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启龙[1]2003年在《中国共产党与1978年以来的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文中研究指明1978年，中共十一届叁中全会的召开，开辟了对台工作新局面。系统考察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展两岸关系的历史，有助于总结对台工作的经验教训，从而对当前的对台工作实践起到借鉴作用。本文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将1978年12月以来的两岸关系发展分成四个阶段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自己对于发展两岸关系的几点建议。论文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第一章 中共十一届叁中全会的召开，使全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率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对台方针政策，从而主导了两岸关系的发展，使两岸关系由军事对峙转变为和平对峙。中国共产党在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和1981年叶剑英九条对台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并将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定位为八十年代的叁大任务之一。台湾当局先是提出“叁不政策”、“以叁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大陆政策。随着形势的变化，台湾当局在坚持“叁不”立场的同时，松动了其僵硬的大陆政策，并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在此期间，美国承诺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从而实现了中美建交。关于美售台武器问题，中美间达成了“八·一七公报”。但是美国为继续插手台湾问题，随后又出台了《与台湾关系法》，并作出对台湾的六点承诺。第二章 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带动了两岸民间交流的日益扩大。面对这一历史机遇，中国共产党落实有关政策、设置有关对台机构、完善对台政策法规，充分展现了推动两岸和平统一的诚意，在此基础上，“汪辜会谈”得以实现。同时，中国共产党针对台湾当局偏离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论和行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台湾当局为应对两岸交流，设置了处理两岸关系的有关机构，出台了有关政策法规，规范了两岸民间交流活动。台湾当局尽管放宽了两岸交流中的一些限制，但其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开始倒退，提出了“一国两府”、“一国两体”等论调，并积极开展“务实外交”活动。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中国战略价值下降，开始调整其对台政策，决定提升美台接触层次，支持台加入有关国际组织。与此同时，美国对台军售日益增加。第叁章 中国共产党提出发展两岸关系的八项主张，丰富、发展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针对李登辉访美，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斗争，沉重打击了台湾当局“务实外交”活动。针对李登辉提出的“两国论”，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斗争。经过努力，辜振甫参访大陆、局部叁通都得以实现。台湾当局提出“新台湾人主义”等主张以及“两国论”，都严重背离了一个中国原则。李登辉还提出限制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戒急用忍”政策，并一直坚持“戒急用忍”<WP=3>的思想。台湾当局设置障碍，使两岸政治谈判始终不能进行。美国为了遏制两岸关系的发展，借助美国国会施加的压力，作出允许李登辉访美的错误决定，与中国进行了严重对抗。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下，美国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被迫作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和其他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的承诺。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把争取两岸统一定为新世纪的叁大任务之一，体现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性。面对台湾岛内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方面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中国共产党加强了与台湾非台独党的联系，提出了民进党员≠“台独”分子的主张，实现了与民进党的适度交流。中国共产党提出“两岸航线”的定位，推动了两岸“叁通”的进程。为了遏制“台独”势力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也在进行积极的军事准备。台湾当局提出“统合论”等主张，但始终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为了实现“台独”目标，台湾当局积极开展“渐进式台独”活动，并大肆扩充军事实力，妄图先发制人地攻击大陆。为了扩大国际影响，台湾当局积极争取加入联合国和WTO，并四处活动，给中国大陆施加了很大压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这与美国不允许出现任何对手的21世纪战略，形成了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小布什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声称要“竭尽全力，协防台湾”。美国加强了与台湾的政治关系，增加了对台湾的武器销售，使美台军事关系也日益深化。第五章 在分析二十多年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的建议。关于两岸关系前景的估计，笔者认为，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叁方在一定时期内能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笔者认为解决台湾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未来的20年内存在一个大的机遇期，其中还包含一个能发挥关键作用的小的机遇期，作好机遇期的对台工作规划，有可能取得对台工作的突破性进展。为了更好地抓住这个机遇期，笔者认为要加大对台工作的投入，决不能把对台工作地位喊得极高，而在实际工作中又舍不得投入。在当前的形势下，要灵活处理与台湾主要党派的关系，尽可能促使台湾形成健康的政党轮替机制。为了以防万一，必须破除麻痹思想，积极提升军事实力。两岸统一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为此，就必须开展多层次的统战工作。
