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富有创见的学术专著——评卜庆华的《郭沫若研究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创见论文,新论论文,专著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百科全书”式知识的伟人。他在文学、史学、考古等领域都有卓越的建树。因此，郭沫若研究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工程。选择郭沫若这样一个才华横溢、学识广博、阅历丰富、思想敏锐、多才多艺的客体进行研究，没有广博的文史知识，没有坚实的理论修养，没有超越前人的勇气，是难以接近和超越研究客体的。卜庆华教授曾经专攻文艺理论十多年，有着丰厚扎实的理论功底；又曾在历史系执教近十年，对古文字学、历史文献和中国古代史有着广泛的涉猎和深入的研究；还担任学报主编十余年，广泛接触了人文科学的许多学科，这些都为他全面深入地研究郭沫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他在“郭学”研究园地里，硕果累累，成绩斐然。1979年他率先为文艺的春天献上了第一部专著——评《郭沫若评传》，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作家评传之一，它为作者的“郭学”研究定下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体系。1986年又出版了《郭沫若研究札记》，进一步为作者的“郭学”研究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1995年出版的《郭沫若研究新论》（首都师大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新论》）是他“郭学”研究中的第三部专著。这是一部视界开阔、资料丰赡、熔学术性与史料性于一炉的学术专著。它保持了作者前两部专著的优点和特点，但又有新的重要开拓与创新。全书可谓是“旁征博引，钩玄发微，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视角对‘郭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创造性研究。”因此，《新论》表示作者的郭沫若研究又有重大进展，它是“郭学”研究园地里一部具有较高学术品位的佳作。《新论》引人注目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论》对“郭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了全面的深入的研究
对郭沫若早期思想，“郭学”研究界基本上是从政治态度、文艺思想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很少从哲学上，即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上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哲学思想这个理论基础的研究未能深入，对其它关于文艺思想、美学思想等的研究，也就捉襟见肘，难以深入。《新论》从“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思想”、“社会历史观”四个方面，对郭沫若早期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研究，解决了“郭学”研究中的重大难题。哲学理论难题的研究推动了其它方面的研究，使其它领域的研究获得了理论的指导。《新论》在论述郭沫若文艺思想时，从认识论的高度，抓住文艺与社会生活关系中的中心问题——“表现”与“再现”考察郭沫若的文艺思想，从而得出“郭沫若早期对文艺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认识，既不是彻底的‘表现’派，也不是彻底的‘再现’派，而是在两者之间游移不定”的崭新的结论。
郭沫若与泛神论思想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郭学”研究中的难点。前人对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探讨，或则注重郭沫若“泛神论”思想渊源的介绍，或则印证郭沫若创作中存在着“泛神论”，或则阐述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局限。近年来虽有人指出郭沫若对“泛神论”的理解和说明存在前后自相矛盾的现象，但几乎都论定郭沫若是深受“泛神论”影响的。《新论》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探源考流”，对学术界认为泛神论对郭沫若影响最大的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它首先论证斯宾诺莎的思想中存在着“自因”学说。这种学说“从根本上否定了超自然的精神实体——上帝的存在，排除了上帝为自然的原因的宗教唯心主义”，进而论定斯宾诺莎不是泛神论者，而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其次通过《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第二点对歌德泛神论思想介绍的一段文字的精细剖析，说明郭沫若对泛神论的理解、阐释是不够科学的，“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并进而论定郭沫若没有从哲学体系上吸取泛神论思想，“主要吸取的是斯宾诺莎的‘物活论’思想。”《新论》所得出的崭新结论，建立在充分的事实基础上，论证严密，令人信服，至少不失为一家之言。
郭沫若与“唯能论”思想的关系问题，仅陈永志先生在《郭沫若选读本》中提到，学术界没有人进行过论证。《新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首先考证什么是“唯能论”，继而通过对郭沫若早期佚文《生命的文学》的研读，明确地说明郭沫若是从生命与文学的关系上接受“唯能论”思想的。虽然郭沫若的“唯能论”思想也把“精神作用”说成是“能底发散”，混淆了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但他与“唯能论”者是有区别的，他是借“唯能论”来表现他在文艺上的个性解放要求。《新论》在论述问题时没有简单化，而是实事求是地揭示郭沫若早期思想的复杂性。《新论》正是凭着勇于探索的精神，对上述诸多理论难点作了创造性的研究，从而使专著有了一个较高的学术视点，显示出较高的学术价值。
