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成熟期之理学诗——试论陆九渊与朱熹的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成熟期论文,朱熹论文,的诗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1 —5124（2000）03—0016—05
理学发展到陆九渊、朱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在不同流派的相互撞击下，建构起“天人合一”的内在超越体系，理学家也相应地树立起各自的理学文化人格，其理学诗的创作也在理学精神和理学文化人格映照下达到了最高峰。
一、陆九渊的诗——天地之心的呈现
作为陆、王心学之创始人，陆九渊与朱熹可谓南宋理学家中的“双子星座”。不同于朱熹的大规模著书立说，陆象山主张不立文字。“或劝九渊著书，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曰‘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1]。因而，陆九渊著述少，诗也不多， 且大部分为赠答题咏。但是，正象其心学独出机杼一样，其诗歌创作也显示出较为独特的风格，集中描绘了参合“天地之心”的理想人格形象。
陆九渊的理想人格是要成为堂堂正正之“大人”。“人须是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立于其中，须大做一个人”[2]。 “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2]。大人理想成了陆九渊心学之目的， 其诗歌创作也显示此种意向，其诗云：“讲习岂无乐，钻磨未有涯。书非贵口诵，学必到心斋。酒可陶吾性，诗堪述所怀。谁言曾点志，吾得与之偕。[3] ”以诗述怀，以诗论道，以诗展示与天地万物合一之大人形象。
陆九渊诗歌创作之别具一格，与其对诗的看法有关。“人之文章，多似其气质，杜子美诗乃其气质”[4]。从诗人的个性、气质论诗， 触及创作心理。“若乃后世之诗，则亦有当代之英。气禀识趣，不同凡流。故其模写物态，陶冶情性，或清或壮，或婉或严，品类不一，而皆条然各成一家，不可与众作混乱。字句章节之间皆有律吕，皆诗家所以自异者”[5]。因“气禀识趣，不同凡流”，导致“品类不一， 各成一家”。这与他强调“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2] 的高标独立、不陈他人思想有关。正是基于其独特的个人思想与诗歌观念，其诗风也显得超迈脱俗，如描绘前无古人的大人形象之《大人诗》（又名《少时作》）云：
从来胆大胸膈宽，虎豹亿万虬龙千，从头收拾一口吞。有时此辈未妥贴，哮吼大嚼无毫全。朝饮渤水，暮宿昆仑颠，连山以为琴，长河为之弦。万古不传音，吾当为君宣。（《象山全集》卷二十五）
《年谱》称此诗作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陆九渊时年十七。诗中的大人形象是：胆大胸宽，一口吞万千虎豹虬龙。朝饮渤，暮宿昆仑。群山作琴，长河为弦，传万古绝响之音。这真是气吞山河，壮志凌云的英姿少年所发之豪情。在中国诗歌史上，无论是《诗经》还是楚辞，无论是汉魏诗还是唐诗乃至此前的宋诗，如此高大的主体自我形象尚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这只能是在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基础上，对自我形象高度张扬、并与自然万物相融合、人不再为宇宙限隔后，才会出现的超人形象，元末明初杨维桢的《大人词》直接受陆九渊心学思想以及《大人诗》的影响[6]，描绘了类似于陆九渊所想象的大人形象。“万古不传音，吾当为君宣”，显示为“往圣继绝学”的少年慧心及志向超群的崇高胸襟。“志小不可以语大人事”[2]，正是自觉到天将降大任于己，要立志成大人，才会有如此风范。《大人诗》在诗歌艺术上表现为意象新奇，联想独特，形象鲜明。