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中日首脑互访及中美日三边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日论文,中美论文,首脑论文,中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97年秋至翌年春，是中美日这三个太平洋邻居的外交季节。9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对中国的国事访问，11月中国总理李鹏及翌年江泽民主席对日本的回访，在太平洋西岸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写下了笔墨浓重的一笔。而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以及已提上议事日程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8年对中国的回访，将是为太平洋东西两岸构筑新型合作关系的重要举措，可说是迈向新世纪的里程碑。
对中美日三国来讲，目前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历史时刻。1997年9月，桥本龙太郎在党内竞选中不战而胜，蝉联自民党总裁，并自然当选第84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同时，其领导的自民党在众院取得过半数的251席。这是该党自1993年7月大选失利之后，首次在众院获得对决策具决定性影响的多数席位。
在美国于1996年11月5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克林顿以压倒优势的379张选举人票击败共和党候选人多尔，出任跨世纪的美国总统。尽管美国内经济社会问题严重，但美国两党各派力量格局、政治潮流及经济增长势头，已构成克氏当政的有利因素。
另外，中美日三国都在推行雄心勃勃的跨世纪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战略。美国的跨世纪构想是建立以信息、金融、服务三大领域为基点的“新经济”支柱，并以其在国际政治、经济、贸易、金融体制内的竞争规则优势，为其国家目标服务。
日本正处于一个继1868年明治维新和1945年战后改革后的另一次历史大变革时期。继承了历届内阁政治遗产的桥本政权，正全力以赴推行行政、财政、金融等六大改革；要对战后日本经济、政治赖以发展和稳定的“1940年体制”与“1955年体制”动手术；并出台了旨在提高日本国际战略地位的“欧亚大陆外交”，拟在世纪之交之际为日本的国家发展注入活力。
中国的跨世纪发展战略的主题词是富强、民主、文明，邓小平理论成为中国的百年治国方略。对中国社会主义现阶段在历史发展中的正确定位及基于中国国情（亦即社会主义之“段情”）而提出的改革设想与理论突破，为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注入了巨大的动力。
不言而喻，这三个太平洋国家的首脑在国内继续推行、落实跨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关乎战略成败的周边与外部环境，特别是三边或其中的各对双边关系予以特别重视。因为，中美、中日关系刚开始从危险的急剧下滑中成功地恢复过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这两对双边关系的特征。从中国方面来看，“远交近和”是其世纪之交的主要外交思维，“美国+周边”则是“交”与“和”的重要对象，由此足可掂出中美、中日关系在其外交中的地位与分量。
问题的复杂在于另一方面，即美国、日本对华政策的定位与定性。冷战结束后，所谓“长城战略贬值论”和“中国威胁论”一度甚嚣尘上。美日对华战略的定调因之带有浓厚的冷战色彩。围绕“遏制战略”的讨论，对“接触战略”的试行，及对“融入战略”的定向，反映出这个三角关系的不等边态势或扭曲；再加上涉及对华关系的一些问题，在美日国内各党派之间一直拿来作为政治斗争、派别斗争的题目，政策论争往往与党派、派系之间的政治纠葛缠绕一起，使事态更为复杂。
从80年代末迄1996年，美日在对中国综合国力崛起及国家走向的定位与定性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因各自所处战略环境、地缘位置、历史渊源等国际关系要素的不同，其对华关系的矛盾焦点也因时空变化而不尽相同。美中关系矛盾集中于两个“T”（台湾、贸易），两个“H”（人权与香港）及两个“N”（核不扩散）。日中关系矛盾焦点集中于两个“T”（台湾、日美安保条约）及两个“H”（历史与人权）。总之，冷战后美日对华战略的调整与消极定性，以及受国内政争及舆论误导影响的外交操作不当，使90年代以来的这两对双边关系不时出现痉挛性发作。当1996年中美、中日双边经贸关系分别创下历史最高记录的同时，其双边政治关系则相继跌入建交以来的最坏状态。
综上所述，在中美日为主角的超级棋盘上的战略态势并不十分理想。一着不慎，满盘皆乱。不仅双边关系动荡，三角关系失衡，甚至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地区稳定与经济发展。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最近在美演讲时强调，如果美中关系不好，对美中两国都将是灾难。对中国，会影响它的经济发展，影响它与邻国的关系；对美国，将迫使亚洲国家在中美之间作困难的选择。所以，从这一角度讲，美日两国审时度势，将对华政策调整到合理位置颇为重要。而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就是对对华关系的定性与定位。此外，就是避免在建立战略框架之前的历史过渡阶段，出现足以影响全局的情况。
二
