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翠霞[1]2000年在《试论杜甫的忠君思想的发展和转变》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把杜甫忠君思想按照其动力、性质、表现等各方面的发展和变化分成三个时期：求仕与作官时期，弃官归隐时期，布衣时期。并通过这三个时期发展、转变的脉落来探讨杜甫忠君思想作为封建文人道德典范的独特价值。 第一章是求仕与作官时期（贬官华州之前），又可以看作是功名、理想时期。这一时期，杜甫忠君的最直接的动力是期望君臣遇合，建功立业。最突出的表现是忠于尧舜之君，以唐太宗为楷模，并一直为“致君尧舜上”而努力奋斗。 第二章是弃官归隐时期（从任华州司功到离同谷南下），也是转折时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杜甫毅然做出了不再直接为君主朝政服务的决断，弃官西去，卜居归隐了。但他弃官不弃世，身隐而心不隐，仍然保持着对时事的关注、对国家的信念、对中兴的渴望，并始终服膺儒家设定的君臣大义，仍然拥护作为国家象征、政治秩序核心的君主。 第三章是布衣时期（卜居成都以后），也可以称为道德、现实时期。与入仕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忠君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先是身份的改变使杜甫的忠君思想由对济世救民的外在事功的追求内敛为一种忧国忧民的道德意识，从而超越了身份的局限，把忧国忧民由一个官员的政治责任扩展成每一个普通臣民的道德责任，体现出位卑却不忘忧国的精神；其次是身处颠沛流离、贫苦衰病之中而仍以积极坚毅的精神力量去承担国家、民族苦难，从而超越了个人的痛苦，表现出困顿不忘忧国的道德情操；再次，杜甫把忠君忧国的主题由抒写建功立业、关怀时事的政治诗中引入到表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题材中来，使杜甫的忠君思想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得到情感的体认和充实，从而与诗人的生活、乃至生命融为一体，使得忠君这种理性的、显得有些空洞的政治概念变得真诚而富于感染力。杜甫的忠君思想发展到布衣时期才显示了作为封建文人道德典范的独特价值，而这也正是后世无数仁人志士为之感慨，为之振奋，甚至为之歌哭的的魅力所在。
李诗白[2]2017年在《民国杜诗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杜诗学在中国诗歌史、文学史、学术史上流泽深远,近代以来,清朝衰亡,民国肇造,社会巨变,学术替嬗,杜诗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在新旧文化以及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中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民国时期作为杜诗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关捩点,古典杜诗学日渐衰落,现代杜诗学逐步开启,随着梁启超、胡适、陈寅恪、吴芳吉、闻一多、钱锺书等此期诸多著名学者对杜甫及杜诗的深入研究,杜甫研究逐渐成为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股热潮。这一时期的杜甫研究成果丰厚,众多相关文献资料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杜诗学思想。本论文分为导论、正文内容、结语三大部分,拟从梳理民国杜诗学学术史的角度,展开对此期杜诗学的深入讨论。本论文的导论部分,阐述本论题的选题意义;综述研究现状与研究动态,如有关民国时期杜诗学文献的整理研究、民国时期的杜诗学研究的综述、民国学者对杜甫及杜诗的研究、杜诗对近现代诗歌发展的影响;界定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杜诗学”、研究阶段“民国时期”,以及本论题研究的可行性;提出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分析本论的价值,创新与不足。正文第一章展开民国时期杜甫与杜诗学研究。简介民国时期的杜诗学发展概况,如民国时期的杜诗学研究发展情况与杜诗学文献的基本概况,对民国时期的杜诗学文献资料的基本情况进行梳理介绍,将文献分为此期与杜诗学相关的文献情况和专门的杜诗学文献情况来讨论,深入考察民国学人对杜诗学研究形式的创新、对杜诗学研究范围的开拓,以及民国学人的杜诗选本注本的特点。并从民国学人的杜甫思想研究、杜甫评价研究、杜甫卒年及死因研究、“李杜”比较研究等几个方面论述民国学人的杜甫研究概况,深入讨论此期学者对杜甫的“诗史”、“诗圣”地位、人格、诗歌作品、诗歌思想性、诗歌艺术性的评价。