诗人心灵视野中的审美意象是何等的多姿多彩，诗人对审美意象是多么的敏感。我们对艾青诗歌的审美意象网络中的主体意象进行抽样分析，就可以揭示出其诗歌向“善”的基本倾向。
雪与雾 这组意象是作为黑暗社会与险恶环境的象征物而出现在艾青的诗作中。雪，寒气逼人；雾，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中国人民受着寒冷的侵袭和黑暗的笼罩，遭遇着险恶环境的威逼。前者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愿春天早点来》等，后者如《秋》、《旷野》、《雾》等，都以雪境或雾境喻人境，既有象征性，又有诗意。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始终回荡着这样的呼唤：“中国的苦痛与灾难／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呀！／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在《旷野》中，始终跳跃着这样的旋律：“薄雾在迷蒙着旷野啊”：“没有什么声音，／一切都好像被窒息了；／只有那边／看不清的灌林丛里，／传出了一片／威慑于严寒的／抖索着毛羽的／鸟雀的聒噪……”与雪和雾相一致的还有黑夜、阴霾、严寒、风霜等意象在艾青诗中频繁而交错地出现。黑暗与苦难的中国现实背景借助这些诗歌意象真实地表现了出来。这组意象还有深一层的含义：即雪会融化，雾会驱散，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人民所面临的现实处境是艰难而险恶的，但经过艰苦而英勇的斗争，一定会迎来雪化和雾散后的晴空万里、太阳高照的美好世界。它与艾青诗中出现最多的太阳、光明意象是相映成趣、相对照而存在的。
土地和旷野 艾青是一位心贴着大地的行吟诗人，他的很多诗都以土地、乡村、旷野、道路和河流为中心意象或贯穿着土地、乡村、旷野、道路和河流意象。这组意象，有着多层含义。首先，它凝聚着诗人对祖国——大地母亲的最深沉的爱。他在《北方》中写道：“我爱这悲哀的国土”；他在《旷野》（又一章）中写道：“我始终是旷野的儿子”。把这种感情表现得最动人的是《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即使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这里所表达的是一种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最伟大最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其次，这组意象还凝聚着诗人对祖国命运的深沉的忧患意识。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艾青四处漂泊、流浪，这使他“能以真实的眼凝视着广大的土地”，看到“那上面，和着雾、雨、风、雪一起，占据了大地的，是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搜刮空了的贫穷。”为此，他心里极为悲愤和不安。他在许多诗中，怀着说不尽的忧郁，不断地发出令人震颤的呼喊，抒发着对国土沦丧、主权旁落的悲痛心绪。另外，这组意象还凝聚着诗人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以及对他们的命运的关切与探索。他关注的中心始终是与土地合而为一的广大的普通农民的命运。他先后写出了一系列的“土地”的变换视角：“土地——农民”遭受掠夺和蹂躏的痛苦；“土地——农民”的复活（觉醒和抗争）；“土地——农民”的翻身与解放。诗人正是通过对土地的三部曲的抒写，真实地“写出了中国农村现实的灵魂。”（注：参看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497、49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黎明和太阳 在那十分黑暗的年代，艾青始终如一地热情讴歌着太阳、朝霞、黎明、曙光、春天、火焰、生命、红旗与胜利。这是艾青诗歌中出现得最多的诗作意象。这组诗歌意象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首先，它是中国光明前途的象征，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的象征。《太阳》、《春》、《黎明》、《向太阳》、《火把》、《篝火》、《给太阳》、《太阳的话》、《黎明的通知》、《野火》等都是光明的颂歌。诗人情不自禁地赞美“比一切都美丽”的永生的太阳，并且深信，“假如没有你，太阳，／一切生命将匍匐在阴暗里，／即使有翅膀，也只能像蝙蝠／在永恒的黑夜里飞翔。”因此，对于太阳—光明的追求就成为中国人民的出发点。