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森[1]2002年在《社会主义信念建设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信念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跨学科问题，这种复杂的跨学科性，对研究者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现实生活中，人人都可以轻易地感受到信念问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可是对信念尤其是社会主义信念问题的理论研究却微乎其微。信念问题学术地位和其政治地位之间的极端不平衡，成为本文最基本的研究动力之一。一、本书的基本观点和逻辑主线一般认为，社会主义信念弱化的原因是：苏东剧变、时代主题的变化、全球化的影响，等等。我们认为：这些原因仅仅是社会主义信念弱化的“外部因素”，不是社会主义信念弱化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信念弱化的根本原因，必须深入到社会主义信念的内部去寻找。通过深入到信念内部进行研究，我们发现：社会主义信念是一个系统，由一系列子信念构成。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人民群众的阶段性利益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不同的子信念就会上升为社会主义信念建设的主要方面。具体而言，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由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因此，社会主义革命信念就成为这一时期社会主义信念建设最集中的体现；而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由于主要矛盾转移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发展信念成为社会主义信念建设的核心。由此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信念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同子信念之间地位升降的发展过程，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为“信念转型规律”。由此可以看出，对社会主义信念转型规律的忽视，是社会主义信念弱化最深刻的内部根源。第二个研究发现是：信念建设中存在着“效应相关规律”，即，最能体现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子信念”的强化，可以促进社会主义信念的整体强化；而最能体现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子信念”的弱化，也必然带来社会主义信念的整体弱化。根据这一规律，可以看出：作为社会主义信念目前最集中体现的社会主义发展信念的强化，必然带来社会主义信念整体强化。因此，现阶段社会主义信念建设的重点就集中到社会主义发展信念的建设上来。从强化社会主义发展信念的角度，可以看出：邓小平理论是强化社会主义发展信念的理论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实践成就，是社会主义发展信念强化的实践前提；而“叁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则是强化社会主义发展信念的战略举措。“叁个代表”为新时期的共产党员树立了明确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这些行为规范都是在社会主义发展信念的指导之下确立的，因此，广大共产<WP=3>党员的身体力行，对于巩固人们的社会主义发展信念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二，本书的基本框架与研究方法在考察“后冷战时代”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社会主义信念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积极的应对思路。具体而言，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导论：“后冷战时代”的社会主义信念。对社会主义信念的弱化之境和社会主义信念弱化的一般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一章：社会主义信念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分析。通过对社会主义信念本质、作用、发展变化研究，从理论的角度论述了社会主义“信念转型”规律，并指出对社会主义“信念转型规律”的忽视，是社会主义信念弱化的最深刻的内部根源。第二章：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史研究。从社会主义革命信念建设的历史中，总结出社会主义革命信念建设的历史经验，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信念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文章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出发，进一步论证了社会主义信念建设中存在的“信念转型”规律。第叁章：社会主义建设信念的历史研究。从社会主义建设信念的历史研究中，不仅再次证明了信念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信念转型规律”，而且从中得出社会主义信念建设过程中存在着“效应相关规律”，因此，对新时期社会主义信念建设的研究，可以集中到社会主义发展信念上来。第四章：社会主义建设信念的内涵及其强化的思路。从社会主义信念建设的实际出发，文章认为：社会主义发展信念是社会主义信念现阶段最集中的体现，并在研究社会主义发展信念内涵的基础上，对强化的社会主义发展信念的手段进行了研究，提出“超越灌输”的“道德伦理化”建设思路；并从社会主义发展信念的角度，对“叁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叁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强化社会主义信念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对“以德治国”战略的具体实施和战略推进。结语：社会主义发展信念：复兴中华民族的根本。在这一部分里，集中阐述加强社会主义发展信念的重要性，并对新时期社会主义信念建设应该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提出自己见解。文章的基本构架就是如此，而比构架更重要的，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是使研究深入到问题核心的关键。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克服信念问题研究上的唯心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社会主义信念，我们应该首先深刻理解社会主义信念与以往任何信念不同之处。同时更应该注意到社会主义信念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作用，集中精力搞好社会主义信念建设。<WP=4>第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克服信念问题研究上的形而上学。信念问题更多?
