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玫璐[1]2001年在《境外社区教育若干问题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世界，社区教育在境外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相当普及，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发展之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本论文撷取境外社区教育的若干问题——社区与社区教育的涵义、社区教育的发展历程、社区教育的实施以及社区教育的发展动态——开展研究，从而得到有益的启迪，力争为我国社区教育的高起点、自觉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第一章从分析“社区”这一概念的内涵着手，把握社区的叁大要素——人、物和社会关系，对境内外具有代表性的各种“社区教育”概念进行剖析，明确社区教育的涵义，得出启示：培育社区意识，是我国社区教育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第二章考察现代社区教育的发展历程，在产业革命的背景下，社区教育开始自发发展，从“社区发展”这一命题受到充分重视开始，社区教育的自身特性得以凸现，进入了自觉发展阶段，终身教育指导思想的确立，又为社区教育的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结合分析我国社区教育发展道路的特点，本文认为，观念更新、政府扶持，将是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快车道。 第叁章考察社区教育如何实施，境外各国和地区有着多样化的实施模式，总结起来主要有“学院式”、“社区教育中心式”、“学校社会工作式”、“民间组团式”和“合作推广式”五种常见的实施模式。社区教育必须通过一定的实体来实施，本章第二节详细考察了美国的社区学院和日本的公民馆这两个典型和影响深远的社区教育基地，并对其保障性、社区性和经济性的特点作了剖析，由此得出对我国社区教育实施的多种启示：立法保障、政府规划、社会参与、创办实体和贴近社区。 第四章分析了境外社区教育的若干发展动态，即：学习化社区成为社区教育发展的最终目标；社区教育资源开拓和利用趋于充分化和个性化的统一；社区教育质量提高倍受重视，课程领域向高层次拓展；社区教育在全员化发展基础上重心逐渐向老年教育转移。
龙雪津[2]2014年在《构建和谐社区背景下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和谐社区建设提上日程,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这种关注一方面受世界范围内社区教育和公民教育理论、实践迅速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直接来源于我国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实践中的成就和问题。近年来我国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取了一系列成绩,同时,在社区环境、社区思想文化、社区居民素质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迫切要求在构建和谐社区的背景下发展社区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构建和谐社区背景下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首先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社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一个分支何以可能的问题；一是在和谐社区建设背景下进行社区思想政治教育何以可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要求本课题必须对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进行确定,对思想政治教育与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进行辨析,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构建的框架和模式。第二个问题要求本课题必须把握和谐社区建设与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统一性,说明二者的本质联系,这个问题直接决定了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在和谐社区实践中的适用程度和发展路径。只有回答了这两个问题,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才能够合理进行,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才能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存困境。本文在回答两个核心问题的基础上,采用了文献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方式,从构建和谐社区和社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视角切入相关主题的研究,以和谐社区的相关概念和基础理论及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概念和基础理论为支点,对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和模式及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问题和归因进行了探讨。并在对构建和谐社区背景下的社区思想政治发展现状有所了解和掌握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促进和谐社区建设的相关举措,试图通过对国内实践路径的研究探索和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建立和谐社区建设背景下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合力系统。
