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本中的七言古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诗论文,吕本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吕本中是南宋初期江西诗派的重要诗人。本文将吕本中的七古分为靖康事变前、后和晚年三个阶段予以论述，揭示其各个时期不同的风貌。靖康事变前，他多写个人生活方面的情事，艺术上汲取唐、宋诸大家，姿态横出，不窘一律，而以简拔清劲、爽利流畅为主。靖康事变后的作品，感时伤乱，具有激壮凄楚的情调，大得杜甫深厚浑成、沉郁顿挫的风神。他的晚年，七古创作又回到了个人生活的小圈子。因此，吕本中的七古，以靖康事变后所写的最有思想意义，在艺术上则靖康事变前后均有鲜明的特色。
吕本中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确定的。一是他在在黄庭坚、陈师道之后，针对江西诗派生硬粗鄙、奇崛拗涩的弊端，提倡“活法”，扭转了江西诗派的风气，给当时的诗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这方面的情况，一般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著作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不用多说了。二是他以自己诗歌创造的实绩，实践了自己的诗歌理论；加之南北宋之交时代的突变，对他的社会阅历和思想感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用于他的创作，使其诗歌有了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和较大的艺术变化。缘于这两点，吕本中成为当时的著名诗人。陆游说：“建炎、绍兴间，承丧乱之余，学术文辞犹不愧前辈，如故紫微舍人东莱吕公者，又其杰出者也。”“其诗文汪洋闳肆，兼备众体，间出新意，愈奇而愈浑厚，震耀耳目而不失高古，一时学士宗焉。”[1] 虽然陆游评述吕本中的角度和我们不同，但他说吕本中是当时诗文创作上的“杰出者”，赢得了人们的尊奉，具有崇高的地位，确实是事实。
历来研究吕本中的人，比较重视他的流转圆美之作，这是对的。因为这符合他的绝大多数的近体诗，也与他提倡“活法”、强调清新活脱的诗风相吻合。但是就我们本文所要论述的七言古诗来说，它似乎只是次要的方面，而非重点所在了。大体说来，吕本中七言古诗的创作，呈现出三个阶段的变化：靖康事变以前，靖康事变以后，他生活的晚年。这三个阶段性是很明显的。本乎此，我们可以对吕本中的七古作一些简要切实的论述。
在吕本中七古创作的三个阶段里，第一、二阶段变化较大，对照鲜明，代表了他的七古前后不同的主导倾向。在靖康事变前，吕本中作为贵胃，生活比较优裕，但他在仕途上因受曾祖吕公著的牵累而不太顺利。因为这个缘故，失意情怀和人生意绪就成了此时期吕本中七古的主要内容。有时抒发君臣不能际会、无以建功立业的情感：“君不见信陵门下客，侯嬴不用今头白。”[2] 进而抒发感慨穷通得失的愤激之情：“穷通大抵梦南柯，我复梦中多蹉跎。”[3] 有时写生活贫困，朋友离散、孤独寂寞的情怀，如《夜坐》、《雪夜》等诗即是。但更多的是表现安贫乐道，淡泊明志的情怀，或豪爽旷达、坚持操守的节概。如《知止啸傲轩》云：“文章潦倒付丘壑，疾病蹭蹬思江湖。”“开轩便有千载韵，友葛天氏无怀徒。”《毛彦谟容膝轩》云：“渊明妙处君得之，万古一首《归来辞》。”都极为简洁明白地表达了淡泊无欲的情怀。《印累累》、《京师赠大有叔》等诗，表现了诗人虽然人生失意、穷困潦倒，而志趣高洁、气度豪爽的思想感情。《寄李商老》云：“平生嗜酒爱风竹，此意不许凡儿会。”更简括地表达了作者豪爽高洁的襟怀。《赠谢无逸》诗以“城南千树桃”和“涧底百尺松”作对比，写出二者之间鲜明的不同：“松生偃蹇卧霜空，桃李一笑随春风。