对于身处内忧外患、动荡的环境中的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坚定自己对于祖国、民族的光明未来的信念更为重要的了。其次，这组光明意象也是对革命者战斗精神的源泉及其把握前进方向的动力的揭示。在《向太阳》中，我们看到了“在太阳下”真心实意为抗战献身的人们：“一个伤兵”尽管支撑拐杖走着，他在“太阳下的真实的姿态”，确实要“比拿破仑的铜像更漂亮”。在《吹号者》中，我们看到吹号者“以对于丰美的黎明的倾慕／吹起了起身号”；“太阳给那道路镀上黄金了，／而我们的吹号者／在阳光照着的长长的队伍的最前面，／以行进号／给前进着的步伐／做了优美的拍节”。从中可以感受到，战斗者从容不迫的战斗英姿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第三，这组意象也正寄寓着诗人依附真理的力量，去向旧世界挑战，向黑暗势力搏击，向美好的明天进发的思想趋向。
生与死 这组意象或形象是对英勇战斗和不畏牺牲的战士品格的写照。40年代，是中国流血最多、代价最沉重的年代，血的现实迫使人们思考生的价值，死的意义。艾青对生与死的哲理思考和议论显露出一个明确的意向，即用愈战愈勇的战士情怀来纪念生和死，赞颂生和死。《生命》、《他起来了》、《我爱这土地》、《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播种者》等诗都是生与死的颂歌，是把人类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智者、勇者的颂歌。艾青笔下的智者、勇者都是出于对侵略者的仇恨和现实环境的不满而起抗争，不屈不挠地战斗着，他们不是生，就是死，生与死的统一构成了他们生命的全部。在艾青看来，在这个世界上，苦难与幸福并存，死亡与再生相伴，任何巨大的历史进步，都必须付出巨大的流血牺牲，因而他在作品中竭力地表现企图超越死亡获得新生的愿望，他在表现现实斗争时，始终把个人的生命价值与人民大众群体价值联系在一起，生要生得正直而热烈，死要死得壮烈而有意义。艾青诗作对生与死的赞颂集中体现了民族求生存、争解放的热望与意愿，体现了中国人民在民族灾难面前敢于正面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呻吟、挣扎、呐喊、奋斗的精神轨迹。其诗中那“从几十年的屈辱里，从敌人为他掘好的深坑旁边”奋然站起来了的战士，那不折不挠、视死如归的伤兵，那吹醒了别人而自己倒下了的号兵，那临死不惧，笑对死亡的战马，无不是我们民族的意志、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旗帜的象征，它作为我们古老民族奋起的形象标志，将永远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前面所述的四组诗歌意象是艾青诗歌意象网络中最为突出的主体意象。它们在作品中，既是诗人所具体描绘的形象，也是诗人强烈、深厚的情绪的客观对应物。它作为生命、人格和诗情的高度集结，是诗人艾青爱与恨、真与善的最高意义的表达。这些意象由于充满了诗人的思考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哲理性。如果我们把这四组相互叠加的意象联系起来做一总体考察，就可以概括出艾青诗歌主体意象所包含的整体思想内涵：中国由于外侮的侵犯和国内统治者的腐败，祖国土地遭践踏，人民的生存世界像雾一样阴暗像雪一样严酷，所以土地和太阳就成了人们最渴求的东西，只有保住土地，获得太阳，中华民族才有生机。为此，生与死的搏战，就成为严峻的现实，“必须从敌人的死亡，夺回来自己的生存”，就成为中国人民的庄严使命。这一思想认识，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某一局部的解释，而是诗人对世界整体把握的结晶，它紧扣了人民的心弦，凸现了时代的主题。
（二）诗的主导性精神意识
如果说以上诗歌主体意象在一定层面上体现了艾青诗歌向“善”的思想，那么我们再对艾青诗歌所蕴含的主导性精神意识进行分析，就可以比较全面地呈现艾青诗歌向“善”的思想体系。艾青的诗歌所蕴含的主导性精神意识主要有以下几种。
反叛意识 艾青的许多作品，都以鲜明的形象表现了他对旧家庭、旧思想、旧制度、旧世界以及人类的一切丑恶事物的叛逆，他的那支“芦笛”就是他叛逆的标志。艾青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和环境，形成了他反抗旧家庭、旧制度的叛逆意识。并且这种叛逆意识随着艰难经历的延伸，恶劣环境的挤压，而变得越来越鲜明和强烈。他的早期成名之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诗人写给“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他后来所写的《我的父亲》这首带自传色彩的长诗，则站在理性认识的高度，以阶级的眼光表达了他对地主父亲的认识，是艾青从旧营垒中反叛而出的宣言。他父亲曾经要他回家去继承遗产，要他守住“永世不变的王国”，而艾青“为了从废墟中救起自己，／为了追求一个至善的理想”，又离开了他的家，“带着嘶哑的歌声”，毅然地“奔走在解放战争的烟火里”。诗人从最初的反抗旧家庭、旧制度的叛逆意识而扩展、升华为一种反叛旧世界和一切恶势力，为人类的解放呐喊，为真理和正义而不断进击的精神。他在《强盗》中写道：“我要用这脱落了毛羽的鹅毛管／刺向旧世界丑恶的一切”。在艾青诗中，一切恶势力与诗人构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活生生地呈现出一个战斗的现实主义诗人雄健的形象。
