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诗坛论争与元和诗歌选录——以元和十大诗人诗的入选和体裁分布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坛论文,十大论文,体裁论文,明清论文,诗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9-0154-07
明清时期，诗歌选本比前代更加繁荣，无论明代还是清代，选本数量都远远超过唐宋金元选本数量的总和。而且，这一时期的选本比前代选本更具理论批评的色彩。如果说，以往的诗歌选本对作家作品的取舍大多还停留在感性的好恶上，那么，明清选本则体现了选家的诗学自觉意识和理性选择。由于选本受众广泛、易于普及，它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和影响往往超过其他的批评方式，所以，利用选本作为文学批评武器，发表一己之言、一家之见，张扬、标榜自己的文学观念，在明清时期已是普遍现象。换言之，选本不仅是一种有效促进作家作品广泛传播的渠道和媒介，更是当时文学思潮、理论批评实践及选家诗学观念、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诗学背景下，元和十大诗人即韩愈、孟郊、李贺、贾岛、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刘禹锡、柳宗元诸人诗在明清选本中的选录，亦必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时代特征。本文试就此予以考察和论析。
一、诗坛论争背景下的唐诗选本与元和诗歌选录
明清时期文学流派众多、诗学思想纷繁复杂。这一时期诗歌选本之盛、理论色彩之强，是文坛上初盛唐、中晚唐诗及唐、宋诗优劣之争的直接产物。在利用选本作为诗坛论争的武器、并传达自己诗学主张的文艺背景下，中唐元和诗歌的选录受到选家思想的直接影响。
在诗歌选本史上，唐宋、金元选本大多表现出以中晚唐为重的诗学倾向，元代杨士弘不满于这种历史和现状，故编选《唐音》标举盛唐诗歌，这对后世的选本倾向和诗学风尚产生了很大影响。明初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叙》中说：“载观诸家选本，详略不侔，《英华》以类见拘，《乐府》为题所界，是皆略于盛唐而详于晚唐。他如《朝英》、《国秀》、《箧中》、《丹阳》、《英灵》、《间气》、《极玄》、《又玄》、《诗府》、《诗统》、《三体》、《众妙》等集，立意造论，各该一端。惟近代襄城杨伯谦氏《唐音》集，颇能别体制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可谓得唐人之三尺矣。”①高棅对《唐音》在选诗倾向和格局上的改变评价甚高，但认为其仍有不足，故“选览穷搜”、“审详取舍”，编成力求全面反映唐诗风貌的《唐诗品汇》，确立了唐诗发展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并以盛唐为宗的思想。这种提倡盛唐之音、并强调体制之辨的诗学趣尚，直接开启了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激发了时人以唐诗选本来标举自己诗学主张的浪潮，遂涌现出一大批偏重选盛唐诗的唐诗选本。其中最著名者如李攀龙的《唐诗选》，据统计，其各期所选比率为初唐16.9％、盛唐60.1％、中唐16.5％、晚唐2.4％②。它如胡缵宗辑《唐雅》、李默等编《全唐诗选》、张逊业编《唐十二家诗》、黄德水等撰《唐诗纪》、唐汝询编《唐诗解》等，皆以盛唐格调为准绳，与七子同声相应。即使后来随着复古论的日渐机械和狭窄，诗歌理论上出现了公安派抒写性灵、反对摹拟复古与之抗争，诗歌选本中亦有竟陵派“以纤诡幽渺”为宗旨而编选的《唐诗归》、神韵论者“以神韵为宗”而编选的《唐诗镜》对其进行反驳和救弊，但仍难完全摆脱格调论的影响以及选诗倾向上以盛唐为尊的绝对优势。故在这一时期的选本中，元和十大诗人诗歌的入选量及入选率皆不高，如《唐诗品汇》收录561首，占选本总量6765首的8.3％；李攀龙《唐诗选》仅收元和十大诗人26首，占选本总量738首的3.5％；唐汝询《唐诗解》共收诗1500余首，其中元和十大诗人98首，约占6.5％。即使有意突破格调阈囿、独具手眼的《唐诗归》，所收元和十大诗人诗歌178首，在选诗总量2233首中，亦仅占7.9％的比例。
