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对魏晋艺术精神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李白论文,精神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多数人认为，中国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在魏晋时代。生活和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艺术上的生命意味和宇宙意识，是魏晋时代艺术精神的集中体现。魏晋之美多与冲破礼教束缚的超道德观念和品藻人物之美相关，曹植、陶渊明、谢灵运、稽康、阮籍等人从某些方面，特别是生活与人格上体现了追求个性的艺术态度和与自然亲和的自由精神。但这种精神在唐以前未在某一作家的生活和艺术创造中有全面充分地体现。真正使魏晋之美得到淋漓尽致体现的是唐人李白。在李白身上，魏晋的主体精神在生活中和人格上都有充分体现，在艺术上又多方面地体现出自由解放的审美精神，这就使得魏晋之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环境里走向成熟。不仅如此，魏晋艺术精神充分发展的结果，影响了一代诗人，使一代诗歌登上诗美的光辉峰巅。
一、生存的诗化
李白的世界是诗化的，情感化的。首先体现在生活的个性化上。其“性倜傥，好纵横术”（注：刘全白《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谓其“慷慨自负，不拘常调”。他常以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自比，在言行上却又不太检点，时不时对儒家之道予以嘲笑；入长安禁内，不能循规蹈矩；永王叛乱，他以为借此可一施霸王之略；他求仙学道，浪迹江湖，寄情山水，流连诗酒，啸傲风月，又不以声色货利萦绕其高旷怀抱。杜甫天宝间赠李白诗“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几乎成了李白的生活写照。他自称“狂人”。《候鲭录》载：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云：海上钓鳌客李白。相问曰：“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钓线？”白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蜺为丝，明月为钩。”相曰：“何物为饵？”曰：“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这可能是虚构，却与李白其它言行一致，呈现出天真的个性、从容的气度与壮美的人生！他对待生活的这种自由态度，体现了对人生的审美态度。在他的个性里，看不出形上的“善”或“崇高”。因为善与理性相关，崇高与自由无缘。康德说：“崇高的感动不是游戏，而好像是想象力活动中的严肃。……更多的是惊叹或崇敬。”（注：《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3-84页。）可见，崇高来自于理性，并不诉诸人的感性的理解力和想象力。缺乏感性使崇高感没有个性，那么，它就不如游戏直接与生命相关。历代论者之所以认为李白的生活个性化色彩较浓，许是因为他较大程度上超越了理性与崇高的束缚：一方面，唐代各种文化精神在他那里频繁取舍，他的选择又不顾及他人的情感评价，似乎与现实蓬山远隔；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生活态度拒绝理性或崇高，反而使他能够进行符合人的发展的活动，所以，李白生活个性化体现了自由自觉的精神。
李白生活与创作多不加思索。中国早期占主导地位而后为绝大多数文人接受的儒风很少在李白那里得到响应，其诗较少有“中和之美”。常见的是意气豪迈之作和雄伟壮丽、开阖动荡的刺激性题材，以壮浪纵恣之笔描绘山水、战争和酒后大言。这种感性的态度发展至使他超越了生活个性化的外在自由而转化为生命的内在自由。众所周知，人的外在自由要受各种外部因素的制约，因外部条件不同而获得或失去保证。内在自由是内心行为与人的本性一致的自由。只有在内在精神自由获得的前提下，使受外部条件制约的感性不断得到发展，外在自由又因此得到体现，这样主体才会越来越自由，从而获得生命的诗意。所以，“现实的自由，从来不仅仅是个别人的自由，每一个个别人，都只在别人自由的时候才是自由的。”（注：雅斯贝尔斯《新人道主义的条件与可能》，引自《存在主义哲学》第283页。）李白的情况是，一方面，他的诗化的生命使其无拘束的个性具备了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也因为生命诗化的内在自由的获得，才使李白外在个性诗意化，使其个性超越了当时的现实而获得人的生活意义，并且这种人的意义得到他人认可。《本事诗·高逸第三》载：