夏铭泽[2]2016年在《邓小平的国民素质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那么现在的改革就必然会牵动方方面面的神经,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引起一部分人的抵制和干扰,也就会导致一些不良社会现象的发生。这些现象的背后,反映的是国民素质不高的问题。因此,国民素质问题再次进入到学者的研究领域。邓小平同志科学的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关键还是要靠人来实施和实现,而且人的素质的高低也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程度。因此,邓小平理论所蕴含的国民素质思想内容就显得十分重要,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邓小平国民素质思想蕴含了丰富的内容。其核心就是要朝着“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目标奋斗,即就是要培养国民的政治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法律素质。同时,邓小平不仅仅对于全社会要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而且对于不同行业不同群体有不同的素质要求,主要是根据党员干部、军人和社会不同行业从业人员的特殊性来规定素质的具体要求,体现了邓小平国民素质思想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从教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叁个方面为提高我国国民素质指明了方向。邓小平的国民素质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维,对当今我国国民素质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本文以邓小平的国民素质思想为研究视角,从邓小平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入手,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马克主义者的理论为基础,深入到《邓小平文选》中,揭示了邓小平国民素质思想的全貌,有助于以点带面的理解邓小平理论,并且在此基础上以哲学的角度审视我国国民素质建设,为国民素质的发展和提升提供借鉴价值。
张健[3]2004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人的精神世界研究》文中认为哲学缘起于人类追问世界形而上的天性，即人对事物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的本质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思想驾驭，它揭示的是世界的根源、本质及其意义。因此，哲学的功能应是一种现实的解读而非实证的描述，应是一种思想的建构而非事实的论证，应是一种层次的提升而非行为的规范，应是一种理念的引导而非知识的获取。基于这种对哲学的理解，论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人的精神世界问题进行思考，旨在通过对精神世界问题的研究，来探究人的精神性一面，并尝试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做出自己的一份理解和学理性拓展。总体来说，论文涉及到叁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同时又相对独立的子课题，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问题、生存方式问题以及精神世界问题。就其相互独立的一面来看，主要指的是叁者分别指向不同的领域。一个是经济领域，一个是人的行动领域，一个是人的精神领域。就其具有内在逻辑上的关联来看，主要指的是：在存在论视野中，它们处于这样一种逻辑链条上，即，生存背景――生存活动――精神成果，体现为领域的共在性；而在生成论视野中，它们又构成这样一种逻辑序列，即，生成根源――现实基础――最终结果，体现为过程的层次性。而无论是领域的共在性还是过程的层次性，都表明市场经济、生存方式和精神世界叁者的共同在场，反映到人身上，即是人与世界的共同在场，人是一种“在世之在”。因此，完整理解人的精神世界问题，也就不单单是精神世界一方面，它需要同时观照生存方式的现实和市场经济的背景。而论文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当代我国人的生存方式进行了考察，以作为对精神世界问题深入探究的学理前提和基础。论文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市场经济就其表层来看是关于“物”的问题，而其深层则是“人”的问题。在“物”的层面，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经济运行形式；在“人”的层面，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私人剩余劳动的交换及其关系的总和，体现为私人之间互换剩余劳动。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是等价交换原则，但仅仅考察和揭示其一般性不足以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为此，论文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及其原则，认为，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性的因素在于社会主义公有企业的特殊性，即它内外有别。就其对外而言，公有企业是扩大了的私人的象征。因为，无论是就公有企业之间还是公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来看，公有企业都是一种独立的市场主体，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即等价交换原则。而就其对内而言，公有企业又是一种社会的象征。因为在其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WP=4>都在法权上拥有生产资料，但在实际上只拥有对劳动的支配权。因此，在企业内部人们之间不存在交换关系，他们唯一的交换是个人与企业之间的直接交换。在本质上，企业成为不完全的社会的代表。在这种条件下，企业内部的交换性质不是私人性的，其交换原则也不是等价原则。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之处。依据马克思对交换类型的划分，这种交换本质上应是一种类似人与社会直接进行自由交换的一种交换。然而，由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还无法达到“自由劳动”的程度，因此它不可能是自由交换。在本质上，它还应属于广义的剩余劳动交换范畴，但同时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剩余劳动交换。基于此，论文认为这种交换是一种介于“剩余劳动交换”和“自由劳动交换”之间的一种交换，是一种过渡状态，可以称之为等量劳动交换。其本质是个人为社会提供多少劳动，在作了必要的扣除后，社会向个人返还多少劳动，即“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正如剩余价值占有决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一样，等量劳动交换则直接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有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体现为：它是一种充分分享经济，是一种民主经济，是一种需要予以监督的经济。而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学逻辑所在。在实践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学逻辑表现出下述两个特征：就人类的角度来看，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逐渐“中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逻辑对人的要求是，劳动者是主人又是管理者。这就意味着在人的存在中，人本身成为第一性的，物退居其次。社会的发展是人本身的发展，社会发展依靠人。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逻辑来看，劳动者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和发展成果的享有者，社会发展的直接目标和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人的发展。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手段逻辑来看，监督的实施离不开人，而监督能否真正实现也从根本上取决于人本身的素质和能力。因此，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个逻辑来看，都需要人，离不开人，更是为了人。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逐渐“中心化”。就个体的角度来看，人的发展趋向“全面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个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概括讲，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人的发展进一步趋向“全面化”。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的四种“li”得以释放出来，即“利”、“力”、“理”、“立”。“利”，意味着人首先为追求和
