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艾英[1]2016年在《袁宏道与袁枚性灵文学思想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中叶,以袁枚为核心的“性灵说”拥有着完整的思想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每一种文学思想的产生都不是横空而来的,不能跳出发展史而独立存在。因此,在“性灵说”这个完整理论形成过程中,晚明时期袁宏道的性灵文学思想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说袁枚是性灵文学的后期代表,那么袁宏道无疑是性灵文学的前期代表。二袁同属一个文学思潮,其性灵文学思想必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相似的时代大背景,中国儒释道传统文化以及人生观、个性气质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使二者的性灵文学思想表现出某些相似性。他们跳出“格”,同主“性灵”,注重文学创作个性的表达,肯定人的自然情感欲望,诗歌创作体现闲适之趣,独立而富有创新,成为明清文学思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但是,共性是不能取代个性的。袁宏道与袁枚毕竟不处于同一时代,作为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思想素养,文学思潮的形成轨迹存在差异。加之人生价值观、审美观念等方面的不同,必然导致两者性灵文学思想的不同。简单地说,两者都主张“真情”,但所侧重不一样。前期代表袁宏道偏向于“真”,而袁枚则更重视“情”的注入,在抒发自身真实情感基础上,讲究诗歌创作主体的艺术加工,所谓“诗才”。这也导致了两者情真语直与诗文贵曲的不同文学思想特征。在文学发展方面,袁宏道主张除旧布新,对传统文化进行全盘否定。与袁宏道不同,袁枚讲究学古中求变,对传统文学持求精华去糟粕态度。总之,从对比角度分析研究袁宏道与袁枚的性灵文学思想,深入了解性灵文学在每个阶段的特征,从而弄清“性灵”思想体系的发展轨迹,做到对性灵文学内涵更全面的诠释。
孙纪文[2]2012年在《袁枚“性灵说”的文化意蕴》文中指出袁枚"性灵说"所蕴涵的基本思想是追求个性的显现和性情的张扬,重视天才而推崇灵性。"性灵说"消解儒家诗教论的极端思想,而注重个人情感的满足;消解高雅文化的权威性,而指向通俗文化的畛域;消解审美文化的崇高性,而欣赏世俗之美。既有人本主义的价值,又有其局限性。同时"性灵说"又附着了传统文化的因子:内含儒家诗学的抒情传统、自然本真的传统哲学观念以及传统审美文化的精神旨趣。"性灵说"的文化意蕴是新旧文化矛盾体的统一。
向玲[3]2017年在《从袁枚女性诗歌的评选与创作探讨其诗学的创新性表现》文中研究指明袁枚是“性灵说”的集大成者,他为人潇洒不羁,诗歌深受追捧,出现了“随园弟子半天下”的盛况。他致力于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的阐述,晚年广收女弟子,鼓励女性进行诗歌创作,与她们进行平等交往,并且在自己的作品中广泛收集女性的诗作,将她们的诗作合集起来出版。他的所选评与创作的女性诗歌推崇“情”,注重男女之情的书写,尤其强调“情”的“有我”与“真”;在诗歌的审美倾向上,驻“俗”尚“趣”;在论述诗人时,他追求“才”的体现,认为“诗在骨不在格”。这些特点都反映了袁枚的诗学的创新性。袁枚对传统持扬弃的态度,既支持又反对,既肯定又否定,始终与传统保持一定的距离感。因此,本文以这几个方面为依托,对袁枚的诗学的创新性进行探讨。本文首先对袁枚的“性灵说”进行概论,这部分内容以《袁枚全集》为主要研究文本,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对其“性灵说”的内涵进行把握,为后文作理论上的铺垫。其次,笔者以袁枚所评选与创作的女性诗歌为基础,从叁个方面对袁枚“性灵说”的创新性进行分析。一是论述袁枚的诗学中的本体论,探讨其诗学中“情”的内涵与特质,与传统的诗学观念进行比较分析其创新之处。二是论述袁枚诗学中审美追求,与传统审美中雅的追求及白居易的诗学审美相比较,探讨袁枚诗论中驻“俗”尚“趣”的审美追求。叁是论述袁枚诗学中对诗人之本,与传统的诗法论相比较,分析袁枚“性灵说”中对天分与学力的论述,探寻袁枚对“才”的重视。最后,以史为鉴,探讨袁枚“性灵说”的影响。袁枚的诗学中有很明显的创新性,笔者立足于袁枚诗学中的本体论、诗歌的审美追求以及诗人之本的论述,简单梳理袁枚的“性灵说”的影响,为袁枚的诗学的研究尽绵薄之力。