李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玄宗闻之，召入翰林……时宁王召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即遣二内臣扶掖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
李白在贺知章甚至唐玄宗面前，能不拘礼节，从中就透视出，外在环境对他的生命自由已经不再拒斥，相应的，他得意忘形、宠辱皆忘的行状所体现的生命诗意，逐渐让现实接纳与承认。即李白外在个性的诗意由内在生命活力的外化体现了出来。这大约只有宽容开放的盛唐时代才认可这种生命情调而不至认为它有损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虽然个人自由在与人交往中才能实现，然而作为个人，李白又摆脱了对他人、集体和世界的完全依赖。他的交往既把自己的心揭示给他人，领悟他人之心，又不丧失于他人之中。从而保持自己的个性活力。首先，从他的大量送别之作和生活经历看，他对朋友一往情深。友人吴指南路亡，白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权葬指南，数年来观，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同携持，无缀身手。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注：引自詹英《李白诗论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页。）。在人的本性没有完全占有的封建社会，他这样做，不失赤子之心。其次，与魏晋名士崇高玄学、漠视现实相比，李白对他人袒露心扉，不受现实摆布，在这同时，依然存在入世热忱。《梦游天姥吟留别》未把仙境作为摆脱世累的所在；《梁父吟》讽刺的对象是包括皇帝在内的高层权贵。其对传统“怨刺”对象及性质的改变，显露了他的坦诚、人文批判精神和对自己的高度肯定。这种不丧失自身的艺术态度，把外在与内在一切生命存在融成一体的做法，与魏晋全身远害的冷漠与信心不足相比，就有着巨大差别。因此，李白对待生命的自由程度是前无古人的。
因生命的艺术化不是道德或理性意义的，因而李白的人格不属道德人格层次，而是诗化的人格。李白的人格同其生命情调一样，也不诉诸崇高。崇高多是人与外在世界发生矛盾时，人不能用感性把握或战胜对象，就用理性观念把握它或在精神上战胜它，从而唤起对理性观念的崇敬或自身人品的一种肯定。显然，理性崇高没有肯定人在感性现实中的意义（注：参见拙文《三种艺术真实形态的美学蕴含》，载《江汉论坛》1997年第3期。）。李白与自然、与人发生关系，不受理性观念的约束，既不做作，也不勉强而行。而是感性地、自然地和对象发生关系，这种自然而然的行为方式，就是自由审美人格的体现。《韵语阳秋》卷十评道：
李白乐府三卷于三纲五常之道数致意焉……徐究白之行事，岂亦纯于行义者哉！永王之叛，白不能洁身而去，于君臣之义为如何？既合于刘，又合于鲁，又娶于宋，又携金陵昭阳之妓，于夫妇之义为如何？至于友人路亡，白为权窆，及其糜溃，又收其骨，则朋友之义庶几矣。《送萧三十一之鲁兼问稚子伯禽》有“高堂倚门望伯鱼（禽误），鲁中正是趋庭处。君行既识伯禽子，应驾小车骑白羊”之句，则父子之义庶几矣！如弟凝、錞、济、况、绾各赠诗，以至其雍睦之情，则兄弟之义庶几矣！惜乎！二失既彰，三美莫赎，此所以不能为醇儒也。
葛立方用儒家之道评价李白，其所谓“二失”，其实是他的行为不诉诸道德或理性，也不受哪一家处于稳定状态下的思想体系约束。葛氏所谓“三美”，属于对自由人格要求相适应的人的本质的自觉肯定和发扬。无论“二失”还是“三美”，都是他在多种束缚中扬弃世俗与落后，追求丰富人生和诗化的自由人格的体现。葛氏说李白不是醇儒，却是实情。
生存诗化、赤子之心与入世的热忱一起，成就了魏晋艺术精神与儒家人文意识的互渗，形成了李白生活的主体精神和生命中强烈的自我意识。显然，他的经历是人生与艺术的统一。
