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98重庆“吴宓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庆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是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著名学者、诗人、教育家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者吴宓先生(1894～1978)逝世20周年。从1949年起，吴宓一直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师范大学）任教，沾溉西南桃李长达28年，占去其生命岁月的1/3。为了缅怀吴宓先生，研究吴宓学术，由西南师范大学发起并承办，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政协办公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陕西省吴宓研究会、重庆市文联、重庆出版社、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等11家单位联合主办的“吴宓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暨吴宓学术研讨会”于1998年6月14日～16日在重庆北碚召开。
这次被北京大学李赋宁教授称为“世纪末学术盛会”的会议，在吴宓一生生活时间最长的重庆举行，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文化界的高度关注。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致贺信说：“西南师范大学召开吴宓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暨吴宓学术研讨会，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吴宓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都有深湛的研究，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创者，在教学和研究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吴宓先生虽然是英文教授，但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表现了高风亮节。他的光辉的德操是值得敬慕的。”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贺电说：“雨僧先生的高风亮节，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的学术贡献，永远值得我们发扬。他的悲惨的晚年，永远值得我们同情、悲愤！”严家炎、唐振常、赵瑞蕻、王岷源、周国平、陈思和、叶舒宪等知名学者和吴宓先生胞妹吴须曼女士、陈寅恪先生之女陈流求女士寄来贺信贺词，吴宓先生之女吴学昭女士赴美前夕寄来《吴宓日记》整理出版经过及缅怀先父的长文，杨绛女士寄来《吴宓先生与钱钟书》。
本次大会共收到论文、回忆录等60余篇，美国、韩国学者也寄来了论文。吴宓力倡“通才”教育思想，力主培养学贯中西、文史哲皆通的“博雅之士”，他本人正是一位通才式的“博雅之士”，他的学术研究经历了文学—哲学—宗教三个阶段，研究范围与兴趣涉及人文学科诸多领域。本次会议着重就下列议题展开了讨论：
第一，关于吴宓的文化思想与文化担当
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刘明华教授说：作为一个富有文化使命意识的学者，吴宓最为关注“新文化运动”和“新教育”。他选择了两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人文理想：一是办刊物，面向社会，启蒙民众，着眼于“新文化”；一是上讲台，面向学生，培养“博雅之士”，着眼于“新教育”。
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苏光文教授分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思潮后认为：重建中国新文化，即重建中国新的社会人生，关键是“人”的改造。五四时期形成三大文化派别：一是陈独秀们主张“推倒”旧文化而建设新文化的“推倒派”；二是胡适们由“推倒”转为主张“整理国故”、“输入学理”而“再造文明”的“整理派”；三是吴宓们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而“创造世界将来之文化”的“昌明派”。三大文化派别以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为焦点，呈现的是相互排斥，隐含的是互补互动。三大文化派别都是那个历史时代的“文化精英”，标志着那个历史时代与觉醒后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多姿多彩的精神现实与社会人生追求。