张立畅[2]2010年在《冷战以来中美关系定位下的美国对台政策与海峡两岸关系》文中研究指明冷战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主客观条件的改变,美国在追求最大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目标的驱使下制定了一系列对台政策。在美国对台政策的演进过程中,美国、大陆、台湾叁方关系的发展纷繁复杂。综观历史,美国对台政策决不仅仅标的台湾,美台关系也并不单纯只涉及两方关系。总体而言,美国对台政策从属于对华政策,美台关系直接受限于美中关系,美台关系又间接影响着海峡两岸关系。要理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变化,必须将之放在中美关系尤其是中美“结构对抗性安全困境”中去思考,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有助于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有益启示。为此,本文以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为线索,以冷战结束为划分时期标准,借鉴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从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入手,对美国对台政策进行系统深入地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两个时期的美国对台政策进行比较,进而总结其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影响。最后尝试性地提出或进一步考量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及发展两岸关系的对策,科学预测美国对台政策的发展趋势。具体内容如下:引言:通过分析相关背景问题,阐述了选题缘起,说明了论文研究思路及方法;通过对前人着述的梳理,对研究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进行了再次认识,指出这一选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之所在。第一章:阐述了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台政策。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经历了叁个发展阶段,文中以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为线索,以重大和典型的问题或事件为依据勾画出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脉络,呈现了各个阶段美国对台政策的主要内容,进而对美国的台湾政策进行分析,初步总结其政策变化的原因、特点和规律。第二章:阐述了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台政策。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同第一章的基本思路相同,仍以重大和典型的问题或事件为依据,从主要表现方面呈现了不同阶段的美国对台政策。这里要强调的是,以上两章作为陈述性内容同时指出了各个阶段美国对台政策的着重点,而不是规律性地在每个政策中都只阐述相同的主题,即随着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所应该了解的相关方面也并不相同,从而充分认识美国对台政策的实质。第叁章:对冷战时期与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台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对跨越两个时期的美国对台政策进行比较,挖掘出两个时期内美国对台政策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从政策内容层面看,美国始终奉行“双轨”政策,二是从政策实施手段层面看,美国一贯使用干涉军事力量、影响台湾当局决策、调节中美关系的方式来影响两岸关系;差异性也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国际层面,影响美国对台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二是美国国内层面,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不同主导思想相互交替。此部分总体而言在目前可查阅资料中尚未发现既成研究,这是本论文的难点及主要创新之处,也是有所突破的部分。第四章:归纳了冷战以来美国对台政策对海峡两岸关系造成的影响。此部分主要从相对正负两方面效应进行分析。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台湾问题产生之初美国的作用、美国在“台独”分裂势力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美国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和进程的制约;正面效应主要体现在美国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有限共识以及美国某些相关政策和做法对台海局势和海峡两岸交流的客观影响。第五章:科学预测美国对台政策的发展趋势,并且在国内学术界现有研究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并进一步考量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及发展两岸关系的对策。在对策方面笔者强调了中国所一贯坚持的原则和应继续实施的政策,同时也注意并提出了新形势下应该加强两岸经济互动以优化统一路径及“化独维和”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的新对策,为进一步发展海峡两岸关系,最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作一点有益的尝试。结论:以史为鉴,总结了新形势下中美互动的态势与台湾问题及对海峡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认识。
欧阳翠兰[3]2009年在《1978-2008《人民日报》台湾问题报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台湾问题的解决历来受到我党的重视和两岸民众的关注。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原因,海峡两岸曾经隔绝相当长一段时间,无法进行正常的交流和沟通,致使台湾民众不能正确地认识大陆以及大陆的对台政策。伴随着两岸各方面交流的增加,新闻媒体在促进两岸互动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1979年以来,大陆的对台政策经历了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首的叁代领导人,在继承和发扬我国第一代领导人关于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基础上,我国对台的方针政策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其重心开始转移到“以和平统一解决为主”的议题上。媒体作为社会的了望者,担负着监测社会环境和协调社会关系的功能。《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在这一阶段对台政策宣传方面担当了怎样的角色?对台政策的变化在《人民日报》中有怎样的反?本文试图通过对1978年以来《人民日报》关于台湾问题的报道进行分析来探讨以上问题。本文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通过对1978年至2008年的《人民日报》有关台湾问题报道的研究,从报道版次、选用体裁、报道题材等方面考察《人民日报》台湾问题报道的发展变化情况;进而梳理《人民日报》台湾问题报道主题的近30年变化历程,然后总结台湾问题报道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叁个层面提出改进台湾问题报道的建议:在理念上明确媒体的功能和责任,在机制上建立日常报道和系列报道机制,在业务中努力做到有效传播信息。
