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劳动价值观变迁研究
田 守 雷1,2
(1.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北京100048；2.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100875)
摘 要: 中国劳动价值观的变迁大致分为五个阶段：受儒家思想影响，古代中国社会轻视劳动，劳动者地位低下，但同时又重民本，倡勤劳；新文化运动中“劳工神圣”思潮促进了人们对劳动者的重视，唯物史观及劳动价值论的传播进一步推动了劳动者地位的提高；新中国成立后，通过集体主义教育和阶级划分，劳动光荣观念深入人心，劳动者地位空前提高；改革开放初期，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被破除，“勤劳致富”成为主流劳动价值观；市场经济阶段，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一些人通过非劳动收入获得巨大财富，劳动的价值被淡化，不劳而获思想有所抬头。新时代应重视劳动的作用，大力培育劳动精神、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
关键词: 劳动价值观；劳工神圣；集体主义；劳动光荣；勤劳致富
劳动作为人特有的活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也与各时代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永恒话题。探究中国主流劳动价值观的演变轨迹，对认识中国社会、关注劳动者的地位和利益、重视劳动者的作用以及培育劳动精神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古代中国——轻劳动与重民本、倡勤劳并行
中国人很早就对劳动问题有所关注。春秋时期的《诗经》里就有很多描述劳动的场景，如《伐檀》《七月》等，对不劳而获的贵族流露出不满、讽刺，甚至反抗的情绪。但在古代中国传统主流思想中，劳动者往往受到轻视，地位并不高。儒家经典《论语》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可见，孔子对劳动是轻视的，称之为“小人之事”，也就是地位低下的人才做的事情。孟子更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的主张。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劳动者的地位比较低下。正如李大钊曾指出的：“孔派的学说，对于劳动阶级，总是把他们放在被治者的地位，作治者阶级的牺牲。‘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些话，可以代表孔门贱视劳工的心理。”[1]191当然，中国古代也有重视劳动和劳动者的思想。如，墨家就反对儒家的上述观点，且曾经影响较大，但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墨家在中国历史上逐渐失去了声音。又如，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反对轻视农业生产劳动，重视对农业知识的学习，批评士大夫“未尝目观起一垡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认为“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薅锄之，刈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廪，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不过，《颜氏家训》也只是主张士大夫粗识农务，“知稼穑之艰难”即可，而且认为劳动人民是下愚，反对弃学从农的做法。
以上可以看出，在古代中国社会，劳动被轻视，劳动者地位低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传统社会知识与教育得不到普及，文明被垄断在少数精英手中，劳动者从事物质生产，没有能力与时间从事精神创造。第二，统治者和文人墨客认为体力劳动只是满足生存需要的本能性的活动，体现不出做人的高贵。第三，劳动者掌握的资源较少，而且劳动者是分散的，无法形成一定的组织，致使其长期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看不起劳动者。
古代中国，虽然统治者轻视劳动和劳动者，但鉴于“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为了能长久统治下去，统治者也有重视劳动者的一面，即所谓“以民为本”。通过体恤民情、顾及民生、顺应民意的举措，统治者争取民心以稳固其政权基础，当然这里的“民”不仅仅指劳动者，但主体无疑是普通劳动者。民本思想重点关注的是劳动者整体，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政权的稳固。这是因为一旦劳动者的基本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就有可能爆发冲突和起义，甚至改朝换代，因此，统治者不得不重民，特别是普通劳动者。
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劳动者的态度有着两面性。一方面，普通民众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氛围中，希望自己与子孙后代能够跳出劳动者群体，这也是传统中国权力崇拜的体现。另一方面，人们又崇尚勤劳，将其作为美德传承，没有人愿意成为别人眼中的懒惰者，无论是统治者、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劳动者都有重视劳动的一面。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为了生计不得不勤劳，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基本生活；勤劳作为一种评价个人的道德标准，已内化于人心，进而成为一种生活状态；为了巩固政权和维护社会秩序，统治者不断宣传和倡导勤劳。然而，生活所迫的“勤劳”有悖于个体的真实意愿，生活常态的“勤劳”混淆了劳动与生活的关系，被利用的“勤劳”则是被欺骗的结果[2]。
二、劳动与启蒙——“劳工神圣”劳动价值观兴起
Therefore,whenthe column ofbecomes equal to zero.In this case,drops rank and the determinant ofis zero.Thustheestimation problem offrequency parameterscan be converted into a peak searching problem,which is given by
1918年11月15—16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行演讲大会，庆祝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参加大会的有三万余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持了会议并两次演讲。在16日的演讲中，他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他说：“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3]248
需要说明的是，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有其直接原因，那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作为战胜国，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只有十四万劳工在欧洲战场服务[4]。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所说的劳工不单单是指产业工人，只要是靠自身劳动获取报酬的，不管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都被称为劳工。
