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对日关系新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思维论文,对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日关系新时期：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当今国际战略大环境的基本特征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时代主题”。非传统安全问题正在日益取代传统安全（军事安全）问题而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的主要关切。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鉴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日益相互渗透（当大国之间相互成为重要市场的情况下，把导弹瞄准对方国家即意味着瞄准自己必不可少的市场），鉴于现代武器技术破坏力的空前增强（如果在拥有先进武器的大国间发生战争，即意味着相互毁灭，同归于尽），（注：在伊拉克战争中及战后，美军在伊拉克死伤仅数百人，布什政权就有些“扛不住”了。很难想象美国人民会通过、容许当政者冒死伤数百万、数千万人生命的危险，对某一大国进行一场战争赌博。至于国土狭小的岛国日本如果同任何一个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伤亡多少”问题，而是国家能否免于全面毁灭的问题，即便日本拥有某些世界一流的军事技术和武器，也难以弥补其缺乏自然资源和战略纵深的致命弱点。）使得大国之间兵戎相见、大打出手的情景几乎成为历史。
对于中日两国来说，维护两国所在的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是中日两国的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之所在。为了对应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应本地区的“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交织”问题，对应地区乃至全球的环境安全问题，对应朝鲜核武问题等等，中日两国在安全领域开展战略性合作的必要性和合作空间正在迅速扩大。最近，中日美等8个国家和地区在日本东京研讨如何联手阻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物资出口，显示出中日等国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加强合作的决心。此外，在中日先后加入《东南亚和平合作条约》以后，也为中日两国参与保障号称为“海盗的天堂”的东南亚海域的“海上通道”运输安全合作提供了平台。当前，尽管中日两国在军事安全方面仍存在着相互戒备的情况，但是，安全问题的“综合化”正在日益扩大中日两国安全利益的共同点。
中日两国维护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共同愿望和行动决心已经明确地写入1998年中日两国发表的《共同宣言》，生动地体现在中日两国确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相互承诺之中。而在“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以后，美国全球战略发生的重大变化（从不切实际地将中国作为主要的潜在竞争对手转向以主要力量对付恐怖主义威胁），也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战略大环境。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最近说，目前的中美关系处于“1972年以来最好的阶段”，（注：简·伯莱兹：“亚洲国家领导人认为中国已变成一个热忱的好邻居”，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03年10月17日。）而中美关系的改善，不言而喻必将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着1972年以来最好的发展机遇。
为了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中日间亟须避免出现以下两种“恶性循环”：其一是，植根于近代史的、根深蒂固的相互不信任和相互防范，导致双方不断加大针对对方的安全投入，而这又反过来增大相互不信任和相互防范，导致相互防范的不断升级乃至最终走向“中日再战”的危机状态；其二是听任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对对方的强硬政策的催化剂；随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政府为避免在本国国内被斥为“卖国政府”的政治风险而倾向于在民族情绪压力下对对方采取强硬政策，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对方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并加剧双方民族主义情绪的相互刺激。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我感到中日关系也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如何避免中日再次走向战争，是我们的责任。”