从整体上说，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现已有一些有利于稳定的因素在出现。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1997年9月4日至7日的中国之行，从双边角度看，为构筑跨世纪的中日关系起到了促进作用。若把桥本访华放在一个更大的外交背景下来观察，即可发现桥本访华与日美关系调整、中美关系发展有因果联系。可以说桥本访华实质上也是中美日三角关系的重新调整和磨合。颇有影响的路透社在其一篇报道中亦独具眼光地指出，桥本此行是为了给由日、中、美构成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东亚三角带来平衡。
桥本龙太郎的访华是自去年以来日美高层互访、中日首脑马尼拉会晤，及江泽民主席访美、李鹏总理访日等美、日、中三国外交活动大组合的主要一环。或者说是大国外交的连锁反应。其方向是积极的，旨在促进三边关系的扩大均衡或总体提升。在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桥本发表了演讲，他强调中日应“建立真正的相互谅解及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桥本还对日本侵华历史再次表示道歉；并保证日本将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桥本的承诺博得了中国听众的好感，中国领导人在中共15大前夕的百忙之中，给了他颇高的礼遇。
在跨向21世纪之际，日本对华关系的发展有两个趋势，亦可称之为战略矛盾。一个是它要对建交后长达1／4世纪的中日关系加以历史性调整，提高战略地位，用日本自己的话说，即要使之形成“亚太中的日中关系”和“世界中的日中关系”。
另一个发展趋势即把中国作为日美安全条约的对象。在这一态势之下，当日本被迫要在对美与对中关系上作战略抉择时，必然要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来服务于日本的对美同盟关系，因为日本认为日美关系在日本外交中所居地位是“基轴”，对日本国家发展具重大的现实与历史意义。故而桥本首相在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问题上“寻求中方理解”的同时，仍明确表示，对“日美同盟的基本框架不做更改”。尽管日本政界及外交部门表示，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同等重要，但是在涉及战略抉择时，日本是很难巧妙操作，使得这两对双边关系并重的。被认为是护宪色彩浓厚的《朝日新闻》在就桥本访华发表的一篇社论中说，日美安保条约与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本身就有矛盾的性质，通过一次首脑会谈，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是很难的。
联系到亚太安全全局，日本在对美及对华战略之间，也有所权衡。作为对日美关系历史性调整的补充，日本将相对加大推进日中关系的力度。换言之，为了巧妙地在对美与对中关系上保持平衡，日本对华政策的积极面将相应突出。今年以来，日本在有关人权、香港回归、柬埔寨政争及东南亚金融风波等外交问题上，均突出了“自主”色彩。桥本访华前后，中日关系在经贸领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首先，中日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举行的双边谈判取得了进展；双方在削减日本产品的进口关税等问题上达成重要协议。其次，中日渔业谈判达成协议；再次，日本对华提供了近17亿美元（2029.1亿日元）贷款，平均利率为2.3%。在中国接受这笔贷款后，日本对华提供的贷款总额已达20.5万亿日元，跃居最大对华援助国地位。桥本的访华可以说在“过去”（历史认识、中止经援、钓鱼岛问题）的问题上“修复”了日中关系，致使中日关系暂趋平静；但在推动双边关系的“未来”方面，却仍留下了有待完成的“家庭作业”。
日本外相小渊惠三上台伊始便表示，将以日美关系为支柱，继续奉行前政府的政策，保持同亚洲国家的友好关系；他上任后的首要任务是“以适当方式”完成日美军事合作新指针的审查。1997年9月，日美正式批准防卫合作新指针。不管日美军事分工原则落实到什么程度，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对美、对中这两大外交关系的互为影响的背景下，日本官方在关于日美防卫合作矛头所指“范围”上的口径将越来越模糊，解释将越来越抽象。这种“模糊战术”虽可将双方的战略歧见一时遮掩，但若在“指针”修订问题上不彻底根除冷战思维，今后的双边关系就仍有摩擦的危险。
日本的分析家中有些人认为，只要中国大陆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台湾海峡就不会“有事”，故而台海纳入美日防卫合作“范围”的事态就自然而然地消失。这种判断实际上忽略了事物的因果关系。台海风波乍起，并非成因于一时气候变幻。台独势力在岛内的发展步骤，很早就已开始准备。对于这类颠倒事物因果关系的看法，无需作太多评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的修订，是给台湾发送了一个错误信号。
在亚洲的国际关系史上，一个强大中国与一个强大日本并驾齐驱的现象史无前例，而这种现象又是在亚太安全格局出现变化的背景下产生的。中日两国的战略利益具有客观上的相对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要求这两个邻国必须建立稳定的外交关系。中日高层首脑的互访，将成为两国开辟未来25年关系的新起点。不言而喻，这条路漫长又不平坦，可喜的是，桥本首相访华期间，双方已就高层定期互访、加强在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对话，及加强两国议员间交往达成了一致意见，可以说这是为建立两国富有成效的睦邻友好合作框架迈出的第一步，其意义怎么评价也不为过。李鹏总理于11月11日至16日对日本访问的圆满成功，对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将产生深远影响。李总理提出的五项原则，有利于中日确立友好互利合作，以及推动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三