“劳工神圣”极言劳动与劳动者的重要性，是对不劳而获价值观的批判，是为了反对不劳而获的剥削者，这里的“劳动”一词对应的是懒惰。“劳工神圣”一经喊出，很快成为流行的口号，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评论指出：“难道是认蔡元培作偶像，才把‘劳工神圣’深入人心？——想来蔡元培一个人，哪里能够凭空造出‘劳工神圣’这句话，他不过将众人脑筋里深深地藏着的‘劳工神圣’一声叫破了出来，于是众人都被他喊着，就回答一声‘劳工神圣’。”[5]可见，“劳工神圣”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随之成为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和进步媒体的时尚用语，也是先进思想文化深入民间的一面鲜艳的旗帜。“劳工神圣”劳动价值观作为当时的社会思潮，它的出现有着历史必然性。首先，“劳工神圣”的提出是中国救亡图存的需要。面对西方侵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解和学习西方，各种思潮不断传入中国，“救中国”成为时代主题。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唤起占人口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才能完成挽救国家于危亡的任务。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普通劳动者无疑是大多数，只有重视他们才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其次，“劳工神圣”劳动价值观是思想启蒙的结果。辛亥革命后，传统专制思想并没有得到有效清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文化落后才是国家落后的根源。随着西学东渐，儒家观念日渐式微，破除旧思想、引进新知识、崇尚民主科学等成为时代潮流，并爆发了新文化运动，这些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为“劳工神圣”劳动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再次，外国思潮的传入也促进了“劳工神圣”劳动价值观的产生。当时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托尔斯泰主义等在中国广泛传播，这些思想都直接关注劳动者，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有着重要影响，对发动底层民众起到了积极作用。最后，马列主义的传入给“劳工神圣”劳动价值观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唯物史观是马列主义的重要内容，它重视现实物质生产，使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使得社会得以存在，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其认为劳动创造价值，正是普通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养活了地主、资本家和官僚阶层。当然，“劳工神圣”劳动价值观也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如墨家思想在近代的复兴促进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对劳动者的重视。有论者认为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就受到了墨家思想的影响[6]。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本着“劳工神圣”的劳动价值观，中国共产党依靠广大的普通劳动者发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情况下，为广大劳动者求解放谋福利是最为根本的，是最大的社会公正，这在一定程度上比自由和民主对当时的中国更有意义，是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走向富裕强大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依靠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才最终取得了胜利。
由于矿区所处大地构造位置的特殊性，以及经历长期地质作用的改造[5-6]，该区构造演化十分复杂，构造类型多样，主要有褶皱、断裂和火山机构等三类主要构造类型。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政治话语主导下的集体主义劳动价值观
第三，投机收入增加。改革是个逐步深化和完善的过程，在经济转轨、体制机制建立和理顺过程中，市场经济还不成熟，加上市场本身就具有风险性和投机性，许多人通过权力寻租、炒房、炒股、集资等而一夜暴富。这使人们感到付出再多的劳动也不如搞投机捞钱快、捞钱多、捞钱容易。于是有些人就放弃正业去搞投机致富，甚至一些人通过坑蒙拐骗偷和黄赌毒等非法手段去谋取不正当利益。所有这些既体现了社会劳动价值观的变化，又会促使社会的劳动观念进一步弱化。
新中国需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动员广大劳动者搞好生产是当务之急，劳动受到空前重视和大力提倡。但当时社会关注的主要是体力劳动者，知识分子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还被当作改造的对象，这固然与当时生产力条件下科技对生产起到的作用有限相关，但主要是受当时尊崇工农劳动者的政治形势影响。这一时期劳动价值观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是集体主义劳动价值观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集体主义的视角有助于社会问题的整体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通过整体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革命后确立的集体主义劳动价值观，对当时政治与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只要是勤劳工作，就会受到表彰，成为学习的榜样，获得实实在在的精神和物质回报，所以人们从事生产劳动有着巨大的热情。当时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了不少劳动模范，他们成为人们尊崇的对象。同时，新旧社会的巨大反差激发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劳动热情。“劳动光荣”成为时代观念深入人心，在革命劳动伦理引导下，劳动者热情高涨，争做“革命者”与“主人翁”[8]。“没有低人一等的工作，只有低人一等的思想”“职业没有贵贱，只是分工不同”，于是“为人民服务”这一集体主义劳动价值观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其二是当时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劳动阶级和剥削阶级。按照财产多寡把人分为不同的阶级，为各个阶级的人们贴上不同政治标签，没有财产或拥有少量财产的阶级成为政治生活的受益者。在当时这既是革命动员的自然延续，也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
以“为人民服务”为号召，新政权确保劳动者的尊严，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一时期，社会平等意识空前，社会公正让劳动者在政治生活中心情舒畅，激发了劳动的积极性。必须明确，此时的劳动者主要指体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等脑力劳动者成为被改造的对象，要接受劳动人民的改造，出现了反智主义的倾向。在这十七年中，劳动者积极劳动，促进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为新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发动民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一段时间里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失误，导致其后走了十年的弯路。