黄华[3]2010年在《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从1980年沿海中心城市的短期职业大学起步,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生力军。后发外生型的高职教育从诞生起就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加速了为产业界培养一线技能人才的中国高职教育与国际职教界的交流与融合；中国加入WTO,教育服务贸易在各国的兴起更为这种交流与合作增加了新的动力；同时,规模和质量不断提升的高职院校也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国际交流与合作对院校发展、人才培养的作用。国际交流与合作一直是中国高职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没有得到理论界的足够重视,较少系统的研究。因此有必要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历程,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经验,准确把握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现状,从而为推动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出可操作的建议。本文针对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进行专门研究,以“历史回顾——国际比较——现状分析——个案研究——对策建议”为研究路径和逻辑线路展开。论文首先从历史的视角较为详细地回顾、梳理了中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叁十年来所经历的政府完全主导,政府为主、民间为辅和官民并举的发展历程,并总结分析了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特点和经验。论文从资源利用、专业建设及课程改革、特色发展、内涵建设、内部管理机制改革等维度明确指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推动中国高职院校发展的有效途径。紧接着,论文就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理论问题进行阐述,重点介绍理论界对于院校层面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制订、国际化策略及发展路径的理论框架,为后文个案研究提供理论准备和分析框架。论文从政府、社会和高职院校叁个层面分析了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动力机制,同时分析了七个影响因素。重点从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技术引进吸引利用外资的需要、国家软实力的提升等四个角度指出政府是中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最主要推动力量。论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新加坡、印度、中国台湾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作用,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当前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促进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的具体举措。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实践中都得出了若干可供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效仿或借鉴的做法及经验。论文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从院校机构设置,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表现形式、影响因素、意义、现状评价、前景展望和中外合作办学情况等几个方面全面勾勒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现状。数据显示影响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因素中,领导观念和政策法规分别是影响最大的内外部因素,访谈结果进一步将领导分成创新型、适应型、跟随型和攀比型四类。有关中外合作办学的调研出人意料,“新建紧缺专业”、“引进原版教材”、“改进原有专业”、“培养锻炼师资”本是中外合作办学的本意,但是实际运行中,却收效甚微。论文通过搜集整理中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丰富实践,总结了当前中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研究概括了当前中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所处的五个阶段,分别是起步、交流、参与、合作、主导阶段,并总结了各阶段的典型行为及目标。论文选择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为个案,深入剖析了叁所地域不同、区域经济结构不同、学校性质不同、专业覆盖不同、自身资源不同的高职院校,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特色实践和典型经验,运用国际理论界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分析对比了叁所高职院校在院校国际化发展战略、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策略、具体发展路径的异同。对于叁个成功个案的剖析发现,领导作用、国际化项目的持续跟进、寻找双赢的合作基础、资源整合的力度是国际交流与合作取得实效的关键。这些共性和个性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具备不同内外部资源条件的高职院校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帮助不同院校做出更加的理性的判断和选择。最后,论文就如何有效地促进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从政府层面、高职院校层面和各方联动机制层面,提出了诸多建议。其中,政府层面重在提供制度支持,重点解决当前高职教育发展中与国际惯例不接轨的阻碍国际交流与合作顺利开展的体制障碍,加强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经费支持、政策扶持和质量监控。院校层面重在确立组织发展战略,明确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发展方向,选择适合校情的发展路径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使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学院整体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修炼内功,提升合作能力。联动机制层面重在发挥区域、校际、职教集团、民间组织的互动作用,提高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效率和实效性。
