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勰对三曹的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价论文,论刘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他生平经历了宋、齐、梁三朝。其所著《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末，是刘勰三十几岁时所作。此书比较全面地继承了古代文学理论的成果，总结了前代文学创作经验，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刘勰在这部著作中，虽然对三曹（曹操、曹丕、曹植）没有专章论述，但在论述其他有关问题时，常常涉及到对三曹的评价。他的不少见解很有学术价值，当然，其评述中也不排除有偏颇及失误之论。据此，对刘勰对三曹的评价进行探讨，对于我们今天深入研究三曹的文学成就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
魏武“雅好诗章”
《文心雕龙》中，涉及到对曹操的评价不多，大约有七处。从总的来讲，刘勰还是肯定曹操在建安文坛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他在《时序》篇中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就是说建安文学的繁荣发展与曹操对文学的爱好与重视是密不可分的。刘勰已经看到了曹操在当时文坛上所起到的作用。另外，刘勰对曹操能够重用人才，也是持赞许态度的。如他在《檄移》篇中写道：“陈琳之檄豫州，……敢指曹公之锋，幸哉免袁党之戮也。”这里虽然是在评论陈琳，实则也是在称赞曹操。曹操具有政治家的襟怀和气度，他对曾骂过自己及祖宗三代的陈琳，“爱其才而不咎”。对此，刘勰是赞叹不已的。关于曹操文学思想方面的评价，虽然不多，但刘勰还是注意到了。他在《诏策》中写道：“魏武称作敕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敕是用来训戒州郡的，诏，是用来告谕百官的。曹操主张作敕戒应针对具体问题说清楚，不能模棱两可。在《章表》篇中说：“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曹操认为撰写表疏辞让，不能超过三次，并且不能浮华侈靡。上面这二段引文，显然是刘勰引用曹操的见解来论证自己要说明的问题。从中可见刘勰对曹操的见解是赞同的。曹操对诏、策、章、表等应用散文的见解，是很有意义的。这也是他自己创作实践的总结。建安时期，章、表、书、檄、诏、令等应用散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些散文应用性很强，因而写起来，必须开门见山，“勿得浮华”，曹操的散文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他写了很多表、令等散文。这些散文，不装腔作势，不扭捏作态，不落窠臼，而是立足现实，笔之所写，乃为心之所想，言为心声，质朴自然。曹操既有对这类散文的创作实践，又有主张，可见，“改造文章的祖师”，非他莫属。刘勰对其主张的赞同，表现了刘勰文学见解的可贵。
曹操的辞赋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但他对辞赋还是很重视的，并且有评论。这一点刘勰也注意到了。他在《章句》篇中说：“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从这里，我们了解到曹操评论过辞赋，并且还注意到了辞赋的韵律。他不满意多句不换韵，而称赞更迭换韵。可惜曹操论赋语已不可考。另外，他的辞赋都失传了，今仅存有《登台赋》、《沧海赋》、《鹖鸡赋》等辞赋题目，因而无法对其辞赋进行评论。从刘勰的研究中，我们了解到曹操对辞赋的创作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刘勰的研究，为我们研究曹操的文学思想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文心雕龙》中，对曹操的作品进行评价的只有一处，即《乐府》篇中评论的：
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这里的“北上”是指曹操的《苦寒行》，“众引”是指曹操作品中类似《苦寒行》的诗篇。刘勰批评曹操这类作品是“伤羁戍”，“辞不离于哀思”。显然，他对曹操的这类作品采取了否定态度。事实上，刘勰所批评的正是千百年来无数读者所称许的。因为“辞不离于哀思”的《苦寒行》等作品恰恰表现了曹操慷慨悲凉的诗风。曹操的一生，为削平群雄，统一国家而南征北战，历尽艰辛，《苦寒行》就是表现这种题材的作品。这是曹操在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征高干时所作。高干是袁绍的外甥，曾投降曹操，后又乘机叛变，据守壶关口。曹操自邺北上太行山，征讨高干，时值正月，雪地寒天，军队行军异常艰难。诗中就描写了艰苦的行军生活。太行山巍峨高耸，山路崎岖，陡峭狭窄，险要无比，车轮为之摧毁，突现了行军的艰难。在风雪交加、猛兽横行、人烟稀少的险恶的自然环境中，行军将士是步履艰难。征途上的重重难关和满目的凄凉景象，引起了他们“长叹息”、“多所怀”的东归之情。这是一首笔调高古之诗，对后代影响很大。与此诗相类似的作品如《却东西门行》，是一首抒发征夫怀乡之思的作品，也写得极为深切、悲壮，读来催人泪下。这是作者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由于战事频繁所产生的久戍不归的惆怅情感的真实吐露。它委婉而真实地反映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同时也寄予了作者对征夫的关怀和同情。这些诗都“梗概而多气”，是不应该予以否定的。刘勰否定曹操这类作品，同时也否定了与之相联系的“《韶》、《夏》之郑曲”。对此，我们不能不指出，刘勰此处的评论是有失公允的。