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苏敏副教授认为，吴宓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层层改变递嬗而为新”，即推陈出新。这体现了中国20世纪儒家人文主义的特点，旨在重建中国新文化，重建中华民族自尊自强。虽然，这一取向深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影响，但第一，吴宓的文化选择不是生搬硬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而是针对中国新文化发展现状及问题而进行的独立思考，是中国儒家文化与美国新人文主义的融合，也即国际人文主义中的中国儒家人文主义；吴宓与学衡同仁是以吸收白璧德新人文主义而区别于当时中国的自由派、激进派、复古派，又以坚持儒家文化本位而在世界舞台上区别于国际人文主义。第二，吴宓的文化选择，不是复古，不是全盘西化，而是浸润着中国儒家文化精髓的有德之士以中庸智慧与仁者之勇“仁智合一，情理兼到”的特立独行，不狷不狂，不忧不惧。吴宓文化价值取向的基本内容可用“观其全，知其通，取其宜”来概括：一、学术方法上，观其全，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一多兼具，博览古今东西；二、学术目标上，知其通，沟通东西，观其异同，探求真知正见；三、学术目的上，取其宜，仁智合一，情理兼到，知行合一，执两用中，追求个人修养与完善，重建社会和谐综合完美的道德，根本改良社会。
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王泉根教授认为，文化问题既有时代性，也有民族性。吴宓与学衡人物更注重于文化问题上的“东西历史民族性的差异性”，反对盲目反传统，主张应站在现代立场上了解、疏理传统；主张对西方文化应有全面系统的认识，“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只有选择精当，才能真正为我所用。他们不满五四时期激烈民族主义鼓吹的“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的观点，也不满新文化派以近代西方文明为基本取向并将西方文化简约化的做法，力倡“既保存国粹又昌明欧化”，既反对菲薄国学又反对食古不化，主张忠实全面地介绍、阐扬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孔子、墨子、庄子、佛教经典在内的东西文化精粹。他们在评介西方文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上，做了大量切实的工作。吴宓认为东方的中国儒学、印度佛教与西方的古希腊哲学、希伯莱圣经一起构成世界古典文化的四根擎天柱，共同支撑起世界文明的大厦，这就从世界文化的大系统出发，充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因而在长期的中西方化、中西文学比较研究中，注意探讨中西文化与文学的流变和得失，阐明东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异同及相互影响，强调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双重反省，互为参照，融化新知，揭示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特殊价值，并把它作为吸收西学、重建民族主体性的新文化和新文学系统的前提，力图从中国文化的本土资源中提炼出一种足以安身立命、立国兴邦的民族精神，力图用现代方式为中国传统精神作出新的文化诠释。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乐黛云教授指出，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研究吴宓文化思想有更深的意义。21世纪是一个文化多元共存的世纪，各种文化将在互识、互补、互证的过程中加深理解，并本着“和而不同”的原则各自得到更大发展。中国文化必将在这一过程中，为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沟通和相互信任，为消除世界因文化冲突而引向战争的可能性作出更多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董乃斌教授说，在新一轮的中西文化冲突和对话中，吴宓许多在数十前年就曾提出的观点，仍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如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反对“全盘西化”，批评当时一些人对西方文化只知皮毛囫囵吞枣，不分好坏一概拿来的观点，以及中西文化并不截然对立，而是各有所长，可以相通互补，汲取西方文化精华以丰富中国文化的观点等。吴宓对西方文化的优劣利弊有深透了解，他本着一片爱国之心提出的忠告，视祖国文化为生命并毕生竭力维护、实践和发扬的精神，无疑应得到我们重视和尊敬。
第二，关于吴宓的人生哲理与道德人格