张慧青[4]2017年在《基于产业结构演进的高职专业结构调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对接,被视为区域职业教育形成和特色发展的标志,而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对接常常转化为区域产业结构与高职院校专业结构之间的匹配与调适。本文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出发,教育领域聚焦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经济领域聚焦中观产业经济的产业结构,从产业结构演进的视角研究高职教育专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决定就业结构,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产业人才结构与之相适应;就业结构又决定了高职教育的专业结构,因为各个领域所需的专门技术技能人才又是通过不同的"专业"培养来实现的。而实际情况是我国高职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不相适应的问题还相当突出,已严重影响到高职院校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严重影响到高职的生存与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演进,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也必然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其呈现了怎样的规律和特征?国外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如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其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如何跟随产业结构发展实现科学动态调整的?由这些追问引发出问题意识,研究者试图从纵向的历史视角和横向的国别（地区）视角,通过策略的解读,来认识、发现、反思产业结构演进和专业结构调整的互动规律及国外专业结构调整路径,以便为后续专业结构调整策略的提出提供更可靠的依据。由此,论文沿着专业结构调整什么?(调整的内容)和怎么调整?(调整机制)的主线,回溯了建国后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和专业结构调整的历史逻辑,国外研究则从内容和机制两大方面归纳了专业结构调整的特征,并以山东省为例对山东省的产业结构与高职专业结构间的现状、问题及高职专业招生预测作了系统的数理统计分析和深入研究,提出了山东省专业结构调整的策略。理论和实践从来都是双向建构的过程,实证研究范式的运用旨在通过数据分析透析事物的本质,并归纳发展的一般规律。论文选取山东省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利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对山东省产业结构与高职专业结构的适应性做出了综合评价,并利用产业-高职偏离程度和高职-就业偏离程度两个指标对山东省产业结构、高职专业结构和人才需求结构的吻合度做了分析,进而归纳了山东省高职教育专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厘清问题,旨在预测。论文采用相关分析、偏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山东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和山东省叁次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建模,求得2016-2020年高职专业大类的招生比率预计值,从而为山东省高职院校专业调整提供数据支撑。基于以上研究基础,论文尽可能的避免经验主义,总结归纳出了高职教育专业结构调整的五大原则,从经验借鉴、科学规划、行动框架和具体措施四个层面提出了山东省高职教育专业结构调整的机制,并依据统计分析数据指出了山东省专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以上便是论文的几个主要章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专业结构调整的历史逻辑""国(境)外高职教育专业结构调整经验借鉴" "山东省产业结构与高职教育结构适应性分析与评价""基于山东省产业结构调整的高职专业大类招生比率预测""基于山东省产业结构调整的高职专业结构调整原则和策略"的主要内容和行文逻辑。总体上,论文的研究过程是基于问题的不断追问,研究者的思维贯穿其中。因此,相对于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本研究也呈现了一种研究的方法论,以期在相关实证研究中向大家提供可相互交流和启发的研究范式。
宋明星[5]2016年在《基于城市关联性的保障性住房发展历程与设计策略研究》文中指出迄今为止,我国的住房制度改革实施已有叁十多年历史,其中同步进行了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保障性住房制度经历着从无到有,从计划到市场的过程。本论文基于保障房住区与城市关联性视角,对保障性住房的制度构建、城市空间分布、建筑设计等方面开展研究,试图提出一个较为全面的,涵盖从体系建设到建筑细节全过程的策略。论文按“国内外保障房制度建设比较研究——基于保障房住区与城市关联性分析保障房城市空间形态——保障房体系制度、城市空间、保障房住区设计等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设计策略”路线开展研究。首先,梳理出保障性住房制度在住房制度改革五个阶段中扮演的角色和发展过程,对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公共租赁房、棚户区改造、城中村进行了专项研究。这部分研究的意义在于从宏观的角度看待城市关联性视角下的保障房建设,与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构建、城市非平衡性、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等内容都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也是相比其他建筑学背景的研究者而言,本文花了更多笔墨于这个过程分析的原因。选取香港、新加坡、美国、英国等境外地区和国家的保障性住房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得出的启示包括:成立专门的运营管理机构;设计严密的保障性住房运行机制;准确把握市场与政府角色;发展住房公积金制度;注重资金平衡;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金融支持体系;提供租用和购买的渠道;“体面住房”标准的全面性;更新计划的公众参与度、关键工作者的住房保障问题等。论文结论部分借鉴了他们的先进做法和理念。很多学者的研究都分析了保障性住房建设中显性问题,如边缘郊区化、大型化趋势、公共服务设施缺乏、给城市形象和社会治安带来负面影响等。传统研究方法是从城市选址和规划层面分析,但得出的结论往往失之于表面。本研究基于保障房与城市关联性视角,提出了保障性住房与城市空间之间、保障性住房与被保障人群生活方式之间、保障性住房建设与运行模式之间这叁个彼此关联的本体间存在的问题,其关系对保障房在城市空间中规划、建设、分配、运转等会有深层次的影响,形成了保障性住房与相应城市空间的关联性,包含:城市非平衡性、城市间及城市自身非公平性、被保障人群自身非平衡性发展、生活肌理改变与社会属性的认知、硬质边界的规划与复合化界面、自组织行为带来的自生长性、资本的力量与保障属性的关系、混合居住模式和空置房等方面。从保障性住房与城市关联的密切程度来看,保障性住房小区与城市之间形成了叁大类型和六种子型:自我完善型中的依托超大城市发展子型和依托企业及园区子型;城市迭加型中的自身带动城市发展子型和依托主城区迭合发展子型;斑块融入包含有机更新融入城市子型和城区地块新建融入子型。