曹操的诗歌有很多传世之作，令历代读者交口称赞，可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评论曹操的作品只有《苦寒行》一首，而且还予以贬抑。刘勰的这种失误，自然反映了他文艺思想的局限性。曹操的诗歌，无论是四言诗，还是五言诗，都有不少上乘佳作，如四言诗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五言诗的《薤露行》、《蒿里行》，以及上文所论及到的《苦寒行》等。但刘勰在评论四言诗和五言诗时均未涉及。对《苦寒行》，还是他在《乐府》篇中谈论的，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这也表明刘勰主要是从乐府的角度来看待曹操的诗的。因而他的局限性也就主要表现在其音乐思想上。刘勰在《乐府》篇中，表现了崇尚“雅乐”，鄙视“郑声”的思想倾向。“雅乐”，指宫廷音乐。郑声，指民间的地方乐曲。古代儒家以“雅乐”为“正声”，而谓郑声为“淫邪之声”。刘勰认为“雅乐”乃“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雅声浸微，溺音腾沸”，特别是到了建安时期，民间乐曲更代替了两汉以前居于主导地位的“雅乐”。尤其是曹操，受民间文艺的影响很大。他的诗歌全部是乐府歌辞，并且常常用乐府旧调旧题写新内容，把当时动乱的政治现实和人民的苦难生活形象地反映出来。在刘勰看来，这些“怨志”之辞，再配上曲谱，“正响焉生”？自此“诗声俱郑，自此阶矣”。以此看来，他必然对曹操的乐府诗歌持贬抑态度，将其视为“《韶》、《夏》之郑曲”。
曹丕“洋洋清绮”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曹丕的评价之处也并不多，约有八处。他于《明诗》篇中，称赞曹丕在“五言腾踊”的建安诗坛上“纵辔以骋节”。曹丕是建安诗坛上创作五言诗比较多的作者之一。由于他的“副君之重”的地位，其文学创作，必然对其他文人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因而，他对“五言腾踊”局面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刘勰不仅注视到了曹丕的诗歌创作，而且也肯定了他在辞赋创作方面的成就。他在《时序》篇中说曹丕“妙善辞赋”。这一评论也符合曹丕创作实际的。曹丕创作了大量辞赋，大致有关于征伐战斗、离情别绪、妇女命运、宴饮田猎等方面的内容。曹丕不仅在创作实践上体现了对辞赋的喜好与重视，而且在理论上也有自己的创新之见。他在《典论·论文》中对建安七子的评论就是以辞赋为主，并且提出了“诗赋欲丽”的创作标准，将赋和诗相提并论。可见，他对辞赋是极为重视的。刘勰很赞许曹丕的文采。他在《诏策》篇中写道：“魏文帝下诏，辞义多伟”。伟，即壮美奇伟。这里，刘勰肯定了曹丕诏文的壮美奇伟的辞义。刘勰在《序志》篇中，对曹丕的《典论·论文》评论说：“魏典密而不周。”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现存最早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在文中，作者指出了文人的通病，对建安七子的作品进行了中肯的评价，对各种文体进行了探讨，并且论述了作家作品的关系、文章的地位和功用，劝勉作家要珍惜时光，努力著述。所论述的问题，特别是分析文体、文气很是细密，但还不是很周详，故刘勰所评比较恰切。另外，刘勰还对抑丕扬植的旧谈发表了意见。他在《才略》篇中指出：
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这里，刘勰不同意曹丕文才“去植千里”的旧谈，并分析了旧谈的根源，是由于二者的政治地位不同所致，指出了曹丕，曹植的才华和创作各有所长。总的来看，刘勰对曹丕的评价是肯定的，探讨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和贡献。
曹植“独冠群才”
《文心雕龙》中，对曹植的评论是最多的，对曹植的文学才华和创作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指出了他在创作上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刘勰极为称许曹植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五言诗是建安诗坛的重要诗歌形式。曹植的五言诗写得尤为出色。他现存诗歌百分之七十以上是五言诗，因而刘勰在《明诗》篇中评论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他赞扬曹植在诗坛上纵辔驰聘，为“五言腾踊”局面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刘勰在《明诗》篇中又说：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