正文第二章讨论民国学人对杜甫的接受与阐释。分别以民国学人对杜甫思想和对杜甫诗歌的接受与阐释两个角度为研究出发点。在对杜甫思想的接受与阐释的研究中,通过考察此期学人对传统杜甫思想的接受与阐释,以及对杜甫爱民与反抗思想的挖掘,紧紧围绕平民诗人杜甫、杜甫的爱民思想和杜甫的反抗精神等话题展开论述分析,深入探究民国学者对杜甫思想的激烈讨论与争议之因。而在对杜甫诗歌的接受与阐释这一问题上,本文以此期学者对杜诗艺术手法、杜诗语言特色、杜诗题材类型、杜诗风格,以及对“诗史”地位的探讨等诸问题为研究视点,系统论述了民国学人对杜甫及其诗歌作品、诗歌思想等的接受与阐释概况。正文第三章谈论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分别从现代研究方法在民国杜甫研究中的运用、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在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中的表现、传记撰写法在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中的表现三个主要方面的对民国杜诗学展开考究,并在研究中具体讨论了民国前后,学人对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接受及运用情况,着重对H·A·丹纳的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在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中的表现深入探讨,并对民国前后的传记写作概况特点以及对传记作者的研究态度、写作视角等的思考分析,系统地归纳总结了民国时期的杜诗学研究中代表性的研究手段。正文第四章主要考察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的现代转型。民国始建,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新思想之流风涌开来,杜诗学研究界正值新旧文化交替之际,传统杜诗学研究方法继续被部分民国学者运用于学术研究实践之中,与此同时,在新的政治思想环境和学术文化环境的共同作用,特别是现代传播方式的直接推动下,新兴诗学思想迅速渗透古典文学研究,并流行于“整理国故”运动之际,此期以梁启超和胡适为代表的卓识之士纷纷把科学方法运用于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进行创世纪的探索和研究标准的提出,开启了此期杜诗学研究的新风气,别具源远流长之影响作用。正文第五章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范式的现代建构。分别论述了民国著名学者吴芳吉的杜诗学研究范式、闻一多的杜诗学研究范式,以及陈寅恪的杜甫研究范式和钱锺书的杜甫研究范式的建构。并对诸学者研究杜甫之原由、得失、转变情况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层次的分析梳理,进而充分考察和肯定了吴芳吉、闻一多、陈寅恪和钱锺书四位学者所建构的杜诗学研究范式在杜诗学史上的学术史价值与借鉴意义。结语则对民国时期的杜甫及其诗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作了客观评价与论述,并梳理和总结了这一时期杜诗学的特点,及此期杜诗学在杜诗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学术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提出民国时期的杜诗学研究在理论、方法论等诸多方面的建树上对现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启示意义,对当代杜甫及杜诗研究的继续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作用。