人们日益认识到，“推动战略性的双边关系，对中日双方都有利。政府不宜完全依据民间感情来支配对日外交政策，一国的外交政策显然要靠对国家利益的精致计算。两国领导应对群众进行教育，以国家利益的大道理说服群众。”这就是说，中日双方都要从战略高度来对待两国关系，都需要对本国的战略利益排个顺序，明确应优先解决什么问题。作为一种理智的外交政策，应该是不要相互树敌，不要将对方越来越推向自己的对立面。然而，如果听任中日两国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发展下去，其结果就是相互树敌，相互将对方越来越推向自己的对立面。日益膨胀的民族对立情绪未必不可能成为中日两国“再战”的火种，我们两国确实面临着中日“不再战”还是“再战”的历史性选择，确实面临着是要“和则两利”还是要“斗则俱伤”的历史性选择。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对于中国来说，“应该让日本人民感到放心，感到安心，相信中国人不会因为过去的战争而报复他们，这应该是我们的对日战略的一个注意之点。”与此同时，“现在海峡两岸都在购买武器，统一的成本越来越高，中华民族为之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我们如能搞好对美、对日关系，我们就可能大大减少完成统一大业的成本。”（注：引自东京经济大学名誉教授刘进庆的谈话（2003年10月6日）。）
目前在国内围绕“反日”与“爱国”的关系，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就是“反日即爱国”；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爱国不爱国，不在于“反日”不“反日”（如果是在抗日战争年代，反日当然等于爱国），而在于你能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自己国家的利益。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现在中国面临着现代化、经济发展和统一大业这三个大课题，如何做好这三个大课题，就是我们国家根本利益之所在，凡是有利于完成这三个大课题、有利于达到这三大目标的外交战略，就是正确的科学的外交战略，就应该去做，去实践。现在，中日双方都面对着束缚自己的外交政策的国内舆论压力。在中国国内，要批判过去日本侵略战争既理所当然也很得人心，然而作为一个战略家，不应该以感情来支配外交策略，知识界也不宜以这种感情来取代作为学者的思考。中日两国不断争吵，最高兴的是美国，正是美国在‘坐收渔翁之利’，而我们却得不到好处，从这一点也说明我们的对日外交在策略上有问题。同时，我们的对日关系越坏，日本人就越往台湾跑。”（注：引自东京经济大学名誉教授刘进庆的谈话（2003年10月6日）。）
另一方面，对于日本来说，宜避免陷入“20世纪的经验主义”，而需顺应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的潮流。回顾20世纪日本外交，在上世纪前20年结成日英同盟，从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借力于日英同盟俨然进入了战胜国行列；在1945年战败后日本又借力于日美同盟，同时依靠自身努力实现了经济复兴和高速增长。日本与这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结成同盟关系的历史，占了20世纪四分之三的时间，而在两个同盟之间的25年，日本与德意为伍，与美英对抗，则留下了二战战败的苦涩经验。于是乎，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结盟的成功经验”成为一种固定化的认识，形成了一种自我满足感、成功感，为本国成为“亚洲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成员”而感到骄傲。（注：参照［日］寺岛实郎：“对民族主义的质疑”，《朝日新闻》2003年8月15日。）进入21世纪，沉溺于“只有美国才能保卫日本”幻想之中的日本统治者，一方面采取进一步依赖美国的日美轴心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在对待亚洲的态度上则难以摆脱那种自己本是黄种人却自以为是“名誉白种人”的优越感，这成为影响日本同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消极的和危险的因素。当然，从中国方面也需明确我们准备承认日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定位，如果我们既反对日本与美国结盟，又反对日本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拥有独立国家理应拥有的国防力量），那么，日本该向何处去？
二、中日关系新时期：顺应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
中日经济关系是经济全球化潮流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第六和第二大经济体，复交以来中日经济关系的巨大发展，是顺应经济全球化世界潮流的体现，也为促进经济全球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2年中日贸易额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2003年两国贸易额可望至少再上一个百亿美元的台阶，日本在中国沿海大城市的直接投资已经超过美国、香港而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中居第一位。
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已经从“量的变化”转向“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表现在：两国经济关系对于双方经济发展呈现出特殊的重要性；两大经济体之间正在形成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相互依存关系；以经济关系为基础，两国关系形成了包括中央、地方、民间等在内的“多层立体”关系，并带动其他领域的交流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