二、享乐与唯美的人生态度
宗白华先生曾谈及魏晋唯美的人生态度表现于两点：“一是把玩现在，在刹那的现量的生活里求极量的丰富和充实，不为着将来或过去而放弃现在价值的体味和创造；……二则美的价值是等于过程本身，不在于外在的目的。”（注：宗白华《美学散步》第187-188页。）李白在他的人生历程中，对“把握现在”这一享乐的观点着意发扬，使之达到顶峰。这种人生态度突出表现在游仙、任侠及政治活动等日常生活各个方面。
第一，李白仙游之作不仅继承了魏晋的人生态度，而且表现了魏晋人所没有的内在生命精神和外在享乐一致的人生观。其对生命和自我价值的肯定既有形而下的具体行为，又有形而上的色彩；既是超越人生束缚的心灵遨游，颇具超现实色彩，又把心灵空间的拓展与现实、山林结合，产生了有意味的生命形式或虚无境界中的灵气。这大概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他在这个世界中可以随心所欲：
清晨鸣天鼓，飙歘腾双龙。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玉真仙人词》）
朝饮颍川之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常周旋。常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我知尔游心无穷。（《元丹丘歌》）
举身憩蓬壶，濯足弄沧海。从此凌倒景，一去无时还。朝发明光宫，暮入阊阖关。（《酬崔五郎中》）
其二，他的神仙世界又是一个宁静、透明、充满欢乐的地方，有虚的沉寂又有灵的生机，生命在此生生不已，以至于获得充分自由而乐不思归：
山明月露白，夜静松风歇。仙人游碧峰，处处笙歌发。寂静娱清辉，玉真连翠微。想象鸾凤舞，飘飘龙虎衣。扪门摘匏瓜，恍惚不忆归。（《游泰山之六》）
其三，李白游仙诗在慨叹人生短暂，生命不永的同时，渴望逸乐世界的永存，表现出对把握现存实有的生命意义的感悟，对生命自由能永恒存在的真诚呼唤：
白日与明月，昼夜尚不闲。况尔悠悠人，安得久世间。传闻海水上，乃有蓬莱山。玉树生绿叶，灵芝每登攀。一食驻玄发，再食留红颜。吾欲从此去，去之无时还。（《杂诗》）
以上可见，李白的神仙是为了人的肉身与精神健康发展的神仙，其神仙世界是现实或山林与拓展后的心灵空间的结合。从深层结构看，李白神仙境界在无边的空间中律动着勃勃的生命灵气。所以，他游仙与保持所谓高洁品格无关，而是为了人生的享乐。在中国封建社会，多数情况下，人格属伦理范畴，魏晋文士就是在现实人生价值无法被肯定的情况下，才归隐山林，以求全身远害，保持自己高洁的人格。由于这种做法仅属于心理层次，对人的发展意义有限。李白超越了他们，他不受政治郁闷和现实的摆布，未把世俗作为人生之累；他归隐或游仙，没有人格目的，他的人格与生命、生活和人性发展相关，显示出享受的品性，因而其游仙具有愉悦人生的审美意义。
第二，就其政治生活看，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往往对政治实践缺少恒心，不大思考行为结果。有时遇到机遇，却轻易放弃。虽然他曾以管晏自比，但不以结果仅得待诏翰林而消沉退隐。据有关资料记载，他出入禁中，言行大胆自然，享受心理压倒了一切，所谓“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就见出他的政治活动并非考虑前程。他以感性的态度对待政治生活，在别人看来，似乎不看重入世初衷，看重的只是行为过程本身的自由。这从另一面说明李白重过程的审美化而不重外在目的。
第三，李白享乐的人生观，还表现在他的任侠行为上。任侠在传统文化中属于俗文化层次，它与求仙学道的隐者文化和士大夫的雅文化对应，尽管首先只具有肉体生存意义，但在李白的生活中却具有重要的价值，它开拓了李白在民间的生存空间，这样的空间游离于法律秩序之外，使身处其中的李白笑傲江湖，自由自在。“马上相逢辑马鞭，客中相见客中怜。欲邀击筑悲歌饮，正值倾家无酒钱。……匣中盘剑装
鱼，闲在腰间未用渠。且将换酒与君醉，醉归托宿吴专诸。”（注：李白《醉后赠从甥高镇》。）宝剑本是任侠者的标志，他遇到从甥高镇，却以剑换酒，一醉方休，这就在他的生活中平添了一种英雄色彩。从他的许多任侠诗可见，当时的任侠人过着怎样的一种异于寻常、非同凡响的生活。他们放纵享乐，挥金如土；只重当时，不管明天；他们扬眉吐纳，激昂青云，济人急难，果于然诺。他自己当然也不例外，并欣赏这种生活。与魏晋名士只重“全身”而不问他人相比，多少显示出一种人道的关注和对生命的肯定。这就把异化严重的人灌注成自然的、有生气的人。江湖生存空间的开拓是生命受限制后的一种对自身的丰富，同样显示出他追求现有生活的极量充实，没有外在目的的享乐的人生风采。