彭韬[4]2016年在《海峡两岸关系视角下的《中华杂志》研究》文中认为台湾从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古史记载到近代国际文件,都证实了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国共内战,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此后,海峡两岸由不同的政党控制,建立了不同的政权。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则由国民党控制,开始实行在台“中华民国”的统治。大陆与台湾血浓于水的联系由此被断开。台湾能否回归、以何种方式回归成为两岸关注的重点问题。自1949年至今,两岸围绕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发表了不同的主张：从军事对抗时期大陆的“解放台湾”与台湾的“反攻大陆”,但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到新时期大陆包容进取的“一国两制”与台湾“台独”的“两国论”,两岸关系在紧张中夹杂着希望,又在希望中隐含着倒退。在当前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深化,台湾政局变幻的形势下,两岸关系将向何处、台湾问题怎样获致解决牵动着每个中华儿女的心弦。《中华杂志》自1963年创刊至1993年终刊,发行时间长达叁十余年,历经蒋介石、蒋经国与李登辉先后执政的时代,见证了台湾政治由高压到民主、经济从动荡到起飞,两岸关系从紧张到缓和、起伏转折的过程,对研究台湾社会与两岸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在国际政治风起云涌与岛内政局变幻莫测的背景下,《中华杂志》紧跟台湾社会发展的步伐,紧握两岸关系变迁的脉搏,随时调整自己的认识。70年代,面对日本强行占领钓鱼岛的侵权行为,《中华杂志》学人笔耕不辍,引用各种中外资料,与日本学者展开论战,力证钓鱼岛属于中国,舆论谴责最后发展为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中日建交、中美建交等问题上,《中华杂志》对大陆外交关系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诸多批判。《中华杂志》将这一系列事件视为台湾变革的契机,号召当局革新政治、发展经济,成为日后台湾经济崛起的思想因子。80年代,因经济发展而来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导致部分青少年对日本流行文化盲目模仿和学习,对抗战历史一无所知。《中华杂志》深感其危险性,秉持教育新一代青年的理念,号召全民纪念“七七”；针对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中华杂志》专文剖析其低劣的动机与手段,毫不留情地批判日本掩耳盗铃式的行径,建议台湾当局采取策略加强对日本罪行的宣传。此一时期,伴随台湾“戒严”体制的解除,岛内分裂势力日益猖獗,《中华杂志》将反对岛内“台独”与外来势力作为中心工作,从“台独”理论与“台独”政党以及国际霸权主义等方面,与企图分裂国家的岛内分裂分子与妄图控制台湾的外来势力进行了无畏的斗争。《中华杂志》把“台独”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国民党治理的失败,对国民党处理“台独”分子不力提出批评。为了整合统派力量,“中国统一联盟”成立,《中华杂志》的反独促统由理论发展到组织实践层面。胡秋原访问大陆,成为四十余年来“两岸破冰第一人”,是胡秋原对其统一主张的亲身践行。90年代,《中华杂志》继续反击“台独”,并注意到“文化台独”现象,在对其展开批判的同时提出“文化促统”这一远见卓识,建议两岸实现文化统一。《中华杂志》在反对“台独”时,未能有效整合统派力量,把国民党内部分反“台独”人士错误地视为“台独”帮凶,使自身陷于孤立。在国际环境与岛内分裂势力、岛内“独台”与“台独”的交相呼应,以及台湾社会、经济、思想变化等综合因素作用下,《中华杂志》以停刊落幕。由于作者群前后构成不同与岛内外政治环境的变迁,《中华杂志》对重大事件的论述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1987年以前《中华杂志》以维护“中华民国”、中华民族为宗旨；“戒严”解除后针对“台独”的猖獗,《中华杂志》以维护中国统一为依归,倡导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中华杂志》的可贵之处在于,在党派纠葛与国家利益之间,始终将中华民族与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70年代《中华杂志》就对“台独”势力的各种论调与本质予以剖析,其论断与批判在今天看来亦不失精准。《中华杂志》是台湾社会内部回应“台独”的重要思想武器。
陈清龙[5]2010年在《两岸旅游发展政策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海峡两岸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关系,从政治、军事的敌对状态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之密切交流、相互依存,但在政治上却仍处于完全不同体制。中国大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功能。在旅游交流上,2007年台湾同胞赴大陆人数近达400万人次,大陆赴台人次仅有23万人次,单向发展趋势明显,台湾成为是中国重要的入境客源区域之一。2008年两岸直航与全面大叁通并开放大陆人士来台观光旅游,让两岸的关系气氛达到前所未有的和谐。旅游的平衡交流与合作发展成为促进两岸交流的先驱角色与平台。在台湾全面开放陆客来台旅游之际及两岸旅游密切的往来之下,旅游的课题,尤其对旅游的政策研究、分析并比较两岸旅游政策之差异,寻求两岸共同发展利基,互为截长补短,在两岸皆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会员及两岸共同的血脉文化渊源下,共同携手合作,于全球化的世界旅游市场,建立起强且深具影响力的华人地位,乃成为一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本论文以“两岸旅游发展政策的比较研究”为题,以质性的研究方法,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宏观面向切入解析研究两岸旅游政策。并计以:研究的背景与目的、研究方法与程序、两岸研究之参考文献及立论依据、两岸的政经社会文化背景、两岸的旅游发展历程、两岸旅游政策的发展与变迁、两岸旅游的行政组织与旅游行政法制比较、两岸旅游政策的异同比较与优劣势探讨、两岸旅游合作与健康发展的新关系等共概分为十个章节予以详述,并以两岸特色的旅游政策为例,进行说明与比较,进而提出优势互补经验分享的建议。最后,经由本研究的比较分析结果,确认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可以促进两岸关系的改善,进而是促使两岸和平的基础建立。且研究发现在两岸和平的基础上,两岸旅游的合作发展的两个重要面向,一为历史的脉络,二为海洋的轨迹,可以共同构建两岸旅游未来的健康合作发展模式,亦即从海洋和平公园建立到两岸旅游一体链,拓展至两岸四地的区域旅游合作链,最终建构亚洲华人旅游圈,进而在世界旅游市场拥有华人话语权的研究建议。