唐君红[4]2017年在《袁枚“性灵说”之美学精神》文中研究指明袁枚(1716—1797),18世纪清代非常有影响的文学家与美学家之一。他以特立独行的个性和不受羁绊、重视生活情趣而称誉当时。诗文创作方面,他提倡“性灵说”,认为“自叁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主张诗文审美创作应该抒写性灵,表现诗文家的个性,表现其个人生活遭际中的真情实感、兴趣和识见,正因为如此,袁枚成为了当时具有很大争议的诗文家与诗文理论家。本文以袁枚“性灵说”之美学精神作为研究对象,拟对其“贵人”、“重生”、“尚情”等美学精神进行考察与阐述。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阐述袁枚提出“性灵说”的社会、个人因素与思想渊源。具体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袁枚“性灵说”提出的社会与个性化审美趣向进行研究。清朝初期实行了一系列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的同时,统治者也加强了专制统治。高强度的文字狱使文人无法也不敢随便议论时事,只有埋头考据、提倡复古。袁枚几起几落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审美趣向,致使袁枚在这种背景下高调倡导“性灵说”。也正由于此,袁枚的“性灵说”在当时就引起了文坛的巨大反响,得到了不少诗文家的响应,并形成了颇具声势的清代“性灵”派。第二部分是对袁枚“性灵说”的文化和思想渊源进行研究。指出袁枚的“性灵说”是在反对清代乾嘉时期的复古派,反对肌理派、神韵派、格调派的背景下提出并发展起来的。对“性灵说”的提出进行了简单的溯源,指出袁枚成为“性灵”美学思想的集大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第二章主要阐述“性灵说”之“贵人”美学精神。具体内容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性灵说”的人文美学精神与儒道传统关系的研究。指出袁枚提出的“性灵说”中的人文美学精神与儒道传统的人文美学精神是一致的,都对“人”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在精神本质上都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具有诗意化、审美化特征;第二部分是对注重自我价值的“贵人”美学精神进行研究。认为“人”必须抒发自己的真感情,这种真感情包括封建社会极力反对的“男女之情”,也包括对不同阶层的平等之情以及对自然万物的热爱之情。第叁部分是对袁枚的个体化审美诉求与人文美学精神进行研究。指出其人文美学精神呈现了“人”的至情至性,体现了“人”的价值,注重个体化审美诉求,强调“人”的个性,从而呈现出一种新颖性、独创性特征。第叁章主要阐述“性灵说”之“重生”美学精神。具体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真切生命体验的抒发进行研究。袁枚认为诗文创作是诗文家对自我生命世界的一种呈现,极力倡导生命意绪的表现,认为“性灵说”包含了上面两点:既注重对诗“人”个体生命情怀的抒发,也主张对“人”整体生命意绪的表现。这正是“性灵说”之“重生”美学精神的表现。第二部分是对自在生命的自由抒发进行研究。认为自由抒发必须缘分情而发,因情而作,只有因情因性的创作才是自由生命的自由抒发,自由生命的自在抒发体现了享受人生,快乐人生的适我原则,认为生命应该“诗意的栖居”,“性灵”是一种天然生命意识,是“人”的生命精神及其展现,是其生命意绪的纯然本真表现,表现了“自我”的“最高真实”。第四章主要阐释“性灵说”之“尚情”美学精神。具体内容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进行理论溯源,对“抒发性情”与“诗缘情”说关系进行研究。