论文对每个子型的存在基础、规模、与主城区距离、配套设施完善度、就业岗位特点和交通方式等方面都做了研究。基于城市关联性下的保障性住房形态构成分析是本文主要创新点之一。通过前文的分析,研究尝试提出保障性住房建设制度层面的宏观策略,基于城市关联性下的城市空间中观保障策略,保障房住区公共空间营造与住宅设计微观策略。这几个方面同时也是论文的主要研究成果:1、宏观策略。包含立法和制度两个方面。首先确定保障性住房体制社会公平性、保障适度性、长期动态性、地区非平衡性等基本属性,这些属性有的是各国之共性,有些则是我国特有的。从保障主体、保障房类型、保障标准、保障方式等几个主要方面做出法律构建的建议,尤其针对农民工、新就业大学生、各类引进人才、老龄化人口等保障对象做了长期趋势的预判。制度建设主要是操作层面的构建,包括:资金筹集的方式、建设与管理的框架建设、准入标准与退出机制、信息系统建设和公开等几个方面。2、中观策略。研究基于城市关联性下的城市空间提出:组团平衡与混合居住;公共交通导向;多元化房源下的空间选址;复合界面等四大方面十叁点针对性策略。针对这些通用性的策略在叁种保障性住房形态类型中的具体应用,又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应的细则,例如自我完善型中提出了产业与生活安置的关系、相应的大运量交通体系、相对疏离与城市的邻里单元塑造、产业远景下的住区更新等策略。城市迭加型提出了快速聚集人气带动发展的方式、构建网络化交通、推动居住中复合化社区模式等策略。在斑块融入型中,棚户区改造等方式如何与保障对象和空间结合、当居民置换后,中心城区二次开发中保障性社区的社区活化方法和原则等策略。3、微观策略。保障房设计策略主要提出了小区总图层面的空间策略,户型和单元层面的类型和组合设计策略,单一空间内部的利用与改造策略,总体而言也是一步步将空间尺度由大及小,全方位对保障对象的居住条件进行研究。在小区整体空间层面重点在于提取了保障房与普通商品房不同的特点开展研究,这也是改变设计师只看到二者居住的共性,忽视了保障对象特殊性,从而提出的专门的设计策略。户型与单元策略上,收集了近百种近年来实施的保障性住房户型与商品房小户型,通过ldbk的功能体系分类法,对各种不同户型做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同时按多层与小高层、高层住宅研究了外廊式、内廊式、单元式、塔式、跃廊式等不同单元的组合特点。另外从人体行为需要的具体空间尺度、关联空间尺度、单一空间的综合利用方面,提出了套型间的空间置换、套型的合并与拆分、套型内部空间的局部重组、空壳支撑体等方式。
李孝川[6]2014年在《云南边境地区民族教育的发展困境与出路》文中指出云南位于祖国的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陆地边界线长约4061公里,在沿边线一带有16个少数民族跨界而居,这些民族中绝大部分民族属于直过民族,即由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或者属于少小民族,即人口较少民族,这些民族绝大部分都处于整体贫困和封闭状态。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随着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边境沿线逐渐对外开放,贸易往来和人员流动频繁。加之代表国家意志的现代学校教育的引入,使边境地区民族群体已有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可能会引发边境民族地区新的危机。而当地民族教育事业对维护当地社会的稳定和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鉴于此,本研究尝试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借鉴文化哲学、政治文化学和教育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对边境地区民族群体现状与学校教育情况进行实地调研与梳理,呈现边境民族教育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危机,并探寻一条边境民族教育发展的可行性道路。这不仅可以拓展边境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视野,丰富边境民族教育研究成果,为边境民族教育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思维方式。而且对于加快边境地区民族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维护国家边境的稳定和民族团结,有着现实的价值和意义。本研究共由六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导言,该部分主要涉及选题的背景,即研究问题的由来,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并在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梳理、透析、概括和评论的基础上,对本研究中涉及到的几个核心概念进行阐述和限定,同时交代了本研究中研究区域选择的依据,及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运用的客观标准。第二部分为研究区域的民族志考察,具体内容是从研究区域的生态环境、历史沿革、民族人口分布状况、生活周期、当地的社会经济类型、产业结构类型、生活习俗的多样性,以及当地民族教育的基本状况和民族教育的属性特征入手,对边境地区的大致概括进行总览。第叁部分主要是从定量研究的视角出发,根据理论推导的方式,结合前期大量访谈所了解到的相关信息,编制了调查问卷,从数据分析的层面提炼边境地区民族教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即国家安全的隐忧,文化安全的反思和教育安全的审视。第四部分在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云南边境地区民族教育发展面临困境的诸多因素,具体内容为边境民族地区特殊的生态人文环境,导致沿边线一带“黄赌毒”现象的泛滥,加之边境地区同宗同源的族群性和“无国籍”群体的现状引发了当地民族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加剧了当地教育文化气息的缺失,分析由此产生的国家安全隐患；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随着边境的开放和人员之间的流动交往,边民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将受到冲击,边民过分强调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特别是随着主流文化的不断渗透,边境民族地区的传统民俗文化正在不断的被边缘化,使得民族群体的多元文化逐渐面临消亡或趋同化的境地,面临缺失的危机；以及随着现代性学校教育的介入,边境地区学校教育与边民的实际需求出现不适切态势,当地学校教育逐渐丧失与民族社区、家庭之间的互动,导致当地学校教育逐渐形成孤岛化的倾向,并由此引发的教育安全的危机。第五部分主要是在对边境地区面临的诸多突出问题和现实困境分析的基础上,从理论思考的角度提出边境地区民族教育发展的思路和可行性路径。以此确保在促进边境地区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同时,又能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维护边境地区的稳定和民族团结。