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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谈周作人的贡献与什么什么成绩已出现了很多文章，他的书籍不但重新出版了，有些还分类加以选辑，或辑入有关书籍，到处可见，俨然仍是一位大家。而对他后来竟落水成为一个汉奸，多数文字往往只一笔带过，似乎已不算一个严重问题了。这是很值深思的怪事。
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是进步文人，有其某些成绩，后来成了日本侵略者奴化中国的工具，对他这段历史当然不必“以人废言”，仍可以谈。我认为隐掉或非常淡化他晚年投敌这一段，又过分吹捧他早年什么什么成绩如何重要之类的做法、会给今天读者以一种错误的印象，即认为周作人仍是一位文学大家，甚至进步思想家。这已模糊了对一个学者、作家评价上至少应有的界线：爱国的还是民族危急关头变节投敌为虎作伥的。事实上，周作人早期的进步思想究竟进步到什么程度？他所说的与所做的吻合到什么程度？他在三十年代前后所写的那些所谓冲淡、遁世的文章，现还有同志认为这可表现他的“反抗性”，是对当时软弱顽固统治者的“反抗”，这合适么？周作人就真如他那些表象所示，是一个冲淡、超脱的人？在已盖棺可以论定的周作人身上，就能看得出来，有些怕苦怕累，名利权欲薰心之徒到了抗战后方，仍像蠹虫，却未成汉奸，这种人若留在敌占区便难说。周如有决心南下，若去了昆明，至少不会落水，在历史上可能成为大不一样的人。胡适固难专美，更不说林语堂、梁实秋等反得在他前面了。
我认为对周作人这样的人，重要的是，应注意为什么著名的教授与作家的他，为什么连他最后也甘心为虎作伥？这一演变对他来说究是出于偶然，还是并不都出于偶然？他这样堕落，对当时北方甚至整个沦陷地区的文学界、教育界、知识分子中起了怎样极端恶劣的作用？日本侵略者所以要利用他，他所以愿受利用，都有明显的目的。他一向标榜的“闲适”、“冲淡”，似乎与世无争，却一下子投进侵略军的怀抱中去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道理对他不会是例外的如有渊源，表现在哪里，有何证据？为何过去人们难于察觉？多研讨此人的这些问题，比起唠叨不断的称赏来，着实能惩前毖后，有益得多。我相信只要去研讨就一定有收获。
最近从《新文学史料》今天第一期上喜读到孙玉蓉同志选注的《周作人致俞平伯书信》和他所写的《试论俞平伯著〈苦雨翁书札〉》一文，感到其中有几条材料，虽很零星，却比周作人自己公开发表的文字更真实地表现出了他在日本侵略者侵吞我东北大块国土的“九一八”事变后的某些心迹。我同意孙同志的这几句话：“这些真实思想的存在，与他后来的失足下水以至于走向深渊，都有着必然的联系。”
这批致俞平伯信共44封，始于1924年8月9日，终于1932年2月13日，乃“文革”巨劫后幸免焚毁抄灭的材料。这时正紧随“九一八”事变之后。俞平伯与周作人长期有交往，通信甚多，这次发表出来的为总数198封中的44封。1932年2月以后来往的书信因未一起被保存，不知是否尚在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坚决抗日。这是我自己也亲历过的。即便不能马上采取什么行动，群众心情无论如何静不下来。北平地接东北，更是如此。在1931年10月23日所写信中，周作人却这样写：
国难来临，唯有默以待之，盖符咒仪式悉非所愿参与，而又未能真真荷戈出塞，只好静坐修补《四六丛话》（按：这是一本推尊和倡导骈体文的书）罢了。