黄小雄[6]2009年在《两岸舆情环境变迁中的新华社涉台报道（1979-2008）》文中认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新华社涉台报道,是新华社众多报道类型中的特殊领域。在论文一开始,笔者定义了新华社涉台报道,把新华社涉台报道机构的历史沿革分为叁个阶段:军分社阶段(1949—1979)、从属阶段(1979—1999)和独立运作阶段(1999—2009),并且从发稿机制、人员配置等方面描述了新华社涉台报道的起源和机制。其次,本文回顾了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发展、台湾政治体制的变革以及两岸舆论环境的变化。笔者认为:从1979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在坚持和平统一的原则下,能够适时适地做出相应的调整,而台湾这叁十年来经历了从威权体制向民主政治的转变过程,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经历了很大的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岸的舆情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大陆方面建立了多种新闻传播渠道,广开新闻信息资源、在对内和对外宣传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台湾媒体在开放“党禁”、“报禁”后,逐渐从党营新闻事业转向以商业媒体为主导的新闻体制。台湾政党执政轮替,台独意识不断显现,两岸关系异常复杂,且由于台湾在历史上曾受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在现实中又受美国的强力影响,台湾的舆情环境显示出更加特殊和复杂的特点。两岸舆情环境的变化对新华社涉台报道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如此的政治背景、舆情环境下,本文展开了对新华社涉台报道的具体分析。笔者把涉台报道分为四个阶段:单向宣传阶段(1979——1987)、初步接触与交流阶段(1987—1994)、批李反独文攻阶段(1995—2000)和双向交流反独促统阶段(2001至今),并且勾画了每个阶段的特点;第二、本文着重分析了1979年以来两岸关系重大事件的新华社报道,分析了每个事件的报道特点;第叁,本文还分析了新华社对台湾四次领导人选举的报道;最后本文以新华社涉台报道为基础,分析了新华社报道中的台湾形象。通过对新华社涉台报道的文本分析,笔者认为新华社涉台报道的功能延续了1979年以前“文宣武卫”的指导思想,即除了军事外,在思想斗争方面,新华社承担了支持“祖国大陆统一、批判台独、赢得两岸人民对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支持”的功能;新华社的评论员文章本来就是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一部分、它旗帜鲜明地维护祖国统一、批判分裂祖国的言论和行径。新华社的报道、通讯和评论是大陆批判台独的斗争武器;新华社的涉台报道成为大陆媒体台湾报道的标尺,报道本身受两岸关系影响很大,在新华社记者入台驻点以后,涉台报道策略有所调整。本文最后描述了新华社对涉台报道效果的分析以及台湾对大陆新闻宣传的反应。笔者认为新华社未来的涉台报道应该确立符合大众传播规律的新闻报道策略;强化通讯社的基本功能,弱化国家发言人的形象,以更平等的心态报道涉台新闻;利用两岸交流不断发展的机遇,将新闻战线推到最前沿;采取涉台报道本地化策略,大力发展台湾本地用户,利用当地新闻资源和采编力量,把涉台报道纳入最日常的报道范围之中;改善新闻报道手法,以生动的事实,活泼的语言,大力传播两岸融合的进程。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研究法和文本分析法,主要通过对各种文献的阅读以及材料的分析来探讨1979到2008年的新华社涉台报道。笔者通过分析改革开放后两岸关系解冻、逐步交流,到追求两岸和谐促进和平统一的历史背景下涉台报道的变迁,即涉台报道从国共两党内战对恃时期的单向宣传,到开放改革后的两岸逐步交流,再到迈向有效传播以追求两岸和谐促进和平统一的现象,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揭示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进程中规律性的变化,从中探讨了新闻报道作为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发展及历史进程相适应的规律,并且就新华社涉台报道如何在两岸未来走向中更好地发挥作用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闫安[7]2006年在《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研究（1979—2005）》文中指出台湾问题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以来面对的历史难题。台湾问题的解决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如何解决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检验。为此，从1979年到2005年的二十六年里，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做争取台湾人民的工作，通过海峡两岸经济合作与交流，在台湾岛内初步形成了一个与大陆有广泛利益联系的社会群体。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指导下曲折发展的历程，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掌控海峡两岸关系走向的能力。 本文根据历史文献资料的梳理，对1979年到2005年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演变历程作宏观的剖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的酝酿、提出、初步确立及完善各个阶段做深入考察，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具有促进祖国大陆经济建设和海峡两岸最终走向统一之路的双重目的性。在“一国两制”被台湾当局妖魔化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是对于“一国两制”的发展。 论文由导论、正文和结束语组成。 导论。阐述了本选题的缘起、研究对象、研究现状，阐明了研究方法、写作的基本框架以及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同时，解释两个重要概念，即：台商、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本部分成为论文的逻辑起点。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的酝酿与台商的出现(1979—1988)。中共十一届叁中全会的召开，做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战略决策，为“和平统一”祖国方针的提出创造了条件。本文认为，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是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的萌芽。随着改革开放渐趋深入，广东、福建两省实施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对台商具有巨大磁吸作用；厦门经济特区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肩负着完成台湾回归祖国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此时在局部地区实施，更多地体现出探索性质。 