佘正松[3]2005年在《中国边塞诗史论（先秦至隋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边塞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大流派,源远流长,影响深巨,研究成果颇丰,但大多局限于作家作品或唐代时空,缺乏对其产生、成长之发展“史”的研究,故本文力图解决这一问题,乃撰《中国边塞诗史》(先秦至隋唐)。 本文分为四大部分,约40余万字。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就边塞、边塞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边塞诗的起源和发展,其社会价值、研究状况,以及相关的诸多理论问题等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以期为综合研究扫清理论障碍。 正文共三编,第一编以原始歌谣、《诗经》及《楚辞》等其他文献中所收录或引述的先秦边塞之作为对象,追溯先秦边塞诗从萌芽到成型的发展脉络,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以及对后世边塞诗的重大影响,既表其筚路蓝缕之功,又具正本清源之效。第二编以秦汉、魏晋六朝的民间乐府和北朝民歌、大量的文人乐府为主要对象,考察并展示边塞诗在魏晋六朝由“缘事”向“缘情”转变,民间乐府向文人乐府过渡,作者众多,作品丰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的成长过程,以明其承上启下之地位,起衰中立之功效。第三编分初、盛、中晚三章,展示边塞诗在长期自身发展的雄厚基础上,与唐代特定的时代风云相际会,厚积薄发,到达顶峰的盛况,以及由盛转衰的不同变化,以期从“史”的角度勾勒其盛衰起伏之因由,为现实提供有用之借鉴。 总体而言,本文主要有以下特色: 1、以盛唐边塞诗为座标或重点,下及中晚唐,上溯至先秦两汉,以明边塞诗发展之源流,以探其变迁之轨迹,以呈其底蕴之深厚,以拓其研究之视野。长期
邓德润[4]2012年在《论杜甫蜀中诗的功名意识及其超越》文中指出杜甫青年时期壮游,之后倍尝干谒之艰辛,短暂为官之时更是仕途蹭蹬,可谓是漂泊半世,坎坷一生。他自称“奉儒守官”,自幼服膺儒教,诗歌当中多表达爱国仁民、忠君恋阙的思想情感,后世研究者也多把他当作封建爱国忠君的代表。杜甫一生的诗歌作品颇丰,流传下来的就有1400多首,而杜甫在蜀中生活5年多里,就有430多首诗歌作品。如果说安史之乱前后杜甫的诗歌创作达到一个现实主义的高峰,那么杜甫在蜀中之时的诗歌创作却是在杜甫功名意识发生变化之后又一创作高峰。在这个阶段,杜甫开始了萧散自然风格诗歌的创作,开创了淡化功名追求的诗歌境界。随着地域性研究的发展,关于杜甫在蜀中生活的研究成果也日益突出。本文展开对杜甫蜀中诗里的功名意识研究。在绪论部分首先阐释了一下本文研究的可行之处以及意义之所在,其次给功名一词界定含义,然后就杜甫蜀中诗的研究现状及其相关的研究现状做出罗列,最后说明本文的努力方向和主要研究方法。本文一共三章。第一章探讨杜甫蜀中的功名意识,分为两节。第一节简要阐述了杜甫在入蜀之前的功名意识,以方便对比。杜甫在入蜀之前,无论是快意八九年的漫游,或是后期艰难干谒,短暂入仕,乃至于秦州辞官,在整体上,杜甫都处于积极的功名进取期。第二节主要指出了杜甫入蜀之后,在功名思想方面对入蜀之前功名思想的延续以及表现。杜甫在蜀中之时,功名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帝王帝都的依恋,儒家爱国仁民情怀的延续,对时事的深切关注这三方面。第二章着重分析杜甫入蜀之后功名思想的转变,共两节。第一节主要谈杜甫日常生活当中的功名超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日常生活当中的意象的审美超越,另外一方面是在闲散的生活当中淡化了功名追求。第二节主要就杜甫在蜀中游历佛寺之时所作之诗中表达出来的超脱意识作简单阐述。第二节也分为两个部分,首先说明了杜甫在入蜀之前的佛教接受,认为杜甫在入蜀之前便有较高的佛学知识,其次是分析杜甫在蜀中之时诗歌当中宣传的佛教教义和杜甫对佛教表达人生理想的寄托。杜甫日常生活当中的功名超越和游历佛寺诗的超脱意识,都能说明杜甫在入蜀之后功名意识的转变。第三章是个案分析,共计三节。第一节主要讲述杜甫在蜀中遭遇战乱,对再度镇蜀的严武报以功名寄托。第二节是杜甫在严武幕府中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第三节主要分析杜甫因为自身功名意识的转变而不能适应严武幕府中的生活,最终辞职,完成了功名超越。杜甫与严武在蜀中相交甚厚,而他们的交往过程,能哆很好地体现杜甫功名意识的特征和变化。杜甫对严武,由最初的寄托功名理想,到勉强入幕为僚,到最终辞官回到草堂,完成了杜甫对于功名理想由深深期待,到最终淡然的超越。