其次，《新论》对“郭学”研究从1919—1949年30年的历史进行了科学的总结
30年的历史进程中，有些对郭沫若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的批评和观照，多少带有当代评论的性质，缺少历史的批评眼光。随着时间的行进，一些研究者拉开了与研究客体之间的距离，能够进行比较客观的带历史性的审视。《新论》作者熟谙郭沫若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能将有关的评论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进行观察和剖析，因此，他在描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敢于概括，敢于评论，表现出高度的学术敏感性，富有历史眼光。仅从对《女神》研究历史的描述看，作者从“《女神》的审美价值”、“《女神》反映的时代精神及其地方色彩”、“《女神》表现的作者的哲学思想”、“《女神》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四个方面，例举宗白华、朱自清、朱湘、草川未雨、闻一多、饶孟侃、周扬等几十人的文章，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述评。作者在论述中，不以郭沫若的是非为是非，不以自己和某些人的好恶为好恶，力求客观公正地评述各家的得失。如草川未雨对《女神》是完全否定的，《新论》既指出他的主要观点的不当，又肯定他的观点中也有合理的成分。又如对郭沫若早期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顾仲彝和向培良基本持否定态度，《新论》对他们的评述没有简单化，既肯定他们观点中的合理成分，如对郭剧历史环境、布景、服饰和对话等过多“现代化”的评析，又对他们的艺术至上主义进行了尖锐有力的批评。这种科学的态度是非常可贵的。
《新论·郭沫若研究三十年述评》下篇，分别对郭沫若早期史学成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金文、《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五个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科学的评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曾产生轰动效应，影响极为深远。《新论》通过对王恂、王森然、何干之、藤枝丈夫、马伯乐、文甫、顾颉刚、吕振羽、侯外庐、范文澜等众多史学家评论文章的考察，充分论定《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之作”。它不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而且使吕振羽、侯外庐等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史学工作者追随郭沫若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同时又指出该书在史料的运用上，把《尚书·盘庚》看作氏族评议会的记录等，有不妥和失之轻率之处。对郭沫若《甲骨文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考古和史学著作的评论，史学界或从文字学的角度，或从考古学的角度，或从历史学的角度给予了评价。《新论》既肯定了他们研究郭沫若历史著作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他们对于贯穿在郭沫若史著中的“人民本位”这一思想，未能给予应有的阐发。对于《甲申三百年祭》这篇史学论文，评论界多从学术价值、思想价值方面进行了研究，《新论》则从该文出版前后在国统区引起的“轩然大波”，被中国共产党列为整风文献，以及根据该文改编的历史剧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三个方面，以丰富的史实和充分的说服力，深刻地揭示了它在我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第三，《新论》对郭沫若学术思想的渊源进行了深入的发掘
作者在《郭沫若的史剧艺术·序》一文中说：“研究是发现的事业，是创造性的劳作，最需要独具慧眼另辟蹊径的见识和精神。”《新论》正是如此，它“从不囿于旧说而锐意求新。”如《女神之再生》，大都认为它受了歌德诗剧的影响，《新论》作者根据郭沫若1919年给田汉的信中谈到他曾买了一部有岛武郎的剧作《三部曲》的信息，进而顺藤摸瓜，将《女神之再生》与“莎漠逊和德莉娜”进行比较，敏锐地发现《女神之再生》在艺术构思方面深受到岛武郎剧作的影响。又如《孤竹君之二子》，大都根据郭沫若自己的解释，认为它在思想上受了孟子“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影响。《新论》根据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审美理想进行考察，从最能体现剧中创作主体思想意向的“伯夷放歌”，从卢梭、郭沫若都厌恶大城市生活、倾慕原始的自然生活的相似情结，从郭沫若对“自然人”的赞美三个方面，以充足的理由无可辩驳地论定《孤竹君之二子》蕴含着“返于自然”的审美理想，这种思想来源于卢梭的“返于自然”说。《郭沫若早期与外国文学关系考源》一文，考察了郭沫若与50多个外国作家之间的渊源关系，提供了一分较全面、系统而又真实可信的研究资料。《郭沫若的史剧艺术·序》不囿于本书作者已有的结论，通过对郭沫若悲剧艺术理论的考察，论定郭沫若的英雄悲剧受到亚里士多德和莎士比亚等人的影响，并与欧洲文学史上的悲剧及鲁迅的悲剧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他们之间的异同，揭示了郭沫若悲剧的艺术个性。《论郭沫若对秦始皇评价的转变》一文，通过考察郭沫若古史分期观点的变化来分析他对秦始皇看法的变化，这就理清了他对皇始皇评价前后自相矛盾的复杂关系，揭开了谜底，很有说服力。《新论》对郭沫若学术思想渊源的研究，既有资料的发掘，又有理论的探索。资料的发掘力求“竭泽而渔”，但它又不是对资料做简单的罗列，它在翔实丰厚的资料后面表现出深刻的学术性。这就使专著在对资料的充分占有和理论穿透上显示出它的学术品位。