诗句长短不一，不拘一格。在南宋诗坛上独树一帜。另外如“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诗，也描绘了大人形象。“攀南斗、倚北辰、望天外”，谁人似我？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描绘的是英雄的孤独与悲怆，而陆九渊此处展示的则是一位哲人的沉思与顿悟。陆象山上述两首诗形象地刻画了凝宇宙万理于一心，含天地万物于一身的理想人格形象。这正是心学渴望达到的境界。“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则是这种理想人格形象的高度概括和绝妙注脚。在心学继承人王阳明身上，则体现为一种“豪雄”英姿[7]。
要成为“大人”，须保持最初之诚心，“古之人自其身达之家国天下而无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8]。 其《题达本庵诗》及序：梁光结庐其亲茔，名曰达本，求言于予，敬赋是诗，以助孝德。诗云：“孩提无不爱其亲，不失其心即大人。从此劝君休外慕，悦亲端的在诚身。”[9]诚身而不失其心，即是“大人”。 这对明代李贽的“童心说”也有明显的影响。
然而，世人忙忙碌碌于蝇头小利，大多无暇顾及心灵深处的体悟。“利名风浪日相催，青眼难于世上开”（《简朱幹叔诸友》），诗人自比阮籍，为嵇康那样的朋友难觅而叹惜，为利名风浪侵袭世人而伤感，隐曲显露诗人对现实人世的不满。但是，诗人并不囿于自我的伤怀情结，而是竭力想去改变现状，采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
生活在偏安一隅之南宋，少年陆九渊即晓靖康之耻，“先生少时闻靖康间事，慨然有感于复仇之义”[9]，并提出“医国”之法， 即“任贤、使能、赏功、罚罪”[9]。因而对民生十分关注， 写了《送德麟监院归天童和杨廷秀韵》、《送勾熙载赴浙西盐》，后者云：“其民仰鱼盐，久已困征榷。……送君无杂言，当不负所学。”对民瘼关切之情，对仕子期冀之心，跃然纸上。《挽石子重》：“古重百里长，寄命谋托孤。……惜哉不及用，重使吾嗟吁！”诗句深切地反映了作为哲人的广博胸怀。这些赠答之诗，并非单纯应酬之作，大都是意有所感、情动于中而发。质朴无华，情真意切，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诗人的理想人格，反映出一种儒家内在的济世思想，一种博大的理学文化精神。
作为理学诗人，陆九渊也创作一些陶冶情操，蕴含哲理的抒情小诗，如描绘家乡春天的《晚春出箭溪》二首：“晴云冉冉薄斜晖，春静衡门半掩扉。风入墙头丹杏晚，高枝频飐乱花飞。”“长蹊窈窕晴沙暖，绿树交加细草香。归去不缘吾兴尽，月明应得更褰裳。”（《象山全集》卷二十五）
第一首纯为写景，写出诗人静观斜阳，怦然有感的心态。第二首先写景：抒发了主体与环境达到一种自动的和谐，流露一种顺应自然，知天达命的心境，意境优雅，不落言筌，不涉理障。其他如《闻莺》、《子归》等，也多语言质朴，富诗情哲理，表现出哲人的情怀。最有名的是《鹅湖和教授兄韵》，使诗体和哲理达到高度的融合[10]。
总之，陆象山诗歌具体地表露了其主体意识和理想人格，并将哲学思维与艺术表现较好地揉合起来，因而，其理学诗不仅形象地显示了其作为哲人的风采，而且呈现了其心学基础上的“天地之心”。
二、朱熹的诗——天地之理的凸现
作为程、朱理学之完成者，朱熹不同于陆九渊的雄姿英发、天才洞悟。在理学诗人中，成就最大。而其文学成就却被儒学所掩[11]。台湾申美子先生《朱子诗中的思想研究》[12]、大陆朱杰人先生《朱子诗论》[13]等文，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两方面对朱子诗歌作了探讨。但是，对于朱子的诗歌创作与理学文化精神之关系，似未深入研究。束景南先生认为朱子的“最生动反映他的生平交游、道学性格与文化心态的十卷一千余首诗词，至今还几乎是一片未开垦的荒地”[14]。