吕蔚[5]2005年在《走出盛唐》文中指出安史之乱对于诗歌来说,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研究安史之乱中的诗歌创作,对于理解盛唐到大历乃至中唐文学的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从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或多论及盛唐诗歌,或多就大历文学是中唐文学之转折点给予阐释,而对介于两者之间的安史之乱及其前后的诗歌创作涉及甚少。本文就着意在这历史的一晃之间,捕捉历史心绪之变迁。 第一章试图通过对玄宗朝后期,在盛唐升平情形下隐藏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矛盾的揭示与剖析中,指出安史之乱实则是使这一切矛盾由隐而显的历史工具,是社会心理积聚到一定时期的必然爆发。这一时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皇权的旁落与相权的膨胀、中央集权的削弱及异族文化的入侵,这些隐患使盛唐诗人形成新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他们开始在诗歌创作中注入理性的成分,展开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第二章考察玄宗朝后期盛唐诗人的心态及诗歌创作,在对作品的解读中寻找能够代表时代思想转型的信息。通过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盛唐诗人把对仕途的失意、对时局的担忧、对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对战争的议论交织在一起,超越了一己之穷达,把忧家、忧己与忧国、忧民结合起来,表现出对社会全方位的关注与思考。他们开始在恣肆的激情中注入理性的思考,从而使诗歌创作的情感性与社会性融合。这是诗人心态转型的起点,也是安史之乱中诗歌创作之滥觞。 第三章分析安史之乱中唐代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格局的转变。安史之乱是唐代乃至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它导致了唐王朝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削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朝廷威信和统治能力的降低,这突出地表现在节度使拥兵自重及宦官专权上。它加剧了人口逃散,严重破坏了均田制,从而使唐前期的财政基础崩溃。这些必然又激化了其它社会矛盾,给民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继而也对文人心态及社会文化产生强烈刺激和重大影响。最显著的有以下几个方面:君国思想的进一步增强、儒家学者的反思与努力及儒家文学观念的回归。 第四章考察安史之乱中人口迁移及盛唐诗人群体的迁移。安史之乱爆发后的人口迁移是政治巨变的结果。战乱使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惨遭浩劫,居民离散,大量向南迁移。此后,北方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南方,同时汉文化也向东南推进。本章还通过对安史之乱中盛唐诗人的迁移路线、迁移原因、迁移地点、迁移类型及其审美观照的考察,探寻盛唐诗人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和心理变化,从而指出战
刘静静[6]2018年在《杜甫爱国主义思想及当代启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杜甫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国传统爱国主义思想的精华,它饱含着杜甫对祖国的深厚情感。杜甫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其家庭背景、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社会背景是密切相关的。深入研究杜甫爱国主义思想及当代启示不仅有利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有利于弘扬当代的爱国主义。本文以杜甫爱国主义思想及当代启示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通过搜集、梳理与杜甫爱国主义思想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获取本研究所需的借鉴资源;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探究杜甫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内容;结合实际,深入研究杜甫爱国主义思想的当代启示。