苦难意识 童年的苦涩，初上人生之旅的艰难，以及成年后背负国耻家仇四处流落的种种曲折经历，使艾青的精神世界里逐渐积淀成了一种厚重的苦难意识和忧郁情调。可以说，苦难和忧郁几乎占据了他的整个心灵空间，并且成为他诗歌的基本内涵和主要色调。艾青自写贫困一生的乳母“大堰河”始，尽管不同时期的诗作反射出不同的时代色彩，但大都渗透着“苦难的美”，始终有一种忧郁与悲愤之情贯穿其中。在他的《北方》组诗和《旷野》诗集中，有着更为浓郁的苦涩和忧郁之感。艾青把他亲眼目睹的“载负了土地的痛苦重压”的北方农民的“贫穷与饥饿”、“灾难和不幸”，一一展现在《北方》组诗里。收在《旷野》里的作品，“多数写的是中国农村的亘古的阴郁与农民的没有终止的劳顿”（注：艾青《为了胜利》，《艾青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卷，第122页。）。诗人的苦难意识既来自他个人，也来自历史的深处。他对整个民族的苦难历史和人民所承受的痛苦和哀怨了解得太清楚了。他说：阴惨而凄苦的岁月不断地向我们流来，“我们每天所过的生活都像是被压倒在一个难于挣脱的梦魇里，我们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中国实在太艰苦了，它正和四面八方所加给它的危害搏斗”（注：艾青《诗与宣传》，《艾青全集》第3卷，第77、78页。）。艾青关注苦难， 要把我们民族“所蒙受的一切的耻辱与不幸、迫害与困厄“当作”我们诗的最真实的源泉”，最主要的表现对象，并且要把它表现得触目惊心，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中国人民在过着怎样一种生活，中国人民正处在一种怎样的困境之中；就是告诫人们：必须振作起来，为摆脱苦难、消灭苦难而斗争。所以他的“苦难”诗，常常跳动着诗人的激励和呼唤的诗情。艾青写苦难与忧郁曾受到过一些人的非难和指责。艾青则回答道：“叫一个生活在这年代的忠实的灵魂不忧郁”，是“一种奢望”。他到延安后所写的《毛泽东》一诗这样写道：“他生根于古老而庞大的中国，／把历史的重载驮在自己身上；／他的脸常覆盖着忧愁，／眼瞳里映着人民的苦难”，这也表明，苦难和忧郁，正是那一代人的精神重负。
平民意识 艾青多次表明自己是一个“农人的后裔”，他对他的保姆“大堰河”的爱，一直沉到心底，潜滋暗长，逐渐升华为对广大贫苦大众的挚爱之情。自开始诗歌创作之后，他就把自己定位在普通人当中。他在《诗人论》中说：“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了解他们灵魂的美，只有他们才能把世界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只有他们在这世界上是最可信赖的。”“信任一切不幸者，只有他们对世界怀有希望，对人怀有梦想。”这就是艾青诗歌创作的思想基础。翻开艾青的诗篇，大都是写土地和农民、战士及广大普通人民的，在这些诗篇中一贯地充满着诗人的真实感受，反映着人民的大众的情绪和精神。与黑暗社会的势不两立，对劳动人民的疾苦的同情和对他们沉默坚韧性格的赞扬，是其诗歌的基调。我们仅从《北方》组诗、《旷野》、《旷野》（又一章）、《村庄》、《献给乡村的诗》等作品中就可以看到，艾青对农民的艰难处境了解得那样清楚，对他们的苦况写得那样深广，那样细致，那样生动，那样真切，恐怕在现代诗坛上还没有第二人可与之相比。如果没有与他们广泛深入接触，没有与他们声息相通，没有广博的人道主义情怀，是不可能把诗写到那样动人的程度的。他在《献给乡村的诗》中写道：“我的诗献给乡村里一切不幸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记起他们”。在那悲苦的年代，艾青以一颗独特的诗心，牵挂着下层人民的喜怒哀乐及其生存状况，以此为荣，乐此不疲，且不以为不“高贵”，不“高雅”。这是以摒弃了个人的得失，脱掉了所有虚伪和矫情作为基础的平民意识，所以称艾青为伟大的“平民诗人”，应当说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在那时的诗坛，虽然“大众化”口号喊得那样响亮，但真正以诗走近乡村旷野，与广大底层人民始终保持着密切的精神联系，并把他们作了真切表现的诗人，又有多少呢？相比之下，艾青的诗就显得独特而可贵了。他的诗，不愧为中国农民的一面镜子。