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在经过一时的风雨飘摇之后也在趋于稳定。美国在如何处理对华关系的问题上，正在形成明确和较趋一致的看法，尽管美国国内在中美关系上仍有不顾大局的做法，但这对关系已经越过了“对抗引发对抗”的一处险滩，从而为进一步建立与发展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
苏联解体后，华盛顿对北京的外交政策经过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定位、定性、定调与定向的调整与摸索，或者说遍及朝野的大讨论，正在形成一个可以规范较长一段时期的政策套路。国外一些评论家将这一方式的内容概括为，“暂时的或有条件的接触，或暂时的或有条件的围堵”；接触是手段，亦是态度，非具体政策；遏制是装置，是任何一项政策的固定部分；融入是目的，是一个过程的终结或另一个过程的开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以规范未来走向的政策过程，预测其效果为中心内容的战略思维，它在对华关系的发展上每前进一步，总是以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对美关系的动态变化和发展趋势。
长期趋势当然包含许多变动的因素，但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取向，基本上也有了一个轮廓。即认为一个稳定、开放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中两国的合作有益于地区的繁荣与稳定；美中关系的重要性要求加强对话，提高双方的合作层次和范围，在这个框架之下，寻求解决诸如军控、两岸关系、加入世贸组织等结构性问题。总之，这两个太平洋国家在国家利益方面，有不尽一致的一面，也有不少消极因素在影响这对双边关系的稳定；但另一方面，一些共同的利益要求这两个国家积极合作。可以说中美关系将是一个包括合作、竞争、对话等国际关系所有要素的、复杂的多方面关系。这正是这对双边关系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现阶段的“段情”。它需要的是积极推动相互关系向前发展的政治愿望和彼此信任，以此来改变90年代以来“磨擦——谈判—一恢复”的滞缓状态。
从中国方面来看，寻求一个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国际与周边环境，是其在当前国际格局下的主要目标。对美关系是其外交政策的主线，亦即影响中国外交全局的主导因素；它规范或影响着对其他一些国家外交关系的发展。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16字方针及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的倡导，亦是针对现阶段中美关系“段情”的决策思维。在推进双方关系的过程中随时考虑到事情在时间和空间上将要经历的发展变化。从这一角度讲，北京对华盛顿的政策取向与美对华政策有一个较粗的底边，在此基础上发展关系，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且有较大的潜力。
江泽民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及已提上议事日程的克林顿总统的回访是改变中美关系7年徘徊局面的重要外交举措。两国关系固然有数不清的麻烦、棘手的难题与矛盾，但是前进的方向既然明确了，事情就好办得多。中美关系停停走走的状况需要这种推动力。而且，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远非两国双边关系、双边利益所能概括，它对亚太安全格局具有巨大意义。故而可以说，中美高层的互访、对话，本身就具战略意义，是中美铺设战略合作轨道的良好开端。
依目前情况和条件看，中美关系发展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但客观现实的行程又将是曲折变化的。这就决定了双边关系稳定的相对性。换言之，双边关系的稳定不是自在而成，而要自为而得。这就涉及到战略合作的内容与框架。就框架来说，双边关系的相对稳定，需要有一个机制或制度，足以能在双方高层、外交决策及实际运作部门之间沟通信息。
在战略框架方面，两国需要进一步加固双边关系中的稳定装置。80年代末以来，中美关系之所以能斗而不破，是因有两个因素在起稳定作用：第一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第二是各种地缘因素，即华盛顿在处理对亚洲关系时所需考虑的对华政策选择。这两大因素使中美关系在呈现周期性波动的同时，能基本上刹住下滑。在中美关系面临重要转折的今天，在这对重要双边关系的发展中，应该再增加一个能有效处理利益冲突的稳定机制，亦即中美首脑的定期会晤；两国军队、经贸、外交部门的直接对话；两国议员或两国媒体的经常性交流。在中美关系的定向与定性过程中，这一机制尤为重要。因为，经济和商业纽带在真空中是不能持续发展的。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及社会全面进步，将不断提高其同外部市场或外部世界的联系水平，这种联系纽带的加强，本身就构成对亚太和平与发展有利的稳定因素。这里有一个重要、深刻的历史法则在起作用，就是中国在认识、接触世界，中国在积极地朝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的方向发展，这个大方向今后仍不会变。