西南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唐能赋教授说，吴宓的人生观中有“人生如梦”、“人生如戏”、“人生似幻化”的因素，这是其思想发展的必然。问题在于：“是如何解脱这种幻象，归于平实。”西方人或以科学、或以艺术、或以宗教为方舟来处理复杂人生，甚至以金钱权势为稻草来解脱人生。一般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多数，常以儒家道德理想作为解脱幻象的工具。吴宓努力用重新解释中西传统思想的方法来解脱人生，使中西传统思想适应时代要求。早年他提出解脱方法有三：一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二是“行而无着”，不计较利害；三是求心之所安，“汝安则为之”。以后，嫌这些方法不算积极，转而在“不动心”、“浩然正气”上下功夫，期使道德与文学能扭转时代，变悲观时代为乐观时代。他的人生观，以“一多并存”的哲学世界观为人生本质的哲学依据。他对人生或人生观的研究是通过对文学、哲学、历史学、伦理学、宗教学的研究来研究人生或人生观及表明其与文学（特别是诗）、哲学、历史、道德、宗教有密切关系，显出他对人生或人生研究的特征。关于道德人格，在吴宓看来，整个人类文化、生活和精神文明，都集中表现在道德生活上，都应该向着“应该如此”的方向前进。吴宓的道德观是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合一、公德与私德一致，即仁智合一、情理兼到。吴宓的仁智合一、情理兼到、不动心、勇、正气等道德观念对于他的人格规定起着重要作用，在他的整个人生中，虽历尽艰难困苦，仍屹然独立，至死不改，表现在他做人的各个方面：(1)修辞立其诚是他为人处世的道德人格原则。(2)“中”、“公正”是他为人处世人格力量的道德标准可规则。(3)热爱以儒学为主干的民族文化传统，是他对待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基本道德人格态度。(4)热爱祖国，念及国家安危兴衰，是他对待祖国的道德人格力量表现。(5)谦逊相助、坦诚相见，是他对待朋友、处理友己关系的道德人格态度。
王泉根教授说：“道德理想能表现在具体生活的言行相顾的道德实践上，才是传统儒家的真命脉。”吴宓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是用知识真诚、文化真诚和生命真诚去感知、担当的一位真人。他说：“我的一言一行都是遵照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耻稣基督的教导。”支撑起世界文明大厦的这四根东西方文化砥柱成为他构建其人格大厦的精神柱梁。吴宓人格的核心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命脉——孔子儒学，同时又从其他三家汲取精神养料，尤其是从苏格拉底那里汲取以生命捍卫道德人格的力量。20年代孔子儒学被左右夹攻时，他宣言：“今虽举世皆侮谩孔，虽以白刃手枪加于我身，我仍尊孔信孔，毫无迟惑之情，游移之态。”30年代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时，他誓效王“以维护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60年代与陈寅恪见最后一面时，两位世纪老人彼此互勉，“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70年代“四人帮”大搞“批孔”运动时，他断然宣称：“宁可杀头，也不批孔！”傲然无悔，体现出壁立千仞的精神人格和大义磅礴的仁者气象。
苏敏副教授说，吴宓这种中国文化博雅君子之特立独行以及仁者之勇，有德之士之智慧，是吴宓文化价值取向中的重要因素。吴宓之勇，是融中国几千年文明之精髓的大仁大智大勇的独立人格，体现了中国“大丈夫”浩然正气之文化内蕴。其“志业”选择及殉道精神，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形而上追求，与英国弥尔顿的共和追求放在一起，明显见出中国文化精神的特殊意义。
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王本朝教授分析了吴宓的宗教观，认为吴宓一生标举并践行着以人之道德为根本的人文主义理想，重视中西文化传统的经典性意义，提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现代文化思路。在我们进入吴宓文化思想的价值资源时，会发现宗教作为一种可能的价值需要被他所确认和诉求，在他看来“人文主义需要宗教”，“宗教实足辅助道德”。吴宓认为，情感的、道德的，乃至文学和民俗习惯都需要宗教性的引导和灌溉，而尤其强调宗教对个体人格建设的独特意义，从道德为人之根本的思想角度主张宗教存在的必要性。一方面，从“宗教性”角度，使宗教走下神坛，使之宽泛化、世俗化、道德化，回到人的精神态度和内在气质之中；一方面，在对中西传统文化的理解上，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也解释为具有宗教性，认为“宗教的谦恭＝道德的节制＝智力的诚挚。”在这种思路上，宗教、道德与智力具有相通的一面。这样，也就能理解吴宓“人文主义需要宗教”和“吾将终身皈依儒教”的表白。
第三，关于吴宓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
A.比较文学