百年涧底终自若，桃花犹得暂时红。呜呼志士每如此，衡门高卧不见用，心虽无瑕饥欲死。”运用比喻，借物咏怀，比兴寓托，在褒贬轩轾中形象地表现了诗人失意的遭际和坚贞不渝的操守。还有咏史诗《侯嬴》赞扬侯嬴不争世利，大义凛然，鄙视“毫发争得丧”的小儿，借历史人物剖白了诗人自己的心迹。以上这些内容在古代诗歌里比比皆是，或许谈不上有什么惊人之处。但是，结合吕本中早期的生活来看，它们显然具有反映诗人仕途遭际的意义，因而也就有了一定的反映现实的意义。特别在艺术表现上，上述诗篇多用感怀或抒情的方式，行文简洁，表述明切，词气清劲，风调超拔，在江西诗派作家里颇有特色，与一般的宋调相比，呈现出一定的变异性。
吕本中靖康事变前的七古，也有一些直接反映现实的作品。如题画诗《题赵丞瑞薏苡图》，全诗就皇帝喜爱“奇祥异瑞”生发感慨，“尔来万物更变化，薏苡宁甘死荒野”，“画师不辞粉绘费，遇时亦得千金价。君不见古来异瑞与奇祥，何曾不致南宫下”。其意显然在于批判宋徽宗穷奢极欲，糜烂荒淫的生活。有时，吕本中还注意到当时社会的贫富对立，劳动者的痛苦生活。如《岁晚作》：“南山雪云千丈高，北山晚田无寸毫。富儿巨家饱欲死，笑我陋巷长蓬蒿。”全诗虽不是为劳动人民呐喊呼号，却也不难想见他们的贫穷艰辛。对京城里豪权势要的骄纵，吕本中更是深有感受，也曾进行了强烈的抨击：“京城泥沙深一尺，是中莫留公履迹。权门噂
儿女笑，我一思之不能食。”[4]痛切之情溢于言表。
除了以上这些内容比较充实的作品以外，吕本中在靖康事变前的七古里还有不少诗篇意旨单纯，其遣词造语，境界风调，基本上继承江西诗派的风尚。如题画诗《杨道孚墨竹歌》、《观宁子仪所蓄维摩寒山拾得唐画歌》、《题李伯时维摩画像图》、《山水图歌》、《画马图》等诗，一般都注重刻画画而，缺少意兴。除了上文所引《题赵丞瑞薏苡图》一诗，很少有明显的比兴寄托。再如写日常生活的诗篇，《久雨路绝，宾客稀少，闻后土祠琼花盛开，亦未果一往也》、《己亥上元数同晁季一叔用清坐不出》、《送虞澹季然之官京师》、《与季宏子植同过信中，饮薜荔亭下，夜分乃散，别后奉怀，遂成长韵》等诗，庶几可当琐细的生活实录，同样无兴寄存乎其间。这些诗篇与北宋后期许多诗人转向叙写个人生活和情感的一般情形正相符合。就吕本中此时期七古创作的总体情况来看，尽管我们充分肯定了他的那些穷困失意、坚持操守和关注现实、揭示贫富对立的内容，但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那就是它们都是从作者个人生活的角度来表现的，很难找到完全是从关心时事的方面来直接反映现实的篇章。这就显示了他的作品的局限性。
在靖康事变后的一段时期里，吕本中所写的七古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他写出了一些比较直接表现感时伤乱情怀的作品，如《浯溪》、《怀京师》等。其次，在与个人生活有关的题材里，如行旅、寄赠、送别等作品里，往往深切地联系社会动乱的现实来写，个人情感表达得很深厚，社会问题也反映得比较强烈。如《兵乱后寓小巷中作》、《昨日之热一首赠赵彦强》、《发翠微寺》、《送宋仲安往虔州》、《将至南岳先寄演公禅师善公华严》、《阳山道中遇大风雨暴寒有感》、《赠岭东陈秀才》、《夜坐有感》、《寄题暨尚卿双莲亭》等诗，无不将伤乱情怀深深地融汇在字里行间，那么深厚浑成。第三，在题画诗里，如《山水图》、《墨梅》、《次韵钱逊叔画图》、《题孙子绍所藏王摩诘渡水罗汉》等诗，也一改过去极少有意兴的情形，而写成意兴深微、感慨淋漓的篇章，就连写得极少的吟咏古器物诗篇，如《钱逊叔诸公赋石鼓文请同作》诗，也由石鼓文乃周室中兴的实录产生感慨，渴望平定战乱，国家中兴。可以说，吕本中这一时期的七古，绝大多数都有反映靖康事变、感时伤世的内容。这与前一时期的作品有着较大的差异。正因为这个缘故，吕本中前一时期七古的警策之笔往往在安贫乐道、志趣高洁、坚持操守、气概豪爽上，而此时期则多为由自己奔亡逃难、颠沛流离的生活，感发出慨叹战乱、忧念时事的情怀。“我行避地更值此，闭目但听儿啼饥。仆夫噤死者数辈，牛马惧不存毛皮。长途三日断还往，况有鸟雀凌云飞。只今风尘暗江路，盗贼往往乘余威。