武振华[4]2015年在《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研究》文中指出意识形态不仅是一个政党区别其他政党的标志,也是一个政党奋斗的旗帜,具有凝聚人心、整合社会力量、指导方向的功能,历来为各政党所重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肩负着领导13多亿人口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任,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显得更为重要。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包括方方面面,大体可以归结为理论建设和实践部分。理论部分又可以分为价值观念、利益代表、语言表达,实践部分又可以分为纲领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机制、政策实施效果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研究就是将这两部分结合起来,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扩大社会认同,并转化为社会意识,成为群众自觉行动的向导,其目的是发挥执政党意识形态应有的作用,永葆党的先进性,为长期执政服务。全文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意识形态”从缘起到“终结”的基本理论。主要围绕着“意识形态”的真实与“虚假”,论述“意识形态”演变经历了从“观念学”到“虚假意识”、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再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意识形态演变,重点探讨“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以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为更好地理解政党意识形态理论做好铺垫。第二部分,阐述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主要结合意识形态一般理论,论述执政党意识形态一般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特殊性,即,中国共产党承担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实质上是国家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第叁部分,阐述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逻辑。主要论述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基本理论和基本要求,重点阐述意识形态社会化与现代化、群众化、社会认同的关系,以此说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必然结果是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奠定思想基础,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彻底胜利。第四部分,阐述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的经验与不足。主要论述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叁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处于执政地位以后,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外部封锁到对外开放转变过程中,意识形态社会化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为今后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形态社会化提供帮助。第五部分,阐述国外执政党意识形态社会化过程中的启示与教训。主要通过阐述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等为代表的西方主要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原因、过程、效果,阐述苏共意识形态“改革”的惨痛教训,为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意识形态社会化提供参考和警示。第六部分,阐述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主要阐述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各种政治思潮相互冲突与交融,致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流意识形态产生了冲击。中国社会转型,又为多元思潮的传播提供了土壤。中国共产党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些思潮,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必须面对的问题。第七部分,阐述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形态社会化的途径。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形态社会化要坚持现代化、群众化和社会认同叁原则,这里主要从坚持党的意识形态国家化、坚持党的意识形态文化、坚持意识形态与利益挂钩、坚持意识形态在社会化过程中的领导权等四个方面分别给予论述。重点阐述马克思主义要坚持与时俱进,增强开放性、包容性,牢牢占据舆论阵地的主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与时代发展结合起来,与人民大众的需求结合起来,走中国化、时代化和群众化的道路。
宋辉[5]2017年在《中国农民社会责任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现代社会的构建需要以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公民为社会基础。农民作为我国公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发挥主体作用并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加强对农民社会责任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全文以当今时代条件下的中国农民社会责任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诠释了农民社会责任的内涵、依据、特征,概括了农民作为公民应承担的一般性社会责任和农民作为农业生产者所应承担的特殊性社会责任,并对农民履行社会责任现状进行了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增强农民社会责任的主要思路。本文对拓展和深化农民社会责任问题的研究,引导农民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工作的开展,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全文由前言和七个章节构成,其内容结构、逻辑关系及基本观点如下:引言部分着重介绍了农民社会责任问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述评,并界定了责任、社会责任和农民社会责任的概念及内涵,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第一章论述了农民社会责任问题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这一部分主要对马克思主义农民观和社会责任观进行了系统梳理和阐释,并对国外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社会角色理论、社会规范理论和责任伦理观中蕴含的社会责任思想,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概括。