认为“抒发性情”是对“诗缘情”情感理论的一种充实和完善。第二部分主要讲“尚情”美学精神的实践运用,主要选取袁枚的散文对袁枚“尚情”的美学理论进行实践佐证。指出袁枚极其注重“文”中“性情”的呈现,袁枚“文”之“性情”说更推崇自然情感或者说审美情感,反对以道德、理性、认识约束“性情”,即“情”求“性”,更具有美学意义。袁枚“文”在当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袁枚的“情”是生命本身真实状态的呈现,体现了“人”作为“人”的生命价值。第叁部分对“发抒性情”的美学意义进行研究。认为“发抒性情”,应该反对无情的作品,反对“温柔敦厚”、反对盲目拟古、反格调说、神韵说、肌理说,反对传统儒家诗教,主张创作自由,创作清新,表现纯真天真之性情。其美学意义既涉及诗文美学,又涉及“人”之生存状态的美学思想,“尚情”美学精神是袁枚“性灵说”的核心。第五章主要探究“性灵说”之“尚情”美学精神的发展轨迹。具体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对“性情”论之变异与审美情感论的形成进行分析。指出“情”从客观实意演变为内心情感的过程以及“性情”意义的演变过程,“性”与“情”的关系,从而指出“人之为人”在于有“情”。第二部分对袁枚的“性情”说之审美意旨进行分析,指出了袁枚的“性情”与古人的区别。袁枚重视的是自然日常生活之真情,重视的是现实的亲情、友情、爱情,主张“性情”应该个性化,“如其所是”地呈现自己的真实情感。袁枚特别突出强调“男女之情”是“人”之正常情感,并且把此情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男女之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为“人”最基本之情,认为“言志”就是“言情”,扩展了“诗缘志”的内容,使“诗缘情”和“诗缘志”的美学精神趋于一致。袁枚的“性灵说”,从诗歌美学史来看,具有一种强烈的反传统、破偶像、反摹拟、求创新的美学精神。袁枚在继承前人“性灵说”及其美学思想的前提下,拓展了“性灵说”的内涵,强调了“人”应该顺其自然的生活。袁枚提倡“性灵说”,极度推崇诗文审美创作对“人”之真情的抒发,深度探索“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贵人”、“重生”、“尚情”,从而致使他成为了一个杰出的诗文家和诗文理论家。
赵萌[5]2016年在《从《随园诗话》看袁枚的《诗经》观》文中指出《诗经》作为一部诗歌总集,自西汉初期被正式定为经典起,经学阐释就占据了优势地位。而《诗经》的文学解析相较之下并未如经学一般得到重视。但自南朝刘勰着《文心雕龙》起,关于《诗经》文学性的研究就从未停止过。千年后的清代《诗经》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方面经学和考据盛行,《诗经》教化世人、宣扬伦理纲常作用的夸大。另一方面,对《诗经》的文学研究也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因为社会的剧烈变革而发生了变化。就文学的功能性而言,以陈子龙,贺贻孙为代表的的文人开始从文本出发阐释《诗经》文义,力求发挥其社会功用和教化作用。就文学的艺术性而言王夫之成为清朝叁百年来以文学论《诗经》的第一人。然而就叁百年的清朝历史而言,经学与考据成风,极大地阻碍了《诗经》文学研究的发展,以致于仅有寥寥几人坚持取向,而其中如方苞与金圣叹只是略有涉及,且多是阐发诗歌艺术风格和辨明诗体诗意。而如王夫之般以强调诗作“性情”着称者,惟袁枚一人耳。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对于《诗经》的品评,是纯然的文学文本研究方式。在其解读中,《诗经》不再是经学,而是一部具有经典地位的抒写性情的文学范本。袁枚之《诗经》观,不仅将《诗经》视为诗,而且从情感的角度出发还原特定的书写环境,表现诗歌的真性情。并以性情为依据,进一步探讨《诗经》的写作手法和艺术特征。此外,还涉及到对《诗经》的接受以及《诗经》研究史价值等方面。纵观整个清朝,“性情”是《诗经》文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尽管受到传统经学及考据的影响,诸多文人虽尚未标榜性灵,但已经逐步意识到“性情”的作用。