中日经济关系的巨大发展是体现两国经济强互补性的、符合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必然表现。事实证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主要取决于以下5个因素：(1)经济发展阶段和技术发展水平的差异；(2)两国的经济增长率；(3)两国GDP规模之和；(4)国土、人口、资源等国情条件的非对称性；(5)地理位置的接近。只要对上述5个因素加以分析，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日经济互补性之强堪称世界第一，特别是在双边贸易额超过1000亿美元的5对贸易伙伴（其他4对分别是美国和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法国和德国）中，没有任何一对贸易伙伴的经济互补性的强度可与中日两国相比。1994年2月朱镕基在访日期间曾说：“从两国合作的潜力来说，390亿美元（1993年中日贸易额）这个数字太少了，发展到3900亿美元还差不多。”也许，39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随口说出的，然而，认为中日经贸关系“还将可能再增长很多倍”这样的看法却是有充分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中日两国巨大的合作潜力、中日两国经济的“强互补性”。
进入2003年以来，人们注意到，随着日本经济趋向复苏，随着日本越来越实际感受到日本经济可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益，一百多年来因在亚洲“一枝独秀”而长期抱有优越感的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崛起的“不适期”正在过去，所谓“中国经济威胁论”正在趋于沉寂，人们期待今后的中日关系可望进入“全面扩大两国之间的交往，做大‘甜饼’，使问题所占的比重越来越缩小、双方关系的‘甜饼’越做越大的过程。”（注：引自朱建荣发表在网上的一篇文章：“21世纪中日关系的新思考”。）
然而，在对中日经济关系的良好前景充满期待的同时，近年来人们对中日关系“政冷经热”，即政治关系发展滞后于经济关系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日益感到担忧。
对于所谓“政冷经热”的说法，值得讨论以下三点：
其一，中日经济关系确有长足发展，然而，相对于中日经济的强互补性与两国巨大的合作潜力而言，并未达到应有的发展水平，在这个意义上，以“经热”形容当今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仍有不确切之处（比如从与经济关系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的人员交往的数量看，日本与中国大陆之间人员交往的数量与日本与小小的台湾之间的人员交往数量差不多）。
其二，被概括为“政冷经热”的中日两国政治关系发展与经济关系发展的不平衡，总归要向平衡的方向发展，而两者趋向平衡的途径既可能是改变两国政治关系发展滞后的局面，形成“政热经热”的积极平衡；也可能是经济关系倒退，趋向“政冷经冷”的消极平衡。
其三，在企业可自由选择国家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国经济关系之“热”具有很大的可变性和流动性。如果中日政治关系继续僵持甚至恶化，引起双方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日趋高涨，那么，中日双方也可能不得不牺牲两国经济强互补性可望带来的巨大利益，而将各自的经济合作重点对象移向他国。在中国，如果反日民族情绪日趋高涨，感到“在中国不好呆”的部分日资企业将未必不可能“转移阵地”离中国而去。这意味着中日两国在各自的重要发展时期竟与发展两国关系的大好机遇失之交臂。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近年来尽管中日政治关系不好，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僵局”，但中日经贸关系仍在照常发展，并没有受到所谓“政冷经热”局面的影响。对于这种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无关论”也需指出三个需要商榷之点：
其一，如果迄今中日政治关系能与经济关系平衡地发展，不是目前这种“政冷经热”的局面，那么，中日经贸关系完全可能发展得比现在更好，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的利益。
其二，在更能发挥两国经济互补性、更能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需要官民并举的、中日有关大型经济技术项目的合作方面，虽然理应按照经济技术的合理性进行科学决策，但在事实上却难免受到两国政治关系和民众情绪的影响。目前，在中国国内存在着两种意见的激烈争论，一种意见认为中日间的大型合作项目要首先考虑政治因素；另一种意见认为中日间的大型合作项目不应掺入政治、感情因素。
日本伊藤忠（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在最近提到京沪高速铁路的修建，认为日本企业就是因为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才不能顺利拿到这个项目。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姜跃春研究员也认为，尽管中日经济间互补性强，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呈逐年递增趋势，至今未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多影响，但在中国的大型项目投资上，中国政府不能不考虑民间的反日民族情绪，因此，如果中日之间持续“政治冷”的局面，那么在华日本企业的很多经营将会遭受很大影响。（注：http://japan.people.com.cn，2003年10月27日。）
然而，很多人主张在政策层面上不应使经济问题政治化。正如最近《环球时报》载文指出，“经济报复弄不好，就会落个‘政客做事、商人遭殃’的结局。目前京沪高速铁路成为国内议论的焦点，问题的中心就是：从技术上讲，日本是最有竞争力的竞争者。但从中国人的感情上来讲，由于中日之间存在的历史摩擦和现实摩擦，特别是日本右翼政客的不断挑衅，日本又是最不适合的选择对象。目前日本友好人士公开表示，日本经济界是推进日中友好与合作的主要力量，如果让日本公司承担日本政府的责任，会让积极主张日本友好的日本企业界人士伤心。”（注：于非：“经济外交是把双刃剑”，载“环球时报”2003年10月10日。）