到了清代，随着学界对明代宗唐抑宋、界分唐诗并以盛唐为尊思想的批判和反思，明诗学中被轻视的中晚唐诗重新获得了相应的美学价值和诗歌地位。受其影响，唐宋以来一些重中晚唐诗而被明七子打入冷宫的旧选本，如《才调集》、《三体唐诗》、《唐诗鼓吹》等又重现光华，被多次批注而广泛行世。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推尊中晚唐的诗歌选本，如陆次云的《晚唐诗善鸣集》，顾有孝的《唐诗英华》，杜紫纶和杜诒糓的《中晚唐诗叩弹集》，查克弘和凌绍乾的《晚唐诗钞》等。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诗家走出了这种重此轻彼、非此即彼的狭窄门径和偏执心态，而能从诗歌艺术本身及自己的诗学理念出发，用较为全面的眼光来看待唐诗的发展。如清初著名诗学家王夫之，论诗力主“情景交融”，在他所编撰的《唐诗评选》中推崇李杜，但能兼顾中晚，而且对中唐王建、柳宗元、刘禹锡的诗特别赏识，至评刘氏《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赠乐天兼见示》一诗为“七言圣境……唐七言律如此者不能十首以上”③。《唐诗快》自序明确声言：“仆以为初、盛、中、晚之分，犹之乎春、夏、秋、冬之序也。四序之中，各有良辰美景，亦各有风雨炎凝。”又说：“仆今者《诗快》之选，则不惟其世而惟其人，不惟其人而惟其诗，又不惟其诗而惟其快。……不问浓淡浅深，惟一以性情为断。”④诗家们在打破藩篱、变化融通的视野中接受、比较唐宋诗，为张扬自己诗学主张而编定诗歌选本。即令爱走极端如王士祯者，虽于《唐贤三昧集》专收盛唐诗，但亦崇韦柳，其晚年所编《唐人万首绝句选》收诗895首，元和十大诗人入选138首，所占比例达15.4％，诚如该选序所谓：“逮于有唐，李、杜、韩、柳、元、白、张、王、李贺、孟郊之类，皆有冠古之才，不沿齐梁，不袭汉魏，因事立题，号称乐府之变”。再以清前期另两家著名选本收诗量言，金圣叹《选批唐诗》共收253首，元和十大诗人入选70首，所占比例为27.6％；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收诗1928首，元和十大诗人入选249首，所占比例为12.9％。由此可见，自清初开始，多数选家的诗学观已发生变化，他们在坚持自己诗学理想的同时，又能容纳不同时期、不同风格体裁的作品，表现在选本中，即是所录元和诗歌数量均较为可观，入选比例亦比明代选本有显著的提高。
二、代表性选本收录元和诗歌的数据分析
在明清纷繁众多的诗歌选本中，我们选择13种进行数据统计和观察，依据主要有三：其一，这些选本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反映了特定时期的诗学思潮；其二，这些选本除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专选绝句、金圣叹《选批唐诗》专选七律外，大都各体兼收，从而一定程度地避免了因诗体偏向而导致的选诗差异及由此造成的数据不公；其三，这些选本大多对元和各家都有收录，故使得诗人之间具有一定的可比度。至于专选几大家的诗歌选本如《御选唐宋诗醇》(专选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六大家)、《中晚唐诗叩弹集》(于元和十大诗人中只选元、白、张、王、孟、李六家)虽有影响，但不列入。下面，根据元和十大诗人在这13种明清选本中的入选数据，制成表1。
据表1所列，明清时期13种选本共收元和十大诗人诗2609首，其中韩孟诗派四人771首，元白诗派四人1225首，柳刘二人613首。联系唐宋金元选本对元和十大诗人的收录状况⑤，对以上统计数据进行观察，可以发现以下几个变化和现象：