而这一认知在袁枚高举性灵大旗主盟诗坛的时候达到了顶峰。故而,袁枚的《诗经》观,对于了解清朝《诗经》学的文学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石玲[6]2013年在《论袁枚性灵说的历史风向意义》文中提出清代乾隆时期的文学除了文学上的辉煌成就之外,还承载了哲学和思想的使命,袁枚性灵说是该时期时代精神的凝结和表达,具有历史风向意义。这一时期文学所传达的新的价值观以及由此生发的生存自觉意识和怀疑精神,无不与当时江南盛行的性灵说息息相通,彰显出士人生存态度与价值取向的巨大转变。性灵说对生命的高度尊重、对生命自主的强烈诉求,与传统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观念大相径庭,带有离经叛道的意味。对生存意义的叩问与探寻成就了该时期文学穿透历史的深刻。性灵说中的平等意识或者说民主精神,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王燕玲[7]2015年在《公安叁袁与袁枚性灵说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众所周知,袁枚性灵说是对公安叁袁性灵说的继承与发展,对此,学术界予以研究与考证。但由于时代背景、理论基础、个性气质等方面存在差异,公安叁袁与袁枚性灵说存在诸多差异。本文以公安叁袁与袁枚性灵说为基点,对二者的相似性及差异性进行分析研究。
邹华秀[8]2006年在《袁枚性灵说之美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袁枚是性灵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是清代中叶最富有个性和才情的文学家,诗居“乾嘉叁大家”之首。他和他的“性灵说”风靡一时,实际上夺了当时诗坛正宗“格调”派及“神韵”派的席位。他的以关注人的存在与人的个性为特征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具有一种历史的进步意义。 本文主要从美学的角度切入,以通读袁枚原着为基础,用社会历史的方法对其性灵说进行整体观照。本文分引言、四章和结语六部分。第一章首先考察了袁枚“性灵说”美学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和理论渊源,从政治、经济、文化叁个方面论述了“性灵说”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性灵”的语义思想;文章第二、叁、四章阐释了其“性灵说”的内涵:真情论、个性论和诗才论,“性灵说”内涵的核心因素就是强调性情,特别是真情,袁枚认为诗歌创作的根本就是表现性情,诗人之情不但要真,还要有个性,袁枚身上充溢着鲜明强烈的个性主义色彩,其个性论在创作上的体现就是要求“着我”,同时,袁枚又认为,并不是诗人有真情、有个性就可以进行写作,他还必须具备表现性灵的诗才,能自然有如“天籁”地描写出富于生气的形象,以生动地抒写性灵;文章最后在结语部分评述了其思想的价值意义和影响,袁枚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以普通人和平凡生活作为审美对象,表现了一种以人性美为核心的世俗、市井的美,它代表着一种新的美学观念和追求。本文力图对袁枚的思想进行多视角、多层次的深入探讨,尽量作出符合实际并体现当代特征的阐释和评论。袁枚的美学思想,至今仍然闪烁着理论的光芒,照耀着我们今天研究美学、关注现实的脚步。
谭俊妮[9]2016年在《袁枚与洪亮吉诗论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袁枚与洪亮吉皆为活跃在清代文坛的文学理论家,学界关于二者诗论研究的学术成果也较为丰富,但是相较而言,后者则远不及前者。关于袁洪二人诗论思想的比较研究已有学者开始关注,但是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比较研究体系。本文以袁枚《随园诗话》与洪亮吉《北江诗话》为主要研究文本,拟对袁洪二人的诗论思想进行系统全面的比较研究,以分析说明,洪亮吉的诗论思想虽受到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的影响,但却独具个性色彩和创新精神,并具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叁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学术界关于袁枚与洪亮吉诗论思想的研究现状,并且介绍了本篇论文选题的背景和研究的意义。