这里，刘勰将四言诗看成是正体，而且认为以“雅润为本”，五言是以“清丽居宗”，这些看法自然是不甚恰切，但对曹植的四言诗、五言诗，给予的高度的评价，还是符合实情的。他认为曹植的诗兼有“雅润”、“清丽”之美，对曹植诗歌的褒扬态度已经很清楚了。
刘勰对曹植的乐府诗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乐府》篇中称赞曹植的乐府诗“咸有佳篇”。这是符合曹植诗歌创作实际的。在曹植的诗歌中，乐府诗占一半以上，而且名篇佳什不乏其例。如脍炙人口的《箜篌引》、《白马篇》、《美女篇》、《野田黄雀行》等，都属乐府之列。《箜篌引》通过与亲友饮宴盛况的描写及其对光阴易逝的慨叹，表现了要与亲友共同建立功业的愿望。《白马篇》是诗人前期的主要代表作。诗人以刚健明快的笔调，简洁朴实的语言，通过对游侠儿典型形象的行为动作的描写，塑造了一个勇敢、机智、为国献身，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这个形象，正是曹植本人自我形象的体现。曹植正是通过对游侠儿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赞颂，抒发了自己为国建功立业的理想和抱负。其他的《美女篇》等也都是倍受后世读者称赞的篇章。总之，曹植的诗歌创作成就极大，而刘勰对曹植各种诗体的创作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曹植一生写了许多书表，如《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谏取诸国士息表》等。曹植的这些散文受到了刘勰的高度重视及赞誉。他在《才略》篇中说，曹植“诗丽而表逸”，又在《章表》篇中说：
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制巧，随便生趣，执辔有余，故能缓急应节矣。
刘勰对曹植的这些评价并非是过誉之辞。曹植所写的表文确实是“独冠群才”，“辞清而志显”。今仅以他的《求自试表》为例。他于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写的《求自试表》，是一篇充满激情的散文。陈寿在其本传中写道：“太和元年，徙封浚仪。二年，复还雍丘。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全文慷慨陈辞，首先谈及“古之授爵禄者”，都是以“功勤济国，辅主惠民”为条件的。而自己则是“无德可述，无功可纪”，为自己难以施展才力，尽臣子之责而苦闷。他想到“顾西尚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使边境未得税甲，谋士未得高枕者”，于是，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满腔激情，要求捐躯济难：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寝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为念！伏见先武皇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闻矣。虽贤不乏世，宿将旧卒犹习战也。窃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擒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
这里，充分表现了作者奋身杀敌，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他迫切要求从军杀敌，立功报国，为统一全国的事业做出贡献。全文就是这样抒发了报国的衷肠，感情真挚热烈，可谓是披肝沥胆。在曹植的《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等表文中，也都表现了他报国的衷情。这些散文情深辞清，文情并茂，可谓“独冠群才”。
曹植的散文除了书表之外，还有其他形式，成就也是很突出的。刘勰对此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祝盟》篇中说：“陈思诰咎，裁以正义矣。”在《杂文》篇中说：“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刘勰的这些评论，颇为肯綮。