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的提出及台商企业的初步发展(1988．7—1992．2)。本文认为，1988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的提出。1990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对台经贸工作的通知》的内部文件，提出了做好吸收台商来大陆投资工作的作用。即：密切台湾同祖国大陆的经济联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对祖国大陆经济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一时期，台商企业在祖国大陆有初步的发展，但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广东、福建两省。本文以厦门市为例，分析台商企业在大陆发展的情况，指出其特点主要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而且规模较小。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国家纷纷撤资，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然而，台湾资本来了。本文以“王永庆震撼”为例，阐发中国共产党做台商大企
娄杰[8]1998年在《“一国两制”基本国策与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一国两制”基本国策及在其主导作用下的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实践进行系统性研究，实事求是地分析困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症结所在，并提出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对策。 全文由引言、正文、结束语组成。 引言：说明研究“一国两制”基本国策与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实践课题的现实意义、研究基础、国内研究现状、薄弱环节及本文研究的着力点。 第一章：对“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理论评估。论证“一国两制”基本国镱是对“一纲四目”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经历基本形成、系统化、法制化和由理论变为现实等四个发展阶段。它以马列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规律、“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及“和平共处”思想为理论依据，具有国家主权与治权统一等本质特征。香港回归和澳门即将回归的示范作用已充分证明其科学性和可行性。它是实现海峡两岸统一的最佳选择。 第二章：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地论述自1979年至1998年初在“一国两制”基本国策主导作用下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历史实践。其具体内容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施一系列促进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政策，为促成国共两党和谈与蒋经国秘密接触，同台湾当局隔岸对话，积极开展海峡两岸民间会谈，使海峡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扩大，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奠定基础。台湾当局迫于压力，在陆续放宽海峡两岸人员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又借口“台湾安全”和“台湾利益”限制海峡两岸关系发展。海峡两岸关系在艰难曲折中向前发展，挑战与机遇同在，困挫与发展并存。海峡两岸同胞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难以阻挡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已经成为不可遏止的潮流。 第叁章：客观分析困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症结并揭示其根源。主要论点为：台湾当局坚持“两个中国”立场，谋求国际社会“双重承认”，搞台湾“实质独立”，对抗“一国两制”，是推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民进党在“中华民国政治体制”中推行“台独路线”，“建国党”等推行“独立建国”路线，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投下阴影，尤其是民进党已成为国民党的政治对手，使台湾未来政局变化将更加复杂和具有不确定性。美国虽承认“一个中国”，但一直坚持对华双轨政策，维持美台实质关系，扩大对台军售以维护美国亚太战略利益，牵制中国以保持海峡两岸均衡局面，中国若在未来特殊情况下对台诉诸武力，美国将是最大的外部障碍。日本一直觊觎台湾，虽声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从经济上加紧控制台湾，密切日台政治关系，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以谋求日本“政治大国”地位，亦将是中国在特殊情况下对台诉诸武力的另一个潜在对手。中国要实现海峡两岸统一，必须克服上述障碍。
金龙河[9]2003年在《两岸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华民国”的终结。然而，新中国的诞生并非标志着国民党势力的灭亡。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宣布“中华民国政府”从大陆“迁都”到台北。国民党凭借自己手中掌握的军政力量，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维持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由此形成了国共两党隔着台湾海峡的武力对峙局面。此后，双方都把两岸的武力对峙看成是内战的延续，都把斗争的目标锁定为统一中国，中国共产党想以“武力解放台湾”，而国民党想以武力“反攻大陆”，双方都想以武力消灭对方，实现中国的统一。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双方隔着台湾海峡展开了激烈的军事斗争，但当美国搞“划峡而治”、“一中一台”等“两个中国”阴谋时，国共两党又不谋而合地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共同反对“两个中国”的图谋，维护了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国共两党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下，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台湾岛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双方都调整了斗争的策略，逐步创造了和平统一中国的有利环境。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国共两党内战所引起的，与外国没有任何关系，但美国为了实现其挣霸世界的野心，与国民党当局签订军事同盟或准军事同盟条约，不断地干涉中国的内政，使两岸关系更加复杂。