第六部分为结语,主要交代本研究的创新和存在的不足,以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李联明[7]2012年在《后“9·11”时代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新发展研究》文中指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高深知识在国与国之间的越境流动,它以国家政策为重要导向,以人员流动、课程教学、科研合作、境外办学等活动为主要方式,旨在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能力的人才。国际化不仅己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趋向,而且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实现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进入“后9·11时代”(Post-9/11 Era),美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也相应地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向：第一,恐怖袭击事件给美国带来的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和挑战。新保守主义狂热的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和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使高等教育政治论统领美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各要素之中。《爱国者法案》、《高等教育法》等主要法律及其相关政策的颁布实施,对人员流动、学科等加以限制,使高深知识的越境流动呈现出“逆水行舟”的局面。第二,前往美国的外国学生人数连续四年保持下降态势,美国高等教育吸纳外国学生跌入一个低潮,外国学生在美国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变得较以往更加困难。联邦政府把外派学生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非传统国家正在成为美国学生前往的“热点地区”,国务院、国防部、情报部门等都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叁,外国师资进入美国的数量一度下跌,但在一些政府主导的师资交流项目中,一些对于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项目却得到持续快速的发展。许多高校不断加大派遣教师出国交流的力度,并在学校规划、提升教师全球能力、教师资格证书发放、师资交流协议签署等众多方面采取许多行之有效的策略。第四,高校课程国际化被赋予服务于国家目标、服从于国家安全战略、培养具有全球能力的公民和劳动力等使命。课程国际化的实施方式呈现综合化,体现出课程的功利性与不稳定性,呈现出输出与引入双向度、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多类型、课堂教学与网络技术多维度,揭示出政府与大学、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交织争锋的复杂画面。第五,美国国家主要安全部门对于外语人才需求量大增,服务于反恐战争和加强国土安全变成了美国大学外语教学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事关美国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关键语言”呈现出“超常规”的发展态势,波斯语、阿拉伯语、乌尔都语、汉语、普什图语等“敏感地区”的语言学习人数比例大幅度增长。第六,外来移民和外籍人员的学术活动设置了各种严厉的限制措施,使美国高校的科研环境面临新的挑战。“视同出口”规定严重危害理工科师生科研活动。在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教师的言论自由受到强大冲击。一些敢于突破控制的教师和学生则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第七,美国高校依托“压力”、“推力”、“拉力”叁种力量形成的合力,加快海外办学空间拓展的步伐,纷纷前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东地区和亚洲地区举办境外分校,在取得重大成功的同时也遭遇国际政治关系、国家政治制度、文化冲突、资金运作困难等一系列问题。在后“9·11”时代,美国颁布的系列法案和出台的相关政策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带来新的趋向,高等教育国际化呈现出既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又拓展和交流高深知识的相悖而又并行前进的复杂景象。在美国的高校,开放与控制、引进与输出、得到与失去等多种现象并存,折射出高等教育国际化固有的“双刃剑”效应。
赵伯艳[8]2012年在《社会组织在公共冲突治理中的作用研究》文中提出我国已经进入公共冲突多发时期，公共冲突呈现出类型多样化、规模群体化、原因层次深化等特征。公共冲突的有效管理、化解和转化非常迫切。政府担负着公共冲突治理的主要责任，承担着巨大的冲突治理压力。但是，社会中间缓冲阶层缺失所导致的结构性断裂、“维稳”体制性压力都影响了政府治理的效果。为了满足当前公共冲突治理的迫切要求、弥补政府在公共冲突治理中的不足、缓解政府的压力以及提升公共冲突的治理效果，需要对当前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冲突治理模式和相关治理理念的合理性进行深入地反思，探讨政府部门之外的社会主体参与公共冲突治理的必要性、可能性、可行性和可能的效果。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冲突治理的作用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社会组织的公益性、非营利性、独立性、民间性等属性是其参与公共冲突治理的动力基础。从理论上以及境外经验来看，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市场力量之外的第叁部门具有监督公共权力行使、抑制市场暴力的使命感，而参与公共冲突治理是实现其使命的重要通道。那么，我国的社会组织是否有必要、有可能参与公共冲突治理，社会组织能够在公共冲突治理中承担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等问题需要进行系统地研究。从实际来看，社会组织在公共冲突治理中主要扮演两大角色，即辩护型第叁方和中立型第叁方。一方面，社会组织以冲突中相对弱势方的利益代言人的身份介入冲突过程，以维护冲突中相对弱势方的利益为首要诉求，同时兼顾推动公共冲突化解的目标。在公共冲突中，相对松散的冲突群体或者自己成立组织或者寻求利益代言组织，以组织化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这一过程体现的是公民自由结社权的行使，在后果上是松散的冲突群体有具体的利益代表者、有明确的意见表达者、有有效的协调沟通者。