战争意识 40年代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既发生在中国，也联系着全球；既关涉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也关涉着世界的和平与民主之能否保障。所以，对于那场战争的态度，是每一位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可回避的。艾青认为，中国的尊严与主权，中国的独立、自由和幸福，“必须通过战争才能得到保证”，“这是真理，是每个谋解放的中国人民所应该把握的信心，没有这样的信心的人，是不可能理解战争的。不能理解这战争的，又如何能理解时代的精神呢？”（注：艾青《诗与时代》，《艾青全集》第3卷，第68页。） 正因为诗人对战争抱有如此严肃的态度和深刻的认识，所以他的创作始终关注着战争，把“这无比英勇的反侵略的战争，和与这战争相关联的一切思想行动；侵略者的残暴与反抗者的勇猛；产生于这伟大时代的英雄人物；民主世界之保卫，人类向明日的世界所伸引的希望”，作为“中国新诗新的主题”（注：艾青《诗与宣传》，《艾青全集》第3卷，第77、78页。）， 这实际上已直接触及到了“战争与和平”的母题。艾青对这一主题的把握是相当准确有力的，他所抒写的一曲曲抗战的颂歌不但在表现抗日斗争宏伟壮观的场面上“并世无二人”（注：陆耀东《论艾青诗的审美特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4期。）， 而且在民族精神的高扬和“民族魂”的重铸上，也达到了时代的需求高度，它无疑“为抗日战争留下了丰碑”。艾青那些国防题材的诗作则奏出了世界反法西斯的高昂旋律，它在题材涉及的广度、主题开掘的深度和表现的力度上，都是空前的，在现代中国新诗史上，似无能与之媲美者。纵观艾青的战争题材诗作，它是献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豪迈的进行曲，它非常深刻地表达了这样一个共同的世界话语：反侵略、反强权、反独裁、反歧视，求生存，求独立，求和平，求自由，求发展。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正直的中国人，真正的世界公民所拥有的风度与胸襟。
艾青诗歌的主体意象和主导精神意识鲜明地贯彻于他在40年代的诗歌创作中，它充分显示了一个追求革命与进步的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的基本态度，对于世界的基本认识，显示了一个有作为的现代诗人的忧患感和使命感。应当说，艾青对诗歌求“善”目标的强调与追求，相当鲜明地表现了民族的良心，代表了人民的心声，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灵魂。
三
作为诗人，艾青十分重视诗美，执著地追求诗美。他说：“凡是能够促使人类向上发展的，都是善的，都是美的，也都是诗的。”也就是说，美的精神内涵是真与善，而真与善必须是具体成形的，所以诗美又是诗歌创作手法、表现技巧与艺术形式和风格的综合体现。
（一）艺术特质：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坚持与发展
艾青的诗艺追求，首先体现在他对新诗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的坚持和发展。如前所述，他的创作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始终“忠实于现实，用自己全部智能去和现实结合，随着发展和变化的现实一同发展和变化”（注：艾青《我们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艾青全集》第5卷，第386页。），所以他的诗鲜明地体现了新诗现实主义“忠实于现实的战斗的传统”。他对诗的现实性、思想性和力度的追求，使他的诗的境界站在了一个时代的高度上，而他对诗的主体性和艺术性的高度重视，则使他的诗在当时显得与众不同，从而把现实主义诗歌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现实主义应时代形势的需要，而成为诗歌的主潮，这种主潮中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把时代与自我、政治性与艺术性对立起来，当时拙劣的诗作的泛滥和恶性膨胀就是由此所致。而艾青不为流俗所囿，始终把时代与自我、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视为现实主义的本质规定，从而使他的创作保持了现实主义的本色，获得了一种成熟的美学规范。