李赋宁教授说，吴宓研究文学的路子是综合文、史、哲和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方向。比较文学近年来发展成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更有利于综合跨文化的文、史、哲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当前我国比较文学正在蓬勃发展，饮水思源，我们不能不缅怀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者和开创人吴宓先生。乐黛云教授说，吴宓是我国比较文学创始人之一。五四时期他就已提出：“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化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认为“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他毕生为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希腊文学史》，第一次在文学史中专章讨论荷马史诗与中国弹词的近似之处，从12个方面进行详尽分析；还专章讨论中国和希腊的教训诗，开半比较文学引入文学史的先例。在《诗学总论》中，吴宓比较中西诗歌的韵律、节奏，指出希腊、拉丁诗、英国诗和中国古典诗的异同，这是平行研究的先声。他的《余生随笔》随手拈来，对东西文学现象进行了许多有趣的对照和比较。他谈到过东西诗人“遇必穷愁”的问题，东西文学由贵族化向平民化发展的问题，中国古代音乐诗和英国音乐诗对比等，虽片言只语，颇能发人深思。
韩国李泰俊博士向大会提交的论文长达6万余字，认为吴宓与学衡同仁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立场不是一味推倒，而是重新估价。他们的目的是通过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比较，将中国文学放到世界文学范围去讨论，使中国文学显示出自己的价值与意义。吴宓将“荷马史诗”与中国文学进行了大胆、细致的比较，特别是“弹词”与“荷马史诗”的比较有很大的启发性，给予弹词与“荷马史诗”同等的地位，显示出中国文学的优秀品格。比较文学的最高理想是通过比较寻求跨东西访文学的共通规律和经验。将比较文学的视野，最早贯彻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的，应该是吴宓及他的学衡同仁。吴宓的《诗学总论》、《文学研究法》广泛考察了中西文学的共同现象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诗学总论》中不仅讨论了中西诗歌的共同规律，也注意到中西诗歌的差异，并尊重各自的特点。他对中国新诗表明的看法，不是简单批评，而是根据深厚、系统的学术研究要求中国新诗具有“诗之根本道理、精神及格律程式之要”。吴宓通过翻译《世界文学史》向国内文学界介绍了总体文学史及其意义。他与学衡同仁在比较文学方面的工作，给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
四川联合大学文学院曹顺庆教授说，吴宓所倡导的并览古今、融汇中西的理想，在今天中国文学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已被愈来愈多的学者所接受和实践，并无花结果。新的世纪将不再是西方文化和文论独霸的时代，而是东西方文化对话与交汇的多元共存的时代，中国文化将日渐显示出其被长期忽视的独具价值。如何加强中西文化与文学、文论的互识、互补、互证，如何在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的基础上深化比较文学研究，如何医治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如何加强东西方文化与文论的对话，如何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等，正在学界深入讨论和研究之中。
B.中国现代文学
李泰俊博士认为，吴宓与学衡同仁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主要有三：一，通过对与《新青年》的不同意见的表述，《学衡》根据自己的文学标准，对新文学具体作品进行了学理性的批评。二，强调中西比较的方法，促进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建立。三，由于《学衡》人士的大力介绍和翻译，丰富了当时中国文学人士对西方文学的理解。如吴宓的《希腊文学史》是中国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编纂的第一部“希腊文学史”，也是第一部“国别文学史”，虽然未能编纂完毕，但他体现出来的对文学史现象全面、系统的考察及评论，与当时新文学运动的“零星片段之工夫”形成了鲜明对比。