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通过梳理杜甫爱国主义思想中的忠君观念、忧患意识、民本理念及和合思想,探究杜甫爱国主义思想的当代启示:转换忠君观念以确保对党的绝对忠诚;增强忧患意识以应对国内外严峻挑战;拓展民本理念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继承和合思想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王美玲[7]2007年在《论杜甫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文中提出杜甫作为一位集大成的伟大诗人，其诗歌受到前代很多优秀诗人的文学创作及其人格精神的影响。本文分别从艺术手法与人格精神两方面论述了杜甫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本文首先论述了屈原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艺术成就与地位。就艺术成就而言，屈原开创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形成了《诗经》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之后又一新的文学传统，直接滋养了其后的浪漫主义作家和作品。屈骚中对比兴手法的运用发展了《诗经》赋、比、兴的手法，扩大了诗歌的境界和表现力，开创了写景于物、托物以讽的新艺术手段。这些艺术手法在此后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广泛继承和发展。屈原在《湘夫人》和《悲回风》流露出悲秋的创作情感，开了后世悲秋文学的先河。杜甫对屈原艺术成就方面的继承和创新，首先表现为杜甫对屈原作品的直接点化和运用。杜甫诗中有很多句子是从屈赋里的句子直接演化而来的，是对屈原创作的直接借鉴与学习。其次，杜甫的诗歌创作对屈原创作中的比兴手法有所借鉴，但杜甫诗歌中比兴手法的运用较屈原的创作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也更加成熟。另外，杜甫受到了屈原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他的一些创作和屈原的浪漫主义一脉相承。最后，屈原作品中流露出的悲秋意识无疑是杜甫诗歌中悲秋情感的源头。下篇主要论述了杜甫在人格精神方面对屈原的继承和发展。就人格精神而言，屈原高贵纯洁的人格美为后世文人树立了人格典范。杜甫继承了屈原树立的优秀传统并有了进一步发展。首先，两人都有着强烈的生命尊严感和高贵纯洁的人格美。二者对先人和家世都有一种自豪与尊奉的深厚感情，都有着宏毅的精神和阔大的胸襟以及正直善良的美好品质。其次，杜甫是屈原爱国精神的继承者，并进一步发展了屈原的爱国精神。他的忠君爱国思想不像屈原那样源自先天身份的自觉感，而是源于后天的文化和环境熏陶。他的爱国情感不是生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时期特点也有所不同。再次，屈原和杜甫都有着可贵的重民爱民的民本思想。他们对人民的生存状况热切关注，对民众的疾苦有着发自内心的同情。杜甫继承了屈原的民本思想，但杜甫较之屈原有着更为强烈的民本思想，杜甫以他的一颗仁爱之心，创作出大量反映人民苦难、同情人民生活的诗篇。最后，二者都体现出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狂士”精神，屈原体现的狂，无疑是属于儒家狂的范畴，即主体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屈原之狂还在于他直接赞美和宣扬自己光辉的家世出身、美好品格、才能修养、精神追求。但是，屈原之狂不能完全看作是“志大言大”的儒家之狂。杜甫在狂士精神上对屈原有所继承和发展，杜甫的狂兼具儒道两家的精神内涵，表现出整个盛唐时代相契合的精神状态。
胡睿臻[8]2011年在《“诗史”说理论特征浅探》文中提出“诗史”观念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左传》,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宋书·谢灵运传》,晚唐孟棨在《本事诗》中把“诗史”作为一个诗学概念使用。宋代是“诗史”说的基本理论内涵形成的重要时期,为以后“诗史”说理论特征的发展提供了生发点。明清两代强调了“诗史”在史和诗两方面的独特品质,从创作与学术方法上使“诗史”说趋向成熟。现当代,“诗史”观念的运用更为宽泛,“诗史”说也因此泛化；同时对“诗史”说中具体问题的总结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深度。“诗史”说的形成与发展有中国传统文化、诗学、史学、和时代、个人诸多方面深刻的原因；不仅有正面的建设,反面的意见也促使人们在理论上弥补“诗史”观的不足,丰富“诗史”说的诗学意义。