李白以享乐人生的态度对待日常生活，使他有了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从而在自己的生活领域开拓了广阔的生命空间，生命空间的扩展，使他超越了正常的生活模式和存在的现实，显示出充分享受现存实有这种以人为本的、自由的“人的”生活世界，因而这种享乐的人生经历和审美精神获得了形而上的生命意味。
三、艺术形象的自由解放精神
前面提到，中国多数文人包括魏晋名士在内，一旦发现自身与现实不和谐，就抽身而出，保全肉体的安全和灵魂的洁净，别人如何，与他无关，这种逃避主义不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因为人与人的关系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正是在这种关系中显示出人的本质属性。李白以他对自然、社会的亲切关注创造了众多的审美形象，形成了他自己的审美情感和审美意识，也形成了不拘一格的创作风格和奇逸的艺术世界。他的艺术实践在发扬魏晋“缘情”理论的基础上，突破“中和”而走向人性的自然存在，表现出对宇宙和人生的深情。
从诗歌形象的生成看，多数情况下，李白诗本体表现为物我相融的情兴体验，生之于自然而不造作。《过崔八丈水亭》、《太原早秋》、《春夜洛城闻笛》、《东鲁门泛舟》等一大批诗都是如此。陆时雍《诗镜总论》说他：“长于感兴，远于寄衷。”谢榛《四溟诗话》卷三言其：“以兴为主，浑然成篇，此诗之入化也。”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也说：“太白五七言绝句，实唐三百年一人。盖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这些论述说明李诗在生成过程中极少推敲、揣摩，具有即景发兴的审美特点。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讲得更明显具体：“杜诗思苦而语奇，李诗思疾而语豪。”李白不像杜甫创作有理性的思考，他的诗更多来源于艺术创造过程中以目触物、以心感应的一瞬间的主观灵感，不抱目的，全凭兴会。所以其创作过程自然、质朴、深情。于此亦见，他对自然、人、事等对象的观照，没有扭曲，也不受其拘束，表现的是物我相融的亲切：
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湖五首》之二）
从诗的形象构造看，月照南湖的迷人景致与泛舟饮酒赏月之人结合，使尺幅里的形象犹如沉落遗忘于宇宙悠渺的太空中，旷邈而幽深。这种无极之境里有感性活跃的生命律动：夜来湖上能见无烟，既得月色之妙，又显人之忘情；更有洞庭水天相接，湖畔酒家似在白云生处的画面，一如泛舟之人与自然娓娓对话。象与空间灵气往来，溶成一片，气韵生动。诗的外在形象简约得只有夜月南湖与赏月之人，但其传达出的丰富意蕴，让人生出无尽想象。正是这种生机在简约的形象结构造成的无限空间勃动，形成了一种飞动之美——逸，空灵由此产生。空灵的形象结构是作者精神极度超越的结果，它是超越形象的细节描摹而形成的对事物简化结构的把握中所达到的主观条件。即空灵的形象构造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是心灵的自由运作，这既体现着审美的生生之道，也是一种对自然或外在事物的默契甚至尊重。在此情况下，人既把握了自然（注：迄今，人类尚未完全在感性层次把握外在对象，象征与浪漫意象即是人在感性上的无奈，转而以精神或理性把握对象的结果。在此意义上，学术界认为李白仅为浪漫诗人欠妥。参见拙文《“美的艺术”与意境形态》，载《江淮论坛》1996年第3期。），又在与之交流中不带目的，显示出平静而自由的愉悦。
所有这些，得益于李白的真诚。道家强调：“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注：《庄子·渔父》。）能称得上“真”的情兴，犹如“风水相遭，自然成文”。那么，“真”情就来不可遏，去不可止。陈师道《后村诗话》说他读李白诗“如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年来诵读其诗，直觉此言不谬。这种“真情”和一般情感，比如社会情感、伦理情感相比，后者由于约定俗成，具有稳定性、长期不变的特点。李白诗中的个性情感由于是“真情”，却具有极不稳定的特性。因此，其作品审美风格天真飘逸，这正与他推崇魏晋人谢安、江淹、鲍照是一致的。