中美建交之后美国也没有彻底改变干涉中国的内政的立场，不时地打“台湾牌”来遏止中国，严重地阻碍中国的统一进程。可见，处理好中美关系是我们实现和平统一中国的重要的外部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有关原则，应立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退守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在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的支持下，仍然标榜自己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长期占据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经过长达22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在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至此，两岸围绕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告终。但1988年1月李登辉主政台湾事务以来，大肆进行“务实外交”，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开展了“重返联合国”的闹剧，向“一个中国”原则发起了公然挑战，破坏了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提出“一国两制”政策是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也符合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中国和平统一的科学理论，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两岸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实现中国统一的最佳选择。可是李登辉主政台湾政权以后，台湾当局升始脱离“一个中国”原则的轨道，最后发展到了公开提出两岸关系“至少也是特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两国论”的地步，彻底破坏了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基础，使两岸关系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历史和现实定会证明所谓的“两国论”必然遭到失败。 2000年3月，在台湾地区举行的所谓“总统”选举中，以“台独”为宗旨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获胜，结束了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使台湾政局发生了巨变化，给原本十分复杂的两岸关系增添了更多不可预测的不稳定因素，两岸关系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些现象正如 1971年＊月周恩来预测的那样，如果蒋介石不在“台独分于就要搞台湾独立”。’对此，邓小平同志也事先作了正确的预测。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指出：“个管怎么样，现在台湾和我们还有共同点，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但如果蒋经国不在了，就可能真正出现两个中国”。尽管以“台独”为宗旨的民进党掌握了台湾地方政权，它根本无法改变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事实；尽管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曲折，但中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夙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实现中国的统一。 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最敏感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深受全国各族人民的关注。因此，学术界围绕两岸关系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本论文在合理吸取学术界在两岸关系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卜，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对两岸关系中的五个重要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力争揭示两岸关系发展变化的特点，科学地预测两岸关系未来发展方向，为党和政府制定和实施对台政策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理论和事实依据。 随着国内外以及台湾岛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两岸关系将不断出现新的问题，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加快中国统一的进程。
朱冰冰[10]2011年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台湾问题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遗留的历史问题,是帝国主义插手复杂化的内政问题,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现代化建设成败的战略性问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非凡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新道路,谱写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篇章,在海峡两岸关系史和国家统一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深入研究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有助于人们看清“台独”分裂势力和外国反华势力的本质,使全体中华儿女更加坚定“反独促统”的决心和不容别国干涉内政的立场;有助于人们了解“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最有效的方式,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有助于人们掌握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使“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重要意义深入人心;有助于人们认识海峡两岸关系的现状与祖国统一的必然趋势,使两岸同胞自觉地成为促进祖国统一的主体,推进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为指导,以新时期为时间界限,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以对台方针政策为主线,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为落脚点,系统梳理与阐释对台方针政策确立的基本依据,深刻认识对台方针政策的重要性、科学性,理性阐释对台方针政策的主要内容,准确透视对台方针政策的显着特点,客观评价对台方针政策的价值与启示。