其三，中日政治关系的冷淡与摩擦正在导致两国国内针对对方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强烈，而当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膨胀到一定程度，激化到一个“临界点”，难免出现“行动化”倾向（如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抵制日货”的言行），必将影响到两国开展正常贸易和中国吸引日资的环境和气氛，很可能从根本上伤害两国间的经贸关系，影响到整个中日经济关系的正常发展，进而损害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日本企业界认为，目前中日双方的“政治冷”实际上已影响到日本企业在华正常经营，不但中日两国在政府层面的沟通存在严重障碍，民间层面或者说是经济界沟通也有问题。
在中日“政治冷”、“政治摩擦”的背景下出现的激烈的（日方）反华或（中方）反日的民族情绪中，确实存在着非理性、脱离实际的倾向，中日两国的一些学者出于责任感对此提出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从中国方面来说，对日本右翼否定历史的言行，我们当然要进行坚决斗争，但是，在网上和一些城市出现的诸如“抵制日货”的呼吁和行动就有些离谱，（注：在主张“抵制日货”的人们所开列的日货清单中，有很多日货采用了中国制造的元器件；而在我们制造的“国货”中，不仅使用了日本制造的高技术元器件，而且用于制造国货的高技术机械设备中，来自日本的机械设备占了很大的比重。为此有人说，要“抵制日货”一不小心就变成了“抵制国货”。）如果我们将“彻底抵制日货”变成全国性的行动，那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将会有多少来自日本的商品和服务（包括使用日本制造的零部件的国产品）“应该”从国内市场上被驱逐？将会有多少日本制造的机械设备“应该”从国内的和中外合资的工厂里被拆除？有多少日本游客因为店铺挂出“日本人不得入内”的招牌而不想到中国来旅游？其结果，我们将会有多少工厂要关门？有多少工人要下岗？以日本人为最重要客源的中国旅游业将蒙受多大损失？
显然，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正在而且日益受到两国政治关系发展滞后的影响和束缚。人们对“政治冷”可能给两国经济关系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应持有足够的估计，对由于历史问题所导致的中日关系（包括经济关系）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应持有清醒的认识。
然而，既然中日经济关系能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又可为经济全球化做出重要贡献，那么，只要两国政府都以谋求两国、两国人民的利益作为政策出发点，都对促进经济全球化潮流和世界经济发展具备应有的责任感，那么，就没有理由不把珍重、维护、促进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改变目前这种被形容为“政冷经热”的不正常的两国关系现状作为极重要的外交课题。为此，中日双方都需要更加明确对对方的政策，并努力加强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安全、外交、文化、宣传等各个部门在对对方政策方面的协调与一致，避免因为对对方政策的内在矛盾和不一致、不协调而对两国关系乃至国内政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埋下危险的种子。
三、中日关系新时期：顺应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潮流
战后以来，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长期致力于推进全球性自由贸易的发展，然而在覆盖从发达经济体到发展中经济体、多达一百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的多边机制之下，达成有关自由贸易的协议难免是十分艰巨的任务。1986年开始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直到1994年才达成协议。1999年12月举行的WTO西雅图部长会议遭到挫折，……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充分谋取自由贸易的实惠，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既加入WTO这样的多边经济合作组织，又积极参加地区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两条腿走路”方针，越来越多国家通过缔结地区或双边FTA来谋求经济利益，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潮流。
其中，特别是地区FTA或地区经济联合（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大多富有成效，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激发更多国家重视此道。从经济合理性看，邻近国家间的经济合作组织具有人员往来与物流近便、语言文化相近、生活习惯类似等多种有利条件，一般来说可能获得比非邻近国家间合作更多的合作利益，带来更大的互利双赢效果。特别是在“9.11”事件发生后，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安全因素受到更多关注。在一般情况下，“安全性”与人流、物流所需经过的“距离”成反比，由于地理邻近带来的人员往来与物资移动的便捷显然有利于减少人流与物流途中的危险因素，更有利于保证跨国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安全。这意味着由于交通发达而被日益忽视的地理距离因素的重要性再次上升，地区经济结合的好处更加受到青睐。