李诗缘情而发，与他“法自然”的艺术态度有关。与一般诗人“华藻随时，体律相仿”不同，他不愿意甚至反对东施效颦式的模仿，或者只学一种诗体，某一家体制。“李太白之诗，务去陈言，多出新意”，其余诗人，则“有所本”（注：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
李白无“所本”，是他取历代众家之长，以丰富变化的自然为本，融合其真情的结果。故而陆时雍说李诗“想落意外，局自变生，……其殆天授，非人力也。”（注：陆时雍《诗镜总论》。）他这种自然流露的情感和自觉对待生命的态度，使其诗有悦人心意的自由而又变化叵测：
太白《金陵留别诗》：“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谢宣城《夜发新林》诗：“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阴常侍《晓发新亭》诗：“大江一浩荡，悲离足几重。”二作突然而起，造语雄深，六朝亦不多见。太白能变化作结，令人叵测，奇哉！（注：谢榛《四溟诗话》卷三。）
与谢、阴相比，独李诗自由变化，无拘无束，一如自然本身多姿多彩，千变万化。所以，李阳冰《草堂集序》云：“千载独步，惟公一人。”
李白诗的形象“法自然”，不等于他不尊重艺术规律，相反，因其性情自然流露，却在不经意中暗合自然法则和艺术规律。朱熹云：“李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注：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朱子说他“从容于法度”。“圣于诗”，实际上窥见李诗审美上的突出特点：一方面在法度中从容，是法度已变成他自己的了，因而其诗歌形象具有开放的特性；另一方面，这毕竟属于一种法度，这种法度来自于自然造化，暗合自然规则。具体说来，大约体现在以下几点上。第一，他的诗歌形象呈现出驰驱造化、咳吐天然，出神入鬼，惝恍莫测的艺术力量，或超越生存现实所显露的不受羁勒的自我解放的信心。北宋初，徐积在《李太白杂言》中便说：“盖自有诗人以来，我未尝见大泽深山、雪霜冰霰、晨霞夕霏、千变万化、雷轰电掣、花葩玉洁、清天白云、秋江晓月，有如此之人，如此之诗！屈生何悴，宋玉何悲，贾生何戚，相如何疲；人生何用自缧絏，当须荦荦不可羁；乃知公是真英物，万叠秋山耸清骨！”徐积认为李诗形象比屈原、宋玉、贾谊、司马相如等人超迈洒脱。在我看来，就在于他能对自然、人生、情感等瞬息万变的事物进行直观的整体把握以及整体把握世界的信心所显示的艺术力量。第二，他的诗歌形象体现出斗酒百篇、十幅一息、规矩在手、自运方圆的艺术创造才情。李白才奇造化，故难窥其诗妙处。他不循规蹈矩，没有明显模仿痕迹，实际是自运方圆的创造性的表现。这种创造性一方面来自于真情，另一方面是默契自然的结果。所以皮日休说他“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注：皮日休《刘枣强碑文》。）第三，他的诗中形象体现了他的诗歌壮浪纵恣、豪放飘逸的风格。陆时雍《诗镜总论》说道：“放浪诗酒，乃太白本行。……太白游梁宋间，所得数万金，一挥辄尽，故其诗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意气凌云，何容易得。”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亦云：“太白天材豪逸语，多率然而成者。……太白发句，谓之开门见山，……太白天仙之词。”他们都承认，这种豪放飘逸的风格或创作个性是自然造化的产物。
从他诗歌的生成、文本结构到审美风格，我们看出其诗歌形象把写实再现的具体性、个性，虚构意象的象征或浪漫的抽象性和意境的情景交融有机融合起来，因而其诗歌形象特别具有创造性，并鲜明地体现着人的解放精神，由于创造和人的解放、人的自由相关，所以李白诗歌自然昭示着自由审美精神。
四、李白把握世界的方式及其意义
李白诗中对入世、退隐、游仙的态度及其行为的反复转换，说明他敢于怀疑与否定自己既有的生活方式。因为永恒地执着于某一不完全合理的目标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血泪，不利于人的自然成长，所以他及时进行思想行为调整，自然地对待人生目标与生活方式的取舍。当他以这样自觉的生活观对待外在世界时，就对一切有了自己的态度，自己的审美判断，并显现出作为人的生活的意义。