组织化的代表、表达和沟通既能促进冲突各方的利益协商，也有助于冲突进程的平稳发展和争议结点的打开。在一种公开、透明的谈判和协商过程中，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来寻求争议解决的办法。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以中立第叁方的身份介入公共冲突，在公共冲突中扮演信息员、真相调查者、治疗者、咨询者、评估者等辅助者角色以及交流促进者、后续监管者等保障型角色，致力于通过各种方式推动公共冲突的化解。第一方面的作用，以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劳动者维权组织为典型代表，维护劳动者权益、推动劳资冲突化解、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是其主要目标；第二个方面的作用，以一些环保团体为典型代表，推进环境正义、反对环境破坏、保护公共资源是其使命和目标，因此，这类社会组织也积极地介入到环境冲突个案当中，积极地影响冲突进程。总体而言，我国的社会组织较少地介入到宏大的公共冲突事件之中，而是在微观社会矛盾化解和冲突预防方面发挥作用，这与社会组织的艰难处境、低调行事风格、参与治理的外部制度空间不足有关。然而，这些微观参与依然对公共冲突的总体预防和化解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冲突治理需要自身和外部环境两方面的条件：角色意识的苏醒，参与治理功能的拓展，参与的热情和动力，较为完善的自律机制和公信力，公益性、民间性、非营利性等属性的秉持，较强的行动力和专业性是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冲突治理的自身条件；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宏观制度空间和微观监管模式是影响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冲突治理的外部因素。社会组织自身和外部环境两方面的条件相互影响，外部环境是制约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冲突治理的最主要方面。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社会组织的发展规模和影响在不断增大，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意义多次被党政文件所提及，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冲突治理的宏观制度和政策空间被逐步打开。然而，在微观方面，“合法”的社会组织仍然面临着“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等管理体制的牵绊，“草根”的社会组织面临着身份尴尬的艰难处境。社会组织模糊的法律地位、不确定的公共空间发言渠道、短缺的资金和人才、单一的功能领域、淡漠的角色意识、保守的作风、稀缺的参与治理经验以及政府的不信任和民众的不理解是影响其参与公共冲突治理的系列障碍。为了提高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冲突治理的功效，需要社会组织自身以及政府共同努力。首先，社会组织要加强参与公共冲突治理的专业能力建设、参与动力建设、参与规范化建设以及联合自助能力建设；其次，政府应打消对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冲突治理的疑虑，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理解社会组织参与冲突治理的冲动，建设性地构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冲突治理的空间，平等地开放各类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通道，并对社会组织辅之以必要的监督和管理。
王阳[9]2009年在《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涉及农村微观经济基础变革的大事。其产生和发展是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及其经营体制在新的历史时期既具必然性又具有时代性的变迁与创新。它一方面改变了我国农民的经营方式和农业产业的组织结构,另一方面也面临着自身的发展问题。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有关的问题主要有：在现有的外部约束条件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究竟有没有生命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土壤,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生成机理是什么?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绩效如何、怎样评价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绩效、其发展存在那些瓶颈?现有的形形色色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在我国国情的制约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原则?为什么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经常选择依托外部力量的发展形式?当模糊界定的产权普遍为大家所垢病的时候,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如何界定其产权?怎样才能完善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怎样才能保障和优化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外部发展环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如何在环境的约束下选择其发展战略?本文的核心就是在充分考虑我国农业与农村发展的现实条件的基础上,基于合作社理论的一般,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根据现代组织理论研究的逻辑顺序以及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实践,本文共包括十二章内容：第1章“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界定本文的研究对象、廓清相关概念,提出研究假设、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论述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2章“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涵与功能”,本章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和区分,剖析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涵与特点,在此基础上统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识别口径,并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意义进行归纳。