四、改革初启——“勤劳致富”的劳动价值观
第三，由追求绝对平均转变为按劳分配。如果劳动者的成果能够为劳动者所有，自然会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热情。为此，当时所进行的经济改革通过实行按劳分配，把劳动成果的分配与劳动者付出的劳动或劳动贡献结合起来，让劳动者通过劳动能够获得相应的劳动成果，以此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一，个人主义劳动价值观逐渐显现。劳动价值观的转变与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思想状况密切相关。当时，个体利益得到彰显，个体意识逐渐觉醒，社会价值观由道德、政治主导向利益主导转变，并呈现多元化趋势。个人需求得到了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热情高涨，追求物质利益成为劳动者的正当而又重要的目标。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面临挑战，在国家动员与个人利益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
第二，追求实际效果，重视劳动效率。在改革初期中国积极探索发展道路，克服重重困难发展经济。这样的务实氛围，让人们从那种以政治立场为标准的争论中解放出来，只要能创造财富，就能够受到尊崇。而且社会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一样受到重视，由此充分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改革开放后，经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得以恢复，社会全面走上正常运转的轨道，阶级划分对人们的束缚也被破除。国家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过去的集体主义劳动价值观面临挑战，个体的劳动热情被激发出来，“勤劳致富”的观念随之形成。在当时开放搞活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劳动价值观发生巨大变化，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到了近代，面对西方的侵略,传统社会逐渐解体，中国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士大夫阶层开展自强运动。从改良到革命，不断的失败促使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新文化运动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劳动人民的重要作用，于是“劳工神圣”的劳动价值观应时而生。
第二，大量农民到城市打工，国有企业也减员增效，社会需要就业的人口增多，以致出现了劳动者无限供给的假象，劳动者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减弱。一旦有了就业机会，即使忍受苛刻的劳动条件，一般也不愿意放弃，这改变了人们此前对劳动尊崇的历史记忆。
五、市场经济阶段——主流劳动价值观亟须强化
首先，南皮位于京津冀第二圈层。南皮县距北京主城区250公里，距天津主城区160公里，以两大中心城市的主城区为极核，北京、天津市属郊县为第一圈层，南皮县处于接受中心辐射的外围第二圈层。
将以上两项改进成果投入生产后，通过反复的现场试验，均达到了预期效果，各个易磨损部件的使用时间明显变长。其中盘根的使用时间由原来的30d变为90d；柱塞的使用时间由原来的70d变为130d；铜压套的使用时间由原来的70d变为130d。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部分人通过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社会分配，积聚大量财富，先富起来，经济和社会地位得到较大提高。相比而言，劳动不再是唯一的分配标准，劳动者在现实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了。尽管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仍然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但由于劳动收入相对于非劳收入不再有优势，甚至呈现出劣势，劳动所得远不及资本带来的收益和荣耀，劳动的吸引力就逐渐减小了，人们的劳动观念也就随之弱化了。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步入新阶段——市场经济阶段，社会劳动价值观随之进一步发生变化。尽管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社会主导价值观一直强调尊重劳动，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实现劳动者的价值，然而在实际上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与现实生活却有一定差距，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社会的劳动观念有弱化的倾向。
林雪川和黎永兰相遇于2012年。在他们共同的老师组织的一次饭局中，两人相识，闲聊中才发现两人都是观阁镇当地中学的校友。
重视劳动者的作用，保证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既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动员的手段也是革命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劳动者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1949-1966)，劳动成为社会动员的主题，“爱劳动”[7]构成劳动价值观的核心,“劳动光荣”成为时代的主旋律。通过意识形态的推动，特别是新中国对私有制度的破除，劳动者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积极性得以极大调动，社会形成了尊崇劳动的主流价值观。
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并存，各种性质的企业市场地位平等，但公有制经济组织和企业的利润大部分归公有，非公有制企业的利润却归老板或股东所有，此种情况使公有制企业的优越感和劳动者的“主人翁”自豪感、获得感受挫，劳动者看到的是资本带来了巨大财富，而劳动者仅获得工资，容易产生不公正感，劳动观念和意愿随之减弱。
六、结语
自从有了分工，劳动等级观念就出现了，这些观念把一些劳动看作神圣的，把一些劳动看作卑贱的，而劳动者往往都愿意从事社会地位高的职业。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大多数人还是普通劳动者，如果他们感受不到劳动的尊严，这将会影响劳动精神的培养，进而影响社会的发展。
中国近现代主流劳动价值观受到传统价值观影响，同时也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无论是五四时期的“劳工神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的“劳动光荣”，都体现了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崇，使中国的劳动价值观发生转向，实现了质的飞跃。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经济责任制和按劳分配，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勤劳致富观念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流劳动价值观。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劳动不再是分配的唯一尺度，相比其他收入，劳动者的收入不高，特别是资本对劳动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劳动所得与资本带来的收益差距悬殊，再加上劳动者在就业中的弱势地位，人们容易形成对资本的崇拜。同时，社会上存在的以投机行为甚至非法行为牟利的现象也会引起人们劳动观念的变化，给社会主流劳动价值观带来挑战和威胁，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和重视，加以正面引导，同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让广大劳动者更有获得感和主人翁感，以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观。