良民虽在困须索，四海万里皆疮痍。”[5] “怪我长贫走道路，所至不安宁有说。邻州贼报又警急，欲泛扁舟穷百粤。”[6] “平生于世万事懒，况复今兹饱忧患。中原北望四千里，三年不见南飞雁。”[7] “石鼓之文公所知，正是周室中兴时。庶几我皇亦如此，一扫搀枪随风飞。”[8] “故使奇祥眼中见，一洗东南战斗尘。”[9] “塞马扬尘烽燧作，我行乃在天一角。”“自经丧乱可过从，每一思之怀抱恶。”[10]这类诗句，在南渡初的诗歌里是常常可以读到的，但在一个人的诗集里，又都是在七言古诗里出现这么多，写得这么深厚，读来令人大有感慨淋漓、激壮凄楚的情调，虽然不能说无人可比，恐怕也只有陈与义差可比肩。仅就此而言，在南渡初的诗坛上也应该给吕本中以较高的地位。
可惜的是，吕本中这种关心国事的精神在他的晚年大为衰退。他在流落闽岭以后，生活相对安定，加之又结识一些朋友，气味相投，旧习复萌，诗歌内容和艺术风尚又基本上回到靖康事变以前的状态中。有的是写朋友之间豪爽诞放、超拔健朗的情怀，如《简范信中》、《再简范信中益谦呈张仲宗》、《谢宇文漳州送茶》、《赠了老》等诗，就是这样的。只是偶有流落之感、中原之思而已。还有的就是知足保和，甘贫忍辱，清闲度日，读书为乐的颓放淡泊的趣尚。如《病夫》、《周仲固尚论斋》、《寄题曾黄州重修睡足斋》、《尹穑少稷方斋》等诗，写得很浑朴老到，没有江西诗人的奇僻坚涩，但主要局限在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平庸琐屑，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吕本中七古的创作，就在这样的歌吟中结束了。
吕本中的七古，以靖康事变后所写的作品最有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而在艺术方面，则是靖康事变前后两个时期各有特色。在靖康事变前，吕本中七古的基本特色是简拔清劲、爽利明切。它们一般都是短章，叙述、描写、议论、抒情都很简练，遣词造语明快凝炼，善于刻画，长于运用类似六朝品藻的比喻，又爱用清丽词句，使诗歌有一定的形象性，生动性。这种诗风，既是江西诗派的一般风尚，但又与江西诗人的坚涩怪僻很不相同。吕本中这一时期的七古里曾多次说过，“谓君诗似秋风清”[11]，“苦语终无儒生酸”，“乐章短句又清绝”[12]。正是他自己此时七古诗风比较准确的表述。正因为吕本中追求以简约的语言，表达较为丰富意蕴的缘故，所以他七言古诗里的感怀语、抒情语较多较好，情致较为浓厚，耐人咀嚼。这种表达方式又必然会给诗歌带来精微深厚的妙诣。吕本中七古的这一特点，以此时期最突出；在靖康事变后的作品里，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它。应当说，这种写法，以及由它所造成的诗歌体格和风调，是吕本中刻意学习陈师道的结果。清陈衍说：“惟吕居仁克肖陈后山，弃所学学双井，黄致广大，陈极精微，天下诗人北面矣。”[13]尽管吕本中推崇黄庭坚，也致力于效法黄诗，但我们从他的七古来看，似乎他得黄处浅，得陈处深，“陈极精微”的独特之处，被他深刻地融汇在自己的诗歌创作里。当然，吕本中的诗歌比陈师道爽利明亮，这是同中之异。为什么会有这种相异处呢？这主要是由吕本中有意识地改革江西诗派的风气所决定的。
吕本中的诗歌创作，虽然立足于江西诗派，但他又极力主张变革诗风。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当然是他提倡“学诗当识活法”[14]，改革江西诗派僵化生硬的诗法。要达到这一目的，办法就是要广泛地学习前贤，而不能像许多江西诗人那样，除了老杜、山谷之诗，句法、字法之奇以外，一概不问。基于这种认识，吕本中指出：“近世江西之学者，虽左规右矩，不遗余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头，不能更进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15]而要更上一层楼，吕本中认为就要跳出某一个框框，学习前人，兼收并蓄。