第3章“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理论述评”,回顾国际合作思想的发展演变,梳理和总结国外具有代表性的合作理论,追踪合作理论的最新进展,并对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评介。第4章“境外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践述评”,主要介绍典型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的历程、合作经济组织的类型、功能和特点；分析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归纳总结他们的实践经验。第5章“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生成机理”,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构建相应的模型,在模型分析的基础上,从制度变迁层面和农户微观层面阐释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动因和发展空间。第6章“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绩效和存在的问题”,借鉴制度变迁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和厂商理论,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构建了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绩效分析的框架,通过模型化的方法揭示影响其发展的因素,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发展和绩效的科学评估提供一个参照系。本章还在绩效评价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问题。第7章“我国建立与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原则”,回顾了经典的合作社原则,从集体行动的视角探讨了合作社原则的变迁动因及演变趋势,归总了合作社原则的核心,提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第8章“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产权界定”,简要回顾产权理论及其分析框架；分析了传统合作社产权界定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以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权结构的变迁；探讨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产权安排的特点。第9章“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方式”,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典型运作模式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不同模式的内涵、制度特征、经济绩效与内在演化关系,从发展的动态角度分析运作模式的变化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选择和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运作模式的对策建议。第10章“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立足我国农民专合组织治理的实践,提出了新的治理框架；揭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面临的治理问题；反映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现状;剖析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机制；提出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的对策框架。第11章“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外部保障机制”,介绍世界各国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和手段,政府扶持农民合作的理论依据以及学者对扶持政策的质疑,在分析政府扶持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修正政府失灵的对策建议。本章还分析了相关利益群体建设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制度建设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农村市场体系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第12章“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战略”。本章是在第10章和第11章分析的基础上,运用SWOT分析框架对影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机会与威胁、内部环境的优势与劣势进行分析,提出适合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战略选择。
赵佳佳[10]2017年在《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扶贫开发,是我国扶贫开发事业的成功经验,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启了大规模扶贫开发的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逐渐开始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与此同时,我国贫困形势逐渐发生变化,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逐渐减少、贫困成因和贫困结构日趋复杂、扶贫需求多样化和个性化愈加明显,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的弊端在此过程中逐渐显现,而具有非营利性、志愿性等特征的社会组织在扶贫开发中的优势与日俱增。为此,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政府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扶贫的文件日益增多、政策日益明朗。党的十八大后,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扶贫开发也相应地进入脱贫攻坚阶段,社会组织扶贫成为国家扶贫开发总体布局的重要部分上升到顶层设计的层面。