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李怡教授说，吴宓与学衡同仁，应当属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想文化派别，同倡导“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他们也在思考和探索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道路，他们无意将中国拉回到古老的过去，也无意把中国文学的未来断送在“复古主义”的梦幻中。“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的真正差异，主要在于他们各自对具体文学创作实践中文学传统修养的作用和地位有不同的理解。与“五四新文化派”不同，吴宓与学衡同仁坚持要将传统文化的修养直接运用到文学创作中，让当今的文学创作成为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于是，为“五四新文化派”所抨击的“摹仿”却成了“学衡派”最基本的文学主张。吴宓为“今日文学创造”指出的“正法”是“宣从摹仿入手”，在他看来，“作文者必历之三阶段：一曰摹仿，二曰融化，三曰创造。”并且“由一至二，由二至三，无能逾越者也。”吴宓与学衡派同仁从理论上阐述了一个真理：所有人类文化的创新活动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不管创造者意识到与否，他的“新”都是以“旧”的存在为前提的。问题在于，同样倡导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但究竟是应该强调“创新”还是应该强调“继承”，换句话说，究竟是“创造”还是“摹仿”最终决定了文学的价值。面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应当明确：这是一个完全应该由实践本身来显示其意义的活动。我们发现，学贯中西、义理圆明的“学衡派”所阐述的理论更像是对于文学现象的宏观的整体的认识，它更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的范畴——它是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的，但却与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比较隔膜。由于学衡诸人并不熟悉新文学的创作实际，对新文学发生发展的状况、承受的压力和实际和突破都缺少真切的感受，所以他们在与“五四新文化派”论争过程中所坚持的一系列文学思想就成了与现实错位的“空洞的立论”，文学“摹仿”说和反“进化”的思想都是这样。总之，“重估”吴宓与学衡同仁重要的是将他们重新纳入到新文化建设的大本营里加以解读，是重新肯定这一批特殊的现代知识分子在现代文化探索中的特殊贡献。就新文学而言，他们的价值就在于将中国文学的建设引入到一个相当宏阔的世界文学的背景之上，而他们所描述的世界文学的景观又正好可以和“五四新文化派”互相补充；此外，他们也在如何更规范地研讨作为“学术”的文学问题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而这种尝试的确为一些忙于文学创作的新文化人所暂时忽略了——在所有这些更具有“学术”性而不是具有“艺术”性的研究工作中，吴宓与学衡同仁的价值无疑是巨大的。
C.红楼梦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段启明教授说，吴宓是一位功力极深的红学家，他的红学研究早在20年代就已很有影响。在吴宓的红学论著中，最有价值的当数1920年发表的《红楼梦新谈》。此文开宗明义，首先指出《红楼梦》“入人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近”，确认了《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崇高地位。这比当时所谓《红楼梦》“不能入世界文学之林”的观点，显然高明多了。吴宓还采用美国哈佛大学某英文教员的理论体系，从“宗旨正大”、“范围宽广”、“结构严谨”、“事实繁多”、“情景逼真”、“人物生动”六个方面，论述了《红楼梦》的诸多问题，其中尤以“宗旨正大”一节，所论最深。又如强调贾宝玉与林黛玉二人的“诗人”特质，认为“宝玉一生，惟以美术（美学、艺术）之上道理，为察人阅世之准则”。而“美术（艺术）家，惟事审美，求其心之所适，世俗中事，不喜过问，而又任自然重天真，身心不受拘束”，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宝玉的性格本质。吴宓还强调“诗人之褒贬，与律师办案、史家执笔者不同”，把评论文学作品的特殊规律严格地加以限制，并据此对《红楼梦》中的艺术手法进行分析鉴赏。这些作为70年前的红学见解和艺术眼光，确实难能可贵。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韩云波副编审说，吴宓所从事的红学研究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将《红楼梦》放到世界文学的大视野内，高度评价《红楼梦》的崇高地位，其中包括对《红楼梦》所作的精到的艺术评价；二是以比较文学的手法，将《红楼梦》与世界名著进行对比，以此揭示《红楼梦》的深厚内蕴，其中包括《红楼梦》所蕴含的人生和哲学价值。吴宓的《红楼梦》研究，既是文学研究，更是哲学和文化研究，在王国维的红学研究之外，开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天地，直到如今，仍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吴宓之所以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特别重视《红楼梦》，其核心点在于：(1)《红楼梦》的思想意识，体现了吴宓的重建真理的人生理想。