其一，韩孟诗派走出了晚唐、宋元时期选本选诗较少的低迷状态，在明清选本中的整体地位得以提高，其诗歌入选总量(771首)虽次于元白诗派(1225首)，但超过了刘、柳(613首)。而在诗派内部，韩诗的入选量(282首)亦从此前的次席跃居首位。与之相反，贾岛诗则从以往的最高入选量急剧下降，成为诗派中选量最低者(139首)。一般来说，作品入选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作者创作成就和诗史地位的一种裁定。上述变化说明，自元和诗坛后，历经数百年的选本冷遇，韩孟诗派的创新意义和诗史地位在明清时期终于获得较多肯定。而就韩愈来说，其诗入选量在以上多数选本中都居诗派首位，正吻合了叶燮、赵翼、翁方刚等清代诗家对韩愈诗史变革意义的高度认可和推崇；相比之下，贾诗入选量的急剧下降，则说明其寒瘦枯寂诗风并不符合明清时期多数读者的喜好和趣尚。当然，这种整体趋向的变化并不足以概括所有个案，如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在诗学上主张以“幽深孤峭”矫公安派之俚俗，故所编《唐诗归》专取寒瘦生涩作品，对贾岛、孟郊、李贺均不无推崇，特别是孟郊，钟惺谓其诗“有孤峰峻壑之气”，所以在诗派中孟诗入选最多，达40首。
其二，元白诗派的入选较为稳定，一直保持着元和诗人中选量最高的位置。这种情况，一方面与元白诸人创作量较高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清选家对该派诗人地位的肯定。进一步看，白居易诗的入选量虽在诗派中位居首位，但在明代除《唐诗选》、《唐诗镜》外的诸选本中，其入选量均不及张籍、王建诗；在清代诸选本中，其诗入选量开始提升，这在《唐诗别裁集》、《唐诗合解》、《唐诗三百首》中表现较为显著。此外，在表中没有列入的《中晚唐诗叩弹集》和《御选唐宋诗醇》，均对白诗给出高度评价，或谓其诗“比之少陵，一则泰山乔岳，一则长江大河”⑥，或将之与李、杜、韩并列为唐诗四大家，谓“平易而最近乎情者，无过白居易”⑦。此一情况说明：白诗在由明至清的选家那里，呈逐步走高的态势；而这种态势，与清代前中期评论界对白诗的较多首肯是相吻合的。
与白诗的由低趋高有所不同，张籍、王建诗歌早在明初高棅《唐诗品汇》中即获得了远超白诗的入选量，由此奠定了二人诗作此后较受欢迎的基础；而细细看来，张诗在明清选本中的平均入选量高过王诗，王诗则在明末《唐诗镜》、清末《王闿运手批唐诗选》中获得青睐，入选量得以大幅提升。这种情况，当与王建百首《宫词》之篇幅短小、含蓄蕴藉而易于为人赏爱不无关联，同时也说明：张诗在接受的普遍性上胜过王诗，而王诗在个别选家那里则获得了超过张诗的认可度。至于元稹，其诗入选量在诗派中处于最低的位置，这种情况大抵与宋元时期保持一致。考其原因，除其部分诗作具有轻浅浮艳特征，而与传统诗教及宋以后日渐强盛的道德教化有所牴牾外，还在于元稹之政治品行历来为人指责，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他的诗品，影响到了选家对他的取舍态度。
其三，与宋元选本相比，刘、柳诗歌在明清时期的入选不仅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状态，而且体现出渐涨的趋势。特别是刘禹锡的诗歌继续受到明清选家的热情关注，其入选量(378首)仅次于白居易(407首)，位居第二。而在个别选本中，刘禹锡更受到特别的推重。如王士祯的《唐人万首绝句选》于元和十大诗人中选刘诗最多，达34首。在该选之《序》中，王氏除重点提及王之涣“黄河远上”、王昌龄“昭阳日影”、王维“渭城朝雨”诸作外，还认为“如刘禹锡、张祜诸篇，尤难指数。由是言之，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即唐三百年之乐府也”。对刘禹锡的绝句造诣有着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事实上，刘氏绝句的高入选率，也正好呼应了明清读者在诗学批评领域对其七绝艺术的高度肯定。至于柳宗元诗歌在明清选本中的入选量，不仅高于孟郊、李贺、贾岛，而且大致与元稹、张籍持平。如果考虑到他的存诗量在元和十大诗人中最少(仅164首)，其他诗人的存诗除李贺外均高出其几倍这一情形，那么可以说，柳诗的入选已是相当可观了。至于柳诗中五古一体受到众选家一致青睐的情形，我们留待下节一并交待。
三、元和十大诗人诗在选本中的体裁分布
与宋元选本多录近体诗相比，表1所列明清选本大多是各体兼顾。若从诗体分布角度对元和十大诗人的入选状况进行考察，可能会对相关问题获得更清晰的了解。下面，我们根据前列13种唐诗选本收录元和十大诗人各体诗之数据进行统计，制成表2。