另外，曹植的作品不仅思想内容充实，而且艺术造诣也很高。特别是在比兴手法的运用和音律谐调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对此，刘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比兴》篇中云：“至于扬班之论，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纤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这里的曹，即指曹植。刘，即指刘桢。刘勰称赞曹植、刘桢创作时用比已达到了“莫不纤综比义”的地步。可谓是精当之论。曹植的诗歌几乎篇篇有比，这是曹植诗歌艺术上的突出特点。如在《七哀》诗中，用“清路尘”、“浊水泥”来比喻夫妻不同遭遇。《赠白马王彪》中，用“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来比喻搬弄是非的小人。《弃妇诗》中用“月经天”、“若流星”喻有子和无子的妇女；用“晚获为良实”喻妇人迟生子也是好的。《野田黄雀行》用“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来比喻险恶的自然环境；用黄雀陷入罗网喻丁仪、丁翼兄弟被害。《
》篇用“③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来比喻小人不知壮士的志向。如此等等。在曹植的诗篇中，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许多通篇用比的。如《美女篇》用美女盛年不嫁来比喻自己怀才不遇。《杂诗》六首（“南国有佳人”）中以佳人自比，通过写佳人不为时俗所重，借以抒发怀有才能而不被重用的悲哀之情。《吁嗟》篇以四处流转的蓬草比喻自己迁徙不定的生活。这些比喻都自然贴切，大大地增强了曹植诗歌语言的形象色彩。同时，也有利于表达他那受压抑的复杂的情感。曹植运用比的手法，确实达到了“莫不纤综比义”的程度。比兴，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的传统艺术手法，曹植不仅很好继承下来，而且还有新的突破，取得了“惊听回视”的艺术效果，确实应该给以高度重视。刘勰能够抓住曹植诗歌中的这一重要艺术特点，可谓是独具慧眼，也是值得后人赞许的。
刘勰还充分肯定了曹植作品所具有的音律谐调之美。他在《章表》篇中，称赞曹植的表具有“律调”之美。在《声律》篇中又说：“若夫宫商大和，譬诸吹籥，翻回取均，颇似调瑟，瑟资移柱，故有时而乖贰；籥含定管，故往而不壹。陈思、潘岳，吹籥之调也。”这里，刘勰称赞曹植的作品声律调和。曹植的诗歌虽然未尝经意声律，但却自然和谐，可谓是富有“天工之妙”。如“从军度涵谷，驱马过西京”①；“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技”②；“凝霜依玉除，清风飘飞阁”③等等，可以说比比皆是，都极富有韵律。正如宋代张戒所云：“观子建《明月照高楼》、《高台多悲风》、《南国有佳人》、《惊风飘白日》、《谒帝承明庐》等篇，铿锵音节，抑扬态度，温润清和，金声而玉振之，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与《三百篇》异世同律，此所谓韵不可及也。”④可见，刘勰的评论是很符合曹植的创作实际的。
曹植渊学博识，思维敏捷，刘勰给予了高度赞誉。他在《神思》篇中说：“子建援牍如口诵。”刘勰所评甚是。与曹植同时代的杨修也曾说：“又尝亲见执事，握牍持笔，所所造作，若成诵在心，借书于手，曾不斯须，少留思虑。”⑤其本传中也记载说：“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⑥可见，曹植的才学高出了同时代的人。为此，引起了刘勰的深切关注与高度赞许。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曹植自然也毫不例外。刘勰于《文心雕龙》中不仅赞扬了曹植的文学才能、创作成就，而且也指出了他作品中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在《诔碑》篇中云：“陈思叨名而体实繁缓，文皇诔末，旨言自陈，其乖甚矣。”《杂文》篇云：“至于陈思《客问》，辞高而理疏；庾凯《客咨》，意荣而文悴。斯类甚众，无所取裁矣。”《论说》篇云“曹植《辨道》，体同书抄；言不持正，论如其已。”《封禅》篇云：“陈思魏德，假论客主，问答迂缓，且已千言，劳深勣寡，飚焰缺焉。”《事类》篇云：“陈思，群才之英也。《报孔璋书》云：“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实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指瑕》篇云：“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胡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等等。这里，刘勰指出了曹植某些作品存在的缺点及其个别引事的谬误，用语的不当。当然，有些批评或是欠妥，但刘勰并没有因为曹植是才高八斗的“建安之杰”就无视其创作上的缺点，而能够比较全面地评论一个作家，这是很难得的。他为其后的文学评论者树立了典范。
注释：
①《赠丁仪王粲》。
②《公宴》
③《赠丁仪》。
④《岁寒堂诗话》卷上。
⑤《文选》卷四十《答临淄侯笺》。
⑥《三国志》卷十九《魏书·陈思王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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