第二章阐释了农民社会责任的依据。这部分主要从叁个方面对问题进行阐释:一是,在理论层面探寻了农民社会责任在马克思主义农民观、马克思主义社会责任观、责任伦理观以及社会角色论和社会规范论中的存在依据。二是,在法律与政策层面分析了农民社会责任的制度依据。叁是,在现实层面考察了农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实现农业、农民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责任依据。第叁章概括并总结了农民社会责任的分类与特征。从获得途径角度,农民社会责任分为先赋性社会责任和自致性社会责任。从角色责任的角度,农民社会责任分为一般性社会责任和特殊性社会责任。从农民社会责任的约束力角度,农民社会责任分为强制性社会责任和非强制性社会责任。本章还对农民社会责任的特征,从一般性和特殊性特征两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和阐述。第四章介绍了农民一般性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农民一般性社会责任是指农民作为公民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遵守社会道德的责任;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责任;履行相关政治责任和经济责任。第五章论述了农民特殊性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农民的特殊性社会责任是指农民作为农业生产者所应承担的特殊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农业生产经营责任;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责任;参与农村文化发展的责任;参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第六章分析了农民社会责任问题的现状。在这一部分主要是通过对调研问卷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提出中国农民社会责任的积极方面在于,农民社会责任意识初步显现并且农民社会责任向多维度延展。同时,农民社会责任存在的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农民社会责任意识不强、履行社会责任的载体不够丰富和行动缺乏有效引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农民社会责任问题的成因主要在于,农民自身的原因、组织化程度低的制约、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以及政府引导不到位的因由。第七章论述了增强农民社会责任的主要思路。根据农民社会责任问题及成因,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增强农民社会责任的主要思路在于:提升农民社会责任意识;拓展农民履行社会责任载体;强化农民履行社会责任的制度保障以及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一是,研究角度新。目前学术界聚焦农民问题的研究,大多是围绕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及权益问题展开研究的,而从农民社会责任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很少。所以,本文研究的视角富有新意。二是研究内容新。本文对农民社会责任的依据、类型、特征、主要内容、存在问题及原因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和论证,并提出增强农民社会责任的主要思路。这些研究内容,在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是鲜有体现的。叁是研究的观点新。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新的观点,其中主要是:其一,将农民社会责任视为一个由农民作为公民应承担的一般性社会责任和作为农业生产者应承担的特殊性社会责任两个方面构成的社会责任体系。其二,本文认为,农民社会责任问题与农村政策和农民组织化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
李霞[6]2013年在《论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文中认为新世纪新阶段,由于国内外诸因素的影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呈现日益复杂的局面。面对新形势,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时俱进,合理开发利用各类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不断提升人们的思想素质、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论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这一选题的提出,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共同创造的宝贵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革命性、先进性,充分展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充分展现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鱼水情深。它是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典范。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是我们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载体、环境,增强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实效性与吸引力、感染力的重要举措；也是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传播红色文化的历史任务；更是维护党的执政长治久安、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现实需要。论文按历史回顾、现实研究、发展展望的逻辑进路,对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历史回顾这一部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宣传工作、政治工作的论述出发,结合老一辈革命家及当代领导人对思想政治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认识,探讨了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的理论基础；并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相关理论为工具,分析了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的逻辑起点、客观基础、现实条件及逻辑终点,据此得出这一应用的学科依据。在现实研究这一部分,从红色资源的界定类型、价值功能、开发利用谈起,进而分析了红色资源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特点、价值与功能、与国外相关教育的比较及可借鉴的经验教训,得出了红色资源意识形态本质论,红色资源叁个“主体论”,红色资源内在地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共同创造的宝贵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等较有新意的观点。在这些基本认识的基础上,再展开一般性与特殊性研究。一般性研究致力于揭示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的基本规律、根本原则与主要途径。特殊性研究则将党员干部、大学生群体、社区群众纳入对象领域。