艾青在创作实践中，总是坚持把握住自我的主动性，总是忠实于自己对时代、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将自己的心灵袒露在读者面前，将自己的爱爱恨恨真诚地抒写出来；他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歌喉，唱出自己的心灵之歌，因而他的诗的真本色、真性情显得相当鲜明，他的诗的个性特征也显得相当充分。艾青是爱好遐思的诗人，他常常把个人的思考自然地融入描写对象中，因此他诗中的人物形象都带上了诗人的个性和感情色彩。艾青对诗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了较自觉的塑造，贯穿于艾青40年代诗作中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充满了沉重的忧国忧民意识和热切追求光明并甘愿为正义事业献身的人物形象。正如他的《群众》一诗所表达的：“当我用手按着自己跳动的脉搏／我的心就被汹涌的血潮所冲荡／他们的痛苦与欲求和我如此纠缠不清——／他们的血什么时候流进了我的血管？”这就是说，诗人的“自我”与“大我”是相通的，因而诗人的心灵抒写也是整个民族心灵的律动。《他起来了》、《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火把》等作品是艾青个人的生命体验，又凝聚了我们全民族在血与火中的共同体验。可以说，艾青的诗总是将时间与场景统一，作者与人物交融，质朴的人道情韵与现世的忧患结合，从而扩散为他相当一部分诗歌的基调。正因为这样，艾青诗歌在40年代诗坛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它使现实主义诗歌在忽视自我、使其在内容上出现贫乏的趋势的情况下起到了补充血液、重现生机的作用。再加上受他影响的七月派青年诗人的茁壮成长，使现实主义诗歌摆脱危机，真正走向了成熟和深入。
（二）艺术构成：吞吐容纳中外古今的气度
艾青一贯追求和坚持现实主义，但又不拘守现实主义的单一模式，而是有所突破，有所开拓。正如法国诗人贝尔娜所说的：“艾青从一开始就是写实派，但他不是僵硬的，教条主义的，这是一种自由的现实主义，开明的现实主义，进取的现实主义。”（注：《艾青诗选·序》（法文本），《艾青专集》，第9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也就是说，他在恪守现实主义本质规定的基础上尽量吸收古今中外文化的精华和多种文学流派的营养，在中西结合的道路上发展现实主义，使现实主义诗歌在艺术上具有多种色调和开阔的格局，在多种题材的处理上具有更强的表现力，在表现手法与风格的变化上具有更大的适应性。
艾青全身心地经受过欧洲现代思潮的洗礼，熔铸了欧洲近现代多种流派的艺术家和诗人之所长。他是从绘画转到写诗的，他最先接受的是印象派画家梵·高和高更的影响。他所喜欢的作家和诗人有波特莱尔、兰波、凡尔哈仑、阿波里内尔、普希金、叶赛宁、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莱蒙托夫、莎士比亚、惠特曼、雪莱、拜伦等。这些作家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强烈的反叛意识和维护正义与和平的精神使他有一种本能的亲切感，而这些作家的自由、民主思想及其对人性、人类问题的种种哲理探索，使他感到极为新鲜，使他获得了一种现代的眼光与灵魂的启悟，他把这些都纳入到自己的人生追求与精神追求中去；同时，他对这些现代作家的艺术创造所怀有的特殊的敏感，使他能够在借鉴中披沙拣金，获取甚多。
我们从艾青诗作中，可以看到他对城市与乡村的表现，忧郁情调，意象选择以及色彩描写、象征手法和诗歌风格等特点的形成，都有明显的影响源。对乡村与城市的表现是艾青诗作的重要内容，而其中明显存留着凡尔哈仑和叶赛宁的影响。艾青曾译过凡尔哈仑的诗集《原野与乡村》，对他的诗自然体会深切，他说：“我最喜欢、受影响较深的是比利时大诗人凡尔哈仑的诗，它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都市的无限扩张和广大农村濒于破灭的景象”（注：艾青《在汽笛的长鸣声中》，《艾青全集》第3卷，第399页。）。艾青很多写乡村、旷野、土地和农民的诗，既描述了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衰败与困厄，也写出了农村和农民的命运变迁，而其中大多数诗在表现那苦难的年代中国农村的衰败面相时，却充满了浓郁的乡愁和乡恋：“中国的乡村／虽然到处都一样贫穷，污秽，灰暗／但到处都一样地使我留恋”。这些诗的情调、风格和语言与凡尔哈仑的诗颇为相似。而艾青那些表现城市的诗对城市基本持批判否定态度，《城市人》相当尖锐地揭示了城市的丑恶，而《浮桥》、《吊楼》则把城市与乡村相对照：一边是豪奢，一边是贫穷；一边是傲慢，一边是畏缩；一边是欢笑，一边是悲愁。这些诗的有些手法显然是从凡尔哈仑那里学习来的；而他对农村的眷恋和对都市的憎恶又与叶赛宁的诗相接近。