缔结地区或双边FTA不仅对贸易有好处，而且对参与国的改革也有促进作用。当今世界上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国家都面临着改革重任，可说都是“改革中国家”。然而对于多数“改革中国家”来说，为推进改革仅依靠本国“内力”是不够的，而需同时借助“外力”。加入WTO及地区经济合作机制，正是“改革中国家”导入“外力”以推进改革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如前所述，为了推动国际经贸合作，多边有多边的难处，各国还需要利用“地区”或“双边”来加码，这不仅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自由贸易实惠，而且也有利于更多借助“外力”来推进国内改革。
20世纪90年代一再发生的地区性经济危机、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也促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地区经济合作的机制化。加强地区内合作不仅有助于防范新的危机，而且也有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然而，在世界GDP居于前列的国家中，只有中、日、韩三国至今没有同任何国家或地区缔结地区或双边FTA（日本只是在两年前才同新加坡签署了包括FTA在内的“经济连携协定”），从而使实现囊括整个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至今遥遥无期，东亚地区成为地区自由贸易协定方兴未艾的世界性潮流中的“孤岛”。
在欧洲一体化达到了货币统一的程度，北美自由贸易区富有成效且进一步向南美洲延伸的背景下，东亚地区机制性经济合作的滞后大大影响了在近代史上落后于欧美的亚洲的复兴，使正在形成中的欧、美、亚“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格局有失平衡，也使东亚各国失去了巨大的自由贸易实惠。人们都在期待：“东亚确实要争口气啊！”
在2001年10月举行的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上，中国领导人与东盟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在今后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日、韩的关注。紧接中国之后，日本与东盟也开始了有关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研究。在2003年10月，当中国成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域外国家后，日本政府也开始讨论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种“中国先行一步，日本紧追其后”的模式，使日本一些政治家担心“日本对东盟的影响将越来越不如中国”，认为“中国要同日本争夺东亚地区的主导权”。不过，也有的日本学者指出：“中国同东盟开始进行FTA交涉，有点出乎日本的意料，对日本是个冲击。不过，冲击未必是坏事，就像当年的‘尼克松冲击’一样，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靠冲击来推动的。”（注：引自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鲛岛敬治的谈话（2002年12月）。）目前，日本同东盟的贸易额是中国同东盟的贸易额的3倍多，日本对东盟的投资是中国对东盟的投资的14倍，累积额是56倍，日本同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比中国要紧密得多，日本的危机感和竞争心理实在是太过剩了。
其实，无论是从中日作为亚洲两个大国对本地区发展的国际责任来看，还是从日本自身的利益来看，日本理应在推动东亚地区合作方面加大力度，加快步伐。然而，由于日本国内改革、特别是农业改革的滞后，由于执政的自民党将自身的政治利益（争取农民的选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日本在东亚地区合作方面总是不能摆脱其“农业锁国政策”的束缚，致使日本与墨西哥、韩国等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一再搁浅，更难以在地区自由贸易协定方面迈开前进步伐。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却对中国顺应世界潮流、推动地区合作的行动产生了过剩的戒心。这不禁令人发问：日本在地区合作问题上不检讨自己步履迟缓，难道非要中国也停步等候吗？如果说在东亚合作方面中日之间存在什么“竞争”的话，那也是“为了合作的竞赛”，“顺应世界潮流的竞赛”。中国推日本一把，就是希望我们两国共同负起大国的责任，积极顺应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潮流，大力推动亚洲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彻底改变几百年来形成的“落后的亚洲”的面貌。
近年来在东亚经济合作方面之所以出现了“10+1”先行、中日合作滞后、中日“竞争”增强的态势，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中日两国政治关系发展滞后，难以顺应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要求。由于中日政治关系冷淡，使得本来可带来极大效益的中日FTA至今提不上日程（在东亚地区的双边FTA中，似乎存在着一种“反比例关系”，即政治难度越大、政治上可能性越小的双边FTA可望产生的效益越大）；由于中日政治关系冷淡，使得中日韩三边合作机制进展迟缓；由于中日政治关系冷淡，在中—日—盟这个FTA三角关系中，正在形成中日FTA这条边“缺失”的奇怪局面，这对中日两国都没什么好处。
在“10+3”的框架下，通过中日韩合作的发展和东盟一体化进程的深化，也可能出现通过中日韩与东盟这两大板块的结合而形成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模式。目前，中日韩已经形成三国首脑定期会晤机制。在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出席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时，又提出了成立中日韩三方委员会，研究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深化三国部门间合作以及召开中国“振兴东北”与东北亚合作研讨会四项合作倡议。今后，中日韩三国要形成加深合作的政治决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改善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