吴宓对《红楼梦》的总体评价，实际上体现了他在《文学与人生》一书所提出的五条标准，尤其强调了小说与人生固有的密切联系，以及小说所担负的崇真去伪、好善恶恶、爱由心生，以及由此重建真理的人生使命，也就是真诚（哲学的）和博爱（伦理学的）的、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人生使命。(2)《红楼梦》的创作方法，符合吴宓的人生方式。吴宓对于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小说创作方法有一个基本的定位：第一，小说以幻象的方式表现人生，是人生的另一种写照；第二，小说具有隐喻性，隐喻地表现哲学和道德（伦理学）重建的终极追求；第三，小说中的对比的运用，揭示了作品更深刻的意义；第四，小说比历史更真，更具普遍性。(3)《红楼梦》体现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蕴。和吴宓人格意气相吻合的，尤其要推举道德意识、悲剧意识、奋进意识三点，吴宓从这里表现出他的文化观念和文化使命意识。
D.诗歌创作与翻译
王泉根教授说，作为诗人的吴宓，毕生营造着诗性智慧的一片风光。1935年出版的《吴宓诗集》辑存了近千首诗作，未刊诗稿又成倍于此。他的诗与他的事业，都是真诚的结晶。他说：“作文贵诚，作诗尤贵诚。作文尚可伪托，作诗断难假冒”，诗“非真性真怀抱不能作也”。他要使人的本质生活（即人的灵魂深处的声音或生命人格的光焰）在诗国天地得到真实而形象的表现，他要通过自己认定的人文设计来体证人性的永恒无限。他的诗，真诚地讴歌着华夏锦绣河山伟大文明，真诚地悲泣着近百年多灾多难的吾土吾民吾族文化，真诚地叙说着悠悠人世旅途中的飘泊、梦寻、迷思、顿悟，真诚地抒发着从心瓣上涌出的人情、乡情、友情、爱情，真诚地思考着社会、历史、人生，真诚地探索着生命、良知、灵根。虽然吴宓称不上顶尖诗人，但他的诗呈现着他的文化思想与生命人格，忧国忧民与孤愤悲怀，古道热肠与浪漫激情。在20世纪中国文坛，吴宓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一位以旧体诗行吟放歌的悲情诗人（钱钟书曾谓吴宓“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言悲剧主角之资格”）。吴宓诗及其诗论的潜在意义、超越价值，还远未被认识，尚待垦辟。
西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孙法理教授探讨了吴宓早年对白话文学的转变态度，认为最能表现吴宓对白话文学的期许是他对徐志摩新诗的态度。他把诗歌分做四类：旧材料——旧格律，旧材料——新格律；新材料——新格律，新材料——旧格律。他认为诗歌总是反映新事物的，写旧材料的诗无论是新格律旧格律都不可取。他是写旧体诗的，认为自己的诗属于新材料旧格律一类，而徐志摩的诗却属于新材料新格律一类。这说明他已接受了白话诗的格律，并称之为新格律。这已和他当初宣称“白话诗绝不可做”的态度截然不同了。从公开地反对到兼容并包，甚至怀了很高的期望，这是当年吴宓对白话文学与新诗的态度。
四川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朱徽教授分析了吴宓的翻译观，认为吴宓对中西学术有精深的造诣，又有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外国的翻译理论中，给予吴宓以很大影响的，是英国的德莱顿、德国的歌德和施莱格尔。在文学翻译中，翻译诗歌最为困难。吴宓深受白璧德的影响，站在新古典主义的立场上，反对不同艺术门类（如音乐、美术和诗歌等）表现手段的混淆，认为那是“乱其领域而灭其本质”。所以，从诗歌的特征和诗歌的载体——语言文字着眼，吴宓认为“诗不可译”：“诗之媒质为文字，诗附丽于文字。每种文字之声形规律，皆足以定诗之性质，故诗不可译。”吴宓的“诗不可译”说是基于他对中西诗歌语言形式的精深了解，针对中西诗歌语言文字的“声形规律”而发，并非主张译者不要试图去译诗。实际上，吴宓自己就作过不少诗歌翻译。他主张用中国传统格律诗的形式来翻译外国诗歌，并且一以贯之地将其主张付诸实践。
第四，关于吴宓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刘明华教授在考察吴宓教学经历后说，纵观吴宓一生，共在12所大学任教，10所大学兼职，多所大学作过学术演讲。所开课程使他的博学得以充分展示。内容上，以西方文化、历史、文学为主，从直观上给我们一个新的感觉：吴宓是很“西化”的，正是他对西方文化的熟悉，才深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吴宓在讲台上的风彩，鲜活地存留在学生的记忆中；吴宓对教师工作的热爱，成为后来者的榜样；吴宓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格，培育出了中国现代学术界、教育界的一大批“博雅之士”。