因为党员干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对象,大学生群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社区群众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兴群体。我们分析了红色资源在这叁个具体对象领域的应用现状、存在问题、机遇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出路。随后从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应如何应对社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着手,构建了以内容深化、方法拓展、载体创新、环境优化、力量整合等五个方面为要素的整体框架。在发展展望这一部分,对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的趋势从网络化、社会化、实践化、特色化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前瞻性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孙莉萍[7]2018年在《制度自觉视域下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内涵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化的过程,是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武装大众、内化于大众的精神生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使大众在现实生活层面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和拥护的问题。认识论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人民群众认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价值论层面上,是人民群众认同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实现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害在于它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全局和关键意义的问题,事关整个国家、社会和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导向。马克思主义能够掌握多少群众,影响群众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持久性事关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化和指导作用的最大化,事关能否提升全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认同,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运;研究这一问题既是理论之需也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在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境况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嵌入大众意识和日常生活已经成为“问题”。在“自上而下”的传统思想灌输和宣传的传播力不断弱化情况下,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从“官方意识形态”向“大众意识形态”的转化?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为大众积极参与的事业?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大众“两张皮”的问题,我们认为,对大众而言首先要解决一个前提问题:人民群众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大众的内在性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如何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否“有用”!只有基于大众立场,“自下而上”去思考问题,把日常生活、大众需要作为考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着眼点,关注民生诉求,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代表和实现大众根本利益的价值合理性,以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许是一种可能性路径。本研究以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大众利益”及其关系的学理阐释为前提,力图从内在性上在学理角度揭示制度自觉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据。全文主体部分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理论前提廓清。揭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涉及的基本概念的含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构成要素及其结构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其含义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确立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其中涉及叁个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社会主义,阐释叁者之间的关系是揭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突破点,建立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和大众的内在相关性,就能激发大众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动力,有助于完成马克思主义“化”大众的任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多要素协同的过程:涉及“谁来化”——主体要素:实践主体,领导主体、宣传主体;“化谁”——对象要素是大众;“拿什么化”——大众化的内容;“怎么化”——大众化路径等。大众化是理论与大众的结合问题,更是理论向实践转化和理论实现自身的过程。这首先涉及理论如何恰当表达的问题,也体现为现实层面社会制度服务于大众利益的实现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群众,起始于大众的感性认识丰富化,完成于群众的实践活动理性化;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与践行过程,必然与利益价值认同过程相伴随。“大众化”的理论“化”与利益“化”应当是统一的,应当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民生问题相结合。社会制度是解决民生的保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设计应围绕大众的制度自觉而展开。第二部分:阐述为什么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从制度视角切入。主要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检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效果的不应是一个文本标准,即:大众化不是要把大众培养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应是实践标准,“实践的结果最顽强,最无情,它不会迁就任何文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质是使大众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四个自信”。能否实现“四个自信”,取决于制度的贡献,取决于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利益价值,即实践标准。社会主义信念是共产主义信仰的组成部分,是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科学性、实践有效性、制度优越性等的坚定观念和真诚信服,以及参加社会主义实践的自觉和坚定态度。认同的实质是价值问题,认同的本质是主体对客体之于自身之意义的不断诠释和建构,是人对意义感进行的不断重新定位和评价。