总之，为了顺应地区合作的时代潮流，东亚各国都必须在多边合作交涉中捐弃前嫌，不带进双边关系中的分歧。这一点对于中日两国尤其重要。而包括中日在内的东亚FTA一旦得以实现，形成有东方特色的“东亚的欧盟”，那么，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必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四、中日关系新时期：顺应科技革命的世界潮流
在当今世界，科技革命的潮流方兴未艾。
为了顺应科技革命的世界潮流，仍处于工业化途中的中国面临着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双重任务，而已经实现工业现代化的日本则面临着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的转折与过渡。
应该指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对中国的工业化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第一、通过从日本进口技术和高技术商品（特别是机械设备）等，引进了为中国工业化所需的先进技术。1994年朱镕基副总理在访日时曾说：“日本对中国的技术出口贸易占中国技术进口的28%，居第一位”。综合历年、各方面的统计数字，日本总体上讲确实是对我国工业化的最大技术提供国（当然日本对我国转移技术的程度在各个工业部门之间是不平衡的）。
第二、通过吸收日本企业的直接投资，实现了包括技术、管理、营销、人才培养等等在内的“广义的技术引进”，这种广义的技术引进恰恰是我国推进“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化的工业化”所最需要的。而就国别而言，日本是我国吸收外企直接投资的、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来源国。
第三、利用日本作为消化我国工业化成果的重要出口市场。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工业品出口占中国对日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在2000年达到81.8%，2002年机电产品超过纺织品成为中国对日最大出口商品。
第四、日本提供巨额的政府开发援助，对我国的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贡献。至2002年，日本政府以日元贷款和不限定采购国别贷款这两种形式向中国总共提供了约474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其规模超过了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这两家银行向中国提供的贷款中也包含有日本提供的贷款）。日本对华ODA占各国政府对华ODA总额的61.2%，超出了其他国家向我国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的总和。其中，特别是日元贷款对我国的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截至1998年3月，在中国大约13000公里电气化铁路总长度中，利用日元贷款改造建成或正在建设之中的长度占总长度的35.4%；在中国大约470个大型港口泊位中，利用日元贷款建成或正在建设之中的泊位占泊位总数的12.8%；在中国大约1100万吨／日污水处理能力中，利用日元贷款建成或正在建设之中的处理能力占总处理能力的36.4%。
第五、如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告别计划经济的中国急需掌握有关市场经济的知识和经验，告别“农业中国”又使我们急需掌握有关工业化的知识、技术和经验。在80年代至90年代前半期，二战后日本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在中外官方与民间的经济技术知识交流方面，在中日之间的交流之频繁之深入，可以说是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而居“第一”。
在迄今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中日经济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今后中国推进新型工业化、基本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而且更加需要加强中日经济关系，充分利用日本领先于全球的机械设备制造和重化工技术、节能与环保技术、清洁型汽车技术、高速安全的铁路运输技术以及日本的民间资金和先进管理，努力实现工业化的伟大任务。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评估，目前我国工业的生产率水平仅相当于工业现代化国家水平的10%-20%；我国工业的技术集约化水平仅相当于工业现代化国家水平的20%-30%；我国工业的清洁生产和可持续发展水平仅相当于工业现代化国家水平的30%左右；总之，我国工业现代化进程尚处于起步阶段，其水平大致相当于工业现代化国家水平的20%左右。（注：陈佳贵、黄群慧：“工业现代化的标志、衡量指标及对中国工业的初步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8-28页。）为了加快实现我国的工业现代化，我们需要继续从工业现代化国家引进各种先进技术，以利于我国迅速追赶世界科技革命潮流。
日本是我国引进先进技术的最重要的来源国之一。坚定地维护和促进中日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这正是我国的战略利益之所在。
五、中日关系：新时期与新思维
中日关系的发展是一个“互动”过程，任何一方的“一厢情愿”都无济于事。新时期的中日关系要求中日两国都拿出各自的外交“新思维”。