李赋宁教授说，吴宓1921年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用英语讲授世界文学，在我国高校恐怕属于最早的外国文学教学实践。吴宓在清华外文系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制订外文系的培养方案，提出“博雅之士”的培养目标，也就是培养兼通中西学问的外国语文人才。吴宓讲课的特点是：内容充实、全面、系统，历史事实准确，引证翔实，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心得体会，洋溢着对古典名著的热爱和共鸣，对青年学子极富感染力和教化作用。吴宓不说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一句没有根据的话，学风极为严谨。有了这样全面、系统、求实、创新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清华大学外文系在30年代造就了一批优秀的文学和世界文学教学、研究、翻译人才。
西南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于奇智教授说，吴宓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体现了一种“通才”教育观。吴宓在现代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标示着学无古今；关注中西文化比较，说明学无中西。他所持所行的“学无古今无中西观”，是王国维学无新旧观和学无中西观的延伸。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如下结论：学无东西，学无古今，学无分科。我们称之为“学三无”，“学三无”即“学三通”，三通就是东西通、古今通、学科通。“学三无论”或“学三通论”，这个意见可存东西、古今、学科之异，可融东西、古今、学科之同；可以消除或者超越文化的“国粹派”、“西化派”及新近出现的“东化派（东方主义）”。
王泉根教授说，吴宓力倡“通才”教育思想，力主培养“博雅之士”。重视和加强文科教育，正在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吴宓认为大学教育不仅要注重专业教育，而且要注重人文素质和文化品格的教育。人才首先有一个人文素质和文化品格的问题，也就是一个教养、教化的问题。在教育与人生的关系上，吴宓主张人要进行教化，只有经过教化，人才能懂得生活与人生。他从世界的多元性出发，认为“受过教育的人应知物的世界，理解人的世界，参与理想的世界，并享受情感的世界，这是真教育之理想”。这对推动今天的教育改革和素质教育仍有很强的启发作用。
第五，关于吴宓的生平回忆与文献研究
与会专家学者中有许多是吴宓先生的弟子、学生和同事，他们满怀深情地回忆了吴宓先生的道德人品、高风亮节、仁者气象、贤者风范。来自吴宓生活了28年之久的西南师大年逾八九十高龄的刘兆吉教授、戴蕃瑨教授、刘又辛教授和吴宓生死之交、“白屋诗人”吴芳吉之子吴汉骧先生、四川外语学院蓝仁哲教授、美国俄州肯特市章子仲女士等，回忆了吴宓在西师度过的那一段不平常的岁月，回忆了吴宓与吴芳吉、方敬等的友谊，回忆了与吴宓的师生情谊。大会还就如何深入开展吴宓生平与文献研究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周国平研究员，西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江家骏教授（吴宓晚年助手）、孙法理教授，中文系徐洪火教授、彭维金教授，历史系杜昆教授等认为，吴宓是一位心口如一的真人，一辈子讲真话，做真人，在吴宓生平的出版传播与文献研究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坚持反对弄虚作假，任何形式的弄虚作假，都是对吴宓先生的最大不敬与污辱。
本次大会内容丰富，议题广泛。陕西省吴宓研究会副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外语系蔡恒教授就90年代初以来陕西省开展吴宓研究的经过与实绩及未来规划作了详细介绍；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邓小军教授对吴宓诗作进行了笺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博士，陕西咸阳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阎淑侠副研究员、历史系许军娥讲师，四川粮食学校李伟民讲师等，还就吴宓主编的《学衡》杂志的办刊特色，《学衡》序跋与插图研究，以及吴宓的心路历程、读书生活等进行了探讨。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还寻访了吴宓踪迹，参观了吴宓先生在西南师范大学的旧居、吴宓任教的中文系以及吴宓先生1949年4月初到重庆执教过的相辉文学院和勉仁文学院（梁漱溟创办）遗址遗迹。大家一致提议保存吴宓旧居。西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本次会议组委会主任委员王长楷教授在大会闭幕词中，代表学校宣布：西南师大将永久保存校内文化村老一舍吴宓旧居，作为纪念、研究吴宓先生的一个永久场地；还将成立“吴宓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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