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社会组织扶贫相关问题对于“积极引导社会组织扶贫,支持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类组织积极从事扶贫开发事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为此,论文围绕选题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实际访谈以及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从社会组织扶贫的相关理论、历史发展、实践形态和发展现状等方面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回应和解决目前社会组织扶贫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力求通过正确理解社会组织扶贫的角色定位,明确推进社会组织扶贫发展的路径对策,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更加广泛、深入、有效地动员全社会力量”的目标。具体来说,论文在结构安排上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对象和相关概念,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论文的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为论文研究提供基本的逻辑起点。第二章是理论基础部分。这一部分属于理论归纳性研究,主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扶贫相关理论、中国传统慈善理论以及国外社会组织扶贫相关理论等四个部分对论文的理论基础进行归纳,为第叁章到第六章的总结和探索提供重要理论支撑。第叁章是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的兴起与发展。这一部分属于实践总结性研究。以社会组织扶贫的兴起背景为出发点,以社会组织扶贫的历史演进为研究主线,将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扶贫分为四个时期:以筹集资源为主要任务的起步阶段,以独立实施项目主要特征的探索阶段,以多元主体合作为主要特征的创新阶段,以制度构建为主要特征的成熟阶段。归纳了五种动力:扶贫政策的积极倡导、贫困需求的有力拉动、国际社会的经验借鉴、物质基础的有效支撑、慈善文化的价值引领。第四章是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的现实形态。这一部分也属于实践总结性研究。主要包括五部分,即社会组织扶贫的活动领域、基本模式、实践导向、主要特征和发展成就。活动领域包括基础设施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救灾扶贫。基本模式有筹款工具模式、项目运行模式、组织资助模式、政府购买模式。叁种实践导向即多元参与的实践导向、权利赋予的实践导向、能力培养的实践导向。主要特征是扶贫瞄准率高、社会敏感度高、平等参与度高。第五部分是当代社会组织扶贫取得的成就,从募集扶贫资源、弥补政府缺陷、推动扶贫创新和弘扬慈善理念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梳理。第五章是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的发展困境。这一部分属于问题导向性研究,对社会组织扶贫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探索。组织自身限制包括:社会组织独立性不足、公信力缺乏、资源动员能力有限、专业水平欠缺。外部环境约束包括:社会组织立法相对滞后、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僵化、社会组织面临资源困境、社会组织监督体制松散。第六章是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的发展路径。这一部分属于对策探讨性研究。首先对社会组织在扶贫开发中的角色进行定位,在此基础上,参考国外推动社会组织扶贫的相关经验,提出了推进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的六条建议:推动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改革、健全社会组织监督评估机制、完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加强社会组织扶贫相关立法、细化社会组织税收优惠政策、培养社会公众公益慈善理念。总之,通过全面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的实践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论文强调如下观点:作为大扶贫开发格局的重要主体,社会组织扶贫的政策空间和社会空间极大扩展;社会组织扶贫的合作化和制度化趋势加强,但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开发还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需要政府、社会和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境外社区教育若干问题的研究[D]. 孙玫璐. 华东师范大学. 2001
[2]. 构建和谐社区背景下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龙雪津.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3]. 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D]. 黄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4]. 基于产业结构演进的高职专业结构调整研究[D]. 张慧青.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5]. 基于城市关联性的保障性住房发展历程与设计策略研究[D]. 宋明星. 湖南大学. 2016
[6]. 云南边境地区民族教育的发展困境与出路[D]. 李孝川.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7]. 后“9·11”时代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新发展研究[D]. 李联明. 南京大学. 2012
[8]. 社会组织在公共冲突治理中的作用研究[D]. 赵伯艳. 南开大学. 2012
[9].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研究[D]. 王阳.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10].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研究[D]. 赵佳佳. 吉林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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