艾青诗歌的忧郁情调的形成，还与凡尔哈仑、普希金、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莱蒙托夫等的忧郁气质与格调有一定的联系。这些作家的精灵，正是发自肺腑的彷徨、痛苦的追求与反叛、抗争的欲望紧紧相连的深沉之音，这与艾青有相通之处。尽管艾青的忧郁情调是由他的经历和所处环境造成的，但外国作家和诗人所给予的影响不能不对他起到心灵的催化与塑造的作用。在艾青的意象选择中，对太阳的选择就受到了欧美一些艺术家的影响。正如黄子平所说：“波特莱尔对异域阳光的梦想，兰波对晨曦的追逐，凡·高对太阳的神一般的崇拜，马雅可夫斯基与太阳的对话，叶赛宁对太阳光辉永存的信念，就全部汇入艾青毕生不倦的‘光的赞歌’之中”（注：曾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第49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艾青曾受印象派绘画的影响，特别重视感觉的表现，他常常善于捕捉刹那间的新奇印象，并以简洁的语言描画渲染。同时，印象派以色彩与光线表现主观感受的方法在他诗歌创作中运用得十分自如。他诗中经常所写的土色、泥色、山色、水色、树色、石色、天色、人色等大都色彩较浅，色质较暗，带有淡淡哀愁的色调美，这与他忧郁的情调正相吻合。在诗歌表现手法上对艾青影响最大的可说是法国象征派。艾青说他并不讳言象征主义的影响，但他并不喜欢象征主义，从他的诗歌创作来看，他确实没有走向象征主义，他的诗歌作品也没有形成象征主义的氛围，但对象征主义的象征与暗示、通感、远取譬、意象奇接等方法的运用却是相当娴熟的，特别是象征与暗示的运用更是大量的。艾青运用象征与暗示的手法，但不制造朦胧与神秘、晦涩与怪诞氛围，尽力让其象征与暗示含蓄而不晦涩难解，这就使他的诗与象征主义区别开来。艾青在广泛接收外国诗人的技法的基础上点化熔铸，形成自己的自由多变的诗艺系统，从而使他进入了技艺操作的从容不迫、得心应手的自由境界。艾青在诗歌境界与风格的形成上所受外国作家的影响也是广泛的。他赞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意象——新鲜如云霞，／旋律——吹刮如旋风，／音节——响亮如雷霆，／思想——宽阔如海洋。”（《马雅可夫斯基》）他称道“莎士比亚的联想的丰富”，他对自由的歌手普希金那“狂风似的歌声”、“明晰、朴素的语言”也是十分佩服的。艾青对这些作家的创作境界和风格特征的发现，本身就是他选择的结果，事实上，他的艺术创作已经融合了他们的优长，并且在艺术境界与风格上具备了某些相似性。
艾青十分自觉地将外来的经过选择的艺术精神、艺术表达方式与艺术风格和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结合起来，从而取得了创作上的更大发展；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艾青的诗歌对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的承续关系是相当明显的。首先，他在主体意识上继承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思想及其积淀本已十分丰厚的忧患意识，使他始终葆有强烈的进取精神与时代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其次，他在艺术创造上承传了中国古代文学中深厚的诗骚传统，把诗歌当作抒发内在思想情感，传达人生态度的工具，这就使他的诗必然与“游戏”、“唯美”相去甚远，他的诗几无无病呻吟之作，也无优游山林之曲，他自觉直面现实人生，承担了人世间的一切苦恼，承担了时代的各种忧患，表现了以国家、民族、人民之忧为忧的“赤子之心”和人道精神。艾青发扬了中国诗歌以抒情为本，以意境为审美的最高境界，以赋、比、兴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诗学传统，尽管这些传统因素在与外来影响化合后发生了变异，形成了新的质素，但我们仍可看到它在艾青诗中所发生的作用。艾青诗歌以自然为工，与“独抒个性，不拘格套”的明代公安派有相通之处。他写诗时，情感非从胸腔流出不肯下笔，因此他的很多诗作是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艾青学习古代诗歌传统，而又容纳新潮，因而其创作并未笼罩上古代遗风与古典韵味，而是充满了扑面而来的现代气息，他的诗是具有现代品格与现代风尚的新诗。也由于他承传了古代优秀的诗歌传统，而使他在学习外国现代诗歌艺术时能化腐朽为神奇，遏止非理性、神秘、怪诞以及唯美的倾向，而始终葆有中国之风，民族之魂。
（三）艺术创新：形象、形式和语言方式的重建