社会主义信念不能停留在上层建筑层面、意识形态宣传层面,社会主义信念认同是大众对社会主义信念获得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过程及结果。当前大众程度不同地存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义”和“制度”的困惑甚至怀疑。揭示社会主义信念认同问题所折射的“主义”、“制度”与利益的客观联系,以及通过“制度认同”实现“主义认同”的内在统一性,提出“制度自觉”视域对推进大众化的意义。第叁部分:论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制度自觉维度的基本内涵。制度自觉是人之自觉意识对特定制度所进行的价值把握和理性反思。价值理念是制度的灵魂,制度是价值的承担者。制度自觉是人的自觉性对制度及其与人的关系的投射结果;人运用自觉意识反观身处其中的制度,可以发现制度的属人性、价值性和对人的利益需要的满足程度,进而进行制度优劣比较,形成制度自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制度自觉包括:“意识形态”层面上,党和政府的制度自觉主要集中于对“制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方面的充分反思和积极规划;“社会化”层面上,大众作为意识形态社会化的对象,制度自觉是一个需要建构的、较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在操作性上,大众制度自觉是指经过卓有成效的大众化工作后,大众形成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主动感知、理解、认同、坚守、践行和责任。大众制度自觉是对制度“何以可能”的觉醒,对制度“何以现存”的反思,对制度“何以为继”的探索。第四部分:研究从制度自觉视域下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逻辑问题。制度自觉视域下大众化研究要以培育大众制度自觉为切入点来实现大众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合理性,它是马克思“两大发现”之逻辑结论(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崇高价值追求的具体体现和初步实现,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具体实践的成功探索和制度建构。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制度”与“主义”之间既相区别更相统一:“主义”为“制度”提供合理性的逻辑知识和价值性的明确定位,“制度”则为“主义”提供物质承载和实践支持,更重要的是,“制度”只有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充分发挥制度优越性,才能更好地保证和促进“主义”的自我确证和始终在场。所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培育大众制度自觉为切入点来实现大众的理论认同,有着充分的理论根据;大众化工作可以通过有效对接两个支撑点来达成其目标追求:既直接着力于提高大众对“制度”的认同,又通过促进和实现“制度”对民生的承诺,来保证大众制度自觉的最终实现。第五部分:研究制度自觉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问题。路径问题直接关系着大众化的实效性,本研究以实现大众制度自觉为目标指向,设定了大众化路径研究的叁个角度:大众对“制度”的利益自觉,指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自身利益的相关性产生明确觉知,并由此产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肯定、积极维护等正向情感。通过大众化工作,从助推民生工程发展、赢得和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话语权等,可以引发和促进大众对“制度”的利益自觉。价值自觉,指大众从价值认识的角度直接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自身立场、情感和行动等方面的一致性。文化自觉,指大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意义产生体悟和肯定,并愿意为制度的完善作贡献的态度。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其制度优越性的存在和发挥,所以大众化工作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宣传的文化载体设计,使制度优越性以深沉的文化维度得以展现;也要重视并借鉴大众文化对大众精神家园的重要影响,将大众特有的话语方式、情感内容等与制度优越性宣传有机融合,以促成大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自觉。立足最大限度地扩大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大众化的主要内容和历史经验中找出其基本实现方式,着力考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情况,也许物质主义时代,制度——利益视角效果比较好。
张振华[8]2014年在《当代中国社会共识形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形成问题是伴随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而产生的。在利益格局深刻变动、社会结构深刻调整、思想意识深刻变化的情况下,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形成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形成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紧迫性为导入,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为主线,对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基本内涵、指导思想、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形成条件、形成机理、形成路径,以及与中国梦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力求在这几方面论证清楚自己的一些见解和观点,以推动社会在该领域的研究。本文主要分为七个章节,内容和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是导论,介绍本选题的原因、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主要思路和方法,以及主要创新点。第二章为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概述,包括基本内涵阐释、理论指导、理论借鉴、历史考察四个部分,理论指导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理论借鉴包括中国和西方的相关理论,历史考察主要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形成的一系列基本共识进行经验分析。这一章主要回答当代中国社会共识“是什么”的问题,为分析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形成问题提供理论框架。第叁章从全球化、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互联网的兴起以及社会成员思想意识的嬗变四个层面对社会共识形成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分析,阐述形成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时代背景,提出“为什么”要形成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问题,为分析“怎么形成”的问题打下基础。第四章着重论述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形成条件,包括实践基础、思想前提、目标指引叁个方面。实践基础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四个领域；思想前提包括理想信念、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叁个层面；目标指引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叁个内容。这一部分旨在说明当代中国社会共识形成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前提,借以阐明社会应从哪些方面着手为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形成准备条件。