“诗史”说在长期的发展中具有了理论内涵与特征：“诗史”说是一个有机体系,“诗史”作品的特征、社会功能、“诗史”作家的主体特征、“诗史”作品的生产和接受对象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诗史”说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一直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诗史”说是一个包容(含纳)结构,包含了社会与个体、维护与批判、实用(教化)与审美、理与情、道与技、阳刚与阴柔、常与变、正与反二元却不对立的二元结构。“诗史”说是一种规约机制,它对诗人的创作起到规范制约作用,参与了传统文人形象的塑造,它宣扬伦常观念,起到了巩固等级秩序的作用。通过“诗史”说,我们能大体看到传统文化多元共存、互相吸纳的特点,能看到随着王权的加剧,传统文化内部交流能力的下降和文人主体地位的消退。通过“诗史”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史学与西方一些史学流派的不同,也可以看到中西不同的文史关系观念,还可以看到中西方对文学的政治品性与主体性的不同看法。
李慧智[9]2010年在《儒经及其经学阐释对杜诗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汉代以后,儒家经典地位几经沉浮,经历了各种学术思潮为我所用的再阐释,但一直是士人的必修典籍,不仅是他们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深刻塑造了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文学观念。这样的影响在反映情志的诗歌中也有或显或晦的体现。唐代经学统一,官修的《五经正义》是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权威读物,儒家经典的学习接受较之前代也更为普及。杜甫所接受的儒家经典的影响来源于两条途径：一方面是儒家经典影响的历史积淀,一方面是《五经正义》的直接经学阐释。本文主要探讨儒家经典及其经学阐释对杜甫诗歌的思想风貌和艺术风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包括经典文化积淀的影响。结合儒家经典与诗歌关系的密切程度以及《五经正义》选择经典底本的实际情况,本文选择了《毛诗》、《春秋左氏传》、《周易》及其经学阐释作为儒家经典对杜诗影响的主要考察对象,主要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把三部经典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落实到杜甫具体的诗歌观念和创作表现中去。《毛诗》是文学性最强的一部儒家经典,在唐代具有亦诗亦经的地位。杜甫提倡“别裁伪体亲风雅”,自觉向《毛诗》的风雅之作学习。他一方面大量吸收《毛诗》的经语入诗,熟练化用《毛诗》的语典融入自己诗歌语境；另一方面向《毛诗》学习具体的艺术手段,《毛诗》赋法中的以对话入诗、叙事融合议论抒情、以丽景反衬哀情等表现方式,《毛诗》比兴手法的托物寓意传统,《毛诗》经学阐释为诗歌写小序阐释题旨的传统,在杜诗中都有继承。更为重要的是,杜甫接受了《毛诗》及其经学阐释中所强调的诗歌观念：其一,“诗缘政作”的观念。这一观念贯穿《毛诗》的创作以及小序、大序、注、笺、谱、正义等阐释系统。杜甫从诗歌观念上和创作表现上,都可以看到对“诗缘政作”观念的认同接受。其二,“主文谲谏”、“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原则。杜甫对诗教的原则有很深的领会,在诗歌创作中言此意彼、以礼节情,很多诗歌表现出含蓄蕴藉、、温柔敦厚的特色。唐代的《春秋》学主要是《左传》之学,《春秋左氏传正义》采用的底本是晋代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杜预是杜甫的十三世祖,杜甫对《左传》有着特别的情感。《春秋》学对杜甫诗歌的影响也分为二途：其一是艺术表现上的借鉴。杜甫在诗歌中引用了大量的出于《左传》的语典和事典,对《春秋》书法的原则颇有会心,对《左传》中的叙事艺术也多有借鉴,被认为深得“左史文法”。其二是对《春秋》学思想的接受。《春秋》天事、人事并记,后代的经学家认为《春秋》记录天事大有深意,在汉代借此发展出灾异的“天人感应”说,影响很大。杜甫在诗歌中也记录了当时的不少灾异,其诗歌内涵有“天人感应”的意味。杜甫的后半生正值唐室多难,“安史之乱”、吐蕃入侵、藩镇割据,内忧外患不断,《春秋》学的“尊王攘夷”思想强烈地表现在他的诗歌之中。唐代的《周易正义》采用了王弼、韩康伯注为底本,经过了《正义》的阐释,人生义理之学的倾向更为明显。杜甫在诗歌中流露了对“《大易》理”的兴趣,他除了在诗中直接引用《周易》的古奥经语外,诗歌中还有一些易理、易趣也值得关注。《周易》的审美倾向推重刚健、笃实,杜甫的诗歌从艺文评论到语言艺术表达、思想情感倾向,也具有对刚健、笃实之美高度认同的倾向。