他所说的“符咒仪式”当指当时北平举行的各种抗日集会活动。此中诚然会有统治者的大言做作，但绝不能把群众的抗日义愤都作如是观，绝不能把未能真真荷戈出塞之前的种种宣传鼓动以及实际准备工作看为与实际抗战无关的事情。对比当时群众的抗日激情，他却在淡漠中带着冷嘲，似乎他倒已做好“真真荷戈出塞”的各种准备，不妨好整以暇，静坐修补古书，俨然智勇俱全了。
在1931年12月5日的信里，他谈到当时北大、清华、女大等校大学生大批南下，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抗日，和北大教师在校内开会讨论抗日事：
清大请愿方凯旋，北大继起，女大又继起，吴公之风真可谓山高水长矣。昨日下午北大教员诸公似又兴致勃发，大有投笔请缨之概，不因历往吊徐公（按指徐志摩），不及分身赴大会，不知议决如何，想必大有可观也。
还是一副冷漠面孔，冷嘲口吻，骨子里认为这种请愿无聊，没用。所谓“凯旋”，揶揄不屑显然。“请愿”当然没有也不可能使主张“不抵抗”的顽石点头，难道参加“请愿”的数十百万学生都以为“请愿”已达目的，回来可称“凯旋”了吗？连我这个当时还在读高中，政治上很幼稚的参加请愿者，也知道这主要是表现了我们大家决不屈服于侵略者的民气，人民不可悔，无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却仍谈不上是什么“凯旋”。周这里用“凯旋”两字，极见阴傲，但他决不是站在看穿了统治者的屈服立场来提醒学生的，主要是看不起唤醒民众的力量，嘲笑这种行动乃无聊、没用。也可说根本不理解群众的义愤与爱国热情之可贵。他对北大同事们的抗日集会同样表现出轻蔑，讥笑之心。如说举行和参加这种集会乃出于“兴致勃发”，讥刺他们“大有投笔请缨之概”。实际他是想定这些同事不会投笔请缨，在装装样子。所谓“不知议决如何，想必大有可观”，也是反话，无非认为这些人总有一番大言，空话罢了。周在当时，自命智而又勇，根本不相信别人真有投笔请缨的气概，而自己则似乎确已有了荷戈出塞的准备，故总可以居高临下，鄙夷别人的虚假。
过了一个多月，即在1932年1月16日，周在信中又对俞平伯这样说：
锦州已失，大家似乎也安了心，愿既请矣。威亦示矣，岁云暮矣，假亦放矣，似百事皆已停当，但候安静过年耳！
还是众人皆醉他独醒的声音，似乎站得很高，对国难忧得很深，千万不能以为既经请愿示威，就时过景迁，百事已妥，即可安静过年了。如无他后来堕落汉奸的事实，这些话还真可能作为他是忧国者的证明。无奈成为汉奸的事实，却只能证明他在事变发生之际，早已是一个貌似高明，以群众为庸俗、虚假、无知，他自己则实际对什么要求抗日的活动都没有兴趣，都不愿参加，内心极其虚无、懦怯的一个人了。正是后来终于演变成为汉奸的事实揭露出他在事变发生时就像在信里表现出来的真面目。这岂非就是他当汉奸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有力证据？
对这样一个人，我们有什么必要，还要对他早年的一些话喋喋不休地称赏？当日本至今还有一些高官不时在推卸侵略中国罪行的时候，对周作人的喋喋称赏能起什么作用呢？如上所举，他不是总在冷嘲坚决主张反抗敌军入侵的中国人民？“不以人废言”是需要的，但对行品卑鄙至此可废之人而喋喋，还要称赏其并非了不起的一些言论甚至假话，我感不到有多少必要，历史上存在过很有这种必要的例子吗？
责任编辑注：
殷国明等同志《“20世纪中国新文学传统研究”笔谈》一文，见本专题1995年第6期81页。此文原载《学术研究》1994年6期。
王中江同志《中国人文传统与解释意识》一文，见本专题1994年第8期45页。此文原载《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3期。
吴戈等同志《弘扬五四精神，建设精神文明》一文，见本专题1994年第7期35页。此文原载《文艺报》1994.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