第四，《新论》对“郭学”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辨正、订补和诠释
由于作者知识广博，功底深厚，治学严谨，所以在辨正、订补的研究中，能够驾轻就熟，左右逢源。他运用文献学、考古学、音韵学、文字学、文艺学、历史学、逻辑学，乃至民俗学等方面的知识，对学术界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订。不仅校正了“郭学”研究中的许多不妥之处，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保证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而且在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上新人耳目，给人以深深的启迪。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对研究客体本身的学术见解提出质疑。对于纣王之死，史学界早有定论，认为是自焚而死，郭沫若则认为纣王死于自经。《殷纣王自经说辨疑》一文，通过精确的句法分析，通过查考《周本纪》、《殷本纪》和《逸周书》等史书，通过对古代丧葬制度和丧葬风俗的考察，论定纣王是“身环厚玉以自焚”，而不是自经。从文章论据之确凿，逻辑之严密来看，如无新的材料发现，“自焚”这一定论是无法驳倒的。又如《为‘黑辛’进一新解》一文，对章太炎一诗中“流汗蒙头愧黑辛”中“黑辛”的解释，柳亚子、杜国庠乃至郭沫若这些权威人物都解得不够确切。作者运用丰富的历史和训诂学知识，认为“黑辛”可作为泛指，“解为奴人竖子、奴隶为宜”。这一新解虽不敢断言是定论，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较好的解释。其二，对某些权威性的影响广泛的注释进行考订，提出自己的看法。如《郭沫若全集》注释《湘累》云：“湘累，指屈原投湘水而死”。作者认为这一解释是不当的。一是与诗剧内容不符，二是“累”的本义和引申义都无“死”义。论定“湘累即湘囚”，且“累”有“延罪无辜”的引申义。这一解释既符合诗剧内容，又切合剧作者创作本意，是可以成立的。《说“暴虎”》一文，通过研读《暴虎辞》和《诅楚文考释》，以及考察古代的车猎习俗，论定《全集》将“暴虎”解为“赤手空拳与老虎搏斗”是不妥的，“暴虎”应是“徒步搏虎”，并非不拿武器。又如对《归国杂吟·一》“此意轻鹰鹗”的解释，《全集》认为“轻鹰鹗”“有勇敢赴难之意。”《新论》认为这一解释大为不当。作者联系郭氏写于同时的《由日本回来了》一文，论定“轻”有“轻视、藐视”之义，“鹰鹗”则喻指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此外如《郭沫若旧体诗词注释订正》中说“五楼”，说“鼠角”，说“春醪”，说“蠹鱼”诸篇的解释，都是精采之论。其三，对“郭学”研究中大量的史实进行了证正补充。这里既有对历史事实的考订，如郭沫若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史实的订正，也有对创作时间地点的考辨，如对小说《一只手》创作时间的考订；既有对人物化名的考释，也有对遗闻轶事的发现。这些重在资料稽考的文章，表现出作者重要的学术追求，因为一旦把史实弄清了，把时间考准了，学术界激烈争论的问题也就自然冰释了。如我国意识流的作品，学术界一般都是以1922年9月出版的郭沫若的小说《残春》为始， 但经作者的精密论证，早在1920年12月郭沫若所作诗剧《湘累》就是采用意识流手法的比较成功之作了，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发现。
第五，《新论》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格
此书在写作风格上可谓别具一格，它那深受传统影响的考证方法；它那评点式的批评方法；它那札记式的文体，无不表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格。但作者又不是简单地沿袭我国古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而是在民族文化传统的沃土上，广泛吸取了现代科学方法的养料，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等。作者博采众家之长，并经自己的融合、创造，常以简明、流畅和带文艺性的文笔，将深邃的理论寓于丰富史料的精密分析研究之中，以达到雅俗共赏的目的。这或许表现作者正在追求一种民族风格与时代风格有机结合，并有自己个性特色的美学境界，但愿作者在这种追求中渐臻成熟。
最后，还要提到的是：本书争鸣气味甚浓，为坚持学术真理，作者敢于提出与别人不同的见解，敢于批评，这在争鸣气氛淡薄、腐朽庸俗的吹捧之风甚盛的今日，这种学术勇气和品格显得十分可贵。此外，本书在体例、结构上也很有特色，全书整散结合，有总论，有分论，有理论阐述的长文，也有一文一事考据的短制，做到了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统一。
仅从以上对《新论》的成就所述，我们感到了该书沉重的分量，看到了一个“郭学”研究的新天地。然而《新论》也有令人感到欠缺的地方。第一，《新论》在考察郭沫若与中外文学的渊源关系时，主要着重于资料的发掘，而对郭沫若在什么情况下与中外文学发生联系，中外文学对郭沫若的思想发展、创作发展起了什么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对郭沫若影响如何等问题缺乏更为宏阔深入的研究。第二，《新论》对郭沫若研究历史的研究，仅对1919—1949年这一段历史进行了描述，而对建国以后，特别是新时期15年以来的丰富多彩的郭沫若研究没有进行应有的观照。也许这些重大的课题正在作者深深的思索之中。我们期待年富力强、笔耕不息的卜庆华教授，继续在“郭学”研究的园地里辛勤耕耘。有消息说作者正在准备撰写一部规模宏大、理论和学术价值更高的《郭学源流》，我们盼望着这一专著的早日问世。
收稿日期：1995—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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