他说：“前人文章各自一种句法……学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辈。”[16]这仍然是江西诗派的论调，学诗离不开书本，但眼界有所开拓。事实告诉我们，南宋的几位著名诗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都是从江西诗派入手，由于深深地会意“活法”，进而打开眼界，从现实社会、生活阅历方面进行突破，创造出自己的巨大成就的。这是后来的事情，倒也说明了吕本中在扭转南宋诗风方面的深刻影响。我们还是来说吕本中本人的创作情况。吕本中正是在“遍考前作”的基础上，“度越流辈”的。他提倡读“思深远而有余意，言有尽而意无穷”[17]的古诗十九首、曹植诗，推崇“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18]的谢脁诗，劝人多读苏轼黄州后诗， 杜甫歌行，[19]时人也说他“喜令人读东坡诗”，“喜张文潜《七夕歌》，令人诵”[20]。吕本中主张学诗取径要宽，目的是为了融汇前贤诗歌的长处，以增益于自己的创作。他曾说过：“《楚辞》、杜、黄，固法度所在，然不若遍考精取，悉为吾用，则姿态横出，不窘一律矣。如东坡、太白诗，虽规摹广大，学者难依，然读之使人敢道，澡雪滞思，无穷苦艰难之状，亦一助也。”[21]这段话在宋代诗论中是一个比较高明的见解，在吕本中本人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上文所说的他的七古不拗涩奇僻，而是清劲简拔，爽明流利，实际上就是他的诗论指导其创作，追求“姿态横出，不窘一律”、“澡雪滞思，无穷苦艰难之状”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吕本中靖康事变前的七古在简拔清劲的基本特色之外，艺术上还有其它一些侧面。
吕本中有不少七古很注意运用民歌手法，使得他的七古在体制较小、篇章紧凑、简练劲峭、清健明切的主导风尚中，不乏流畅婉转、抑扬顿挫的韵致。它们多表现在以下几个题材里。叙写农村风情和农民生活的篇章，如《牧牛儿》刻画牧童的天真活泼，《田家乐》写农民艰辛的劳动和丰收景象，都采用乐府民歌的命题、体制和表现手法，获得了流畅爽利、宛转圆美的风调。乐府诗《印累累》运用多种民歌表现手法，富于流畅跌宕的美感，对于表现闲居的豪爽意气，可谓相辅相成，倍收奇效。在不少羁旅行役、游宦他乡的游子诗和思念亲友的离别诗里，吕本中也常常运用民歌表现手法，《海陵夜作》、《秋夜行》、《别离行》、《济阴寄故人》、《赠唐充之兼简益中》、《京师赠大有叔》等诗，都是如此。以上述诗篇而论，我们完全可以说，吕本中的七古是深受乐府民歌的浸润的。前人于此不大留心，是不应该的。这一点在吕本中靖康事变以后的创作中也有比较明显的体现。研读其作品，自可明白，就不举例了。
吕本中在靖康事变前所作的七古，还受到了东坡、太白、杜、韩的某些影响。如《古剑歌》借剑抒怀，气势宏大，跌宕多姿，健举有力；《夜坐》以过去、今日反复错综写出，以“昔”陪衬“今”，曲折变化，又有一种严整凝炼的风神，学杜的痕迹比较显豁。《久雨路绝，宾客稀少，闻后土祠琼花盛开，亦未果一往也》：“卧闻更鼓湿不鸣，晓窗但有催檐声。云横不放山入座，风怒欲倒江冲城。”豪旷洒落，颇似东坡。还有《己亥上元数同晁季一叔用清坐不出》、《送虞澹季然之官京师》等诗，情致、笔触、结体、风韵，也都与东坡比较接近。学东坡，在吕本中靖康事变后的七古里，甚至还表现得比较突出。如《墨梅》、《次韵钱逊叔画图》、《钱逊叔诸公赋石鼓文请同作》、《题孙子绍所藏王摩诘渡水罗汉》等吟咏书画和古器物的篇章，都有东坡诗动宕快健、流转浑灏、灵活巧妙、畅发淋漓的特点。李白诗歌的激越慷慨，跌宕雄健，在吕本中的七古里，也可明白地指陈出来。如《昨日之热一首赠赵彦强》、《寄京师亲旧》等诗都是学太白的。还有上举靖康事变前效法东坡的诗作，也明显地融汇着太白宗风。一首作品里，兼有不同诗人的风范。吕本中效法李白的七古，主要是为了吸取太白宗风来改革江西诗风。正因为他注意效法太白、东坡，所以他才能变江西诗派的坚涩生僻、拗峭奇崛为简拔清劲，爽利流畅，并有部分诗篇取得了波澜宏阔、雄健豪迈的特色。当然，正如吕本中自己所说的，他追求“姿态横出，不窘一律”的风格特色，是他对前人诗歌“遍考精取”、融汇在自己的创作实践里的结果。不过，同样正如他所说的，东坡、太白诗，“读之使人敢道，澡雪滞思，无穷苦艰难之状”。这应当是他的七古扭转江西诗风主要的学习、效法对象，特别是靖康事变以前更是如此。