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系统考察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历史轨迹,按照层层递进与深入展开的逻辑关系,分为五个部分:前言,论述了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阐述了研究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重大意义;综述了学术界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研究的现状;概述了本文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框架;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第一部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确立的基本依据。这部分是研究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前提,为透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主要内容做必要的准备与奠基。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与影响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有利和不利因素为基点,从世情、国情、党情叁个方面分析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确立的基本依据,展现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为科学、适时地制定对台方针政策所处的时代背景,体现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祖国统一所做的不懈努力与历史性贡献。第二部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主要内容。这部分是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阶段制定的对台方针政策进行系统、全面地归纳阐述,是研究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核心部分。本文运用纵横论述的方法,结合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与时俱进,将其发展脉络分为:和平统一的新政策、战略部署的新举措、“立法反独”的新方针、和平发展的新基调、新起点上的新理念五个部分,清晰呈现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发展轨迹,深刻体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政治智慧和执政能力。第叁部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显着特点。这部分是从整体上阐述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实质,是研究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关键问题。本文通过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宏观把握,从坚持“一中”原则是对台方针政策的基石、坚决反对“台独”是对台方针政策的立场、“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是对台方针政策的底线叁个方面体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从把握台湾问题的实质是对台方针政策的立足点“、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是对台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加强两岸发展是对台方针政策的重点叁个方面体现全局性与务实性相统一,着重体现党和政府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一脉相承性、与时俱进性和战略前瞻性。第四部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价值与启示。这部分是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客观分析与公允评价,是研究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精华所在。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列宁和平共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角度来论述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理论价值;从政治意义、经济建设、政党交流、国际交往的角度论述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现实启示,为进一步丰富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研究领域,确保祖国大陆在两岸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为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提供了可行性参考。本文在写作中运用了文献解读法、归纳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其主要创新点体现在:本文把中国的国家统一史与海峡两岸关系史相结合,以新时期为始,从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展开研究,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进行的深层次、整体性、前瞻性的归纳分析。通过系统探究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理论体系,清晰梳理其基本依据,重点阐述其主要内容,理性透视其显着特点,深刻总结其价值启示,形成自己的研究思路与写作风格,进而展现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变化的现状,揭示祖国和平统一的必然趋势,给人们以深刻启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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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研究（1979—2005）[D]. 闫安. 中共中央党校. 2006
[8]. “一国两制”基本国策与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实践研究[D]. 娄杰. 中共中央党校. 1998
[9]. 两岸关系若干问题研究[D]. 金龙河.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10].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研究[D]. 朱冰冰. 山东轻工业学院.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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