唐时入世或隐居，在我看来，都是为了实现人的价值。现世生活和生命存在都是唐人关注的，一般说来，隐居与消极无必然联系。李白入世或隐逸，是追求人的价值的两种表现形式。入世不用说了。就隐居而言，其隐无常地，时间也断断续续。从其诗作反映的时间地点看，并非在功业未成、政治失意或图东山再起之际，把隐居当作终南捷径，亦或作为遁世归宿。他自己讲“十五学神仙，仙游未尝歇”。（注：李白《感兴》二首之一。）他出蜀的目的之一是“自爱名山入剡中”（注：李白《秋下荆门》。）。其《庐山谣》云：“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可见，他不向往隐者固定、安适的生活，隐居之于他，一是寻仙旅游，二是感受自然天籁，从而对世俗世界人性异化进行扬弃。隐逸作为清除尘世烦忧、追求生命自由、超越精神焦虑、解除人生束缚的手段，对现世生活中人性缺陷部分的补偿而存在于李白的生活中。这既是生命存在的一般要求，也是全面占有人性的必由之路。因此，他对理想执著的屈原自沉汨罗颇觉可笑：“投汨笑古人，临濠得天和。”（注：李白《书情赠蔡舍人雄》。）他认为入世遭挫，就不必对原有目标执著，而应顺应自然，学庄子优游濠上，以求生命自由的永恒。从心理角度看，这是一种自我调节。从更深层次看，入世、退隐、游仙等几种追求反复变换，是他对人生具有多种价值取向和大胆尝试新生活的表现。因而生活方式的反复变更从另一角度体现他执著的人性追求。不仅如此、行为的转换说明在他身上各种思想体系很少冲突，他以生存自由为前得，自然选取适合自己的思想或人生观，这便在客观上为“丰富的人”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就是说，各种思想在李白身上的转换，必然导致生活方式和行为实践的多样性，这为扬弃处在稳定壮态的崇高与理性奠定了基础，也使他的感性处在发展之中，正是发展着的感性为审美提供了可能。即在感性得到发展的前提下，李白有可能把各种思想导致的各种实践行为或生活方式中有利人的成长的因素归为一体，由于各种生活方式或行为实践必然与人类各种把握世界的方式相关，因此，感性的发展使多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形成整体的把握方式成为可能，这种方式就是感性的把握方式。而感性的即情感的或艺术的把握对象的方式易于创造适合生命活动的生存空间，这也是形成人类自身发展有意义的生活世界的前提（注：参见拙文《论意境是人类艺术未来形态的雏形》，载《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5期。）。李白凭借感性把握世界的方式创造出生活的无限丰富意义，创造出多姿多彩的生活世界，实现了人的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而有意义的生活世界即人的世界，它不同于动物的生命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本质据为己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7页。）。我们据此认为，生活意义的创造，与生活意义的自觉是完全一致的。李白的创造活动在自身产生了新的东西。不断创造的过程，也是不断扬弃落后的非人因素、丰富人性的过程，其结果是他能决定自己，决定自己即是自由和自觉的表现。所以，实现人的自身发展，标志着有意义的生活世界即人的世界的形成。
李白对生活方式的不断转换，实质上也是生活中不同文化背景的转换，同时他又受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这些文化中的人性因素为他提供了营养，使他能自然地生活与创造。自然地生活与创造，集中地体现出他创造的开放性、包容性和自由性，也体现了人的一种解放，于是也造就了他诗歌的自由品格。从而奏出了中国诗歌有史以来最辉煌的乐章。
李白生活的自由方式和开放的文化胸怀，不仅在他周围创造了人的生活世界，而且因为人的生活世界的存在，促使了盛唐时代真正体现人的本质艺术的产生，这使魏晋以来孜孜以求的审美精神走向成熟，这种具有人性和创造性的解放精神与审美文化氛围，也成就了一个时代的审美艺术。在这样的意义上，本人以为，李白及盛唐时代的诗歌，以众多天才诗人的个性创造，发挥了启蒙自身和启蒙社会的作用，因而成了八世纪人文精神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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