我认为，朱子的诗是其理学文化人格的生动反映，其理学文化人格建立在他的“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15]的理学体系上。朱子的理学体系主要包含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16]。认为个人要达“圣贤”之境，须有主敬穷理的修养方法和致知格物的认识途径。可见，朱子的成圣思想，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色彩，它使周濂溪的孔颜乐处、程明道的仁学境界乃至陆九渊的心学顿悟那种无确定形式的天才顿悟，变为主敬穷理式的可以在日用功课中遵循的普遍规范。而圣贤之境体现的就是朱熹的理想人格形象，《曾点》诗则是形象化的注脚，诗云：“春服初成丽景迟，步随流水玩晴漪。微吟缓节归来晚，一任轻风拂面吹。”（《文集》卷二）
曾点言其志云：“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曰：“吾与点也。”[17]朱熹注曰：“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曾点》诗表达了人和自然达到和谐统一也即一种“天人合一”之境，这正是朱熹渴望的人格形象。诗隐现出取消人和宇宙对立、实现真正的自由的理学文化精神。
申美子先生将朱子诗分为五类：述理诗、交游诗、山水诗、感事诗、杂咏诗。朱杰人先生认为朱子成就最高的是山水风景诗、交游诗、哲理诗。我认为朱子诗可分为三类——山水风景诗、交游感事诗、述理诗，诗从人与自然、社会、宇宙等方面再现了朱子的道学文化心态和理想人格。
（一）山水风景诗——朱子对自然万物的深切感悟
朱子自云一生“登山临水不能休”[18]，“每经行处，闻有佳山水，虽迂途数十里，必往游焉，……登临竟日，未尝厌倦”[19]。遇佳丽山水，常兴致所至，吟诵作诗，留下不少清新明快，冲淡自然的佳作，如《文集》卷一《涉涧水作》：“幽谷溅溅小水通，细穿危石认行踪。回头自爱晴岚好，却立滩头数乱。”幽谷森森，溪流溅溅，潜认行踪，回看晴岚，细数群峰，诗人流连忘返于风景山水，在自然的熏陶下，显示平和心境。其中最能代表朱子山水风景诗成就的无疑是淳熙十一年（1184）二月所作十首组诗《武夷棹歌》（《文集》卷九），其一、六云：“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林间有客无人识，乃声中万古心。”
朱子隐居武夷精舍，是在“上无人主之知，次无元老大臣之助，下无天下之誉，又值王鲁公辈当轴秉钧，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别无它法”[20]的情况下所作的选择。然而，在千峰竞秀，磅礴雄浑的武夷山水抚慰下，朱熹创作出妙绝千古的武夷赞歌——武夷棹歌，组诗富浓郁的民间鼓词的审美趣味，清新质朴，明快流畅，秀丽如画，有超迈的诗情和哲理，展示出朱熹的道学文化人格中生动活泼、意趣盎然的一面。朱子自称“登山思无穷，临水心未厌”[21]，在山水陶冶下，铸造出其理想人格中质朴自然的一面。
（二）交游感事诗——朱子对世道人情的诗性领悟
朱熹经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其时宋金对峙，南宋统治者昏庸腐败，民不聊生。朱子少怀大志，十九岁作《远游篇》，王柏云：“‘远游’一篇，已见其规模之大，立志之坚，既有以开拓其问学之基矣。”[22]他为构筑理学体系，为实现成圣理想而进行坚韧不拨的斗争，在多难的人生历程里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在交游感事诗中有具体生动的记录，反映出他对世道人情的关注，对现实人世的忧患。因而其交游感事诗并没有陷入程式化、应酬化，而是感情真挚，思致深邃。《文集》卷三《次子有闻捷韵》之一、三：“神州荆棘欲成林，霜露凄凉感圣心。故老几个今好在，壶浆争听鼓鼙音。”“孤臣残疾卧空林，不奈忧时一寸心。谁遣捷书来荜户，真同百蛰听雷音。”