《周易》是传统文化忧患意识的源头,《周易》防患未然、积极修德、经纶蹇难等思想在杜诗中都有相当的表现。《周易》中还有很多涉及言辞表达的观念,如“言有物”、“言有序”、“旨远辞文”、“修辞立其诚”等等,杜甫在诗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这类主张,但他的诗歌创作的确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这些观念。另外,杜甫的以“神”论诗,以诗传“神”都和《周易》中“神”的观念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儒家经典对杜甫诗歌的影响是丰富的,也可以说是复杂的,因为决定杜甫诗歌面貌的还有他所书写的时代、他个人的性情和所有文化教养、诗歌本身的特质等等。但是杜甫作为一个执着的儒者,宗经观念在他的诗歌创作中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诗歌中所呈现出的辞雅理正、法度井然、情系世俗等整体风貌,正是其宗经观念的延伸。
杨成军[10]2013年在《论王十朋对杜甫的接受》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王十朋对杜甫的接受”为命题,研究王十朋对杜甫的接受情况,以“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方法,从生平、思想、创作三个角度入手论述王十朋对杜甫的接受。论文由三个部分构成,绪论、五章正文、结语。绪论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概述,概述王十朋的生平和作品情况,介绍王十朋与杜甫的相似之处,提出论文写作的可行性；第二部分阐述选题原因及选题意义；第三部阐述王十朋的研究综述概况。第一章论述杜甫和王十朋的生平经历,从“异世”和“同轨”两个方面来论述。“异世”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时代。“同轨”指相似的人生经历。杜甫和王十朋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样的经历也是研究王十朋对杜甫接受的一个前提。第二章论述在不同的时代,有相似的思想。论述王十朋对杜甫思想的认同和接受。论述王十朋对杜甫“仁政”理想的认同和接受、王十朋对杜甫弘毅精神的认可和接受、杜甫和王十朋有相似的“夷夏之辨”、基于儒学传统的忧患意识等四个方面论述。第三章从诗文创作情况论述王十朋对杜甫的接受。论述王十朋对杜甫“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接受、王十朋在诗文创作中接受了杜甫的“诗史”精神和传统、王十朋对杜甫“转益多师”态度的接受、王十朋对杜甫诗歌创作艺术的接受和借鉴。第四章论述王十朋在夔州咏怀诸葛亮,赞扬诸葛亮的忠君爱国情怀,赞扬诸葛亮的才华和功绩,同时也哀叹诸葛亮壮志未酬的悲剧。在铸就夔府诗城的崇杜文化过程中王十朋起到奠基的作用,从官方角度铸就夔府诗城的崇杜文化。第五章论述王十朋文学创作主张“刚气”,认为文学创作要有刚气,才有价值。王十朋的诗歌有重议论,崇尚理致,平淡、朴实、自然的诗歌风格。结语,论文用“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方法,从杜甫和王十朋的生平事迹、立身思想、创作等方面入手,论述了王十朋对杜甫的接受。王十朋尊杜、学杜,丰富了杜甫诗歌接受中的内容,是杜甫诗歌传承和接受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文学家。
参考文献：
[1]. 试论杜甫的忠君思想的发展和转变[D]. 钱翠霞. 首都师范大学. 2000
[2]. 民国杜诗学研究[D]. 李诗白. 云南师范大学. 2017
[3]. 中国边塞诗史论（先秦至隋唐）[D]. 佘正松. 四川大学. 2005
[4]. 论杜甫蜀中诗的功名意识及其超越[D]. 邓德润. 陕西师范大学. 2012
[5]. 走出盛唐[D]. 吕蔚. 陕西师范大学. 2005
[6]. 杜甫爱国主义思想及当代启示研究[D]. 刘静静. 河北大学. 2018
[7]. 论杜甫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D]. 王美玲. 陕西师范大学. 2007
[8]. “诗史”说理论特征浅探[D]. 胡睿臻. 兰州大学. 2011
[9]. 儒经及其经学阐释对杜诗的影响研究[D]. 李慧智. 南开大学. 2010
[10]. 论王十朋对杜甫的接受[D]. 杨成军. 西南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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