否则就难以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在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化学武器公约及生物武器公约等多边安全与经济机构上取得进展。最近，中国又加入了恪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桑戈委员会”，与部分西方发达工业国就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协议。这些事实表明，中国的安全与外交政策取向是旨在维护国际局势的稳定。对此，美国在对华战略上，对中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双边关系或国际环境的愿望，应作出积极回应。
在诸如加入世贸组织等方面，确实牵涉到各自的经济利害关系，问题不大容易摆平。但是两国在战略上的共同利益相对更大，因而应能进一步坚持与加强对话与合作关系，切勿让整个中美关系成为某一特定问题的“人质”。在双边合作内容方面，两国一些切身利益确实需要协调，但更需要一种公正、客观、务实及相互尊重的理性思维，“心诚则灵”，而非“指点江山”。
中国经济的崛起有益于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中美关系的稳定对双方有益；中美关系的发展对地区与世界局势稳定有益，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说，中美首脑会晤对双边关系意义重大。它将成为建立有效合作和驾驭分歧的新契机。中美关系的成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江泽民主席访美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江主席站在战略高度，同美国领导人共商双边关系未来发展的框架和目标，这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江主席美国之行取得了重大成果，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确认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推动了双边经贸合作的发展。
四
中日、中美首脑的互访，及这三对重要双边关系的定位与定性，在客观上造成了中美日关系在较大程度上的互动。美日不再是输赢关系，中日已有和平条约所定性的关系，美中也在努力建设战略关系结构；但在三边结构内，却会或已经出现了两对一的、假想的威慑对象。1996年4月17日日美发表的《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及1997年9月两国确定的新《防卫合作指针》，为日美两国的跨世纪战略合作定了调，其矛头所指，世人皆知。因为世界上不存在无对象的军事同盟。
正如中国的一句谚语所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据报道，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提议，就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举行“三国政治安保对话”，其动机无非是要打消美日所签新“防卫合作指针”所引起的中国的疑虑。两个战略军事盟友，与作为威慑与接触的对象搞三边安全对话，至少从目前来看，似乎条件还未成熟。
可以说，目前三个太平洋邻国都愿意建立正和博弈的合作关系，但要具体预测这一关系的发展及最终的外交态势尚嫌过早。据日本媒体报道，中国外长钱其琛在会见日本记者访华团时表示，对民间层次的意见交换感兴趣，可见三国之间第二轨道的学术性会谈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实现。另外，亚太地区诸如“东盟地区论坛”（ARF）在多边安全合作上也已有较大的进展：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方面已取得不小的共识，关于预防外交亦已起步。我们希望该地区的多边安全机制能有助于促进地区稳定，安全领域的新思维能有助于促进国家间信任。
应该为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发展制定一项可持续战略，这一发展战略可区分为近、中、长期三个阶段。当然，这些阶段不应被视为截然分开的断层，而应看作一个连续过程的转合与承接。从短期看，应保持这一三角关系中各对双边关系的高层定期会晤及战略对话态势，并将其持续认真地进行下去，以便三国之间增信释疑。
从中期目标来说，如上战略对话的开展，应有助于中美日三国在战略上的互相兼容，淡化“威慑”色彩，并在共同利益之上，建立旨在和平与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
作为长期目标，应以发展共存、共富、共强的国家关系为目标，在此前提下，建立比较广泛的战略合作框架，使之足以保证双边关系稳定、三边关系顺畅，并有助于地区稳定。在此基础上，为中美日三角关系制定一项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希望所有大国都能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形势下，建立一种不互相敌对、不互相对抗的新型关系，并将其提升到大国关系新模式的高度，以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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