在中国，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不是某个文人学者的发明，而是来源于中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
首先，应该指出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不仅在内政方面，而且在外交方面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其中，特别是小平同志关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论述，正是中国外交新思维的最重要的“源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决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我国基于东方哲学思想而形成的长期的外交方针，这就是“和为贵”，不称霸，不傲慢；既主张国际正义，对世界负责，又坚持国家利益，量力而行；既有民族自尊，又不恃强凌弱；既充满自信，又虚怀若谷；作为世界大家庭中的平等的一员，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总之，在外交上我们也要永远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最根本之点，就是强调处理对日关系要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不以感情代替政策。
我们所说的“国家利益”是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的统一。
我们所说的“国家利益”是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的统一。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负起责任做出贡献，也是维护我们国家自身利益的需要。
我们所说的“国家利益”是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的统一，强调对外政策应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绝非是“见利忘义”、“实用主义”，绝非是“不要民族自尊”。为了维护民族自尊，我们坚决反对日本少数右翼否定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行，努力阻止日本右翼在其国内扩大市场。然而，国家利益与民族自尊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我们只有坚持国家利益，增强综合国力，使中国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方面真正强大起来，才能真正做到维护民族自尊。
我们所说的国家利益是作为国家利益的体现的国家主权与经济全球化、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要求的统一、是国家利益与有志于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相关各国的共同利益的统一。正如欧盟等地区合作机制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为了实现地区合作机制，就不能不约束或转让国家主权（例如约束关税主权，转让或“上交”货币主权等等）。（注：沈骥如：《中国不当“不”先生——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今后我们在实现亚洲地区合作机制的过程中，也将面对国家主权的约束和转让问题，当然，没有相关各国之间的高度的政治互信，就难以做到这一点。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国家利益是坚持国家利益的立场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
我们实施对外开放，其目的和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中，特别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主要从那里来”。
邓小平在论述我们制定国际战略所应遵循的原则时曾说：“考虑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最近，有一种意见主张应把引进技术上纲上线到政治问题，上纲上线到爱国还是卖国的问题。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意识形态至上、一切服从国际意识形态斗争？还是国家利益至上，一切服从于“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正是我们的国家利益的最核心最根本的内容，也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当今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问题中，有很多问题都起源于一百多年来中国受到西方列强欺负的那段历史，而中国之所以遭受欺负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力不发展，经济不发展，“落后就挨打”。因此，我们强调要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改变中国在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工业化方面的落后局面，就是从根源上解决历史问题，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在和平年代，我们维护民族尊严的最根本手段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先进的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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