靖康事变以后，由于国家政局的突变，吕本中生活的突变，他的思想和创作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突出之处就在于他对杜诗有了深刻的新认识。“吕东莱围城中诗皆似老杜。”[22]其实，不仅是在“围城中”——靖康事变爆发吕本中被困于汴京的时候，就是在他逃出后奔亡的一段时间里，他的诗歌都刻意学杜，深得杜诗的精神实质，也颇具杜诗的韵致。这是吕本中在这段时期里包括七古在内的各体诗歌的大体情况。就其七古而言，此时他效法杜诗，就不是单纯的诗法问题了，而是在创作动机、创作态度，到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等方面的必然要求了。而从艺术风格上来说，这时期吕本中的七古，苍劲雄健，深沉浑厚，沉郁顿挫，淋漓酣畅，神似杜诗，与同时的陈与义比较起来，丝毫也不逊色。前文曾列举过此时期所作的题画诗，篇篇都能就画面展开议论，抒发感慨，情思深厚，风调浑成，韵致深婉，并且又能奇传雄健，浑灏流转，既具坡格，又有杜神，放在唐宋二代的题画诗里，也可说是佳作。其它诗篇，如应酬赠答、奔亡中的羁旅漂泊以及感怀抒愤之作，都能实写自己艰难窘迫的生活境遇，国家破亡、天下疮痍、四处烽火、万方多难的形势，流落到异域蛮方所面对的荒怪诡诞的景象，从而造成苍莽凄凉，悲怆激楚的社会环境，时代氛围，给人以无限悒郁的情思和感伤的意绪。在体式上，这些诗篇或将避难他方的穷困生活和忧念中原的强烈情绪融合在一起；或写恶劣的气候，穷僻的环境，社会的动乱，奔亡的艰辛，以抒发摧颓潦倒的情怀；或将今日羁旅漂泊的艰辛和昔日豪爽浪漫的生活错综写来，以深化对现实的感慨。在具体写法上，有的侧重记叙性的实录，情调悲伤凄恻；有的重在感怀抒愤，风格激昂慷慨。在结构上，常常以时间、空间、事件、人物为线索或媒介，再作结体上先后、顺倒的变化，曲折多变，转换自如；而在篇幅上，它们比靖康事变以前的诗篇明显地宏大了，头绪繁多，内容丰富，情感深厚。无论以上哪种情况，哪个类型，它们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具有写景、纪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的特色，感时伤世、抚己增悲的感慨唱叹的色彩。这些都完全突破了江西诗派奇奥坚涩的风尚，也突破了吕本中自己靖康事变以前的七古清绝简拔的风貌，而大有杜甫深厚浑成、沉郁顿挫、感慨淋漓、悲凉激楚的神韵。创作这些诗篇时，是吕本中一生中最为艰难窘迫的时期，而这又恰恰成就了他，使他激发出深厚博大的诗情，写出了如许好诗，突变性地达到了他自己所强调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追求，使他成为南渡初颇有建树的重要诗人。
注释：
[1]《吕居仁诗集序》，《谓南文集》卷14。
[2]《怨歌行》。
[3]《饮酒》。
[4]《送一上人之京师》。
[5]《阳山道中遇大风雨暴寒有感》。
[6]《赠岭东陈秀才》。
[7]《夜坐有感》。
[8]《钱逊叔诸公赋石鼓文请同作》。
[9]《寄题暨尚卿双莲亭》。
[10]《将至南岳先寄演公禅师善公华严》。
[11]《寄李怤去言》。
[12]《答无逸惠书》。
[13]《石遗室诗话》卷。
[14][18]《夏均父集序》。
[15][19]《与曾吉甫论诗第二贴》。
[16][17]《童蒙诗训》。
[20][22]曾季狸《艇斋诗话》。
[21]《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