正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对袁洪二人诗论诞生的诗坛背景及二人交游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后叁章主要是对袁洪二人的诗论思想及诗论影响进行比较研究。一、乾嘉文学场域之中的袁洪交游。首先大致介绍了乾嘉文学场域的概貌,其次较为完整地梳理了袁洪二人的交游情况及其文化意义。二、诗歌创作理论比较。关于诗之创作,袁枚与洪亮吉的观点同中有异,主要体现在性情辩说与创作探思两方面。其一、关于性情辩说。首先,袁枚与洪亮吉认为性情是诗歌创作的核心,强调“情”之真实自然,但前者认为“性”于“情”才可见,言“情”难于写景,后者认为“性”是本源,“情”乃外显,写“性”难于写“情”;其次,袁枚与洪亮吉主张诗中“有我”,坚持个性与创新,前者认为“奇”源于自然,讲求“学古而不类古”,后者认为“奇”定要“入理”,主张“自然入古”,但洪氏提出了读书学问的重要性。其二,关于创作探思。首先,袁枚与洪亮吉认为后天学习对于诗歌创作十分必要,并且皆主善学,但前者坚持“中是天分”,而后者则偏重学问;其次,袁枚认为“今人未必不如古人”,因此诗歌创作应远离“考据之学”,力主推陈出新。洪亮吉认为诗歌创作“久久离其宗”,因此推崇“古学”,主张学习古人运用比兴手法。叁、诗歌鉴赏理论比较。关于诗之鉴赏,袁枚与洪亮吉的观点异同相间,主要体现在文本评鉴与理论批评两方面。其一,关于文本评鉴。袁枚与洪亮吉主张“趣”当自然本真,生动鲜活,但前者不喜“迭韵”,后者认为诗贵“双声迭韵”。其二,关于理论批评。袁枚与洪亮吉对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后者还驳斥了前者的性灵说。四、诗论价值与影响比较。关于诗之影响,袁枚与洪亮吉则是异中有同,主要表现在价值分析与缺陷考察两方面。其一,关于价值分析。袁枚与洪亮吉的诗论具有理论批评价值、文学主体价值与道德功利价值以及诗学资料价值,但在前两种价值的表现形式上又有所差别。其二,关于缺陷考察。袁枚崇尚男女之情,肯定“人欲”,淡化了诗人的社会责任意识。而洪亮吉则过分推崇儒家诗教观,压抑了诗人的情感,抹杀了诗人的创造力,最终影响诗歌的表达效果。结语部分对袁枚与洪亮吉诗论比较进行总结,简析洪氏在受袁枚影响的基础上进行的探索与创新,并进一步阐明了二人诗论比较的意义与价值。
卫宏伟[10]2017年在《翁方纲与袁枚论诗之争考辨》文中指出翁方纲"肌理说"与袁枚"性灵说"是清代乾、嘉时期有重要影响的诗论,两种诗论的提出皆有鉴于当时诗坛以"格调说"为主的诗论所衍生之流弊,形成时间大致相同,并非互相批评而提出。翁方纲欣赏性灵派其他重要诗人,对袁枚未有一字提及并非不屑为之,应是与袁枚没有交往;袁枚则在后期为推广其诗论,对翁方纲进行批评。
参考文献：
[1]. 袁宏道与袁枚性灵文学思想比较研究[D]. 彭艾英. 湖南大学. 2016
[2]. 袁枚“性灵说”的文化意蕴[J]. 孙纪文.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3]. 从袁枚女性诗歌的评选与创作探讨其诗学的创新性表现[D]. 向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
[4]. 袁枚“性灵说”之美学精神[D]. 唐君红. 四川师范大学. 2017
[5]. 从《随园诗话》看袁枚的《诗经》观[D]. 赵萌. 天津师范大学. 2016
[6]. 论袁枚性灵说的历史风向意义[J]. 石玲. 求是学刊. 2013
[7]. 公安叁袁与袁枚性灵说比较研究[J]. 王燕玲.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5
[8]. 袁枚性灵说之美学研究[D]. 邹华秀. 湖南师范大学. 2006
[9]. 袁枚与洪亮吉诗论比较研究[D]. 谭俊妮. 湖北民族学院. 2016
[10]. 翁方纲与袁枚论诗之争考辨[J]. 卫宏伟. 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