表2所列数据，纵向展示不同诗人同一诗体入选情形，横向展示各诗人不同诗体入选情形。从纵向看，元和十大诗人最被选家看好的诗体是七绝，达658首；以下依次为五古(646首)、七古(557首)、七律(269首)、五律(213首)、五绝(188首)、五言排律(63首)、七言排律(6首)等。就每种诗体之代表诗人言，五古有孟郊、柳宗元、韩愈；七古有韩愈、李贺及张、王、元、白；五言排律有白居易、元稹；七言绝句有王建、刘禹锡；五言律诗则有贾岛。这就是说，通过明清选家的遴选，元和诗坛各种诗体都拥有了自己的名家里手。
倘若将以上各种诗体的总体入选量进行比较，还可以发现：元和十大诗人的古体选量远远超过了近体。回顾整个唐诗发展的进程，初唐时期，唐人还处于对前人艺术经验的学习总结及开创自身道路的摸索阶段，真正代表其时代精神和艺术境界的体裁、风格还没有成熟。盛唐时期，各体皆备、艺术纯熟，蔚为大观，律、绝二体最能代表其神髓和风韵。中唐时期，除了七绝在元和诗人手中得到进一步发扬，最为显著的就是古体诗的创作及丰富达到了高潮，而晚唐则在律诗的创作上有了深长的发展。由此而言，明清选本对十大诗人古体诗及七绝的大量选录，正符合了元和诗坛的创作实绩。
从横向看，十大诗人不同诗体的入选率也不尽相同，并由此展示出不同诗人的用力方向、风格特点以及选家的诗学眼光。
韩孟诗派四人在体裁上的擅长和差异是非常分明的。韩愈和李贺最长七古(119首、105首)，孟郊独擅五古(148首)，贾岛长于五律(60首)，其入选量分别在各自的体裁分布中最为领先。其中韩愈五古(88首)的选量也较为突出，这说明虽然韩愈在近体律绝上也有《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这样的名篇传世，但古诗成就在其创作中不容置疑，不可动摇地处于最高地位。
在四人中，体裁分布上最偏执的是孟郊，其五古入选量超过了其诗总入选量的80％以上；其次则是五绝(18首)。正由于对五言的独擅，孟诗表现出古朴直率的风格，颇具汉魏风貌。与孟郊的情况正好相反，贾岛在近体诗特别是五言律上更占胜场，联系其五绝、七绝、五排和七律的入选量，则其近体的选量已超过了总选量的80％以上。相比之下，擅长七古的韩愈和李贺诗风更显得才气纵横、奇变相生、色彩绚烂。韩愈作为诗派之首，才大力雄，其《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诸作铺陈驰骋，劲气直达；李贺的《天上谣》、《金铜仙人辞汉歌》、《梦天》等篇，更是上天入地，怪奇恢宏。所有这些，说明明清选家通过选诗实践较为准确地把握了诗人们的代表性风格。
与韩孟诗派相比，元白诗派诗体分布的差异不是那么大，而是各体兼擅。但细加分判，四人又各有不同：张籍七古(93首)入选量最高，其次是七绝(67首)、五律(35首)、五古(27首)；王建则因其《宫词》的大量入选，遂使七绝一体位列榜首(173首)，其次才是七古(88首)、七律(36首)。在中唐时期，张、王二人是较早并大量从事乐府诗创作的诗人，新题、古题兼胜，并以七言见长，留下了很多传世名篇，如张籍的《野老歌》、《牧童词》，王建的《田家行》、《簇蚕词》等，时号“张王”。可以说，二人七古在明清选本中的大量入选，正再现了“张王乐府”的特点。同时，张、王近体尤其是七绝和五七律的批量入选，也展现了明清选家对其多样化特点的肯定。
至于白居易和元稹，其诗体分布在十大诗人中最为均衡，古体和近体、五言和七言，可谓兼优并擅。我们知道，元、白二人既是元和时期创作新乐府的代表，也是创作“杯酒光景”间“小碎篇章”以及闲适诗的代表，所以其五古(白102首，元44首)、七古(白60首，元44首)均为数甚夥，而近体特别是七绝(白98首，元74首)更是引人注目。此外，白、元两人五言排律的入选在元和诗人中也甚为突出(分别为14首、10首)。这种情况，与中唐诗坛元、白唱和之风不无关联。在风传天下的“元和体”诗中，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即其重要内容，不仅数量多、艺术质量亦高，对促成“次韵”这种诗歌形式的成熟居功甚伟。由此可见，明清选本对其各种诗体较为均衡的选择，一定程度上成了反映诗人实际创作成就的“晴雨表”。