抗战以后，诗歌走向单调，普遍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而缺乏应有的诗美规范。因此，诗体重建是40年代诗歌面临的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所以艾青提出：“诗人的劳役是：为新的现实创造新的形象；为新的主题创造新的形式；为新的形式创造新的语言。”由此可见，艾青是把新的形象、形式和语言方式的建构看作诗歌艺术创新的关键。而艾青在这方面的创造性工作则有力地体现了他的诗美实绩。
在40年代，艾青是倡导新诗形象化运动的先锋，他之所以特别重视诗歌的形象化，因为在他看来：“形象塑造的过程就是诗人认识现实的过程”，艾青因重视诗的形象塑造，避免了当时普通存在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形象思维帮了艾青的大忙，使他的诗的整体的质量能保持在时代诗坛的高度上。重视形象思维的结果，使艾青创造了一种别具一格的“艾青体”长诗（叙事诗）。在40年代诗人中，艾青以大体裁的诗歌创作而出众，长诗在他当时的创作中占了三分之一的位置，这在当时是并不多见的。从当时诗坛来看，大的诗歌体裁的创作是不够景气的，成熟的有影响的长诗作品甚少。艾青体长诗代表了当时长诗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当时茅盾指出：“依我看来，目前已有的长诗，倘从风格上来说，那么，可以说是我们有了艾青的，田间的，以及柯仲平的三种风格。”他还说：“长诗至少要有雍容的风度，浩荡的气势，在这点上，我是比较中意‘艾青体’。”（注：茅盾《文艺杂谈》，《文艺先锋》第2卷第2期。）艾青、田间、柯仲平是当时在长诗探索上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诗人，“艾青体”长诗显然是与鼓点式的“田间体”和运用民歌风格的“柯仲平体”是不一样的。它的主要特点是：一、通过人物特写揭示人物灵魂，突出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他的《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火把》、《雪里钻》、《索亚》等长诗，并不着意于构筑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截取人物生活侧面或片段来展示人物的精神世界。读了艾青的长诗，或许不能获得人物生平事迹的完整情况，但人物思想性格的突出特征却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艾青长诗这一特点，是与以激情抒写为主的田间体长诗和以讲故事为主的柯仲平体长诗迥然不同的。二、艾青的长诗始终保持着抒情性、诗意化的特征。在诗的内在结构上，艾青体长诗与抒情诗所不同的是加重了叙事的容量和成分，但它仍然以诗情、诗意与诗味为本。在故事与情节的展现中，诗人常常以强烈的主观情感去介入叙事，其主人公的很多思想活动都几乎是诗人对生活的态度和对世界的认识的对象化的把握，所以艾青的长诗总是融贯着强烈的自我感觉，流动着反复歌咏的情绪。还有，艾青写长诗非常注意营造诗意的氛围，这种诗意氛围的营造，主要靠诗人对一些特定场景的渲染，对一些具有特征的事物的联想，以及对支撑情节的贯穿物的诗性发挥。《火把》一诗对火把大游行场景及“人群”、“动”、“光”的描绘，既构成了人物活动的背景，又使诗罩上浓厚的诗意氤氲。《吹号者》中吹号者的号角这一独特事物既是人物身份的标志，又是人物职责的标志，还是人物闪光精神的象征。诗人对它多视角的描绘，使作品增添了耐人咀嚼的诗味。艾青长诗对抒情性的贯穿和诗意氛围的营构，使他的长诗始终具有浓厚的诗性特征，与激情有余而诗意不足的田间体长诗和故事性强而抒情性不足的柯仲平体长诗相比，艾青明显高出一筹。三、艾青长诗在总体上有着雍容的风度和浩荡的气势，这是从他的作品总体描写中所呈现出来的风格与基调。这一点之所以得到茅盾的高度肯定，不但因为那时长诗的题材“非有庄严与雄伟的风格是不相称的”，而且那些长诗在这方面的不足也是普遍存在的，而艾青体长诗的这一风格特征与同代诗人相比，则其优势就显得相当突出了。可以认为，对现实斗争的介入，对生活的高度概括，以及对时代氛围的准确把握，使艾青成为那一时代的宏伟风格的代表诗人。
艾青所创造的新的形式，就是具有散文美的自由体诗。它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是形式的自由性，二是语言的口语美。艾青的创作已清晰地展示了这种诗体所能承载的艺术容量，在他的笔下，这种自由与谨严、开阔与集中、朴素与简练、深入与浅出的诗体的奇特功能被发挥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绿原说：“中国的自由诗从‘五四’发源，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到三十年代才由诗人艾青开拓成为一条壮阔的河流。”（注：绿原《白色花·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他被视为中国现代自由体诗的代表，创作成就最高的诗人。