第五章主要探讨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形成机理,包括基本维度、基本过程、基本规律叁个方面。其中,基本维度是求真、求善、求美及其辩证统一；基本过程包括了激发、凝聚、升华叁个基本环节,每一个环节在作用对象和作用方式上又各有侧重；基本规律包括竞争与协同的互动、激进与渐进的交替、无序与有序的转化、循环与超越的统一。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形成是诸多不同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形成机理往往掩藏在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现象背后。研究形成机理就是为了从现象背后探究本质,为后文分析形成的具体原则、途径和策略做理论准备。第六章分别从当代中国社会共识形成的基本原则、基本途径、基本策略的角度,阐述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形成路径。主要原则包括在指导思想上要凸出实践性、主要内容上提高针对性、话语方式上注重亲和性叁方面；基本途径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涵盖国家、社会、学校、家庭、个人等不同主体；策略主要有正面灌输、疏通引导、主动认同、实践强化。这一部分主要是论述不同的思想意识要素在当代中国社会共识形成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从实践的角度解答当代中国社会共识到底如何形成的问题。第七章着眼于中国梦对当代中国社会形成的促进作用,阐述了中国梦的时代蕴含、实现中国梦的根本条件,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共识与中国梦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社会共识新境界的观点。这一部分主要是结合实际,探讨当下中国社会共识形成的具体着力点,为研究未来中国社会共识的形成问题略作前瞻性分析。
王凡[9]2012年在《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内也都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存在不同程度的认识偏差与信心怀疑，如何面对当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怎样认识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并化解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就成为当前的热点话题。与此同时，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大众化也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迫切任务之一。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由浅入深的渐进方式，由理论探索反馈到现实实践中希望对解决以上问题能够作有效地帮助。本文主要分为叁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信仰与马克思主义信仰。该部分全面论述了信仰及信仰的基本问题.对信仰的主要学说观点作了系统介绍。对信仰与相关范畴，信仰的基本结构作了探讨和分析。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及其理论范畴：包括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发展轨迹、马克思主义信仰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信仰需要注意的问题等进行了深入挖掘。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与实践价值、马克思主义信仰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进行了系统化比较分析。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价值的实现原则、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形式与社会作用等全面进行了论述。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体、客体及其（能动）与灌输（受动）相互关系。关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体本文作了系统科学的划分。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分为绝对主体—党员主体、相对主体—组织主体、潜在主体—群众主体。该部分还深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主体的选择（能动）与灌输（受动）相互之间的关系，并在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发挥至关重要的效能。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客体方面，本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客体的作了划分，并从马克思主义学科划分方面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客体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叁大组成部分。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客体的基本特性作了系统分析。从而使我们更加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客体的内涵和性质。马克思主义信仰客体对于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本部分在最后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客体的作用和意义等内容作了全面的论证。第叁部分，全面分析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成因及其对策。该部分首先从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一般性成因进行分析，分析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形成的条件、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表现的形式、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存在着潜在的危害，以及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特殊性的成因，包括权力滥用、宗教传播：道德缺失、功利化倾向、组织潜规则。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问题，本部分提出了一些对策供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主要有文化创新：政治改革、历史反思等。从而推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使马克思主义信仰立足中国国情，在内容、形式和创新方面与时俱进，实现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信仰重建。该部分深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重建的本质、原则及其途径。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信仰重建面临的困惑，探求马克思主义信仰重建的正确途径。通过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认真总结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运动中经验教训，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努力建立“学习型”政党，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不断推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创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本内容，树立优良党风、学风，惩治腐败，坚定社会主义道路。崇尚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将其作为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崇高信仰；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社会信仰融入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与建设之中，从而在新的时期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信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指导作用。