柳宗元的五古(136首)、刘禹锡的七绝(166首)分别在其诗歌选量中独占鳌头，由此充分体现出了各自的体裁偏长，这正和前述明清诗家对其理论批评所表现的接受倾向相一致。柳宗元的五古既有陶之古淡，复具谢之清丽，在元和诗坛卓然自立，自宋之后就受到诗评家的激赏，但在选本中大量入选却始于元代杨士弘的《唐音》。之后伴随着韦柳高下的争议和对其古诗地位的肯定，明清选本大多都以其五古为尊。特别是明代高棅，他标榜盛唐诗歌，但在《唐诗品汇》“五言古诗”中将柳宗元列入“名家”，选诗30首，与高适、岑参等盛唐诗人并立，足见其推崇程度。至于刘禹锡的七绝，则从晚唐开始就一直受到选家偏爱，不仅在其各体创作中“一枝独秀”，而且与元和其他诗人的七绝入选相比也通常是“艳压群芳”。如《唐诗品汇》(31首)、《唐诗解》(13首)、《唐人万首绝句》(25首)、《唐诗别裁》(6首)、《唐诗三百首》(2首)、《唐诗合解》(6首)等的“七绝”一体中，都以刘禹锡的选量为最高。可以说，他大量绝句体的民歌体乐府诗、咏史怀古诗以及各种抒怀诗，已足以奠定他在诗歌史上一流作家的位置。另外，表中数据也反映出他在绝句和律诗方面的创作成就：五绝(39首)、七律(64首)的入选在十大诗人中处领先地位，五律(27首)、五言排律(12首)的入选量也不低。考虑到近体诗在唐代的特殊地位，而从近体成就的全面及卓著这一层面来讲，刘禹锡可称得上是元和诗坛最具“唐诗风韵”的作家。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大致了解明清时期诗歌选本对元和诗歌的选录特点：整体而言，受诗学论争风气的影响，对元和诗歌的入选逐渐由冷落走向客观；具体而论，元和十大诗人诗在明清选本中的入选状况和体裁分布，大致与其创作实绩及其在文学史、诗学批评领域的相关接受相吻合，由此展示出中国古典诗学在此一时期的日趋理性和成熟。
点评意见：选本研究是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热门领域之一，尤其在明清文学领域。本文在选题上则有独特性——“以元和十大诗人诗的入选和体裁分布为中心”来观照明清诗坛论争之变化发展，论述角度有新意。文章以明清诗学由界分唐诗、独尊盛唐向打破疆域、变化融通的发展历史为背景，缕述了元和十大诗人诗在唐诗选本中的入选量所表现出的由低迷渐次增高的变化态势。同时，又详尽分析了元和十大诗人诗在明清选本中的入选状况和体裁分布，得出“与其创作实绩及其在诗学批评领域的相关接受相吻合”的结论。这些论述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文章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在大量数据统计的基础上，揭示了明清诗学的若干发展特征，论据是充分的、论证也是颇为严密的。惟文末之结论部分稍显单薄，尚可加强一些。不过，该文是一篇有质量、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点评专家：谭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注释：
①高棅：《唐诗品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9-10页。
②参见陈伯海等《唐诗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及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统计的有关数据。
③参见王夫之《唐诗评选》卷四，民国廿二年太平洋书店重校刊本。
④黄周星：《选唐诗快自序》，《九烟先生遗集》卷一，清道光二十九年左仁周诒朴刻本。
⑤据我们统计，在唐宋金元选本对元和十大诗人诗作的收录中，元白诗派入选量最高，其次是柳宗元和刘禹锡，韩孟诗派入选量最低。而在韩孟诗派内部，贾岛入选量最高。参见拙文《从选本看元和诗歌在唐宋金元的传播接受》。
⑥杜紫纶、杜诒糓编：《中晚唐诗叩弹集》例言，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年据采山亭藏版影印本。
⑦永瑢等：《御选唐宋诗醇》提要，《四库全书总目》(下)卷一九○，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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