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金兵百万入侵两淮，宋军望风披靡，至十月刘锜获皂角林之战的胜利，形势才有所改观。朱熹闻捷，颇为振奋，畅吟四诗。组诗从感敌情、闻战事、听捷报，到希望追穷寇，一气呵成，写出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所云“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般的激动，身居荜户，心怀国事的忧国之心跃然纸上。此后又作《闻二十八日之报喜而成诗》七首及《感事书怀十六韵》，充分展示了诗人感时伤世的热肠。其他师友赠答，怀念故乡，伤悼吊挽之作，大都情真意切。如《文集》卷四《石子重兄示诗留别次韵为谢三首》之一：“此道知君著意深，不嫌枯淡苦难禁。更须涵养钻研力，强矫无忘此日心。”石子重，号克斋，台州临海人，与朱子交好。“更须涵养钻研力，强矫无忘此日心”，留别中勉励求道、用力涵养，不是一般的哀伤离别，而是透示出理学文化精神。
可见，交游感事诗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朱子对人世的关注和感悟，显示了理学文化精神的伦理特征。
（三）述理诗——朱子对宇宙哲理的诗化体悟
述理诗一般以述生活道理、哲理为主，较少顾及诗歌的诗性特征，又可称作说理诗、思想诗或哲学诗。如果它能运用诗歌意象来述理，脱离理障，融哲理于意象，使诗情与哲理融合起来，就成为哲理诗。朱熹创作了不少述理诗，但是，由于他善于捕捉诗歌意象，运用形象化语言，将哲理思辨与鲜明生动的意象相结合，因而，述理诗中有不少是融注诗情与哲理的哲理诗。
朱子最为人称道的是《斋居感兴二十首》，刘熙载评曰：“高俊寥旷，不在陈射洪下，盖惟有理趣而无理障，是以至为难得。”[23]历来对“感兴诗”评说众多，详参申美子《朱子诗中的思想研究》。朱子更值得称道的应是那些顿悟式的短篇佳作，如《文集》卷二《观书有感》二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诗人撷取日常生活情景，以“半亩方塘”、“天光云影”作诗歌意象，融入观书的体悟，以“水清”喻“心清”，以“源头活水”喻“读书用功”，从读书中悟道，又从自然景物中得到观照，创作出平淡隽永，清新活泼的哲理诗。其二云：“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王鲁斋评曰：“前首言日新之功，后首言力到之效。”[24]从第一首日日用功，即用涵养功夫，至第二首豁然贯通，即会得天理。正如朱子自云：“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25]深刻的道理在形象的诗歌语言中表现出来，达到“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无味，现相无相，立说无说。所谓冥合圆显者也”[26]之境。诗形象化地表达了通过砥砺磨炼、豁然贯通后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那种天地境界的人格追求历程，表明朱熹的理学文化精神已与“天地之理”相参合。
但是，朱子也作了一些枯燥乏味的述理诗，如《文集》卷十《易》：“立卦生爻事有因，两仪四象已前阵。须知三绝韦编者，不是寻常数墨人。”此类诗纯是说理，缺乏诗之灵气，只能算“语录讲义之押韵者”[27]，表现的是理学家古板枯淡的人生面。
可见，朱子诗歌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成就。山水风景诗、交游感事诗、述理诗多方位反映了这位理学巨子的人格风貌，凸现了“天地之理”。清人评其诗曰：“虽不役志于诗，而中和条贯，浑涵万有，无事模镌，自然声张，非浅学之所能窥。此和顺之英华，天纵之余事也。”[28]现代儒学大师钱穆谓：“晦翁诗澹雅淳古，上规选体，跨越宋唐，卓然不伦。以诗人标准言之，晦翁亦为巨擘。”[29]
总之，朱、陆诗歌创作使理学诗派在中国诗坛确立了独特的地位，在宋诗整体上不及唐诗的情况下[30]，宋代理学诗则达到了中国诗歌史上的另一种高峰。我认为，不仅从诗歌史，从思想史角度说，都有必要对理学诗派作进一步的研究。
收稿日期：1999—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