刘举[10]2016年在《马克思与韦伯历史观的方法论转向》文中研究说明18世纪以来,社会历史研究逐步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束缚,并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在推进历史研究科学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使思辨的历史哲学成为寻求普遍规律的实体化的历史科学。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对“社会历史科学何以可能”及其普遍客观性的追问,从而使历史哲学发生了认识论转向。其实,这是“休谟难题”在历史哲学领域中的再现,是对历史科学认识论及其客观性的质疑。马克思和韦伯对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实证主义的历史科学进行了批判,实现了社会历史观上的方法论转向,并以不同方式回答了“历史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由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马克思与韦伯的社会历史理论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首先,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体现了历史解释与历史实践的内在统一。马克思把哲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看成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从而把总体性判断与具体性叙述统一起来。其次,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形而上学批判和资本逻辑批判消解了抽象理性对人的异化统治,使人的主体地位建立在历史实践基础之上。因此,与实证主义的历史科学不同,马克思所建立的“历史科学”不排斥革命性、价值性和人的能动性。他的历史科学既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拯救了人的历史主体性,又使面向现实批判,使兼具客观性和价值性的历史科学成为可能。韦伯试图在历史规律和历史描述、价值和事实之间寻求某种限制性的均衡。因此,他对总体性的历史观进行了批判,并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普遍规律性与特殊个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设置了界限。他限制研究者的价值判断,防止客观历史知识沦为意识形态。但同时又通过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来释放历史参与者的个体能动性。对此,韦伯从方法论角度对庸俗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经济决定论”、“社会进化论”、“阶级斗争论”等观点进行批判,指出实证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先验的终极法则。韦伯更强调个体行动、特殊性和因果解释,他对历史认识论上的本质主义和一元决定论进行批判。由于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韦伯没有把历史的价值性和客观性、知识与事实统一起来。因此,他的历史观存在着价值多元化与历史知识客观性的冲突,最终导向历史相对主义。马克思与韦伯在社会历史观上的方法论转向影响了20世纪的历史观发展趋势,并使历史方法论和历史认识论受到重视。一方面后现代史学否定了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历史知识成了建立在主观性基础上的思想史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分析的历史哲学抓住了语言、文化等中介要素以弥合物质与精神、宏观与微观、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历史认识论、方法论的多元化和优先性导致了历史事实和历史知识的隔离,容易形成社会史研究的碎片化和历史虚无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人的主体性和意识形态批判,力求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结构性与人本性统一起来,但却在克服经济决定论弊端的同时变成了多元解释论,依旧没能超越意识哲学的局限性。其实,马克思不但扬弃了历史主义普遍决定论范式,而且运用历史辩证法实现了实践论与解释论、规律性与人本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内在统一。他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体现了抽象与具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马克思没有像韦伯那样把社会历史研究仅仅看成一门科学,而是把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建立在实践基础上,解决了在道德、价值和意识形态渗透下历史知识客观性得以可能的难题。马克思的历史观回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凸显了人类理性的乐观精神。因此,我们应辩证地看待“理论渗透价值”同“现实渗透价值”的关系,不能把历史知识客观性与价值关联性、历史规律归纳与历史现象描述片面地对立起来。在当代社会历史研究范式改革中,我们应把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历史解释论与历史实践论统一起来。一方面,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应体现普遍性与特殊性、客观性与价值性的结合,正视个体观念、道德、精神、文化、意识形态等微观要素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挖掘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多维视域,在整合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同时丰富和提升自身的现实解释力。至此,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实现了客观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社会主义信念建设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研究[D]. 张学森. 中共中央党校. 2002
[2]. 邓小平的国民素质思想研究[D]. 夏铭泽. 郑州大学. 2016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人的精神世界研究[D]. 张健.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4]. 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研究[D]. 武振华. 河南大学. 2015
[5]. 中国农民社会责任问题研究[D]. 宋辉. 辽宁师范大学. 2017
[6]. 论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D]. 李霞. 中南大学. 2013
[7]. 制度自觉视域下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D]. 孙莉萍. 东北师范大学. 2018
[8]. 当代中国社会共识形成研究[D]. 张振华. 武汉大学. 2014
[9]. 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研究[D]. 王凡. 山东轻工业学院. 2012
[10]. 马克思与韦伯历史观的方法论转向[D]. 刘举.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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