无论何时，劳动者都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对于个人而言，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所以劳动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全社会都应尊崇劳动，尊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以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充分发挥劳动的效用。
“在这次工作坊的学习中，我发现学情调研原来有深层的理论支持，就是知识建构的理论。人类建构知识，总是以自己原有的知识为基础，而学生建构新的知识，同样是以自己已有的知识或生活经验为基础，这就是我们教学的逻辑起点。有时教师讲了好几遍，有些学生还是不理解，这是因为教师的教学是建立在成人认知基础上的，没有结合学生已有的认知，特别是没有深入了解和分析不同层次学生理解的个体差异。可见，学情调研是多么重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必须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克服不劳而获思想，遏制“未富先懒”现象，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使广大人民过上富足美好的生活。当前，国家大力提倡“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无不体现对劳动和劳动者的重视和礼赞。相信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和改进，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观会日益深入人心，全社会必将形成崇尚劳动、热爱劳动、寄望劳动的积极健康的良好氛围。
贵州旅游大数据指数发布，是省旅游大数据产业的一次进步与完善，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参与合作，促进了旅游行业的发展，提升了大数据在旅游管理中的应用效率与质量，中国旅游大数据产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与前景。
参考文献：
[1]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 刘永春.“勤劳现象”的反思[J].企业管理，2016(3)：24-25.
[3] 杨琥.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蔡元培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4] 多米尼克·马亚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的中国劳工[J].国际观察,2009(2)：73-79.
[5] 评论员.“劳工神圣”的意义[N].民国日报·觉悟，1920-10-26.
[6] 冯庆.劳工神圣的思想温床[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6(12)：126-132.
[7] 黄子平﹒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J].当代文坛,2012(5)：4-11.
[8] 游正林．革命的劳动伦理的兴起以陕甘宁边区“赵占魁运动”为中心的考察[J]．社会，2017(5) ：105-138.
Changes in China ’s Mainstream Labor Values
TIAN Shou-lei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hina University of Labor Relations, Beijing 100048; School of Philoso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changes in China’s labor values are roughly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1) Traditional China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despised manual work and laborers had a lower social status. 2)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thought of “sacred labor” promoted people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laborers,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labor value theory further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laborers’ status. 3) In New China’s seventeen years, the status of laborers was unprecedentedly improved through collectivist education and class division. 4) In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equalitarianism was abolished, and “getting rich through hard work” became the mainstream labor values. 5) In the stage of market economy, factors of production other than labor participate in the distribution. Some people obtain huge wealth through non-labor income, the value of labor is diluted, and the idea of “getting something for nothing” has risen.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labor and vigorously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labor, model workers and craftsmen.
Key words :labor; labor sacred; collectivism; labor glory; getting rich through hard work
收稿日期: 2018-12-02
基金项目: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劳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颠覆及其多重社会效应(1949-1966)”(16ZY018)。
作者简介: 田守雷(1978—)，男，河南正阳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价值哲学与现代文明。
中图分类号: B8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824( 2019) 03-0093-05
责任编辑： 师连枝
标签：劳动价值观论文; 劳工神圣论文; 集体主义论文; 劳动光荣论文; 勤劳致富论文;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