由上可见，艾青重视新的形象、新的形式、新的语言方式的建构，就是要探寻一条新的诗歌创造的道路，即诗歌在形象地反映现实生活情感时，摆脱形式的桎梏，采用自然朴素的语言，将其多种表现方法综合运用。这一倾向，也正体现了时代的一种普遍愿望与主体趋势：使诗歌更广泛地接近生活，摆脱贵族气，更民主、更直接、更自然地走向读者，走向大众，同时也使诗的表现方式得到更大的扩展。艾青将诗歌文体、形式和语言的变革与探索的成果与新的诗歌内容成功地结合在一起，使他的诗歌创作显出了独特丰采，为中国新诗开创了一个新的天地。
四
艾青在30年代末明确提出真、善、美统一的诗歌美学观和他在创作实践上所体现的这种审美追求，正是他对时代生活和诗歌自身运动的准确把握的结果。艾青在创作实践中既坚持诗歌艺术的纯洁性，又忠实于时代生活，并予以独特的表现，他的诗因此超越了唯艺术或唯思想的偏执，而步入包容美与社会历史内容的阔大境界。他是在诗歌的时代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上做得最好的诗人之一，无论是政治主题的表达还是艺术形式的革新，他都一直处在时代的先锋位置上。他既是他所处时代的典型的产物，又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时代，他以旺盛而持久的创作力，领三四十年代诗坛风骚十余年之久，他以突出的创作实绩实现了自己的诗美理想，从而创造出一种“完成”的新诗艺术。在他的整个诗歌创作中，真的境界、善的灵魂，美的艺术，达到了较为完美的统一。他的创作成就，标志着中国新诗第三次整合的完成；他的艺术探索，促进了中国新诗艺术向更高更深层次的发展。
当然，不可讳言，艾青也有他自己的局限和不足。例如有些诗作显得单纯而欠丰富厚实，有的小诗甚至显得太清浅。这不但与诗人的思想力度不够有关，也“在于诗人沿着面对现实的主线推进过程中，某些作品尚停留在感觉、意象、场景的色彩和情绪的跳动上面，没有进入对象（生活）的深处并缺乏更完整的思想性的把握；某些篇什对于抒唱的对象往往处于一种陶醉状态而缺少更典型的艺术概括”（注：杨匡汉、杨匡满《艾青传论》，第32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在40 年代后期的几年中，艾青对社会的关注超过了对诗的“恪守”，他对革命工作的热情也远远大于对诗的兴趣，所以其诗作减少了，诗的浓度淡化了，诗的质量有所下滑。不过，艾青在当时诗坛的影响并没有因此减弱。他的诗歌的不朽价值已溶入后继诗人的写作中，受他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七月诗派、延安诗派和一些九叶派诗人及其他众多青年诗人则活跃于40年代后期诗坛，并且给中国新诗带来了新的繁荣、新的气象和新的美学风貌。在整个40年代，艾青始终是走在诗歌方阵前面的人。
时隔半个世纪，我们再来审视40年代的艾青，仍可发现艾青的价值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相反，却显得更加引人注目，其对现实和未来的启示明显地存活在他的人与诗之中。这正如七月诗派著名诗人牛汉所说：“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当中，艾青是一个大形象。这是因为他和他的诗凝聚着并形成了一种近似大自然的气象和氛围。这是因为他和他的诗，始终生息在一个悲壮而动荡的伟大时代，与民族的土地的忧患和欢欣血肉相连。从他的人和诗，我们能真实地感受到无比巨大的历史胸膛内创造生命的激情，这激情使人类的美好智慧和精神能不断繁衍下去。我们多灾多难、有光辉前景的民族，将永远感谢诗人艾青和他的诗。”（注：牛汉《艾青名作欣赏·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这真是至切之论！
艾青的诗歌之所以具有不朽的价值，首先在于他的诗歌始终经营的不是小感觉，而是大感觉，抒发的不只是一己的悲欢，更是大时代的诗情，而这种大感觉、大诗情对于民族精神支柱的树立，民族灵魂的铸造所发生的影响是重大的，由此证明诗歌在国家民族的生活中的地位是不可偏离的。其次，艾青的诗歌具有与其时代主题表现相适应的艺术架构，新诗的成熟的审美规范在他诗中得到了充分而全面的体现，由此证明诗人如能超越极端，即追求美又不迷失于艺术至上，既富于道德力量又不流于说教，乃是其诗歌创作实现其最高审美价值的根本保证。其三，艾青的诗歌是诗人诗品与人品完美统一的结晶，由此证明诗人只有保持高尚的人品和卓异的诗品，才能求真求善求美；诗德能催生出诗歌的永恒，对诗歌永恒的追求可以造就纯正的诗德。
艾青的诗论和诗作所展示的艺术经验及其所显现出来的艺术探索精神，已成为中国新诗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对于中国新诗的进一步的创造和繁荣，对于把什么样的诗歌带到新的世纪，将有着重要的借鉴与昭示作用。艾青是迷人的，其诗魂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